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与临淄齐国都城的相关探讨

  《考工记》是我过国最早的一部手工业生产技术专著。明人茅兆海在为徐光启的《考工记解》所作的跋文中称:“以故于器用舟车水火木金之属,资于庙算事务者,率皆精究形象,以为决胜之图,缙绅先生能言之矣。然逆流寻源皆以为《考工记》为星宿海。”认为《考工记》为古代科技渊源之“星宿海”。[1]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认为《考工记》是“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的文献。”而《考工记》中有关“匠人营国”的论述,则是最早的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的文献。它对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建筑布局、建筑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古都史的研究中也弥足珍贵。本文就《考工记》与齐国临淄都城的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考工记》与齐国的关系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有周代成书说,春秋成书说,战国成书说,也有持秦汉成书说者。[2]而以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或东周时期则较为公允。

  对其成书地点,也尚无定论。如一种观点认为《考工记》是周朝遗文[3],似可理解为成书于周王朝的京畿地区。但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这一观点的形成也经历有很长一段历史。

  就所见文献看,最早提出《考工记》为齐人所作者是南宋学者林希逸,他在《鬳斋考工记》(卷上)中很肯定地说:“《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盖言语似《榖梁》,必先秦古书也。”清代大儒江永又较详细地论证道:“《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汶,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 [4]江永根据《考工记》提到的地名及方言认定《考工记》为齐人所作,并明确提出是“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也就是说是齐国精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为。段玉裁在《周礼汉读考》中也说“盖齐人所记,故汶、济皆齐水,戚、终古,皆齐语。”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林希逸和江永的观点。

  郭沫若先生也很关注《考工记》一书,他在1944年所作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肯定了《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观点,并进一步明确提出“《考工记》是春秋年间的齐国的官书。”到了1947年他又在《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一文中修订为“《考工记》实系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他的理由是:第一,《考工记》中所提到的国名中没有齐,却载有齐鲁间的水名;第二,文中多用齐国方言;第三,《考工记》中的衡量是齐制。[5]郭沫若的观点言之有据,在学术界产生有重要影响。

  以上对《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观点的论证都紧紧围绕在《考工记》经文本身,这些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结合齐国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考量,就不难看出《考工记》产生在齐国绝非偶然。因为齐国是最早以工商立国的国家。自姜太公封于齐,即以临淄为国都,他制定了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政策,“劝其女功,极技巧。” 这实际上是利用官府的力量,扶持纺织业,鼓励提高纺织技艺,使纺织品的质量精益求精,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这样做的效果确实十分显著,“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6]史载齐国的纺织品有冰纨,绮绣(即薄绢)、缯绸、絺、阿锡、绨等近20个品种。其中最有名的丝织品当属“齐纨”和“阿锡”;齐纨是临淄出产的细绢;阿锡是齐地东阿出产的细缯;西周时期即为名贵产品,不仅贡与宫廷,还成为赠赐、贸易的重要商品。史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7] 齐国从一个“”地瀉卤,人民寡”的弱小国家,一跃而成为“海岱之间敛袂而朝焉” [8]的大国,是和姜太公确立的以工商立国的基本国策分不开的。

  齐桓公时,以管仲为相,延续了工商立国的国策,并有所发展。管仲制定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方针,主张工、商都应各聚其地,世代各司其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 对工匠:“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9]管仲主张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匠人,应当世代守业,父子相传。这样做不但可使其安分守己,而且更利于技术的传授及传承,技艺的精湛和提高。“处工,就官府”,就是由国家来统一管理手工业。齐国专门设立有管理工业生产的机构和官员。投奔齐国的陈厉公少子陈完,就曾被齐桓公任用为齐国的“工正”,掌管“百工”事务,陈完就是后来“田氏代齐”之田氏始祖。这正和《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10]的记载相吻合。正是由于齐国工业兴盛,商业繁荣,使得国力大增,终成霸业,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11]。

  齐国手工业的发达也得到了考古学的明证。《考工记》以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车的制造技术。1990年在临淄齐故城隔淄河相望的齐陵镇后李官庄村发现春秋早期的2座车马坑。1号坑全长31米,宽4米,殉车10辆,马32匹。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坑长8米,宽3米,殉车3辆,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后李官庄村春秋车马坑其规模之大、时代之早、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国内尚属少见,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2]在同一年,考古工作者还在临淄齐故城东南约7.5公里处的淄河店战国墓群的二号墓内出土有20余辆独辕马车, 可分为战车、安车、栈车等类型,随葬的铜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13]齐国号称“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但使古文献的记载得到验证,也正为《考工记》对车连篇累牍的记载找到了证据。此外,在临淄齐故城及齐国境内发现的丰富的冶铜、铸币、铸镜、纺织、治陶、治漆等遗迹和遗物,都说明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所在,也是《考工记》这部手工业技术专著得以产生的重要来源。因此,齐国确属《考工记》的故乡。

二、临淄齐国都城的结构布局与《考工记》营国制度的的关系

  《考工记》中的《匠人》篇,是我国最早记录都城营造布局及建筑技术等的文献。《考工记》既然是齐国著作,作为齐国国都的临淄城当与之有密切的关系。在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发现的齐国故城遗址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临淄故城兴建于齐献王元年(公元前859),历经齐桓公的崛起、田氏代齐的转折、齐威王和宣王时的繁盛直至齐王建的亡国,作为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描述宣王时临淄城的繁盛景象道:“临葘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葘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葘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葘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14]。苏秦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作为东方大都市临淄当年的富裕繁华景象。

  经考古发掘,可知临淄故城由大、小两座城垣构成。大城大部分修筑于春秋时期,小城主要是战国时期的宫城。

  大城的平面布局:城垣呈不规则的竖长方形,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3.5公里,总周长达21余公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东城墙长5205米,西城墙长2821米,北城墙长3316米,南北墙外有护城壕,东西两侧以淄河、系水为天然城壕。东城垣依淄河修筑,曲折不齐,多达9处拐弯,北城垣也有3处拐弯,西、南城垣呈直线。

  大城的城门和道路:已发现7座城门,东门2座,西门1座,北门2座,南门2座,各门道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宽者达21米。

  大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东北部、中部、偏西部。

  小城的平面布局: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部,平面为纵长方形,周长为7公里,南北城垣长2.5公里,东西宽约1.7公里。东城墙长2195米,西城墙长2274米,南城墙长1402米,北城墙长1404米。东城墙沿淄河西岸梯形而筑,西有系水。南北有护城河,西城垣有2处拐弯。

  小城的城门和道路:已发现5座城门,东门1座,西门1座,北门1座,南门2座,北门、东门通向大城的道路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宽者达21米。

  小城的宫殿区:位于北部的桓公台和东北隅的金銮店一带。

  小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宫城的东部、西部和南部。[15]

  《考工记》对国都的营建作了规定,主要包括国都的形制、城门设置、王宫位置、道路状况以及手工业、集市和居民区的分布等。《考工记》之“匠人营国”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6] 按照《考工记》的规制,王城的结构布局如下:

  城垣平面形制: 轮廓为规则四方形,周长9公里。

  城门设置:每边城墙设3座城门,四边城墙共设12座城门。

  宫城位置:位于整个王城的正中心,呈正方形,其南北中轴线为整个王城的主轴线。

  外朝和后市位置:外朝位于紧邻宫城的正前面,后市位于远离宫城的正后方。

  宗庙和社稷坛位置:宗庙在宫城前面左方,社稷坛在宫城前面右方。

  城中道路布局:南北经道3条,每条三涂,合为9涂;东西纬道3条,每条三涂,也为9涂。经纬干道与城门贯通。

  让我们拿《考工记》的国都规制与临淄故都相比较,看看他们之间的异同:

  第一,就王城的平面布局来看:春秋大城的平面布局呈不规则的竖长方形,周长21公里,与《考工记》的城垣平面轮廓为规则的四方形、周长9公里的规制显然不符。战国小城的平面布局呈纵长方形,周长为7公里,与《考工记》的规定也不吻合。

  第二,就城门和道路的建制来看:大城发现城门7座,其中东门2座,西门1座,北门2座,南门2座,各门道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与《考工记》每边城墙设3座城门,四边城墙共设12座城门;城中道路经道3条9涂,纬道3条9涂,有很大不同。小城的城门5座,其中东门1座,西门1座,北门1座,南门2座,北门、东门的道路都与东西、南北干道连接。这也与《考工记》的记载有很大区别。

  第三,就宫城位置来看:由于缺乏考古材料,大城王宫的方位还不好确定。据专家推测,宫城位于王城略偏南的方向,略呈夸张的7字形,其南北中轴线与整个王城的主轴线不相合。[17]小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北部和东北部一带。这都和《考工记》宫城位置应位于整个王城的正中心、呈正方形、其南北中轴线为整个王城的主轴线的规定相脱节。

  第四,就后市位置来看:大城和小城都未发现确定的集市区,但可根据手工业作坊的位置来推测,因为手工业作坊应与集市区相去不远。大城的手工业作坊区零散地分布在城内的东北部、中部及偏西部。小城的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宫城的东部、西部和南部。这都非《考工记》所规定的后市应位于远离宫城的正后方。

  我们由上不难看出,无论是春秋时的临淄故都大城,还是战国时的临淄故都小城,都与《考工记》中营国制度的规定相差很远。按照一般的推论,作为《考工记》产生故乡的齐国,其都城建制应直接受到《考工记》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事实竟出乎人们的预料呢?

三、《考工记》与齐国临淄城的相关思考

  《考工记》的营国制度与临淄故都的差异可作如下分析:

  (一)《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是齐国文人学士立都建国的理想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激荡,百家争鸣,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诸子百家都在寻求一统天下的方略,其中也包括统一王朝都城的规模和形制。《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有可能是齐国“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所提出的未来一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蓝图。如孔子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 [18]老子的理想王国是“小国寡民”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9]

  孔子的理想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他也有自知之明,只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0]老子的理想国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价值和影响。《考工记》的营国制度也是如此,由于缺乏实现它的相关条件,这张蓝图非但不为东周王国所采纳,即使在齐国,也被束之高阁。[21]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称它为独具匠心的伟大创造的评价。

  (二)管子不拘一格的营国主张

  管子可称之为齐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对营建国都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不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22]这种顺应自然、不拘一格、讲求实际的营国主张,对齐国临淄城的兴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临淄城东临淄河中游,西依系水源头,南距泰沂山脉中段鲁山约10公里,建于山前冲积平原之上。[23]依山伴水,无干旱水涝之患,充分体现了管仲的营国思想。这是和《考工记》风格迥异的营国理念。齐国临淄城的建设选择了管子而非《考工记》的建国蓝图,是十分睿智和实际的抉择。

  (三)一统天下与《考工记》营国主张得以实现

  《考工记》营国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没能得以实施,但到了汉唐国家高度发达的封建盛世终于得以实施,这是高度统一的国家体制为其提供了条件,而辽阔无垠的版图,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兴建更是严格遵循了《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明清北京城以皇宫紫禁城为全城的中心,前为朝,后为市,左为宗庙,右为社稷;宫城内前为治朝,后为寝宫;以五门三朝为主轴线,祖社、里坊、郊坛沿主轴线对称排开;采用棋盘式的道路网,环绕宫城对称布置。[24]这正和《考工记》营国制度相吻合。恰好表明《考工记》营国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生命力。

  (四)临淄故城的“跃位”并不影响《考工记》为齐国著作的历史地位

  临淄故城的建筑布局的形成是齐人因地制宜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考工记》营国制度则是齐人对未来都城描绘的宏伟蓝图,二者并无矛盾。因此,这并不影响《考工记》为齐人所作的推测和结论。

参考文献:

[1]《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册。

[2]李秋芳:20世纪《考工记》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5期。

[3]刘洪涛《考工记》不是齐国官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4]《周礼疑义举要》卷六。

[5]郭沫若:《天地玄黄》,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05页。

[6]《史记·货殖列传》。

[7]《史记·齐太公世家》。

[8]《史记·货殖列传》。

[9]《史记·货殖列传》。

[10]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1]《史记·管晏列传》。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421页。

[1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00年第10期。

[14]《史记·苏秦列传》卷六十九。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03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00页。

[16]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17]曲英杰:《齐国都城临淄》,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8]《礼记·礼运》。
[19]《老子·八十章》。

[20]《论语·宪问》。

[21]《管子·乘马》

[22]孙丽娟、李书谦:《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24]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Comments are closed.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