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记赵俪生师

  大约是2007 年岁尾吧,一位年轻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网上看到, 赵俪生先生在兰州去世了。听后黯然。继而又想,先生高寿,活过了整九十岁,后三十年总算过得舒展自如的日子。比起他的两位山东大学同事: 生于1915年,53 岁死于天津清河劳改农场的吕荧、生于1903 年,69 岁死于济南监狱的华岗,总归命运要好得多。于是也就释然。

  近日坊间游弋, 在一家书店见俪生师的一本新著《桑榆集》,2009 年出版的,赫然列于架上,欣喜地购回细读。这是先生手编的最后一本书,大部分篇幅是80 岁以后撰写的, 真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气概。在封笔之作(2006 年)中描绘出他晚年的情景:“耳朵聋得厉害, 装了助听器也无济于事。眼睛的情况略好一点,装了一只右眼的晶体,是北欧出产,价钱比较高,但效果也比较好。现在就凭着这只晶体,再加放大镜,还能读书……”

  读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欷歔不已! 当年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开朗而又活跃的俪生师,高龄时衰老成这副模样! 岁月无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里,老人精神上却一点都不衰老,他雄心勃勃地重申了他的志向与理想,那就是搞垮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

  俪生师总结了20 世纪的历史:“从前世界人类中还有不少一批人乐于为一种信仰而不惜牺牲,奔走呼号,此起彼伏;现在他们看到大轰大嗡了一个世纪,到头来造就了少量的极权主义者和他们手底下大批大批贪污腐化的官僚,大轰大嗡者也不免消极下来,甘心使自己成为庸人和自了汉。”

  老人自己并不消极,他还在期望“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 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世界”,他认为“北约是什么?是血淋淋杀人的刽子手!索拉纳和奥尔布赖特不比当年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的价值更低”。

  把北约这股势力与当年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文字中还是仅见,即使我国官方今天也未必认可这一看法,但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俪生师直到生命最后都是铁骨铮铮的拥共派,多年来,历次运动把他批成反共派,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也是历史的荒谬。

  其实俪生师年轻时就是拥共派。他1934 年17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即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北方左联和民先队,与地下党组织接近。党领导启发动员他入党,他却公开扬言要当马尔托夫。这里介绍一下马尔托夫。苏联共产党前身是1898 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首领是列宁,主张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孟什维克精神领袖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是首领之一,反对严格的组织纪律。十月革命胜利后,契卡准备逮捕马尔托夫,列宁通了个风,马尔托夫得以流亡西欧。———俪生师说自己自由主义或自由散漫也就罢了,竟把自己比附为反对共产党而共产党要逮捕的人,也太“嚣张”了吧,要在上世纪40 年代的延安,准是王实味第二。抗战初期,俪生师和师母还真到了延安, 但因性格和当地气氛不合,很快又回到抗日前线党领导的游击队去了。

  1949 年初, 俪生师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当研究员,这个学校是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党亲自创办直接领导的革命大学。此时北平即将和平解放,接管北平各高校及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由华北大学负责。于是人们踌躇满志,兴奋地讨论怎么接管。有的说各高校无论名望多高的教授都要亲自到军管会来报到登记,也有的说,像陈寅恪那样双目失明身体衰弱的可由他人代为报到(其实此时陈已离开北平), 副校长成仿吾一句话作了总结:“旧知识分子必须亲自到新政权来报到,这是个态度问题! ”

  本来领导一发话,讨论就终结。然而俪生师是无视社会通则的,偏要强顶。众目睽睽之下把成仿吾指名道姓地训了一顿,结果三四天后就被调离华北大学,之后一年多时间,他辗转于济南、北京、长春三地,似乎都不甚得意,1950 年底他来到青岛山东大学执教。我亲聆俪生师教诲就在这里。

  上世纪50 年代初, 新政权在接管高校后首要任务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除系统建立各级党组织,掌握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外,一个重点是开出政治课,但这谈何容易?讲哪几门课?上面都还没指示呢! 于是讲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五种社会形态。师资队伍尚付阙如,只好偏劳校长,华岗校长每星期六下午给全校师生讲四个小时政治大课。

  华校长又抓住从解放区来的进步教授赵俪生,叫他给文科学生讲历史唯物主义课。这可是个难题。没有教材,也缺乏参考书,苏联康士坦丁诺夫的教科书也还没译全呢, 但俪生师勇敢的接受下来,现蒸现卖,边学边讲,依然赢得了学生们的赞誉。

  因为几个系的学生一起听课,人多,所以在科学馆半圆形阶梯教室授课,这是山东大学最讲究的教室,可坐二百人左右。也因合班授课,统一时间不好找,只能安排下午授课。在青岛,自春末到初秋,人们是要洗海水澡(青岛人皆如是说, 即海水浴)的,大学生尤其爱好,洗海水澡中午最佳,气温高无凉意,又可日光浴。但这样一来就妨碍下午听课:萎靡不振者有之,答问时不知所云者有之,甚至呼呼大睡者亦有之。然而赵先生课堂上绝无这种现象。教室门开了, 身材修长的赵先生碎步加速走上讲台,庄重而和蔼的回礼后,开始了讲授。一开口就抓住你的注意力,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目无旁骛,心无二念,紧紧跟着先生的思路还来不及,哪里有打瞌睡的余闲呢!

  旧日在集会中发言称讲演,赵先生讲课就是既讲且演。讲的方面:吐字清晰,抑扬顿挫到位,有时停顿稍长,就有了节奏和韵味,使枯燥的东西变得有生气有色彩。演的方面:充分发挥肢体语言优势,不仅做手势,头部、躯体都在活动;以此来吸引你的注意力,开发你的想象力,他所讲的抽象的理论的东西也就变得活生生的了。

  2004 年2 月, 我曾托兰州大学一位博士生代我向赵先生面呈一封致敬的信,信中写道:听先生的课,聚精会神,是一种享受。先生不过三十五六,正当华年,讲课时好在讲台上左右走动,声音铿锵有力,有手势且有身势,常先前倾做弯腰状,接着后仰角度甚大,如觉得不到位,还重作一次。———此时正是先生讲到最精彩最得意处。

  上世纪50 年代初,政治运动频仍,各种会议是家常便饭,赵先生也常在会上即兴讲演,以自己亲身经历,作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现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赵俪生,他有他一定的才能。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有时还受到迫害;而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我就像如鱼得水,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我在旧社会写的小说《中条山之梦》(写抗日游击战争的),在新社会才得到出版,并且一版再版,数千册又数千册地出下去! ”话语中充满了欢快和自信。言者和听着都不可能料到,几年之后先生就被发配到甘肃省山丹县一个条件极为艰苦的农场去劳改。

  赵先生又曾公开声言:“我的近期目标,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我的最终目标,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自中国科学院中析出。他仔细分析了完成近期目标的条件:文学,他有创作出版;外语,他有译作问世;历史,是他的本业,已有多篇论文问世。当时山东大学文学院也只有这三个系。

  赵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坦诚、纯真,心口如一、毫无城府。世故者会觉得他自负,过分张扬,可我们青年学子却喜欢他,觉得亲近可爱。然而这样放言无忌,定会触怒他人,带来无穷祸患,挑战潜规则的莽汉,必然遭到社会的报复。华岗校长理解赏识和爱护他,1955 年华岗被诬陷入狱,他在山东大学就很难待下去, 自动申请于1957 年调至兰州大学。但山东大学某些人还不放过他,到了1958 年下半年,还硬把一顶右派帽子送到已在兰州一年多的赵俪生头上。

  这样,俪生师就从大学教授变成劳动改造的五类分子,失去了讲课、科研和读书的权利,在人们呵斥声中从事难以承受的繁重体力劳动。到1960 年,俪生师又被派往山丹县农场劳动,这是全国大饥馑的年代,甘肃又是饿死人现象严重的省份。农场里也一个接一个死人,俪生师已被预测,将是第四个死者。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他的遭遇受到新来不久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的关切,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当他回到家中时,妻子看到的是披着件破旧的老羊皮一具骷髅架子的鬼状人物。

  江隆基是老党员,是一个有水平有修养的高级干部,反对极左思想。他因不合时宜,被免去北京大学的领导职务,贬到兰州。但他并未改弦易辙,仍一如既往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江隆基力挺俪生师,不仅把他从农场调回,戴着帽子还准许他上课,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后来又摘掉右派帽子。然而1966年6 月文革开始,刚强自尊的江隆基就因被批斗蹂躏而自杀。赵俪生也多年被轮番批斗劳改, 而到1970 年仅仅53 岁,兰州大学勒令他退职,这是在文革期间也鲜见的严酷处罚。因为退职和退休不一样,毫无收入,就活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俪生师和师母带着4000 元退职金南下, 来到两个女儿工作的当时还偏僻闭塞的贵州息烽,坐吃山空,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活下去,1972 年9 月俪生师到北京告御状,据说是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竟得以回兰大复职。

  四人帮覆灭前后,自京城又贬下一名高官到兰州大学当领导,这就是刘冰,他是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因抵制当年炙手可热的迟群、谢静宜和为邓小平向上递信,被发配西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了甘肃省委书记, 他对俪生师是很倾慕和推重的,一度俪生师想回山东大学工作, 刘冰深情地对他说:“我在甘肃一天,你也得在甘肃一天。”面对诚恳真挚地挽留, 俪生师说:“老死西陇, 东人不复返矣! ”晚年赵先生心情舒畅,著作都得到整理出版,1987 年还到美国作学术访问。1991 兰大为他召开了从事学术活动60 周年和教学54 周年纪念会。

  那么俪生师是不是完全舒畅呢? 也未必。他虽年届耄耋,性格却一点也没变,丝毫不通世故,是一个性情中人。徐悲鸿在他画室里亲笔书写了8 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这种倔强自信、虎虎有生气的性格,赵先生庶几近之! 有这种性格的人,不仅触怒于褊狭的权势者,且不见容于庸众;怎能不时时和社会碰撞,从而感到不快呢?

  试举数例。1982、1983 年俪生师两次去昆明,当年游击队的同事,刚从省委书记位上下来,还当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设宴招待, 菜肴有麂子肉、鹿筋、猴头,皆是上品。酒过三巡,老战友讲了心里话:“老赵,你坚持不入党,未能在仕途发展,吃了亏。”赵师立即批判,说这是入党做官论,而这吃亏的论调和不正之风、干部腐化都有关系。老战友觉得碰到一个无可救药的书呆子,没有计较。但俪生师却把这事提名道姓写入书中,公开出版。

  以蒋南翔为首一班人搞了个《一二九运动史要》,韦君宜寄给俪生师一本,叫他写一篇读后感给她,供报刊发表。这是叫他捧捧场的意思。但他又发书生气,对书中把几个人扣上帽子不以为然,提出来商榷。韦君宜虽然写了,好像大彻大悟了。但衡量“左”或“右”的那杆标准,仍在韦君宜们手中掌握,岂容你这非党的马尔托夫之流置喙。韦直白地告诉俪生师:“你的那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 把他的读后感否定了。

  1987 年的访美之行,备遭冷遇;多次被提为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皆以“这个人谁也掌握不住”否定了; 以俪生师为学术带头人申请博士授予点,十三个评委投了十三张弃权票。

  如果从庸人圆滑的为人处世角度来看,俪生师的坎坷命运,包括晚年的不快遭际,不仅不为无因,甚至可以说是自取其祸。———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在2004 年给先师的信中, 就曾说有意写一篇关于先师的回忆,然一再因循,未能完篇。在先师逝世二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以此文,作为一瓣心香,敬献于先师之前。

来源:jiongjiongkaoyan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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