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周振鹤序

　　李庆新本书是以广州及岭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航海活动以及海外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探讨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和政府组织及行为，并因之而透射出中外关系史的多个侧面的内容。研究时段则上从汉代下至19世纪，在在都是作者多年来从事区域研究的结晶。尤其是明代以下部分更是作者倾注最多心血的成果与独具慧眼的心得，对于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深化，对于明代海道职能的演变，对于屯门地区海防的注目，从而引出南头体制与广中事例定义，对于广东与荷兰关系的申论，对于北部湾海盗的分析都令人有意外的收获。至于对会安的兴起及其与华人的关系以及鄚氏河仙政权的研究则是令人完全刮目相看的杰出成果。本书的最后两章则是作者对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热点研究的看法以及对海洋考古与南海区域研究关系的独立思考。

　　在中国历史上广州始终是一个异数。不管国家是处于开放或封闭状态，广州都是对外开放的，从秦汉一直到现代都如此。远在两千年前，广州的前身番禺就是一个重要的进出口港，许多海外奇珍异宝如犀角、象牙、玳瑁、珠玑都从那里进口。西汉中期成书的《史记》就将番禺作为汉代中国的七大都会之一来进行描述，而其时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地区不过才刚刚重归中原王朝版图不久。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由此可见，番禺以及岭南的对外贸易活动还在汉初至西汉中期的南越国时期就已经颇具规模，这一点现在也已从南越国的出土文物得到证实。南越归汉以后这种航海活动不但一直长盛不衰，而且有所发展，《汉书》就记载了一条从徐闻出发到达印度南部的航路。在《后汉书》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交趾诸郡向北方的沿岸航行的线路，这是为了避免翻山越岭的艰难险阻而开辟的从岭南沿海到北方的航路。这些史实都表明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远航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因为统治者的大陆思想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而未能得以发扬光大。即使如此，广州以至整个岭南地区由于在地理上具有海上贸易的优势。如果我们从东北远至日本、西南直到印度看成一个贸易网络的话，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正是处于这一网络的枢纽位置。当然从秦汉时期直到唐宋以至近代，广州外贸的重点是在南洋，但晚明以后，岭南地区对东北亚的贸易也成为重要的一环。据荷兰人的资料研究①，从明末直到晚清，从岭南出发的船就有不少的数量，即便从东南亚许多港口，如广南如大泥，如咬溜巴出发的所谓唐船，其船主也是闽广的移民。由于广州如此重要的地位，唐代在此已设置有市舶使，专司对外贸易事宜，甚至建设有蕃坊，以作为外来商人生活区。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继续了唐代时期的贸易繁盛，直至宋代，在两浙路、福建路与岭南东路各置有市舶司，反映出其时海外贸易的鼎盛繁荣。但中国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始终是一个大陆国家，海上贸易非统治阶级所热心措意，郑和下西洋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在明清两代，这种大陆思想表现得最为彻底。以统治者的愿望而言，并不希望借海外贸易来增长财富，但就民间来说，海洋活动却是他们的重要谋生之道；因此明清两代海禁时紧时松，明代隆万以后的弛禁一方面使得东南沿海的人民得以稍抒航海之长技，以航海所得稍补陆上劳作之不足；另一方面还引起向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移民。而移民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移民们拓展了生息的空间，还在于将中国文化延伸到海外。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形态在东南亚形成了很独特的文化存在，以至日后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化时甚至取材于南洋，显示了礼失求诸野的文化传播理论的普适性。与此同时移民活动还在东南亚形成了最初的中西文化接触——这些接触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罗明坚、利玛窦在中国本土与中国文化的最初接触。

　　广州濒临南海的地理坐标一方面使其自然成为海外贸易枢纽，另一方面它远离统一政权都城的地理位置又使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开放而不影响国家的根本政策。所以任何时代，即使是最封闭的时期，中央朝廷也不惮开放广州作为一扇窗口。例如在清代乾隆中期闭关的情况下，也只是取消了其他三个口岸，仍要保留广州一口的开放。即使1949年后，外国人的封锁与自己的封闭并存时，广州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一年两度的广交会就是一种开放形式的表征。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所以本书的作者虽然是以研究地区社会经济史为其初衷，但结果却远远超出了这一层意义，因为所研究的对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简单地只具有地方的意义，而是影响遍及中国，动辄引起中枢关注。尤其在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开放的港口时，这种重要性就更加明显。广州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有根本的变化，五口通商使广州的唯一性被打破。但一百年后的中国，却又使广州恢复原来的地位，又再过三十年，广州才真正不再保持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但即使如此，广州以及广东在近三十年里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特殊的地位。因此本书的意义也就不只在地区局部，而与中国全局有密切的关连。

　　本书作者的另一个视角是中外关系史，这是一个极其宽泛的领域。上一世纪对中外关系的研究先以中外交通史的名目出现，50年代以后则多称中外文化交流史。其实原来的交通即今天的交流，而今天的交通则只剩下交通运输的狭义了。中外既发生关系，互相间文化有交流自然是正常的，不过粗略看来，有时双方发生关系，也不一定都有交流，可能有时只是一方向另方的输入而已，虽然硬要强调输入方也受到接受方的影响，当然也可以找出蛛丝马迹，但有时相当勉强。所以现在有人采用交涉史这样的名称，只强调交涉，发生了交流（亦即有来有往）与否则另说，这个提法我觉得比较妥当。以交涉的眼光观之，则本书所研究的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有看点。如越南的明香社等于是把明朝的基层社会搬到了越南，成为研究明代传统农村社会的海外标本。在这个案例中，华人社会与当地的交涉是发生了，交流却并不深刻。这就让我们体会到日本学者田仲一成为何以南洋的材料来研究中国传统戏剧的道理。事实上无论是晚明或晚清在东南亚传教的天主教或基督教传教士，都将在这一地区的华人社会当成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存在，而在那里发生了早于中国本土的中西文化的交涉。当然极而言之，有交涉而无交流的情况是很特别的，交流总归或多或少地发生，书中所研究的鄚玖建立的“港口国”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案例。我从未到过东南亚任何一地，但是从陈荆和先生菲律宾研究到李庆新的越南的相关研究，却使我有了亲至其地的感觉。

　　近年来，由于档案资料的不断发现与利用，中外学者在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方面都做出了许多新成果。其之所以新，不但是材料新而且方法新、对象新，陈国栋与范岱克对广东行商的深入甚至是穷尽式的研究，包乐史等人对《公案簿》的发掘与研究都令人耳目一新。李庆新此书则又开辟了越南地区华侨社会的新的研究视角，使读者觉得中外关系史的领域有无限广阔的天地。作为这一领域的门外汉又同时是一个爱好者，我极其感兴趣于具体而微的过程式研究。近年来接触日本学术界的成果多些，发现日本学者对晚明至清中期中日之间的贸易研究之精细，已出于一般的想象。从船只名称及出发地，到在日本的进出港时间，船载货物的明细表、单价、货物上岸的竞买过程，这样的研究，单靠日本一方或中日双方的资料已经不够，甚至要参考第三方，如荷兰商馆的情报。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停止于过程式研究，但这一研究却是达到正确的结论或进行规律性探讨的前提。在读了李庆新这本书后，我对此有更强烈的感觉，因此就将包括这一感觉在内的所有感受写出来，权当一篇外行的序言了。

注释：

①《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l637—1833——复元唐船货物改账·归帆荷物买渡账》，永积洋子编，创文社，1987年初版，2001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