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疏与聚合：近代社会变迁视阈下的知识分子成长路径
| 蔡元培等与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合影 |
一、现代知识分子成长历程中经历了“四分”，即与帝国官僚体制的分离，职业生涯上的分工，价值取向上的分途，学术领域上的分科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形成经历了通过“学而优则仕”到成为“自由漂浮者”的转轨。先是在外有两次鸦片战争、内有太平天国运动与洋务运动的社会变局中，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不再谋取科举功名、转而谋职于外资机构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如曾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任职的王韬、李善兰、华衡芳等人。继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后，因受民族危机的刺激，一部分有功名出身的传统士人如康有为等参与“公车上书”的1300余名举人转而成了传统体制的抗议者与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者；另一部分年轻知识群体对传统教育丧失信心、走上了出洋留学之路。1905年科举制废除，切断了传统士大夫跻身、晋升官僚体制之路，知识人从中心散落边缘、从庙堂抛入江湖，与传统体制实现了“分离”。
漂泊、游移于体制之外的新型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职业架构中寻求谋生之路与社会角色。虽都以知识资源、文化资本谋生，但不再如以往士大夫仅有读书做官的单一通道，而是有了从业上的不同选择，有了职业上的“分工”。如状元出身的张謇在1894年蟾宫折桂之后远离官场，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有进士身份的张元济在维新运动失败后，由翰林而入商，于1902年投资商务印书馆并很快成为灵魂人物；严复、梁启超等人致力于以译书、“梁启超式的输入”的方式传播思想，又创办《国闻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成了以媒介影响社会的传媒知识分子；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等现代大学与各类新式学堂的相继建立催生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等新的职业和人生路径。
与传统士大夫大致归宗于儒学有别，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着精神定位、价值取向上的多元选择，出现了保守主义知识群体、自由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分途分野。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新文化阵营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包括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自由知识分子，而作为他们论战主要对手的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新儒学的开山人物梁漱溟，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还有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等。在与文化保守主义进行论争的同时，新文化阵营内部的裂痕也愈益明显，1919年以后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1922年5月胡适另起炉灶创办《努力》周报，而《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革命知识分子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终于因深刻的价值观分歧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三大思潮”的代表人物，关注政治体制、民族文化命运等较为宏大的公共议题。另一些潜心学术的学人则要面对与适应治学日趋专门、学科日趋分化的趋势，成为专业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学术混而不分，傅斯年曾指出：“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曾国藩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到严复、梁启超等人分疏“学”与“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区分渐现轮廓；在洋务时期讲求“声光电化”后，严复引介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名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野也日趋清晰；到20世纪初，“七科分学”、“八科分学”等方案提出，如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立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大学科30个科目，学术分科日趋细化。随着学术分科的发展，一批专家型的现代学人成长起来。
二、现代知识分子成长中还经历了“四合”，包括知识结构上的古今中西融合，社会角色上的重合，以学会、结社为形式的学界聚合，与民众、社会运动的结合。
现代学人专业领域日趋狭窄，但在西学东渐、现代知识奔涌而来的背景下，又展示出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整合趋势。他们有着接纳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宽阔的文化胸襟，有着打通古今与中西的明澈的文化自觉。蔡元培于1916年底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主张兼容古今、新旧之学；首任校长严复早前亦曾提出过“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思想。清华大学也是如此，何兆武先生曾将“清华学派”的精神归结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国学丛刊序》）的学术观，他自己学贯中西，被梁启超先生赞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刚从传统士大夫转身的现代学人，对自己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身份想象与过渡社会形态的角色定位，处在徘徊彷徨、依违两可之间，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重合、摇摆、多变的。他们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扛起了继承与创新、解构传统与建构现代性的双重使命，于是就有了如胡适身上所体现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离奇组合。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两相牵挂、左冲右突，或如康有为“喜以经术作政论”，成了蹩脚的经学家与失败的政治家；或如章太炎、章士钊等边干革命边谈国学，成了“有学问的革命家”；或如梁启超在政论家、政府阁员、学问家之间不断变换着角色，对从政、治学都心向往之；或如胡适先声明“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才过两年就“悔诺”而热衷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或如王国维醉心于埋头学术，但最后选择的却是充满政治意味的“自沉”。
科举废除使知识人从庙堂流落民间，成为职业高度分化、处境千差万别的群落，如同“散落一地的珠子”。但延续着忧国忧民、“舍我其谁”精神传统的学人们仍在尽最大努力影响国民、社会与政治，其重要方式就是通过结社、办刊、集会等形式，聚合同人，构建“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以提升自身话语的权势与力度。康有为于1895年11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打破了有清一代禁止士人结社的规定，开启了一代风气，从此“学会之风遍天下”，维新运动期间全国创办的重要学术社团有70个左右。此后，政治性、文学性、学术性等各类学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
但知识分子要重新发挥自身作为“社会重心”的作用，光凭内部的聚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必须投身到社会运动的洪流中去。五四运动为现代知识分子与民众、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五四时期，李大钊强调“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青年与农村》）。后来，毛泽东也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成为中共引导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方针，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界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洋务一代”、“清末一代”、“五四一代”与“后五四一代”四个世代，一个时代以一个世代为主角，但同时至少有三个世代在同台亮相、同显身手，不同世代的知识精英也张弛、变幻于离与合之间。他们有相互的传承、联合，也有彼此的质疑、争论，如鲁迅曾撰写《趋时和复古》等文批评素所敬重的老师章太炎“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但正是这种世代交替、这种“否定之否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成长中拾级而上的台阶。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光明日报 》（ 2012年04月25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