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视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篇章
——李庆新著《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序

  2005年的夏天我为庆新弟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写序,在说明该书的学术创新之后,又苛求于他,希望他能在叙述贸易的主体一方(明代中国)之外,还能对贸易的另一方多作关照,以臻于至善,并且认为他一定能够做到,我是这样说的:“我知道庆新在进行新的追求,他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的课题研究,又为做‘华人与东南亚社会研究’去年春节前夕去越南,不是旅游观光,而是踏踏实实地学术考察,就是走中外历史同时研究的路子。这样做下去,怎能不会有长足的进展,怎能不会有新的学术建树贡献给学术界。”他按照研究计划行事,2005年以后数次到雷州半岛做田野考察,收集到民间家谱、宗祠碑刻和口述资料。与此同时前往越南河仙调查鄚氏与河仙政权史事,得到一批珍贵的历史与文物史料。正是这种国内外的学术考察,理清广东雷州人鄚玖在越南河仙建立政权的历史,写出《鄚玖、鄚天赐与河仙政权(“港口国”)》、《“海上明朝”: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的中华特色》等文。

  于是令人兴奋和佩服的事情出现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勤奋而又方法得当的他,在创作《海上丝绸之路》(中文版、英文版,2006年)之后,又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谱写新篇章,为学术界奉献出新硕果《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因此我以高兴、渴求新知识的心情,阅读书稿,写出心得,权充弁言。

  我感到庆新的新作,如同他在题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代自序)中所示,他的研究方法是“外向视野”和“外向思维”,正是这种开阔的思维与视野,奠定下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何谓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庆新说:“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落脚点是区域,研究对象是经济,目的是发现历史时期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脉络、特点,总结规律,但最终目的还要走出区域,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加以比照,确定其区域特性和它在整体(例如大区域、跨区域、国家以至国际)中的地位,因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内部的深入研究,精雕细琢,同时需要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审视区域之间、区域外部的联系与互动,关注外部因素对区域内部的作用与影响。在这点上说,外向视野非常重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区域研究不能演绎成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经济研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结合专著的具体内容,体会到外向视野、外向思维的内涵有三个方面:

  其一,中外、古今、区域内外的比照研讨及综合考察,绝不能将考察对象局限在区域经济方面,局限在区域范围之内。研究特定课题的区域,自然离不开区域本身,然而要做得好,做得深入,做得比前人研究有进展、有大幅度提升,重要的是向外延伸,延伸到区域之外,延伸到国外。庆新将广东社会经济史讨论的范畴向外扩延,进入南海贸易区,于是有《17世纪下半叶北部湾的中国“海盗”》、《会安:l7—18世纪远东新兴的海洋贸易中心》、《l7—19世纪会安的华人、唐帮会馆与华风》、《“海上明朝”: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的中华特色》等专题研讨,还有广东民间的“郑和崇拜”现象的发现及其与南洋郑和遗迹的比较研究,以及《海洋考古与海洋史研究》的专题。庆新对广东海洋贸易的古今通贯考察,从汉代南越国的海上交通说起,下及唐代广州贸易、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明代屯门地区海防与贸易、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这些专题虽然不能构成广东海洋贸易通史,但却有了一个重要线索。内中关于南汉的海洋贸易史,令我对南汉史有了新认识:原先读“两五代史”,大约是因为刘铁的荒淫无道,印象不好,而今得知其为“小南强”,提高在五代史中的地位。如此贯通古今,打通广东、福建与中南半岛(印支半岛)贸易史研究领域的人为界限,有了南海贸易的全局观念,沟通贸易双方乃至三方、多方的多维观察,自然就将研讨引向深入。

  其二,外向视野、思维的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双向索取与综合利用。庆新说:“外向视野在充分把握区域内各种研究资源的情况下,注重对区域外围资源的收集、借鉴和吸收。”这种吸收可以是区域外的,也可以是国外的,但庆新更强调后者,故而认为:“海外关于中国的知识与史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其价值不仅仅为学界提供不易接触到的外文史料,还在于它所蕴涵或提出的关于‘中国’的观点与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和反思。”向外国文化学术界索取,除了史料,更应留意学术观念和方法。庆新在国内,接受前辈中外关系史、海洋贸易史的研究成果,书中屡屡提到冯承钧、陈序经、向达、王赓武、曹永和、蔡鸿生、陈荆和、陈国栋等人的观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大量阅读,利用日本、英国、法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书中多次引述日本汉学大家桑原骘藏的见解,如与他相同,不赞成南汉主系阿拉伯裔之说。对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所提出的朝贡源于纳贡,与对国内统治原理本质相同,是一种体制的观点,庆新予以吸收,建构他的明朝朝贡体系框架。庆新论述l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借助大量的外国人文献与论著,不俱述。前已述及庆新的越南田野考察,颇有收获,从而写出有关会安的历史,这也是由于他随时随地留心所致,细致观察所致。如于2004年初在越南沿海港口进行南中国海移民与贸易史调查,在顺化至会安途中一间小饭店,发现一件瓷器,上面的羽人舞蹈纹饰,与戴尔·布朗主编的《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一书所论述的铜鼓所绘船纹图饰极为相似,因而说:“古代越南与华南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上述器物的纹饰,生动地刻录了古代越人擅长舟楫的生活场景,让人惊叹古代越人具有海洋特色的传统艺术恒久的生命力。”在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中,庆新得到预期的收获。

  其三,外向视野获取整体史研讨的效果。如同庆新所说,外向视野的区域社会经济史是放置在广阔空间的,这种研讨必然会在经济之外去关注政治、文化、社会诸多历史现象,从而有可能进行整体史的探讨。从庆新书中我们获得中国历史的某种特征的认知:对外贸易、海洋贸易中,由唐代至清代,均发生所谓“礼仪之争”,开放的王朝对外洋使臣(兼商业性)的跪拜礼要求时或持通融政策,封闭王朝则是僵硬态度,对外关系以行否“国礼”为转移,是为古代中国王朝的传统政策,带有规律性;王朝主导的朝贡贸易,历来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以赏赐夸耀中华的富庶与强大,此种“不等价的朝贡贸易关系”,纳人王朝政治体系,“朝贡国”各自与中国王朝形成疏密不一的关系,显示王朝的御“外夷”之道;海洋贸易的物品,以奇珍异宝为主,供皇室与社会上层享用,故而通常由宦官执掌其事,而涉及民用的物品甚微,于民生未见有益。透过海洋贸易的这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实质的认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是王朝也即皇帝的国家;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人们“以海为田”,向海洋讨取生活资源,庆新说“航海贸易是古代岭南最有特色的经济活动,与内地其他区域比较,社会经济带有更多的海洋气息”。广东由古代延续至今的海洋贸易,铸造出它的历史地位与特点。

  庆新能够不止一次地前往越南作学术考察,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时每见一些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调研,不无羡慕之感。现在我们经济见好,有研究经费可以出国调研,因此我衷心祝愿庆新把握机会,一如既往地勤奋而又智慧地继续进行海洋贸易史研讨,期盼《濒海之地》续篇源源不断问世。

2009年4月6日草于顾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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