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一）
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空前强大的国力，又善于继承、开放兼容，达到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高峰，成为中古世界与拜占廷、阿拉伯并称富强的大帝国。
岭南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的外贸优势，广州、交州等港成为唐朝海上交通的主要通道，对外贸易无论在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众多进展。确实如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所说：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交通史，就应认真注意广东的历史”[1]。唐代广州不仅发挥全国海外贸易中心性职能，而且在制度上有开创之功，在唐代乃至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以广州市舶使为主导的贸易管理体制，为唐以后外贸管理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样板，经过宋元两代至明代，市舶制度不断发展，清代始为海关制度所取代。
唐代持续繁荣的海外贸易，构成并成为策动地域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活跃因素，不仅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带动城乡经济多方面发展，引发若干经济制度变迁，使岭南社会发生重要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广州贸易大势
（一）武德至天宝间：日趋兴盛
唐朝前期，国内政治开明，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很快。史载贞观初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齎粮，取给于道路焉”[2]。开元、天宝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寙，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3]。“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4]。唐中后期均田制废止与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农业生产技术改进，水利事业发展，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经济区域扩展；手工业部门分工精细，制作能力增大，区域布局更为广阔；城乡商业繁荣，城市出现夜市，突破旧的商业体制和里坊结构，农村出现草市、墟市。这些社会经济新景观、新因素，显示中国中古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也为唐朝对外开拓，发展对外经贸交流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和更厚实的基础。
唐朝统治集团始终保持开放心态，积极推动中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贞观初年，唐朝与近二十个国家有外交往来。“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严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5]。唐太宗《正日临朝》诗云：“百蛮奉遐賮，万国朝未央”[6]。可见其时中外邦交之盛。
《新唐书》谓：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7]。
唐人杜佑在比较汉唐间中国与南海诸国交往时指出：
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书虽言里数，又非定实也。其西与诸胡国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檄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踰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8]。
随着中外交往从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地当要会，俗号殷繁”的广州贸易蓬勃兴起。则天光宅元年，有商舶至广州贸易，受到官吏侵渔。商胡向都督路元睿投诉。元睿闇懦，不敢得罪群僚，反而索枷欲击治商胡，群胡大怒，持剑刃元睿及其左右十余人，扬长而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9]。其后，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10] 。
开元、天宝间，与唐朝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七十余个，南海贸易日新月异。诗人李肱《省试霓裳羽衣曲》谓：“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11]。王贞白《长安道》云：“梯航万国来，争相贡金帛”[12]。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13]。
开元四年，有胡人上言，谓海南林邑、扶南、真腊等国“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寘之宫掖。”玄宗拟派监察御史杨范臣偕胡人前往求之，因范臣谏而中止[14]。
天宝二载三月，玄宗幸长安望春楼，陕郡太守、江淮租庸等使韦坚集船数百艘于广运潭，接受检阅。其船“扁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始安郡船即蕉葛、蝻蛇胆、翡翠，[15]展示开天盛世濒海地区特殊的经济景观。
天宝七载，律宗高僧鉴真从扬州乘海舶第五次东渡日本，海上遇飓风飘至海南振州，转辗至广州，见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6]。这里婆罗门指今印度一带，波斯即伊朗，昆仑指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国，师子国即斯里兰卡，大石国即大食，骨唐、白蛮、乌蛮不详。如此之多的外国商客在广州往来居留，可见外贸之盛。
天宝十载，张九皋为南海太守兼岭南五府节度经略等使，招徕蕃商，公平交易，中外贸易亦甚可观。萧昕《张公（九皋）神道碑》云：
五府之人，一都之会；地包山洞，境阔海壖；异域殊乡，往来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虽言语不通，而贽币交致。公禁其豪夺，招彼贸迁；远人如归，饮其信矣[17]。
（二）至德至兴元间：对外贸易起伏不定
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爆发，开天盛世宣告终结，唐朝从此由极盛而转衰。受全国政局影响，沿海地区局势很不稳定。广德元年十二月，宦官、市舶使吕太一乘岭南军队北上勤王、兵力空虚之机，矫诏募兵，逐岭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盘踞广州达三年之久。大历三年，万重光构逆桂州；四年，冯崇道、朱济时分别在广州、桂州反叛；五年，西原蛮酋帅梁崇牵联合张侯、夏永占据容州。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发兵攻广州，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唐朝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兼岭南节度使，路嗣恭以流人孟瑶、敬冕为将，屯兵粤北，谋复广州。
战乱持续不断，给岭南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对外贸易更受影响，同时岭南吏治腐败，广州官吏视中外贸易为利薮，对外商招携失所，竞相诛求，导致外商多不来广州而往安南，以致贞元八年岭南节度使李复请求派遣市舶中使，以收安南商利。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上言辩其不可，其事乃寝[18]。
大历三年，京兆尹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平定番禺冯崇道、桂州朱济时多年的叛乱，地方一时靖安。李勉为官清廉，不干预市舶事务，海外贸易颇见起色。《旧唐书》本传称：“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19]。诗人杜甫作《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记其盛况：“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20]。
不过，广州贸易好景不长。大历八年，李勉离镇不久，广州即爆发哥舒晃之乱与路嗣恭屠杀商人事件。史书记载：“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21]。广州外贸受到沉重打击。
（三）贞元至乾符初年：平稳发展
贞元以后，唐朝实施两税法，国家收入增加，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宪宗时，出现“元和中兴”。与此同时，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在原有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国家重要财赋来源之地。朝廷对岭南的统治更为重视，“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 [22]。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谓：“[广州]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既贵且富”[23]。
在市舶管理上，岭南藩帅多有建树，对海外贸易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贞元初，饶州刺史杜佑迁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其镇南海也，……南金象齿，航海贸迁。悍将反覆，远夷愁扰，吏困沓贪，商久阻绝。公乃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24]。
贞元中，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对广州贸易“革刬前弊”，遂使“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以恒数。”虔休“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奉、进备之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北户之孱颜，南冥之睢盱，国异俗泰而安宅，生振忘归而乐业”[25]。
贞元十八年，邕管经略使徐申转镇岭南，安抚蛮俗，平定盗寇，“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26]。
元和十二年，国子祭酒孔戣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在贸易税收、法令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促进了当时的贸易发展。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云：
元和十二年，自国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岭南节度等使。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公皆罢之。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无算远近。”[27]
会昌中，宣歙观察使崔龟从移镇岭南，“清誉俭德，时所推伏，……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28]。
大中三年，岭南节度使韦正贯革除陋规，改良交易环境，广州贸易大为改观。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正贯）神道碑》云：
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又远天子之法，税调裒急，一舞于吏手。……先是，海外蕃贾赢象犀贝珠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至者见欺，来着殆绝。公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29]。
唐后期朝廷还派遣宦官或监军兼任市舶使，确保对市舶事务的控制。崔鄑《李府君（敬实）墓志铭》记载，大中四年中官李敬实为广州都监兼市舶使，“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衍，颇尽臣节”[30]。
（四）乾符、天祐间：动荡中衰退
乾符六年春正月，黄巢农民军转战山东、淮南、浙东、福建，继续南进，攻入远离唐朝政治军事中心的岭南。黄巢南下，目的是为了避开唐朝部署在东都和长江下游的精锐部队，并“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五月，黄巢军队开始攻打广州，即日破之，执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分兵攻掠，除了在容、高、韶等少数州郡遭到抵抗外，所向皆捷，遂据交、广。
黄巢军队在岭南镇压了一批唐朝官僚、地主，动摇了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尤其是诛杀了大批外国商客，对广州贸易造成沉重打击。据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述，战乱中外国商民死难者甚众：
在中国，出了一个名叫黄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终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Khānfū,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之畔，河水是淡水。
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31]。
10世纪阿拉伯学者马素第也记录了这一事件：
有一位反叛者叫作黄巢（Yânshû），一些无赖流氓经过远距离的跋涉前来扩大他的军队，他于是便离开自己的巢穴而以其入侵去蹂躏王国的开化地区，一直使他把大本营扎在广州（Khânfû）城下，这是坐落在一条江畔的一座重要城市，此河比底格里斯河更大或至少是同样大小。该江入了中国海，后者距广州城有6—7日的行程，从巴士拉、锡拉夫、阿曼、印度诸城和闍婆群岛、占婆和其他王国驶来的船舶载其商品和货物逆江而上。
因此，他迅速向广州城进军，该城的居民由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人、祆教徒和其他中国人组成，他将该城紧紧围住。在遭到国王军队的袭击时，他把这支军队击溃了，掳掠了些女子。后来，他率领的士兵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众多，用武力强夺该城并屠杀了该城数量众多的居民。据估计，在面对刀剑的逃亡中死于兵器或水难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祆教徒共达20万人。我们所以能够进行这种估计，是由于中国的国王们都有户口簿，其中统计了其帝国中的臣民以及附近附属他们的民族的人。他们委托代理人进行这种统计，因为他们希望掌握归顺了其君权的居民状况[32]。
苏莱曼和马素第还叙述了黄巢军队毁坏广州蚕桑业的情形。关于广州外国商民遇难人数的记载，历来有争议，未必准确，但反映了唐末广州外商众多。
广州陷落，震惊海外。因为战乱，外国商人一时不敢前来广州，而改在马来半岛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因此，“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33]。广州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经过黄巢起义打击，唐朝更加虚弱，国内强藩林立，“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而已。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34]。一向对朝廷恭顺的岭南，除岭南西道外，岭南其他各道可能都偏离朝廷控制。1955年陕西西安西郊小土门村出土《唐故南内留后使承奉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陇西李府君（令崇）墓志铭》显示，僖宗再复上京（长安）后，“留心五岭，欲将圣旨宣劳远人”，在光启元年三月，曾两次派遣特使出抚岭南，以期恢复岭南局势与统治秩序[35]。
《新五代史》云：“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36]。随着政局逐渐趋于平稳，南海贸易有所恢复。景福二年，昭宗授左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平章事陈佩广州节度使制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37]。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38]。
注释：
[1] 中村久四郎：《唐代的广东》，《史学杂志》三月至四月号，1915年；朱耀廷中译，刊于《岭南文史》1983年第一、二期。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
[3] 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361页。
[4] 郑綮：《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宗贞观三年闰十二月丁未。
[6]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中华书局，1987年。
[8] 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海南序略》。第5088页。
[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则天后光宅元年七月戊午。
[10] 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
[11]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百四十二。
[1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一。
[13] 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开大庾岭路序》，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玄宗开元四年五月甲辰。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玄宗天宝二载三月丙寅。
[16]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74页。
[17]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五。
[1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德宗贞元八年六月。
[19]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勉传》。关于李勉任广州刺史期间来广州贸易的外舶，《旧唐书》万有文库本作“四千余柁”，一般认为是四十余柁的误植，
[20]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三。
[2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二《路嗣恭传》。
[22] 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古南越》，第4961页。
[23] 陆耀遹纂：《金石续编》卷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该碑今存广州黄埔南海神庙。
[24]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六，权德舆《杜公（佑）淮南遗爱碑》。
[25]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五，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26]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九，李翱《徐公（申）行状》。
[27]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
[28] 高彦休：《唐阙史》卷下《丞相兰陵公晚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9]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
[30] 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
[31]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
[32] 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0—181页。
[33]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34]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35] 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
[36]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
[37]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七，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
[38]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