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民间“处士”与“议士”

  “处士”作为汉代通行的社会称谓,指行政体制之外的民间有才德的士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说到“处士”的定义:“‘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后汉书·刘宽传》李贤注:“处士,有道蓺而在家者。”《荀子·非十二子》以“处士”与“仕士”对 应,杨倞注:“处士,不仕者也。”根据这样的判断,可以将“处士”身份理解为在野的民间知识人。《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 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都是著名的“处士”参政后来成就大 功的史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辩议之辞言及“处士”:“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所谓“块然独处”,或许与“处士”称谓的由来有某种关系。而“寡偶少徒”,即社会交往有限,可能是这些人物通常的行为特征。“处士”模仿“许由”、“接舆”隐逸榜样,然而又自以为“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具备参政能力和行政资格。所谓“时虽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者,体现出其自我政治期许其实是相当高的。

  讨论“处士”参政以及成为“议士”的可能与行政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汉代政治生态应当是有益的。

  战国时期是著名的动荡年代。当时“处士”曾经有活跃的表演。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司马迁《史记》中说 到的当时著名的“处士”,有《魏公子列传》所见“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刺客列传》荆轲的朋友“燕之处士田光先生”,《循吏列传》所 见“孫叔敖者,楚之处士也”等。《田敬仲完世家》说到的活动于稷下“不治而议论”的“文学游说之士”中法家思想领袖慎到,张守节《正义》指出:“赵人,战 国时处士。”《孟子荀卿列传》说到“齐稷下先生”中的慎到,张守节《正义》:“《慎子》十卷,在法家,则战国时处士。”当时的文化形势,如《史记·李斯列 传》所说,正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毛公和薛公事迹所谓“藏于”民间,也说明当时的政治家搜求“处士”之不遗余力。《荀子·非十二子》:“古 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 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荀子具有批判倾向的话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处士”的活跃。

  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局面,促成了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竞争,中国文化于是呈示多元的自由的时代风格。然而实现大一统的执政者以为这样的思想文化形势 是不利于安定局面的形成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说:“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 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关于秦“患周之败”,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言因横议而败也。”秦王朝的决策集团认为周王朝覆亡 的首要原因是“处士横议”,于是推行“箝语烧书”的文化政策。《后汉书·申屠蟠传》中也可以看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 烧书之祸”的历史分析。秦王朝的思想压抑和舆论控制历来受到严厉指责,然而后来也有人基于政治体制变化的考虑予以理解。明代学者李贽在评论李斯建议“史官 非《秦记》皆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的上书时,批注一“毒”字,然而又写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 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然而汉代士人的“焚书坑儒”批判,体现了对于秦文化政策的反思。当时的主流文化观念,对于文化专制主义持否定态度。如贾谊《过秦论》指出,秦 “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终于败亡,“岂不哀 哉!”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 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这是汉文帝时代的故事,一位治黄老之学的“处士”王生曾经被“召居廷中”,他对廷尉张释之说: 我的袜带松开了,你帮我系上!张释之跪下为他系紧袜带。王生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我这样做,“欲以重之”。这位王生见诸史册已是老 人,后来并没有显著政绩和精彩政论传世,只是以这样一个在“廷中”“聊辱廷尉,使跪结袜”的表演节目保留在历史记忆中。而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了朝廷“ 名臣”“诸公”对“处士”的尊重。

  汉代社会中“处士”身份的个人前景因仕路开阔透见出光明。特别是在西汉王朝走向强盛的时代,执政当局比较注重从民间发掘人才,动员他们参与行政。尤其 是汉武帝时代,天子志在有为,一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于是“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篇末的赞语 写道,“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 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 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 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不仅“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整个中国古代人才史上,汉武帝时代都可以称作光辉的一页。汉武帝不仅因个 人的眼光、个人的情趣和个人的魅力使得“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元光元年(前134)确立的察举制度,还实现了人才选拔体制的革新。

  汉文帝时,已经有“贤良”、“孝廉”之选,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民间地主和部分自耕农人中选拔从政人员。名臣晁错就是曾经以“贤良文 学”之选,又经帝王亲自策试,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不过,当时既没有规定选举的确定期限,也没有规定各地方选举的人数。也就是说,这种选举形式尚没有成为 完备的制度。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应当注意到,汉武帝时代以察举制选用的人才,开始以儒学人士为重。《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前140)要求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在正式宣布“罢黜百家,表章《六 经》”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于是,有“处士儒学”、“处士诸生”并列的说法。《后汉书·荀爽传》又可见所谓“以儒行为处士”的情形。《后汉书·郑玄传》有“处逸大儒”称谓,李贤注:“‘处逸’,谓处士隐逸之‘大儒’。”

  《后汉书·张霸传》说,“(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 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处士”得见“擢用”,形成了鼓励“习经”的作用。随着儒学成为正统,其他诸子之学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边 缘化。然而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彰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不过,儒学以外“百家之学”的继承者们,实际上更为“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很可能确实是“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相反,汉代儒学因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的共同进步而实现了空前的普及。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兴起太学,汉明帝当政时,又曾经亲自临 众讲学,听讲者据说“盖亿万计”,甚至匈奴贵族子弟也前来洛阳在太学就读,研习儒学经典。太学形势一时“济济乎,洋洋乎”,后来“游学增盛”,太学生竟多 达三万余人。当时私家教学也形成风气。各地许多办私学的学者,也吸引了万千来自远道的学人。据《汉书·疏广传》,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汉 书·儒林传·申公》说,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东汉时,私学更为繁盛。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曾经“教 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任安在家中教授学生,“诸生自远而至”。张兴讲学,弟子自远而至者,仅著录在册的就将近万人。魏应教授徒众,“ 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丁恭“教授常数百 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在这样的教育基础上,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处士”们“块然独处”的传统生活场景被打破了。不过,正如《后汉书· 崔骃传》所谓“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好比“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蓺拱把不为之数”,由于行政机构不能容纳如此众多 的士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无从参政,“则甘糟糠而安藜藿”的山野“处士”。《后汉书·郎顗传》:“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絜 白之节,情同皦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世莫及。”其中“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的称誉,体现出了鲜明的学派色彩。

  《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说:少微星“处士位”。又引《天官占》:“少微,一名处士星也。”张守节《正义》:“少微四 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处士也;第二星,议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黄润,则贤士举;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处士忧, 宰相易也。”其中“处士”“议士”分列,暗示“处士”一般是没有议政机会的。东方朔感叹“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如何如何,也说到了“处士”与行政操作权 力的距离。以“少微”星象占问“处士”等身份的人生道路,有可能走向“贤士举”的乐观前景,也有可能“反是”。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在汉武帝 时代“守文之徒,盛于时矣”之后,曾经出现王莽时代“处士”们持不合作态度的情形:“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东汉以后,依然“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汉桓帝、汉灵帝时代,“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东汉晚期,面对“处士忧”的政治危局,这一社会力量又促进了舆论的活跃,于是再一次出现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史记·李斯列传》说战国晚期士人有议 论社会、批评时政即“非世”的倾向。司马贞《索隐》:“非者,讥也。所谓‘处士横议’也。”东汉晚期的“处士”们重新点燃起议政的热情。而这种议政,主要 是在行政体制之外进行的。《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述,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主上荒暗,政治昏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形成清议之 风。汉桓帝因有人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而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人被逮捕,牵连士人甚多。 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锢之祸发生后,海内士大夫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 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后汉书·党锢列传·李 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膺从权臣沦为“处士”,而士人舆论皆敬仰其崇高风格。汉灵帝时,李膺 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曾被当政的陈蕃、窦武起用。后来因为在政治交锋中失败,陈蕃、窦武及其宗族亲属都被杀害,其门生故吏均免官禁锢。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 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于是自赴诏狱,死 于狱中。

  党人多是在职官员及其门生故吏。而李膺则在隐居状态下义不辞难慷慨赴死的。事实上,党人当时是得到了民间“处士”们的广泛支持,方才形成了影响全社会的舆论力量的。

  从战国时期的“处士横议”,到东汉晚期的“处士横议”,似乎呈示出一种历史的反复,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轮回。其实,社会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后汉书·申徒蟠传》:“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 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后来党锢之祸的发生,验证了申徒蟠的预言。“处士”转变为“议士”的道路,从个 人政治态度的转变来说,是显著的;从社会政治风习的转变来说,也是显著的。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生活史、政治思想史以及士阶层史来说,都是重要的。

  正如《淮南子·俶真》“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所体现的社会职能限定,“处士”能够形成文化影响,似乎主要在于德行修养,如《后汉书·徐稺传》所 谓“德行纯备,著于人听”。《后汉书·杨秉传》记载,“会日食”,有诏公车征处士韦著,韦著“称疾不至”,有司竟劾著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后尚书 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著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征不至”者,“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养,宜 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庭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再次征召,“乃到”。韦著拒绝“公车征”的行为,被认为“大不敬”,险遭罪罚,朝廷反 复强令,不得不从命。“处士”于是成为“圣朝弘养”作秀表演的道具。他 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自然无从具备议政条件。不过,韦著行为“足抑苟进之风”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后汉书·种岱传》:“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 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种岱事迹,表现出最终“未建忠效用”,“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所体现的与政治生活的隔膜。也许深刻透视 “其虑”“其心”,可以发现其言行可能作用于中国正统文化走向的正面影响。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董卓当朝时,备礼征召,申屠蟠和郑玄都“不屈以全其高”,而 “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人们批评荀爽的行为,而范晔以为,“出”或者“处”,应当依时势进行抉择,“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 时。”他分析,“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范晔以所谓“大直若屈”对于荀爽的政治表现予以理解。也许就士人这种“急急自励”而有所“潜图”的参政议政方式,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者应当进行深入的分析。

来源:爱思想网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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