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五）

五、蕃商、蕃坊与外侨管理

　　唐朝以富强文明闻名世界，对海外有强大的吸引力。大批海外人士重译而至，游历、经商、学习，有些还参加科举，在唐朝当官。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指出：唐朝随着国势的昌盛，东西交通日益频繁，很多外国使者和商贾来到唐朝，而唐朝对此采取相当开放的政策，虽属外国人，只要是人才，便尽量加以任用。日本的安倍仲麻吕和藤原清和在唐朝任官，只是在日本历史中当作罕有的事迹来宣传，而在唐朝却是寻常的事情，印度、西域、波斯、大食等外国人在唐朝任官的多得很[1]。贞观九年，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杜尔率部内属，官拜左骑卫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兵于苑内[2]。波斯王子卑路斯国亡来唐，高宗拜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左威卫将军，卒于唐。[3]高丽人高仙芝，官至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百济人黑齿常之，因对吐蕃作战有功，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安西胡人白孝德，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封昌化郡王。安息人李元谅，官至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慕中国之风”，居留唐朝五十年，曾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等官。新罗人崔致远于僖宗朝一举及第，授宣州溧水县尉，后为淮南从事，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知瑞书监。阿拉伯人李彦升参加科举，登进士第[4]。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諴，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5]。说明唐代外籍人士在朝为官者不少。

　　唐代长安、洛阳、广州、扬州、洪州等都会以及河西、辽东等地，都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侨民居留。扬州居江淮要冲，为南北交通枢纽。武则天时，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6]。也是贾客胡商聚之地。上元元年（760），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刘展作乱，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引兵平叛，大掠扬州居人资产，大食、波斯等商人死者数千人[7]。唐代野史笔记有不少关于扬州胡商、胡店的记载。

　　福州为汉代古港，贞观初名泉州，景云二年改闽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8]。可见福州与海外交往的已较密切，有海外商人前来贸易。

　　泉州是唐中后期兴起的外贸港口。大约在9世纪中叶，仙游人刘安仁前往广州做生意，定居南海。子知谦，生隐、台、岩三子，刘隐就是后来的南汉烈宗，刘岩为南汉高祖。刘隐祖父的活动时代在唐代后期，刘氏祖墓在南安（泉州属县），可以作为泉州港在此期间兴盛的证据。

　　广州是唐代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唐初波斯、阿拉伯等外国商民在广州已形成相当势力。明人顾炎武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9]。广州形成“与夷人杂处”，“与海中蕃夷、四方商贾杂居”的人口国际化特色。

　　广州外国侨民势力甚至发展到抗拒官府、攻城掠邑的地步。武后光宅元年，发生商胡杀死广州都督路元睿事件。乾元元年十月，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暴动，攻入城内，“劫仓库，焚庐舍，”然后“浮海而去”[10]。开成间，广州“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橈之，则相挺为乱”[11]。

　　唐后期阿拉伯人多次宣称：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12]。广州外侨据说达到12万人（一说20万人）。

　　

　　广州出土唐代胡人俑、广东高州县良德唐墓出土铜人头像（1977年）（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1978年海南岛三亚送路出土唐代伊斯兰教徒墓碑（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随着外国商民居留的增多，外侨管理逐渐受到官府重视，广州等地出现外国侨民居住的蕃坊。

　　“蕃坊”，首见于明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所引《投荒录》。该书云：“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投荒录》应即《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之《投荒杂录》。穆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孙段公路咸通末游岭南，著有《北户录》，该书“红蝙蝠”条崔龟图注亦提到《投荒录》，作者为房千里。房千里，字鹄举，太和初进士及第，曾居襄州、庐陵，官国子博士；贬官端州，终高州刺史。马端临《文献通考》谓：“《南行录》，一卷。陈氏曰：唐人房千里撰，太和中谪高州。既北归，编山川物产之奇，人民风俗之异为此书，一名《投荒杂录》”[13]。“陈氏”即宋《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太平广记》收录房千里撰《杨娼传》，叙述了长安名娼杨氏与岭南帅的感人情缘[14]。《全唐文》也收录其《游岭徼诗序》[15]。说明房千里对岭南社会有一定了解。

　　蕃坊究竟形成于何时？日本学者石见清裕指出，市舶使在开元初已经设置，蕃坊的原型也应当在此之前出现[16]。此话颇有道理。赞宁《宋高僧传》记录律宗高僧不空出使五天竺时提到：

　　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鄰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戒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舩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上功下言]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踈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17]

　　刘巨鄰（即刘巨麟）于天宝六载至八载为岭南采访使兼南海太守。其时广州贸易已盛，胡商众多，因而出现“蕃客大首领”，蕃坊大概也在天宝初年出现。

　　蕃客大首领又作“蕃长”、“番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有蕃长为主领。”刘恂《岭表录异》谓：“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色类沙塘，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18]。

　　关于蕃长职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人朱彧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19]。石见清裕认为蕃长职能有三项：一是“纳泊脚，禁珍异”等贸易事务，二是指导做宗教祈祷、仪式、寺院建设等宗教管理，三是处理诉讼等司法活动等[20]。由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占多数，因而作为蕃坊领导者的蕃长多由穆斯林居民中选出。

　　巴拉兹说：“在广州，外国人居住在一个专门地区，以河流为界，和中国人的城市分开。这个区域叫蕃坊，由一个蕃长来领导，蕃长是中国政府任命的，负责处理外国人之间的争端”[21]。当时广州蕃坊范围包括今广州市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以光塔街及其附近为中心。

　　唐朝初年，曾经制订一些法令，管理境内异族和外侨。武德七年，颁布《赋役令》，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对境内外侨进行减免。西北蕃胡内附者，按户征丁税钱，“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22]。对岭南少数民族和外侨，亦沿用南朝税制，正租依户等高低以米折纳，不必同内地。

　　唐初修订《唐律》，赋予外侨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力。《唐律疏议》云：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23]。

　　中唐以后，广州等港口涉外商务纠纷增多，特别是海商遗产纠纷。例如海商死后，官府往往先将其赀收藏，满三月不见其家属来索取，则没入。元和十二年，岭南节度使孔戣对上述规矩作了修订，放宽对海商遗产继承的限制。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云：

　　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无算远近”[24]。

　　大和八年，朝廷以敕文形式规定死亡商人及波斯、蕃客资财货物等处置办法，全文如下：

　　大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敕节文：当司应州、郡死商，及波斯、蕃客资财货物等，谨具条流如后：

　　一、死商客及外界人身死，应有资财货物等，检勘从前敕旨。内有父母、嫡妻、男、亲侄男、在室女，并合给付；如有在室姊妹，三分内给一分。如无上件亲族，所有钱物等，并合官收。

　　一、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25]。

　　唐代行旅往来，道路河川咽喉之地设有关津，关吏“必据过所以勘之”[26]。所谓“过所”，即官府签发的通行证，在京由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签发，在外则由州府发放。外国客商在唐朝旅行，官府亦发给过所。为保护外商财产权益，上面注明人名、财产等。9世纪中叶曾经游历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指出：

　　如果到中国去旅行，要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城市王爷的，另一个是太监的。城市王爷的证明是在道路上使用的，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和他所属的宗族，因为所有在中国的人，无论是中国人，阿拉伯人还是其他外国人，都必要使其家谱与某一氏族联系起来，并取该氏族的姓氏。而太监的证明上则注明旅行者随身携带的白银与货物，在路上，有关哨所要检查这两种证明。为了不使其白银或其他任何物品有所丢失，某人来到中国，到达时就要写明：“某某，某某之子，来自某某宗族，于某年某月某日来此，随身携带某某数目的白银和物品。”这样，如果出现丢失，或在中国去世，人们将知道物品是如何丢失的，并把物品找到交还他，如他去世，便交还给其继承人[27]。

　　这里的“证明”，就是过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过所有两种，分别由州府与太监（大概是监军）发放，两者的内容有所不同。

　　上述法令规则的制订，使唐代外侨外贸管理趋于规范化和法制化，有利于中外交往的正常开展。

注释：

[1]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第214页。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阿史那杜尔传》。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波斯传》。

[4]参见牛致功：《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0、338—339页。

[5]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6]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八《苏環传》。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邓景山传》。

[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九十九。然《全唐诗》卷二百八又将该诗系于大历诗人包何名下，以致后人有以为诗中所述为后之泉州者。

[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杂蛮》。

[10]刘昫等：《旧唐书》卷十《肃宗纪》，卷一百八十九《西戎·波斯传》。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传》。

[12]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115、118—119页。

[1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五《经籍考·史》。

[14]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杂传记八·杨娼传》。

[1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六十。

[16]石见清裕：《唐代外国贸易×在留外国人をめぐる诸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第61—91页。

[17]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第7页。

[18]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中，第18页。

[19]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蕃坊蕃商》，中华书局，2007年，第134页。

[20]石见清裕：《唐代外国贸易×在留外国人をめぐる诸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第61—91页。

[21]巴拉兹：《唐代经济史论文集》上卷56页，转引自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40页注十二。

[22]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

[23]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六《名例》，中华书局，1983年，第133页。

[24]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孔巢父附子戣传》。

[25]窦仪等：《重详定宋刑统》卷十二《户婚律》“死商钱物”条，“中华传世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23—224页。这条敕令，部份为后周显德五年七月七日敕条所沿用。

[2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

[27]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