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正》与夏代生态环境研究（下）
《夏小正》也记录了一些昆虫，并据以记时和预报季节。计有嗀、蚕、札、蜩、匽、翕、唐蜩、蝉、蜮、浮游、虫氐、玄驹等13种。蚕，《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是说进入三月，妇女开始养蚕。这与三月“摄桑”正好相对应。蚕为昆虫纲、鳞翅目、蚕蛾科和天蚕蛾科昆虫的通称。有家蚕、柞蚕、蓖麻蚕、天蚕、樟蚕、樗蚕等。我国是养蚕的起源地，《夏小正》提到的蚕应为家蚕。家蚕亦称桑蚕，昆虫纲、鳞翅目、蚕蛾科。幼虫有13个环节，胸腹部有足8对，体色青白或微红，有的有斑点。以桑叶为主要原料，一般经4次蜕皮，成熟时停止进食，吐丝作茧。茧可缫丝。在茧内化蛹，蛹羽化成蛾，破茧而出。成虫成足三对，翅两对，体被白色鳞毛，以卵越冬。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开始养蚕，如前所述，这一地区桑树茂盛，温暖湿润，为桑蚕的生长提供有适宜的环境。在山西芮城西王村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蛹，在夏县西阴村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蚕茧，在陕西神木石峁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玉蚕，在河北正定南杨庄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蚕蛹[1]，在河南荥阳青台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丝织物[2]。这都有力证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桑蚕家养及丝绸纺织的起源地之一。
《夏小正》中也提到了鲔、鱼单、蛤、虫辰及蜮等水生动物，在《尔雅》等古籍的分类中一般将其划为鱼类，其实除鲔以外，在现代动物分类体系中，它们应分属爬行动物(鱼单)、软件动物(蛤、虫辰)和两栖动物(蜮)类，这里权且将其作为一部分。鲔，《夏小正》二月：“祭鲔”。《夏小正传》：“祭不必记，记鲔何也?鲔之至有时，美物也。鲔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谨记其时。”这是说鲔是夏代祭祀用的珍贵鱼品。并且每到夏历二月，如期而至，因此起到了报时的功能。鲔，《诗经·卫风·硕人》：“鳣鲔发发”。《诗经·小雅·四月》：“匪鱼覃匪鲔，潜逃于渊。”《礼记·月令》：“春季荐鲔于寝庙”。可知鲔是西周时期为人熟知的鱼类。许慎《说文解字·鱼部》：“鲔，鱼各也，《周礼》春献王鲔，从鱼有声。”又“鱼恒、 ，鲔也，周雒谓之鲔，蜀谓之鱼恒 。”而“鱼各，鲔也。”可见，在汉代鲔亦有多种称谓，在中原地区称鲔，而小鲔称鱼各，大鲔为鲔或王鲔。《尔雅·释鱼》郭璞注：“鲔，鳣属也，大者名王鲔，小者名鮛鲔，今宜都郡自京门以上，江中通出鱼覃鳣之鱼。有一鱼状似鱼覃而小，建平人呼鱼各子，即此鱼也。”郭璞的解释更为详细些，指出鲔在晋时主要活动在长江干流。总之，上述鲔、鳣、鱼各、 鮛鲔等，都为鲔的同物异名，今称之为白鲟，为我国特产之鱼类。白鲟有洄游的特性，类同于鸟的迁飞。郦道元《水经注》道：“鲔自南方江中来，至河南巩县，又入河渡龙门。盖古事如此，不然鲔出江中，何以西周能荐鲔也。”并记述道：“鲔出巩穴”，“汉水东经西城县故城南”，又东为鳣湍，洪波漭荡，崩浪云颓。古耆旧言有鳣鱼奋鬣溯流，望涛直上，至此爆鳃失济，因以名湍焉。”说明郦道元已认识到鲟的洄游特性。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注》：“鳣出江海，三月中，从河(黄河)下头来上。”夏代仍处在仰韶温暖期，有白鲟适宜生长的温度等条件，它很有可能在二月初春时节，从大海或黄河下游往上洄流，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也是捕鲔献祭的大好时节。故《夏小正》特记之。白鲟，鱼纲，白鲟科，体延长，亚圆筒状，长达2米余，背灰绿色，腹白色，头颇长，吻突出呈剑状，口大，下位，能伸缩，口前具短须一对。眼小，体裸露。春季产卵，今主要活动在长江，为我国特产。肉供食用。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虽然未见到鲟鱼的报道，但在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遗址、磁山遗址、半坡遗址、姜寨遗址中都发现有鲤鱼、带鱼等遗骨，在一些彩陶上也常见有鱼及鱼网图样，尤其是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及在河南汝州阎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鹳鱼石斧纹彩陶缸；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陶塑鱼头、在洛阳皂角树也出土有鲤鱼骨骼。这都生动地说明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渔业发达，鱼资源的丰富，表明鱼类也是黄河中下游人民的一道美味。鱼单，《夏小正》二月：“剥鱼单”。《夏小正传》：“以为鼓也”。《山海经》对鼍释道：“似蜥蜴，大者长二丈，有鳞彩皮可以冒鼓。”鼍实际上就是鱼单的别称，也就是鳄鱼中的扬子鳄，也称蛟。《诗经·大雅·灵台》：“鼍鼓逢逢”，是指用鳄皮蒙鼓，发出蓬蓬的响声。三国时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鼍形似蜥蜴，四足，长丈余，生卵大如鹅卵。”进一步认识到鳄鱼是卵生的。鼍，俗称扬子鳄、猪婆龙，爬行纲，鼍科，长约2米余，背面的角质鳞有六横列。上颌每侧有齿18枚，下颌每侧19枚，背部暗褐色，具黄斑和黄条；腹面灰色，有黄灰色小斑和横条，尾部有灰黑相间的环纹。前肢五指，无蹼；后肢四趾，具蹼。穴居池沼底部，以鱼、蛙、小鸟及鼠类为食，冬日蛰居穴中，为我国特产动物，多分布于江淮地区。而在新石器及夏商时期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广泛分布，在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鼍骨板、鼍鼓等遗物。在山东滕州的北辛文化地层出土有鼍的残腹甲。在兖州西桑园北辛文化地层出土了被焚烧的鼍残骸及骨板。在汶上县东贾柏的北辛文化层中出土有鳄鱼头骨、腹甲、骨板。在王因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早期地层中出土有鼍骨板及头骨残骸，至少属于20个个体，它们与其它废弃物一起被扔在灰坑内，证明是当地食物的一项来源。另在泰安大汶口文化、广饶五村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发现有大量鼍骨板。泗水尹家城和临朐朱封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成堆的鳄鱼骨板。并且，在滕州前掌大的商代墓葬中也随葬了一定数量的鼍骨板[3]，说明新石器时代直到夏商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适合扬子鳄栖息的理想地区。在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有鼍的牙床、鳞板等[4]。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晚期城址发现有鼍骨板的遗存[5]。这都证明了《夏小正》二月“剥鱼单”在夏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确实是一项经常从事的活动。蛤，《夏小正》九月：“雀入于海为蛤”。蜃，《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为蜃”。这里的蛤和蜃均为介壳类软件动物。《国语·晋语》：“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韦注：“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类。”《说文解字·虫部》将蛤和蜃互释。“蜃，大蛤，雉入水所匕。”“蛤，蜃属，有三，皆生于海。”可见，蛤、蜃都为蚌类软件动物，只是有不同的种别。蛤，也叫蛤蜊，是瓣鳃纲、蛤蜊科软件动物。如其中的西施舌，壳大而薄，略呈三角形，长60～70毫米，壳顶在中央稍前方，腹缘圆形。壳表黄褐色而光亮，顶部为淡紫色；生长线细密而明显，栖息浅海沙滩内。我国南北均有分布。肉可食，味鲜美。属于蜃的蚌类软件动物要大于蛤蜊，是一个单独的科别。如常见的三角帆蚌，为瓣鳃纲、蚌科，壳大而扁平，后背缘伸出一大型的帆状突起，右壳有拟主齿和侧齿二枚；左壳有二枚拟主齿和一枚大侧齿。可用于培育淡水珍珠。今主要分布于河北及江南地区。蜃由于壳较蛤大而又扁平，故可成为先民们制作生产工具的原料，在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的生产工具中就有许多是蚌制品。如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有许多蚌制石镰、石刀等工具。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也有大量的蚌制工具和生活用品、装饰品被发现。如在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就发现蚌制生产工具68件，计有锛、凿、铲、刀、镰、镞、锥等，其中的一件蚌镰长145毫米，宽33毫米；一件蚌刀长160毫米，宽38.5毫米[6]。可见当时的蚌类动物的繁盛。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相当多的蚌科动物遗存[7]。在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大量的蚌器，其中有具装饰作用的穿孔蚌壳[8]。这都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广阔的水域，适宜蛤蜊和蚌科动物在这里生存，也验证了《夏小正》的相关记述。
三、《夏小正》与夏代的主要农作物
从反映夏代文化的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洛阳皂角树等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数量庞大的农业生产工具及农作物遗存，结合文献中对禹“尽力乎沟洫”、“禹稷躬稼而有天下[9]”等记载来看，夏代已是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夏小正》正是主旨为指导夏人从事农业(包括畜牧业、渔业)生产的历法。在正月启蜇后，就明白告诉人们应“农纬厥耒”，即修理准备好从事农耕的工具耒耜，并举行庄重的一年之始的祭耒仪式：“初岁祭耒，始用畅。”接着进行“农率均田”，即分配给农人土地，以进行春耕。仅从正月的农事安排来看，农业生产已成为夏王朝的政事之一，《夏小正》之“正”应通“政”。《夏小正》所载的农作物有黍、麦、菽、麻，并间接地提到了稷(即粟)。
黍，《夏小正》二月：“往耰黍，禅。”五月“种黍、菽、麻”。“耰”是用耒耜耕翻土垡后随即打碎土块的意思，在此也可作为耕田之意。禅通单，“二月，往耰黍，禅”，即是告诉人们，二月去耕种黍田，穿单衣即可。《夏小正》是夏历，是要告知人们的气候冷热状况，由于夏代的气候要较今日温暖，夏历二月劳作可穿单衣。不难看出，在《夏小正》不长的篇幅中，两次提到“耰黍”、“种黍”。这既和夏代的生态环境有关，也说明黍在夏代的重要性。黍也称作[HT]麻黍，或称为糜子、黄米、夏小米，其成熟的禾穗的侧枝向四周疏散，有的品种侧枝虽较密集，但要比谷穗的间隙要大而长，在甲骨文中作 (合集，9994)、 (合集10133)，黍成熟时，内外稃坚硬，平滑、有光泽，颖果球形或椭圆形，乳白、淡黄或红色。种子呈白色、黄色或褐色，性粘或不粘。可供食用或酿酒。黍是一种生育期短、耐旱、耐脊而又与杂草竞争力强的作物。由于夏代黄河流域温度较高，它一年可种二季，如二月初播种，三个多月或三个月就可成熟，五月完全可以种第二茬黍。这是其它作物难以做到的。由于黍具有如上特性，直到春秋战国以前，它一直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因此在《夏小正》中反复提到种黍，据不完全统计，在甲骨文中关于黍的记载有300多见，是有关农作物中最多的[10]。黍的野生祖型是野生黍，在黄河流域有广泛分布，我国是世界黍类作物的发源地，这个地点应该在黄河流域。在山西万荣荆庄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距今六七千年的黍的遗存，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记录[11]，在陕西临潼姜寨、扶风案板、山东长岛北庄、甘肃东乡林家和青海民和核桃庄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黍的标本。尤其是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黍的炭化颗粒，证实了《夏小正》有关黍的种植的可靠性。
麦，《夏小正》三月：“祈麦实”，九月“荣鞠，树麦”。这是说三月为麦丰收祈祷；九月菊花开时种麦。麦也是在黄河流域栽培很早的农作物之一，分为大麦和小麦。小麦为禾本科一、二年生草本植物。秆中空或基部有髓，有分蘖。叶片长披针形，复穗花序，小穗有芒或无芒。颖果卵形或长椭圆形，腹面具深纵沟。种类甚多，我国栽培的主要为普通小麦。籽粒可制作面粉。但在汉代以前，人们以粒食为主。在甲骨文中已有“告麦(合集9625)”、“食麦(合集24440)”、“登麦(合集3410)”的记载，于省吾先生释甲骨文中的“麦”字为大麦，“来”字为小麦[12]。《诗经·周颂·思文》：“贻我来牟”。过去，由于麦类作物遗存在我国的考古发现较少而又较晚，曾流行我国的小麦是由西域传入的观点[13]。近些年来，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小麦遗存，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看法。如在甘肃民乐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颗粒，在陕西武功赵家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小麦杆。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水选出小麦颗粒，这是在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地层清楚、标本清晰、年代又早的小麦实物。有力证明了夏代中心地区种植小麦的事实。
菽，《夏小正》五月：“种黍、菽、糜(麻)”。菽，即大豆，原产于我国，又称黄豆、青豆、黑豆。属豆科，一年生草本。茎直立或半蔓生。茎、叶和荚均被茸毛。复叶，小叶三片。短总状花序，花白色或紫色。荚果，结荚习性分有限结荚和无限结荚两种。种子椭圆形至近球形，有青、黄、褐、黑、双色等。喜温暖，需水较多，对土壤要求不严。种子富含蛋白质、脂肪，可食用、作油料和副食品。茎、叶、壳可作饲料。甲骨文中就有菽字，写作 ，于省吾先生最早释为豆，并认为“商人称 ，周人称菽，秦汉以后称豆”[14]。甲骨文中有多处受菽年”(合集10047，10050)、“菽年受”(合集，100048)的记载，往往与“受黍年”同时对贞。如“贞不其受菽年。甲子卜， 。贞受黍年。”(合集10051)这里将黍与菽同时占卜，足证菽与黍同为种植和收获季节相近的农作物，也正与《夏小正》五月“种黍、菽”的记载相吻合。《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吕氏春秋·审时》：“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说明已认识到菽的不同品种。在陕西扶风案板新石器遗址中发现有碳化豆类颗粒[15]，最近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地层清楚、标本清晰可辨的栽培大豆粒，呈椭圆形，稍扁，长4.30-5.77毫米、宽2.62-3.72毫米，厚2.01-3.40毫米。种脐位于腹 面近中央处，可见种脐中央有一脐沟，种脐长1.51-1.89毫米，宽0.61-0.87毫米，脐长约占粒长的27.4-40%。此类大豆还保留有某些野生大豆的特征。这无疑为《夏小正》五月“种菽”的时令安排提供了极好的注脚。
麻，《夏小正》五月：“种黍、菽、糜”。对其中的“糜”字，夏纬瑛先生释为“麻”[16]，考证较为精当，结合考古学上发现有史前麻的遗存，可从。麻，实为大麻，也称[HT]台木、火麻、汉麻，属桑科，一年 生草本植物。茎梢及中部呈方形，基部圆形，皮粗糙有沟纹，被短腺毛，掌状复叶，小叶5-11片，披针形，边缘有踞齿，花单性，雌雄异株，雄花序圆锥状，雌花序球状或短穗状。瘦果卵形、有棱。种子深绿色。雄株茎细长，韧皮纤维产量多，质佳而早熟。雌株茎粗壮，韧皮纤维质量低，晚熟。不大耐旱、涝，适宜肥沃、沙质土。茎部韧皮纤维长而坚韧，可织麻布、帆布，或纺线制绳索、编鱼网和造纸，种子可食用、榨油、做油漆、涂料等。麻是古人穿衣用布的重要材料，也是可以充饥的“五谷之一”。《尚书·禹贡》青州：厥贡“岱畎丝枲”。《说文解字》：“枲，麻也。”枲即大麻。《尚书·禹贡》豫州：“厥贡漆、枲、纟希 、 纻。”可知豫州也出产大麻，并被当成贡品。《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诗经·齐风》亦云：“艺麻如之何?衡以其亩。”在夏代，人们除了采桑养蚕，穿戴丝帛外，普通百姓更多地要服用布衣，《左传·成公九年》引逸诗道：“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可见在春秋时麻布与丝布仍是并称的。因此，大麻的种植应是很普遍的。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中发现一些罐和尖底瓶的内壁上粘附有麻布，多已呈炭化状态，并在该遗址出土有陶制和石制的纺轮、陶刀、石刀、骨匕、骨锥、骨针等纺织缝制工具[17]，这些麻织品和丝织品在同一遗址发现，说明仰韶文化时期这里的人们既服用丝帛也穿著布衣。另外在陕西扶风杨家堡发现有麻布，在甘肃临夏东乡林家发现有大麻籽遗存[18]，在河北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有大麻籽、麻布遗物[19]。这都可为《夏小正》五月“种麻”提供左证。麻布是普通百姓穿著的衣料来源，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只是棉花种植普及后，麻布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曾评述道：“三代以前，卉服未盛，蚕丝外，舍麻固无以为布。”“后世棉利兴，不复致精于麻，岂古之布必粗恶哉！[20]”
粟，在《夏小正》中没有见到粟字，但这并不等于说夏代不重视粟，更不能说夏人不种粟，实际上，我们仍能从《夏小正》中看到粟的踪影。《夏小正》四月：“秀幽”，前已述及，幽为狗尾草，狗尾草是粟的祖本，都属于禾本科草本植物，往往和粟同生同长，同枯共荣，但结实小而秕，多作饲料。由于狗尾草具有更多的野生特性，其生存能力较强，往往比粟有更强的生存优势，所以在田野里更为显著。如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采到的含粟的样品中，常伴有黍和狗尾草的存在，在含粟的42号样品中，含有黍的占42.9%，含有粟及狗尾草的占17%，仅含粟的占11%，只含狗尾草的占14.6%[21]。可见粟和黍常混于一起种植，并且狗尾草常常混于其中。这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首先，由于狗尾草是粟的前身和近亲，并且在田野里生长得更加旺盛，更易为人所注视，所以以物候报时为主旨的《夏小正》特选择狗尾草幽作为标识植物，并以“秀幽”来提醒人们注意拔除掉粟田里的狗尾草，也许还包括黍田里的狗尾草。由此可以想象，夏代不但大量种植粟，并且《夏小正》四月“秀幽”的物征，暗含有除幽护粟的内涵。其二，《夏小正》在二月和五月都提到了种黍之农事，说明黍在夏代粮食作物中是占头筹的，这点前已述及。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粟和黍是生长习性颇为相近的作物，种植时间几乎相同，也具有抗旱、耐脊的特点，只是黍比粟更适宜在恶劣环境中生长，尤其是种植时间相同，也就是说在种黍的同时也可种粟，种粟的同时也可种黍，因此，古人往往黍稷(粟)并称。如《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疑疑。”在甲骨文中，稷写作 （合集11484）、 (合集34589)，与黍的不同处在于禾上的分枝不作三叉形，而且在分枝间突出小点或小圆圈。卜辞中“受稷年”的占卜至少也有20多条，“登稷年”至少也有十五、六见。如果加上其它有关记载，应在半百以上，仅次于黍而居第二位。但“登稷”却比“登黍”多[22]，这也许说明粟在祭祀中更为商人所青睐。由此不难推知，《夏小正》二月和五月的月令中，虽未提及粟，但种黍的同时兼种粟，也成为夏人的常识，故无须在《夏小正》中专门提及。在皂角树遗址发掘中，环境考古学者指出的粟黍共存的现象应是极好的说明。
稻，在《夏小正》中也未提及。这主要是因为稻在夏代统治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不是主要的农作物，水稻种植需要利用河旁湖畔的低洼田块，因地而宜，对指导一般民众观物示候不具备普遍意义。《夏小正》作为历法，主要以较具象征意义或对季节反映较为明显的动植物及天象作为授时的标识，而稻这一作物不是黄河流域的物候标识作物，所以没有在夏历中提及。但是，《夏小正》七月有“湟潦生苹”的记载。湟即低洼之地或池塘，潦即是积水。这说明夏代的水塘、沼泽和湖泊也是很多的。夏代也有比今天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在低洼之地和河湖之畔、水塘旁边便可以种植水稻。实际上，夏代确实有稻谷的种植，我国水稻品种主要有籼稻和粳稻，黄河流域种植的稻应为粳稻。与籼稻比，粳稻分蘖力弱，秆硬不易倒伏，较耐肥，叶幅较窄，叶色浓绿，叶面少毛或无毛，小穗长芒或无芒，稃毛长密，一般不易落粒。颖果较短，宽而厚，近圆形，米质粘性较强，胀性小，比较耐寒，耐弱光，因此，适宜在北方地区栽培。《史记·夏本纪》曾载大禹治水后即“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在甲骨文中已有稻字，于省吾先生隶定为秜，而秜为野生旱稻[23]。彭邦炯先生认为应为栽培稻[24]。还有人释“ ”字为稻[25]。可见商代黄河流域仍种植稻。按照传统观点，在上古时期，水稻只是南方栽培的作物，北方是很难栽培的。近年来在黄河流域不断增多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更坚定了大致在安阳殷墟和淮河之间，或者在北纬32°-37°、东经107°-120°的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史前“粟稻混作区”的构想[26]。在黄河流域的甘肃庆阳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有丰富的炭化稻遗存，计有完整的炭化稻米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含带稃壳残片的米粒)187粒。经农学家鉴定，“庆阳古栽培稻性状已经远离普通野稻”，“粒形性状正在籼粳之间变动[27]”。在陕西扶风案板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稻谷灰像，在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稻谷印痕[28]。在河南西部的三门峡南交口遗址的仰韶文化地层中除发现粟外，也发现了炭化的稻米数粒，经鉴定为被人为加工脱壳的粳米[29]。在洛阳西高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稻壳印痕。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稻壳印痕，并鉴定为属籼稻和粳稻[30]。另外在淅川黄楝树、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有稻谷遗存被发现。在汝州李家楼也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100多粒[31]。在黄河下游的山东栖霞杨家圈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稻谷壳遗存[32]，在兖州王因遗址发现有水稻花粉[33]。据不完全统计，黄河流域发现的稻谷遗存已超过20多处。这都说明在仰韶温暖期黄河流域有适合稻谷种植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水选出碳化水稻标本，清晰可见，报告中称：大米粒椭圆形，略扁，两侧面拱凸，各有2条纵沟，一侧边缘近基部有一胚区，胚大部脱落，成一斜向深凹缺。粒长3.3-5.69毫米，宽2.58-2.81毫米，厚1.22-1.90毫米；长宽比为1.96-2.02，也有粒细者的长宽比为2.21-2.49。经专家鉴定为粳稻[34]。属夏代文化中心区的洛阳皂角树遗址炭化稻粒的发现，为夏王朝时期已种植水稻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以上可见，夏代的主要农作物是黍、稷(粟)、菽、麦、麻和稻等。从《夏小正》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的记载看，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常出现春旱的现象，再从作物的品类来看，夏代的农作物应以旱作为主，当时的五谷应依次为黍、稷、菽、麦、麻，而水稻也在一定的范围种植，在黄河和淮河之间存在着一个黍(粟)稻混作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5]”从《夏小正》的内容来看它对气候变化及农事活动安排的记述是较准确适宜的，从而成为影响极为深远的夏历。这充分说明夏人是善于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并用来经营农业的民族。正是由于夏代农业的发展和繁荣，才为夏王朝延续长达400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夏小正》作为国家颁布的农历，它要对夏王朝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起到普遍的指导作用，它应是夏代的天文历法家们吸取前人成果并长期观察探索形成的。相传在尧时就重视历法的修订：“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36]”。并委派羲仲、羲叔、和叔到全国各地去观象授时。史载尧舜时的历法“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尧临终时，亲自到文祖之庙告诫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司马迁也不无感叹道：“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37]”可见虞夏之人一直重视历书的制定、修订，是从尧到禹一直为“王者所重”的大事，并且所修订的历法“明时正度”，合于阴阳四季变化，对指导农业生产也应是行之有效的。《今本竹书纪年》载：夏禹“元年壬子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38]”这说明大禹确有可能主持修订过夏代的历法，并在继位后颁布于天下。这部历法，极有可能是为夏代后裔杞人所传、而孔子至杞所见的《夏时》，后被司马迁称为《夏小正》。今天我们见到的《夏小正》是否是夏人使用的《夏时》?是否是孔子见到的《夏时》?是否是司马迁所称“学者多传”的《夏小正》?恐怕亦很难考证得一清二楚。但是，从对《夏小正》所载动植物与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有许多大致吻合、并且将《夏小正》放在整个仰韶温暖期的大背景中看，《夏小正》确实反映了夏代生态环境的基本面貌，尽管其中有历代的羼杂而凌乱，但仍是保留大量夏代史影的重要文献，通过对《夏小正》所载各动物、植物的循名责实，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夏小正》应该是一部经过长期观察、实践形成的，它是吸取自唐尧以来天文历法成果、并对夏代农业生产等项活动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历法。这也难怪孔子要“行夏之时。[39]”应将其视为夏代正常年份的生态环境状况的一个缩影。
四、夏代气候演变的轨迹及生态环境特征的估测
除了《夏小正》为我们了解夏代的生态环境提供难得的文献外，我们还可从考古学及环境考古学方面获取重要的信息。宋豫秦先生等在《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一文中曾对被认为是夏代国都所在的二里头遗址的植物孢粉进行了鉴定分析。叶万松、周昆叔先生也在其主编的《洛树阳皂角》（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属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洛树阳皂角遗址进行了环境考古学分析研究。所有这些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夏代生态环境的认识。从二里头遗址的孢粉分析中可知，在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夏代初期，孢粉分析显示木本植物孢粉占相当的数量。在灌木中的五加科，是多生长在南方的植物；灌木中有忍冬科；桤木今也多见于南方，而这些木本植物孢粉在以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都未再出现过。这说明夏代初年洛阳盆地落叶阔叶林茂密，气候温暖湿润，还保持着仰韶温暖期最适宜时期的一些特征。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和二期，也就是夏代的早期和中期时，孢粉中的乔灌木数量与夏代初期相比有所减少，但仍有一定的比例，松属和桑属的孢子数量较前增加，喜湿作物香蒲属有一定增长，并新增了木本中的榆属。在二里头遗址一期还发现过象牙标本。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和二期的生态状况是有一定差别的，但从总体上看，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代表的夏代的早、中期气候还仍保持着仰韶温暖期的基本特征，雨量虽比前段减少，但仍然比较充沛，在夏都周围还有不小的森林，呈现出疏林草原的生态景观，气候已开始有凉干的迹象。二里头文化三期和洛阳皂角树的二里头文化属同一时期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植物孢粉中，木本植物已降至孢粉总数的7.6%，而草本植物孢粉已占90.2%的优势，并且蒿属植物孢粉数量升至夏代以来的最高值。在皂角树遗址采集的动物标本基本上与二里头遗址同一文化层的状况相吻合，草本植物花粉同样占有绝对多的比例，乔木极少发现，且以耐旱的松属居多，喜湿的蕨类植物所占比重很小，动物的种类也较单调，从土壤的磁化程度看，也由此前的较高值向较低值跌落。这已表现出稀树草原的生态环境，气候已显温凉和干燥，可能也有因缺雨水而出现旱情的迹象。总之，夏代晚期的气候已由早期的温暖湿润、中期的由温湿向温干过渡，转变为有较明显的凉干气候迹象的特征。但是，总的说来，洛阳盆地还有较广阔的水域，稻作在低洼的地区得以推行，降水虽较以前有所减少，但还是有比今天要多的降水量，处在仰韶温暖期的后期的大背景下，温度也要比今天略高1-2℃。不过，这一时期的气候波动，已对夏代的农业生产及国家的统治产生有重要的影响。[40]
又从在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植物孢粉分析的结果看，木本植物花粉有松、栎、鹅耳枥、栲、榆、杉、朴、柳、杨梅、胡桃、玉兰和榛。草本植物花粉有禾本科、蒿、藜科、菊科、旋花属、菜豆属。蕨类植物孢子有凤尾蕨、蕨属、水龙骨科和卷柏等。表明遗址周围的植物为落叶阔叶林与常绿林的混合，气候应为亚热带至暖温带的过渡型，较现今可能更温暖湿润[41]。在南阳淅川下王岗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层中，也出土了脊椎动物标本鲤属、龟科、狗獾、猪獾、野猪、家猪、麂、斑鹿、轴鹿属、苏门羚，其中的轴鹿、麂、苏门羚等都是喜暖动物[42]，反映的是森林茂密、野生动物繁多、温暖湿润的生态景观。从杨庄遗址和下王岗遗址中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环境信息看，仰韶温暖期后期的气候波动对这二处遗址分别所在的淮河上游地区和汉水丹江流域地区虽有影响，但并不明显。这与洛阳盆地已出现的气候干凉且有旱情迹象的景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说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波动期间，淮河和汉水流域的表现并不显著，仍基本保持着仰韶温暖期的较佳环境状态。
注释：
[1]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2]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
[3]高广仁等：《山东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信息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
[4]张居中：《环境与裴李岗文化》，载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9页。
[5]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192页。
[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9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9]分见《论语·泰伯》，《论语·宪问》。
[10]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辩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
[11]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页。
[12]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3]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14]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5]谢伟：《案板遗址灰土中所见到的农作物》，《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16]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页。
[17]张松林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
[18]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
[1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5页。
[20]吴其〖HT5”，7”〗氵〖KG-*2〗睿[HT5”]：《植物名实图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3页。
[2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22]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
[23]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24]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0页。
[25]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26]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7]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28]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29]魏兴涛、孔昭宸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30]张居中、孔昭宸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版第1期。
[31]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3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演示文稿》，《史前研究》1994年第3期。
[33]高广仁等：《王因遗址形成时期的生态环境》，《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3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13页。
[3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页。
[36] 《尚书·尧典》。
[37] 《史记·历书》。
[38]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载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以下引《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本纪年》均出自该书，不再作注。
[39] 《论语·卫灵公》。
[40] 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1]北京大学考古系等：《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4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438页。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