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四）
四、岭南市阉珠玉使、押蕃舶使、结好使
唐朝对外交聘会盟，涉外诸使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些是常设的，但不少属临时性的，因事而设，事毕则罢。岭南的涉外使职除了市舶使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使职，如岭南市阉珠玉使[1]、押蕃舶使、结好使等。由于资料缺乏，相关研究不多，在此略加辨析。
（一）岭南市阉珠玉使
岭南市阉珠玉使，唐代仅一见。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云：
（杨志本）转桂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清棘犴察，梧囚明慎，用法而不留狱。都督周道务以公冰襟同洁，石性浑坚；庇恶木而深耻，饮贪泉而不易，奏充岭南市阉□珠玉使。侁侁五峤，皇皇百越。路穷南服，境淑西屠。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历剖蚌泣鮫之巨涨，窥结绿珊瑚之怪穴。自异时魁杰之士以事而临其地，罕有声背于黩节全其贞。将军北旋，犹见猜于薏苡；大夫南使，亦受遗于金装。而公散国财，市蛮宝，混之不浊，涅而不缁，易生人之所难，凛然有伯夷之风矣。以外尤去职，……[2]
岭南市阉珠玉使显然属于临时差遣使职，“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有“散国财，市蛮宝”之任务，类似后来的市舶使。另外，该使被赋予特殊职能和任务，所选之官，特别强调清正廉洁。
周道务、杨志本两《唐书》皆无传，然两《唐书·突厥传》、《旧唐书·诸帝公主传》、《旧唐书·裴行俭传》、《新唐书·唐景休传》等皆涉及周道务。据郁贤皓先生考证，周道务上元二年至调露元年为营州都督[3]。唐前期营州为上都督府，桂州为中都督府。在正常情况下，周道务必先任桂州都督，而后升营州都督。
周道务为桂州都督可以肯定在上元二年之前，杨志本由桂管佐僚充任或兼任岭南市阉珠玉使亦于此时。
（二）押蕃舶使
对于邦交贸易，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专职的或相关职能机构。唐代中枢三省六部，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参预外交决策，中书省通事舍人、尚书省礼部郎中、员外郎，兵部职方司，太常寺，光禄寺，少府监、内侍省内府局等机构，皆兼有涉外职能。鸿胪寺和尚书省主客司为专职机构，鸿胪寺下属机构有礼宾院、崇玄署、左右威远营。
唐代地方系统的节镇（道）、边州和互市监负有“式遏四夷”、藩属朝贡、迎送使节、馆驿交通、蕃商互市、了解夷情等职能。开元二十二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处置使，又于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其中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河东节度使“犄角朔方，以捍北狄”；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4]。
边疆节镇多兼带本道或数道押蕃落使、安抚诸蕃等使。开元四年，玄宗授郯王嗣直为安北大都护，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部落大使；陕王嗣昇为安西大都护，充河西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开元八年二月，许钦瓒为平卢军节度使，兼管内诸军诸蕃使。二十四年，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兼押诸蕃部落使。二十八年，平卢军节度使加押两蕃（奚、契丹）使，并成定制[5]。天宝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外交形势的变化，节镇权力扩张，节度使兼任管内经略、支度、营田、转运、采访、处置等使，道（藩镇）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一级建制。然而，这种变化没有改变道原有的涉外职能，边镇节度使仍兼押蕃等使。乾元元年，置振武军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兼押蕃落使。贞元十一年九月，韦皋为剑南节度使，加统摄边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20世纪40年代末，向达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唐末归义军节度使索勋题名两处，其一结衔“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营田诸使”[6]。另外，大中六年韦博为平卢节度使，奏京兆府鄠县尉孙某充押蕃巡官[7]；咸通五年，幽州卢龙藩帅奏升判官张建章为押奚、契丹两蕃副使[8]。可见其时平卢、卢龙两镇帅臣皆兼押蕃等使。
岭南为南边大镇，亦置押蕃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领。元和间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云：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职贡。合一使之重，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宜，无与较大[9]。
可以看出，岭南押蕃舶使职能侧重于邦交贸易，与西北、西南边镇押蕃落等使职能侧重于“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控制边境蕃人部落略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岭南押蕃舶使与市舶使在职能上诸多雷同，以致于后人皆将两者等同视之。明人黄佐、顾炎武谓：“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兼领之”[10]。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云：“押蕃舶使的使的名称，在他书上尚未看到，仅在唐李肇《国史补》所列举诸使中有押舶使之名与此略似，疑此书于蕃字下脱落一舶字，亦未可知。总之，市舶使即押蕃舶使，当时是宦官所任之职”[11]。桑原骘藏称：“市舶使之称，唐人记录已有之，当时又称押蕃舶使（《柳河东集》卷十）或监[市]舶使”[12]。
笔者以往也深信不疑，不过仔细推敲，两者似乎不宜混同，主要是因为押蕃舶使与押蕃使一样，同属边镇系统；而市舶使则属于朝廷差遣。前者例由藩镇兼领，后者情形比较特殊。另外，岭南押蕃舶使仅见于元和间柳宗元的《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某墓志》两篇文章。如此重要的职官，不见于唐代其他文献，究竟是元和间临时差遣，后来废止？还是因为类似使职（如市舶使）替代，不复设置？均未可知，俟考。陈国灿、刘建民先生对押蕃舶使与市舶使的关系持论颇谨慎，谓：“（二使）同在广州之地，同为职守番舶，一名市舶使，一名押蕃舶使。二者孰是，不详”[13]。
柳宗元《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某墓志》云：
元和九年月日，扶风马某卒，……君凡受署，往来桂州、岭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军卫、录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录府事、监察御史，皆为显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凡所严事，御史中丞良、司徒祐（杜佑）、嗣曹王皋（李皋）、尚书胄（戴胄）、尚书伯仪（张伯仪）、尚书昌（赵昌），皆贤有劳诸侯[14]。
可见马某曾任押番舶使。此人长期为藩镇佐僚，元和九年卒于岭南经略副使任上，任押番舶使当在此前。有学者认为，马某以岭南经略副使充任市舶使。[15]但墓志看不出有这个意思。
马总是确信以岭南节度使兼任押蕃舶使的唯一一位岭南藩帅。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谓：“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广州，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申威以修戎政”[16]。扶风公即马总，二使即岭南节度使和押蕃舶使。《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称元和八年十二月丙戌以桂管观察使马总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刘禹锡《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谓：“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实广州牧马总以疏闻，由是可其奏”[17]，则元和十一年马总尚在岭南。然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是年马总入为刑部侍郎[18]。这样，马总兼领岭南二使当在元和八至十一年。
（三）结好使
结好使一职，见于福建观察使裴次元《奏广州结好使事由奉诏书谢恩状》。状云：
右臣伏奉某月日手诏，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由闻奏，臣以某月日谨具某官归本道事以闻，某月日奏官至；伏奉某月日手诏，所奏某官寻赴广州事宜，具详本末，想宜知悉者[19]。
此状作于元和八年，任广州结好使者由唐宪宗钦命，福建观察使奏闻，当为福建管内官吏，结好使当属临时性外交使臣。明人黄佐、顾炎武等皆谓结好使即市舶使，但史书记载不详，不宜遽下结论。
注释：
[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七收录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其中“岭南市阉□珠玉使”“阉”下缺一字。有学者认为是“儿”字。唐代岭南多宦官，如大宦官杨思勗、高力士、仇士良，皆岭南人，唐初委派专使购买阉儿以供内宫之用，或有可能。
[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七。
[3]郁贤皓：《唐刺史考》（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3—1434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5]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第1686页；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五，玄宗《授郯王嗣直等都护制》，第137页。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423—424页。
[7]孙徽：《唐故宣德郎前守孟州司马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44页。
[8]张珪：《大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7，第2511页。
[9]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10]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百二十《海外诸蕃》，光绪己卯年（1879）桐华书屋刻本。
[11]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页。
[12]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第6页注1。
[13]陈国灿、刘建民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3—314页。
[14]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
[15]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四期。
[16]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17]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40页。
[18]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1027页。
[1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一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