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罗马”：观念的变化与调整
文明转型期：古希腊、罗马帝国演进规律及特点（专题讨论3）
主持人：杨共乐
【主持人语】古代世界各文明转型时期的历史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专题从不同的角度对古希腊、罗马等若干转型时期的历史现象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王大庆分析了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面临的困境与趋势，指出陷入危机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像共和末期的罗马那样建立帝国的条件和动力。杨共乐分析了经济因素在罗马由共和政体向元首政体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政体的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刘林海分析了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的观念，指出虽然“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并没有随着罗马的衰亡而消失，甚至有所强化，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随着现实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是与罗马历史传统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点相一致的。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帝国的命运及走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3世纪中期以后，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呈现出内忧外患并存的局面。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危机始终没有消除。除了连绵的内战之外，罗马人还要应付不断渗入帝国境内的蛮族，尤其是日耳曼人。随着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境内，罗马的政治等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军队的蛮族化，蛮族将领不但控制了帝国军事，而且还控制了帝国皇帝的废立，成为帝国政治乃至命运的决定者。382年以后，日耳曼人开始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政权。到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的西部已经被几个日耳曼人政权瓜分殆尽，罗马人自己的皇帝统治的局面也不复存在。这些日耳曼人的政权不但瓦解了西部的帝国，而且奠定了未来欧洲尤其是西欧历史发展的基础。
长期以来，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各蛮族被视为罗马帝国历史的终结者。18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提出蛮族的入侵是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可。当然，吉本的观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争论，如蛮族入侵到底是帝国衰落的原因还是结果，入侵是否终断了罗马帝国的体制，是否存在入侵问题等。这些研究对于全面认识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非常必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问题的讨论上很少发掘或分析时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罗马帝国的命运是现代学术界关心的问题，但它首先是当时人关注的问题。对于生活在罗马帝国后期的人来说，这一系列巨大变动意味着什么，帝国是否灭亡了？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对罗马人的“永恒的罗马”观念作初步分析，以透视历史转型时期的复杂性特点。
一
在罗马人眼中，罗马城是罗马人的历史舞台，是罗马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世界的中心，更是永恒之城。
罗马人的政权是从罗马城内的七个小山村联合发展起来的，期间经历了王政、共和及帝国三个阶段。从传说中的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开始到罗马人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前后经历了约七百多年。这期间，罗马也从地中海默默无闻的蕞尔小邦逐渐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主人，进而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霸主。除了对财富的渴求外，强大的军事实力、对神虔诚的信仰及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罗马人不断开拓疆土的重要动力。随着罗马人的不断成功，他们逐渐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和自信心。罗马人非常珍视自己的公民身份，不轻易把它授予非罗马人。他们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不但明确区分公民与非公民，而且还将公民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公元前1世纪，随着罗马领土的急剧扩张，罗马的共和体制出现危机，罗马内部也陷入内战之中。到公元前27年，屋大维战胜了所有对手，成为罗马政权的主宰者。随着他建立元首政治，罗马也完成了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过程。罗马的历史从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与帝制相伴出现的是罗马人的“永恒的罗马”①的观念。在经历了共和国末期的剧烈动荡与苦难后，在屋大维的统治下，罗马帝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期，也就是罗马和平(pax Romana)或奥古斯都和平(pax Augusta)。在奥古斯都的支持与推动下，罗马的文化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罗马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历程，并试图进行新的定位，而“永恒的罗马”观念的出现与流行，则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之一。
据研究，在罗马最早明确提出“永恒的罗马”的是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诗人提布鲁斯(前54-前19年)，他把罗马称为“我们永恒的城市”[1]。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同时期的奥维德、李维和维吉尔等人的著作中。李维在其著作《罗马史》中多次提到罗马是不可战胜的、永恒的城市[2]。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当属著名诗人维吉尔。维吉尔受奥古斯都之命创作《埃涅阿斯》，在这部历时十一年的著作中，他不但通过史诗的方式为罗马人树碑立传，而且把罗马人描绘为“世界的君主”，赋予罗马帝国无限的寿命和永恒的统治权[3]。永恒的罗马，既是维吉尔对奥古斯都伟大业绩的赞颂，也是罗马人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扩张和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自我定位与心理写照。在罗马人的霸业下，罗马长期成为无忧的不设防城市。在罗马人眼里，罗马城就是罗马的象征，永恒的罗马则意味着永恒的帝国，罗马人的统治将永存，罗马永远不会灭亡。
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在公元1世纪逐渐与元首崇拜结合起来，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象征，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和平事业使他逐渐被神化，成为人民崇拜的对象。有学者提出，元首及其家族成员也逐渐被视为具有佑护功能的神，不但要庇护人民，而且要保佑国家的和平与安宁。元首不但是国家政治的中心，而且是帝国的象征，同时成为罗马和平、永恒的象征。与此相应的是，“奥古斯都保佑”的字眼儿也出现在元首铸造的钱币上。在这个神化的过程中，罗马城、元首、帝国、永恒之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甚至同义词，“元首保佑的目的就在于罗马人民的永恒”[4]。与此同时，“永恒的罗马”的观念也随着对罗马女神的崇拜和对皇帝的个人崇拜逐渐被神化。从屋大维统治时期开始，罗马女神就被作为神崇拜。他下令在东方的一些行省修建罗马女神的神庙，供客居的罗马人崇拜之用。弗拉维王朝时期，罗马女神的崇拜在帝国境内普及。哈德良在位期间，他在罗马修建了维纳斯和罗马的神庙，并将“永恒之城”刻在神庙和他的铸币上，从而开创了永恒之城的历史。这种风气也逐渐曼延到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5](P44—46)。到公元1世纪中后期，永恒之城、永恒的罗马、帝国永恒之类的语词出现在钱币、铭文、法律文书及其他公私文献里面，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后期，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并没有消失。虽然从公元3世纪危机开始，罗马就不断陷入内忧外患之中，罗马帝国也渐趋衰退。但是，永恒的罗马之类的字眼儿仍然普遍出现在奥索尼乌斯、西马库斯、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等帝国后期信奉罗马传统宗教的作家的著作中[6](P36—38)，并对此充满了信心。在阿米阿努斯·马塞里努斯的眼里，罗马仍是无可争议的“永恒之城”，只要人类存在，罗马就会长盛不衰[7]。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率军攻陷罗马，打破了罗马城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给罗马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基督教著名的教父哲罗姆哀叹全球最明亮的光线熄灭了，罗马帝国失掉了首脑，全世界随一个城市灭亡了，并难以置信建立在征服全世界基础之上的罗马竟然陷落。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圣奥古斯丁则多次就这个问题进行布道[8]。信奉传统罗马神的人们虽然也同样对罗马的陷落感到震惊，并谴责背离传统信仰的行为，但对永恒的罗马的信心似乎并未丧失。诗人鲁提里乌斯在公元416年的著作中仍然对此信心十足[9](P47—48)。整体而言，在此后的文献、钱币铭文中，永恒的罗马之类的字眼儿仍然非常多，编撰于438年的《狄奥多西法典》中就有不少例子，在它的序言中就使用了“永恒之城”[10](P3)。即便在西部帝国的皇帝被废黜，西部帝国的领土被几个蛮族政权瓜分以后，永恒的罗马的观念还存在，就连日耳曼人也承认这一点。东哥特人国王提奥多里克在请求芝诺皇帝允许其攻打意大利时就称罗马为“世界之首和主妇”[11]。
二
虽然永恒的罗马观念在西部帝国解体后仍然保留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变化。实际上，随着罗马历史的推进，这种观念也不断得到调整。
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在字面儿上虽然以罗马城为对象，但它在人们观念中更多是指代整个帝国和皇帝的统治。罗马是帝国的首都，是元首或皇帝统治机关的所在地。公元3世纪危机之前，帝国的重心在意大利本土，罗马是独一无二的中心。随着罗马与各蛮族战争的加剧，帝国东部边疆的重要性凸显。为了应付频繁的边患，帝国的皇帝们也常驻边疆。在这种形势下，罗马作为首都的地位开始下降，许多元首在位期间很少甚至不到罗马来。四帝共治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削弱了罗马的重要性。随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迁都新城，帝国重心东移彻底实现。罗马虽然仍是西部帝国的都城，但并不长久。公元4世纪末，在蛮族侵袭的浪潮中，西部帝国的都城先迁米兰，再迁拉文纳，罗马则成为名副其实的故都和废都。与此相对应的是新都君士坦丁堡，它不但取代罗马成为帝国的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且被称为第二个罗马或新罗马。新罗马与旧罗马一样建在七个山头上，分成十四个区，其建筑设施完全仿照罗马城，这里的居民享受与罗马城居民一样的特权。帝国的臣民甚至用“城市”一词指代它，而这曾经是罗马城的专称。罗马的永恒之城的称号虽然仍在沿用，但对罗马城而言，其实际意义是在不断减弱的。永恒的罗马理念的象征逐渐转到了君士坦丁堡身上，尽管它并没有直接用永恒之城的名号。它通过第二罗马或新罗马的称号，继承和延续了帝国永恒的内涵，因为作为新的首都，它将与皇帝的统治一起永久存在。这种转换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罗马城在经历了阿拉里克和盖萨里克等蛮族的劫掠后，“永恒的罗马”等字眼儿仍然存在，也可以说明为何公元476年罗马人的皇帝罗慕路斯被废黜的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他们看来，罗马并没有灭亡，灭亡的是旧的罗马，它的生命在新罗马那里得到了更新，罗马政权和皇帝仍然存在。
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在古典后期不但没有消失，恰恰相反，这种观念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是其不断调整的第二个方面。
永恒的罗马的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罗马信仰基础之上的。罗马人所获得一切包括帝国的和平都被视为罗马诸神保佑的结果，是诸神对罗马人虔诚敬神的回报。罗马传统的信仰是多神教，这种多神信仰随着基督教在帝国的兴起逐渐受到挑战。基督教是一神教，把多神信仰斥为迷信和偶像崇拜。虽然最初的基督徒并不反对罗马的统治，但在对帝国的认识与定位上并不高。在早期基督教的文献中，罗马被视为新巴比伦，是邪恶的代表和化身。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沿用了《旧约》、《但以理书》中的帝国演进理论，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成四大帝国，罗马及其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则普遍被视为最后一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和基督的敌人，它将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临而灭亡，世界也随之进入末日。
不过，基督教这种认识随着帝国对教会态度的转变出现了变化。在经历了公元4世纪初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后，基督教在公元313年获得了合法地位。君士坦丁依靠基督教的帮助独享罗马政权后，更是采取大力扶持基督教的政策。他本人则在去世之前受洗入教，成为第一个受洗入基督教的罗马人皇帝。到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基督教由合法的特权宗教上升为国教。在这种背景下，教会内部的神学家开始重新定位罗马帝国。与以往不同的是，罗马帝国不再是基督的敌人，而是上帝医治世界分裂的工具，罗马的和平是救世主降临的准备，是基督教信仰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许多教会神学家看来，罗马帝国与耶稣基督开创的未来王国之间存在积极的内在关联，皇帝成了教会在尘世的代理与保护者[12]。虽然基督教神学家对于罗马帝国在上帝计划中的角色与地位有不同的观点，但在罗马将与世界相始终这一点上是没有异议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在赋予罗马崇高的现实和宗教使命的同时，还把它神圣化了，使得永恒之城又多了一个“神圣之城”称号[13](P49—60)，从而使二者合为一体，大大强化了其合法性基础。
罗马帝国后期对于永恒的罗马观念的调整并非偶然，除了现实因素之外，罗马人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罗马的传统中，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一方面，罗马人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非常强调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区别，非常强调血统和出身的重要性。罗马人垄断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这种特点也渗透到罗马人内部组织中。罗马人内部政治资源的分配是按照血统加财产的原则进行的，在法律上有着明确规定。不同等级所具有的政治权限和地位不同，不能逾越。这使得公民内部各等级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封闭性。正因如此，罗马人长期不愿意开放公民称号；另一方面，罗马人在实践中却又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罗马人通过授予公民称号或元老称号等方式，奖励那些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这就为非罗马人或外国人成为罗马人创造了条件，也使罗马人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这类的例子非常多。此外，通婚和过继等方式也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马的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种特点在帝国时代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元首和皇帝家族里面。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罗马人对自己的神情有独钟，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群体，但他们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排斥异教信仰。随着帝国的发展，异教信仰的成分也被纳入其中，并冠以罗马人的宗教或信仰的名义。可以说，这种二重性特点是罗马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其长期保持活力的必要前提。
就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观念而言，也是如此。一方面，它是相对封闭的、不变的。虽然经历了包括罗马陷落和政权覆灭等巨大灾难，这种观念仍然没有消失；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呈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在帝国重心转移、宗教信仰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其具体表现方式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注释：
①罗马人习惯上把“城市”作为罗马的代名词使用。
参考文献：
[1]Kenneth J. Pratt, Rome as Eter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6，No. 1(Jan.-Mar.，1965)，p.26.提布鲁斯著作英文译本参见：The Elegies of Tibullus, Theodore C. Williams tran., The Gorham Press, Boston 1905，Ⅱ.5，23.
[2]Livy, History of Rome, B. O. Foster, tran. , vol. Ⅱ, vol. Ⅲ, vol. V, vol. Ⅷ,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1923, 1929, 1949, iv. 4, 4; v. 7, 10; xxii. 16, 12; xxviii. 28, 11.
[3]Virgil, Aeneid, H. Rushton Fairclough, tran., vol. I, Loeb Classci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38, I. 282.
[4]Martin Percival Charlesworth, Providentia and Aeternitas,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Vol. 29, No. 2(Apr., 1936).
[5]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acr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25(1894).
[6]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acra.
[7]Ammianus Marcellinus, Roman History, vol. 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35, XⅣ. 6, 3; XV. 7, 10.
[8]Theodore S. De Bruyn, Ambivalence Within a “Totalizing Discourse”: Augustine’s Sermons on the Sack of Rome,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vol. 1:4(1993).
[9]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acra.
[10]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Clyde Pharr, tran. ,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New Jersey, 2001.
[11]Jordanes, Getica,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tr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15, P.291.
[12]R. H. Markus, The Roman Empire in Early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From Augustine to Gregory the Great, History and Christianity in Late Antiquity, Variorum Reprints, London, 1983, Ⅳ.
[13]F. G. Moore, On Urbs Aeterna and Urbs Scara.
来源：《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