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七)

七、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一)出口商品

  唐代无论官营或私营丝织业都比较发达,产品种类甚多。少府监所属织染署所领织紝十作,内有八作:绢、絁、纱、绫、罗、锦、绮、繝。其中绢为丝织品的通称;絁为较粗的丝织物,又称绨;纱为绢中轻而细者;绫为细而薄之高级丝织物;罗为质地柔软、经纬线分明的丝织品;锦为用彩色经纬线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物;绮是素地织纹起花的丝织品;繝是织有锦文的丝织品。此外,还有紬、练、缣、绶、帛、縠、缟、素、纤、纨、紃等名称,大体上以丝的生熟、质地粗细、颜色不同而区分。[1]

  90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其《地理志》一书中,把中国陶瓷、中国丝、中国灯并列为三大名牌货[2]。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中国丝织品在海外市场极受欢迎。

  丝织品产地遍布全国,尤其以关东(河南、河北两道)、巴蜀(剑南道及山南道)及吴越地区为盛。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广东丝织业也有进步,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陶瓷是唐代新崛起的出口产品。当时邢州(今河北邢台)、越州(今浙江绍兴)、婺州(今浙江金华)、寿州(今安徽寿县)、岳州(今湖南岳阳)、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广东、浙江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唐代长沙窑产褐斑贴印葡萄纹瓷壶,广东揭西县灰寨出土(1975年,左);长沙铜官窑陶壶,印尼发现(右)(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

  印度尼西亚发现五代瓷器,与广州石马村五代墓葬所出同类器相同(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  

  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介绍,唐代中外海路所及的不少地方,都有唐瓷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出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长沙窑、越州窑产品。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发掘出晚唐越窑瓷器和长沙窑黄赫釉带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在伊拉克萨马腊遗址,出土过唐代瓷器残片。在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9—10世纪越窑产品出土。三上次男特别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却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3]。

  上世纪80 年代,考古工作着在珠江口的香山故镇濠潭遗址、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其中越窑系青瓷碗居多,饼足底和玉璧底造型,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4]

  除了丝织品、陶瓷之外,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中国出口商品还有铁、宝剑、马鞍、绥勒宾节(Silbinj,意为围巾、斗篷、披风)[Silbinj,S下面有一圆点]、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5]。

  (二)进口商品

  唐代进口商品,部分来自外国的“贡献”,多数来自外商的贩运。传统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仍占相当比重,此外多为各国珍异特产。

  史书记载,贞观时环王国献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诃陵元和时献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及异种名宝。堕和罗国贞观间献象牙、火珠。堕婆登国贞观中献古贝、象牙、白檀。天竺在贞观时献火珠、郁金、菩提树。波斯于天宝间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

  天宝二载,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购得岭南军舟一艘,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计有:

  备办海粮:[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豆皮三十石,牛酥一百八十斤,面五十石,干胡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香[捻]头一半车;漆合子盘卅具,兼将[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漆]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章疏等都一百部;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廿口,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钿经函五十口,铜瓶廿口;花氈廿四领,袈裟一千领,[裙]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卌口,大铜盘廿面,中铜盘廿面,少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三百面;白籐簟十六领,五[色]籐簟六领;麝香廿[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青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五[千]贯;罗补头二千枚,麻靴卅量,廗冒卅箇[6]。

  上述物品当然是鉴真一行自用,有些来自本国,有些则来自海外,亦可见当时市场与消费之一斑。

  唐代外国输进中国的药材大量增多。来自印度的有:胡椒、补骨脂(又作婆固脂、破故纸)、青黛(靛花)、郁金香、婆罗、天竺桂等。来自阿拉伯(大食)的有:珊瑚、琥珀、炉甘石、密陀僧、石硫黄、绿盐(石绿)、金钱矾、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莳萝(小茴香)、胡黄连、石蜜、阿月浑子、无石子(无食子、没食子)、阿魏、偏桃(婆淡、巴淡杏)、波斯枣(窟莽)、诃黎勒等。来自拂菻(拜占庭)的有白矾、阿勒勃、波罗蜜、槃砮嫱、齐暾(橄榄)、香齐(阿拉伯香膏)、阿驿(无花果)、指甲花、野悉密(素馨花)、柰祗(水仙)、阿勃参等[7]。

  (三)奴隶

  中古时期东西方各主要国家都进入封建社会,但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奴隶制残余,奴隶的使用与买卖相当普遍。在阿拉伯世界,奴隶的社会地位最低,伊斯兰教承认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奴隶的贩卖,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各地区兴旺的、发财的生意。美国东方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指出:

  从东非或中非贩来的奴隶,是黑色的;从中国突厥斯坦贩来的奴隶,是黄色的;从近东或东欧和南欧贩来的奴隶,是白色的。西班牙的奴隶,每个可以卖一千第纳尔,突厥奴隶每个只值六百。……

  作为征服的结果,曾有大量的奴隶涌入伊斯兰教帝国,那些奴隶究竟有多少,可以从下面被夸大的数字获得一个概念。据说穆萨从非洲俘获三十万人,他把五分之一的俘虏,献给了韦立德;他从西班牙哥德贵族的手中,俘获处女三万人;穆斯林的将领从突厥斯坦就俘获了十万人[8]。

  我国学者张星烺先生也指出:“阿拉伯人用黑奴,可详观其国著名小说《天方夜谭》”,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记唐末大食国巴斯拉大盐矿东非黑奴之乱,黑人打败官军,“掩袭巴斯拉,全城精华,悉为抢掠,杀戮人民,据最低之统计,被杀者亦达三十万。”前后十五年始平,黑奴在大食人数之多,势力之厚,亦可知矣。他还说;“唐代之昆仑奴,皆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9]。

  古代印度同样存在奴隶和奴隶买卖,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典籍都记载,奴dasa,婢称dasi。佛经《本生经》多次提到奴隶,以及强盗抢人勒索和卖人为奴隶。巴利文律藏提到三种奴隶:anto-jalako(奴隶所生的)、dhakkito(用钱买的)、karamara-nito(外国来的),《长部经》还记录有第四种:Saman dasavayam(志愿为奴的)。婆罗门教典籍如《摩奴法论》提到七种奴隶,《利论》提到十四种奴隶,《那罗陀法典》则提到十五种奴隶。这些古籍还有奴隶(人口)买卖的记录[10]。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吠舍釐国”条亦谓:“有奴婢,将卖人罪,与煞人罪不殊”[11]。

  在锡兰,无论宫廷、贵族家庭和寺院中,也有各种服役的奴隶,虽然他们可以赎买自己的自由,但地位是低下的[12]。东南亚各国奴隶制残余更为浓厚。因而有不少奴隶在国际贸易中被作为商品贩卖到各个国家。

  唐以前,岭南盛行掠卖奴隶之风。史载梁天监初,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历政以为常”[13]。《南史·萧劢传》称: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豪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劢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14]。

  萧劢为梁武帝从父弟、吴平侯萧景之子,中大通三年由豫章内史升任广州刺史,大同元年七月入为太子左卫率。引文中之俚人“生口”,往往被没为奴婢,或转卖他处。岭南酋帅由于拥有生口(即奴婢)、翡翠、珍珠、犀角、象牙等财富,因而称雄本地;朝廷授予官职,也得到贡献,因之得利[15]。

  唐代岭南奴隶买卖与蓄奴之风仍然颇盛。柳宗元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已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能胜皆屈为僮”[16]。韩愈亦谓:“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17]。《南海异事》记载广州有一种“指腹卖”的陋习:“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18]。

  一些北方人到广东当官,“京师权门多托买南人为奴婢”[19]。自然助长了努力买卖之风,以致于朝廷屡加禁止,但效果不佳。

  广州的奴隶贸易,除本国奴隶之外,有些是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土人(马来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或“昆仑奴”。《旧唐书》谓: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20]。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唯此昆仑,头卷体黑”[21]。张籍《昆仑儿》诗云: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逰。语言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22]。

  广州富家豪门更多蓄奴婢,不乏黑奴,至宋代犹然。朱彧《萍洲可谈》谓:“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23]。

  另外,唐代一些国家把奴隶作为贡品进献唐朝,如扶南在武德、贞观间曾献白头人,诃陵在元和时进僧祇奴,室利佛逝于开元时进侏儒、僧祇女,获得唐朝回赐,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商品交易。奴隶贸易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但在古代世界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注释:

[1] 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5页。

[3] 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4] 政协珠海市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编辑委员会编:《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041—042页。

[5]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第73页。

[6]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47—48页。

[7]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192页。

[8] 希提(Philip  K. 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18—119页。中国突厥斯坦,即东突厥斯坦,属我国新疆,别名天山南路。

[9]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580页。

[10]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63页。

[11]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页。

[12] 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著,李荣熙译:《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75页。

[13]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3年;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年。

[14] 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吴平侯景附子劢传》,中华书局,1975年。

[15] 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99—100页。

[16]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七《童区寄传》。

[17]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

[18]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蛮夷四·南海人》。

[19]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孔巢父附子戣传》。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林邑传》。

[21] 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卷一,第17页。

[2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五。

[23] 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鬼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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