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七）
七、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一）出口商品
唐代无论官营或私营丝织业都比较发达，产品种类甚多。少府监所属织染署所领织紝十作，内有八作：绢、絁、纱、绫、罗、锦、绮、繝。其中绢为丝织品的通称；絁为较粗的丝织物，又称绨；纱为绢中轻而细者；绫为细而薄之高级丝织物；罗为质地柔软、经纬线分明的丝织品；锦为用彩色经纬线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物；绮是素地织纹起花的丝织品；繝是织有锦文的丝织品。此外，还有紬、练、缣、绶、帛、縠、缟、素、纤、纨、紃等名称，大体上以丝的生熟、质地粗细、颜色不同而区分。[1]
90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其《地理志》一书中，把中国陶瓷、中国丝、中国灯并列为三大名牌货[2]。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中国丝织品在海外市场极受欢迎。
丝织品产地遍布全国，尤其以关东（河南、河北两道）、巴蜀（剑南道及山南道）及吴越地区为盛。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广东丝织业也有进步，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陶瓷是唐代新崛起的出口产品。当时邢州（今河北邢台）、越州（今浙江绍兴）、婺州（今浙江金华）、寿州（今安徽寿县）、岳州（今湖南岳阳）、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广东、浙江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唐代长沙窑产褐斑贴印葡萄纹瓷壶，广东揭西县灰寨出土（1975年，左）；长沙铜官窑陶壶，印尼发现（右）（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
印度尼西亚发现五代瓷器，与广州石马村五代墓葬所出同类器相同（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
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介绍，唐代中外海路所及的不少地方，都有唐瓷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出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长沙窑、越州窑产品。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发掘出晚唐越窑瓷器和长沙窑黄赫釉带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在伊拉克萨马腊遗址，出土过唐代瓷器残片。在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9—10世纪越窑产品出土。三上次男特别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却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3]。
上世纪80 年代，考古工作着在珠江口的香山故镇濠潭遗址、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其中越窑系青瓷碗居多，饼足底和玉璧底造型，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4]
除了丝织品、陶瓷之外，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中国出口商品还有铁、宝剑、马鞍、绥勒宾节（Silbinj，意为围巾、斗篷、披风）[Silbinj，S下面有一圆点]、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5]。
（二）进口商品
唐代进口商品，部分来自外国的“贡献”，多数来自外商的贩运。传统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仍占相当比重，此外多为各国珍异特产。
史书记载，贞观时环王国献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诃陵元和时献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及异种名宝。堕和罗国贞观间献象牙、火珠。堕婆登国贞观中献古贝、象牙、白檀。天竺在贞观时献火珠、郁金、菩提树。波斯于天宝间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
天宝二载，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购得岭南军舟一艘，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计有：
备办海粮：[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豆皮三十石，牛酥一百八十斤，面五十石，干胡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香[捻]头一半车；漆合子盘卅具，兼将[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漆]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章疏等都一百部；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廿口，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钿经函五十口，铜瓶廿口；花氈廿四领，袈裟一千领，[裙]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卌口，大铜盘廿面，中铜盘廿面，少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三百面；白籐簟十六领，五[色]籐簟六领；麝香廿[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青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五[千]贯；罗补头二千枚，麻靴卅量，廗冒卅箇[6]。
上述物品当然是鉴真一行自用，有些来自本国，有些则来自海外，亦可见当时市场与消费之一斑。
唐代外国输进中国的药材大量增多。来自印度的有：胡椒、补骨脂（又作婆固脂、破故纸）、青黛（靛花）、郁金香、婆罗、天竺桂等。来自阿拉伯（大食）的有：珊瑚、琥珀、炉甘石、密陀僧、石硫黄、绿盐（石绿）、金钱矾、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莳萝（小茴香）、胡黄连、石蜜、阿月浑子、无石子（无食子、没食子）、阿魏、偏桃（婆淡、巴淡杏）、波斯枣（窟莽）、诃黎勒等。来自拂菻（拜占庭）的有白矾、阿勒勃、波罗蜜、槃砮嫱、齐暾（橄榄）、香齐（阿拉伯香膏）、阿驿（无花果）、指甲花、野悉密（素馨花）、柰祗（水仙）、阿勃参等[7]。
（三）奴隶
中古时期东西方各主要国家都进入封建社会，但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奴隶制残余，奴隶的使用与买卖相当普遍。在阿拉伯世界，奴隶的社会地位最低，伊斯兰教承认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奴隶的贩卖，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各地区兴旺的、发财的生意。美国东方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指出：
从东非或中非贩来的奴隶，是黑色的；从中国突厥斯坦贩来的奴隶，是黄色的；从近东或东欧和南欧贩来的奴隶，是白色的。西班牙的奴隶，每个可以卖一千第纳尔，突厥奴隶每个只值六百。……
作为征服的结果，曾有大量的奴隶涌入伊斯兰教帝国，那些奴隶究竟有多少，可以从下面被夸大的数字获得一个概念。据说穆萨从非洲俘获三十万人，他把五分之一的俘虏，献给了韦立德；他从西班牙哥德贵族的手中，俘获处女三万人；穆斯林的将领从突厥斯坦就俘获了十万人[8]。
我国学者张星烺先生也指出：“阿拉伯人用黑奴，可详观其国著名小说《天方夜谭》”，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记唐末大食国巴斯拉大盐矿东非黑奴之乱，黑人打败官军，“掩袭巴斯拉，全城精华，悉为抢掠，杀戮人民，据最低之统计，被杀者亦达三十万。”前后十五年始平，黑奴在大食人数之多，势力之厚，亦可知矣。他还说；“唐代之昆仑奴，皆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9]。
古代印度同样存在奴隶和奴隶买卖，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典籍都记载，奴dasa，婢称dasi。佛经《本生经》多次提到奴隶，以及强盗抢人勒索和卖人为奴隶。巴利文律藏提到三种奴隶：anto-jalako（奴隶所生的）、dhakkito（用钱买的）、karamara-nito（外国来的），《长部经》还记录有第四种：Saman dasavayam（志愿为奴的）。婆罗门教典籍如《摩奴法论》提到七种奴隶，《利论》提到十四种奴隶，《那罗陀法典》则提到十五种奴隶。这些古籍还有奴隶（人口）买卖的记录[10]。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吠舍釐国”条亦谓：“有奴婢，将卖人罪，与煞人罪不殊”[11]。
在锡兰，无论宫廷、贵族家庭和寺院中，也有各种服役的奴隶，虽然他们可以赎买自己的自由，但地位是低下的[12]。东南亚各国奴隶制残余更为浓厚。因而有不少奴隶在国际贸易中被作为商品贩卖到各个国家。
唐以前，岭南盛行掠卖奴隶之风。史载梁天监初，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历政以为常”[13]。《南史·萧劢传》称：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豪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劢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14]。
萧劢为梁武帝从父弟、吴平侯萧景之子，中大通三年由豫章内史升任广州刺史，大同元年七月入为太子左卫率。引文中之俚人“生口”，往往被没为奴婢，或转卖他处。岭南酋帅由于拥有生口（即奴婢）、翡翠、珍珠、犀角、象牙等财富，因而称雄本地；朝廷授予官职，也得到贡献，因之得利[15]。
唐代岭南奴隶买卖与蓄奴之风仍然颇盛。柳宗元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已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能胜皆屈为僮”[16]。韩愈亦谓：“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17]。《南海异事》记载广州有一种“指腹卖”的陋习：“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18]。
一些北方人到广东当官，“京师权门多托买南人为奴婢”[19]。自然助长了努力买卖之风，以致于朝廷屡加禁止，但效果不佳。
广州的奴隶贸易，除本国奴隶之外，有些是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土人（马来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或“昆仑奴”。《旧唐书》谓：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20]。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唯此昆仑，头卷体黑”[21]。张籍《昆仑儿》诗云：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逰。语言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22]。
广州富家豪门更多蓄奴婢，不乏黑奴，至宋代犹然。朱彧《萍洲可谈》谓：“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23]。
另外，唐代一些国家把奴隶作为贡品进献唐朝，如扶南在武德、贞观间曾献白头人，诃陵在元和时进僧祇奴，室利佛逝于开元时进侏儒、僧祇女，获得唐朝回赐，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商品交易。奴隶贸易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但在古代世界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注释：
[1] 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5页。
[3] 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4] 政协珠海市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编辑委员会编：《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041—042页。
[5]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第73页。
[6]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47—48页。
[7]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192页。
[8] 希提（Philip K. 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18—119页。中国突厥斯坦，即东突厥斯坦，属我国新疆，别名天山南路。
[9]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580页。
[10]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63页。
[11]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页。
[12] 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著，李荣熙译：《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75页。
[13]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3年；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年。
[14] 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吴平侯景附子劢传》，中华书局，1975年。
[15] 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99—100页。
[16]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七《童区寄传》。
[17]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
[18]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蛮夷四·南海人》。
[19]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孔巢父附子戣传》。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林邑传》。
[21] 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卷一，第17页。
[2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五。
[23] 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鬼奴》，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