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尚与气数：历史治乱兴衰探讨
古往今来各个朝代或政权兴衰更替，人们常常将其原因归结为神秘的天命或气数，一个政权将要灭亡时，人们称之为“气数将尽”。然而现实问题的原因必然而且也只能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注意到，尽管各个政权的名称不同，但所走过的由盛而衰的轨迹却惊人的一致，它们都伴随着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首先是统治集团的道德风尚的衰变，其次还有一个民众的道德风尚的衰变，这个过程一旦起动，便互为因果，一方在引导、拖动另一方衰变的同时，强化着自身的衰变，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形成了一个“超循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闭合的循环圈。当然，必须强调的是，统治集团的道德风尚的演变是社会道德风尚演变的主导因素。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所以历代开 国君主在总结前代政权覆灭的教训后，往往比较注意对官吏的管理，唐太宗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因而他兢兢业业，对县级地方官的任免也要亲自过问;明代朱元璋以“扒皮实草”的酷刑惩治贪赃的官吏。这些人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也保持了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然而在私有制社会中，道德风尚的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它并不因人们意识到它的危害并有意识地防治而就可以避免，这些措施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一个缓解的作用，正像用麻醉药止痛一样，药效一过去，道德风尚的衰败就又重新开始了。
这种衰变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危及这个政权的生存，官吏们各顾一己私利，上级的指令不管正确与否都要经过他们的过滤，合意的便得到落实，不合意的便被置之不理，这个政权便运转不灵，不能有效地应付面临的各种难题;而且他们自身的膨胀──包括队伍的膨胀和欲望的膨胀──就是社会的日益沉重的大包袱。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难题便逐渐积累起来，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于是便到了气数将尽的时候了。曾国藩曾观察到社会大乱之前的三种前兆：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三是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于右任对此也有深入观察，他把这种气数将尽的局面概括为“亡国三恶因”：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到了这个时候，即使统治集团中有明智之士想加以挽救，也是无济于事。正如卢梭所说：“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2]置身于风俗演变过程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虽然他们都不希望看到现行社会的崩溃的结局，但却又都参与和推动着演变的过程。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明朝后期，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后来出了个崇祯皇帝，力图有所作为，他也确实有所作为，然而还是回天乏术，终至于亡国。后来在南方建立的南明小王朝，该接受点教训，振作起来了吧?然而这一帮人本性难移，照样声色犬马，大肆搜刮，《桃花扇》中描述那阮大铖在清兵攻来仓皇出逃时，依然还带着“一队娇娆、十车细软”，这些人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国民党政权在抗战后大发国难财，压制民主，发动内战，民心丧尽，终至于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前刚果总统蒙博托的私人财产达40亿美元，把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刚果搜刮得民不聊生，随之他的政权便让卡比拉领导的军队摧枯拉朽般地推翻了。正如老子之所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金玉满堂，莫之能守。”[3]这个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即使是共产党政权，如不能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道德先进性，也难免要走上同样的路子。苏联的崩溃瓦解有很多原因，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管理层的腐败，日本《读卖新闻》1992年第三期发表的《苏联解体之谜》写道，苏共党员已经不是根据思想信念入党，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厚待遇而入党的。“由于意识形态的腐蚀，党员的心理已经近似于日本公务员的心理，所以使党员捍卫党或燃起党员的使命感起而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极小。苏共官僚们最关心的既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保持既得利益。”他们的做法必然引起民众的反对，于是乎，必须改变这种现状的意见就在人群中蔓延开来，西方反共势力则乘机进行宣传煽动，有意识地推动着这种蔓延过程，一遇到突发事件，如在8.19事件中，这种情绪就爆发出来，那么多人上街支持叶利钦，并不因为叶利钦多伟大，他们首先是被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们长期不懈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赶上街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复这样一个古老却又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的发展变化同人们的道德风尚密切相关;一个政权的气数首先取决于社会管理层道德风尚的演变。黑格尔曾把人类的自由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外在的控制下得到解放，二是从内在的情欲束缚中得到解放。我们看到，在摆脱外在的控制、征服自然方面，人类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在摆脱内在的束缚方面，人类还相当可怜。那内在的情欲、物欲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迄今为止，各种政权的道德风尚的演变方向都是趋于下滑，那些明智的领导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延缓这种下滑的趋势，使这个政权的气数稍长一些;人们常常惊讶于过去的人们何以如此愚蠢短视，同样的教训重复了多少遍，依然是“哀之而不鉴之”，明知前面有陷阱，依然眼睁睁地往下跳。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难道就不能解决自身的这个难题?我们难道就不能改变其演化的方向，使之具有向上发展的内驱力，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改朝换代作为社会的自组织机能的正常表现，是社会的道德更新的机制之一。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保持一定的道德水平，当这种水平下降到警戒线以下时，便需要进行修复和更新，要是一直衰退下去，人间岂不早就成了地狱?如果社会管理者不能自觉地培育和维持社会的一定的道德水准，社会的自组织机制便要发挥作用，以盲目的自然必然性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且那取代旧政权的新政权必须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否则便无法站稳脚跟，像李自成、洪秀全的政权之所以是短命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同他们要推翻的旧统治者一样没有更高的道德理想来抵制内部的腐败。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具有健全的道德更新的能力，历经多少次崩溃而又能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遗憾的是，作为盲目的自然必然性的自发作用，社会道德的这种进步方式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统治者的堕落不仅会给他本人带来因果报应，而且会影响历史进程;不善者之所积，不仅不能保其身，而且还殃及他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所以人们在回首历史时总会产生出许多苍凉的感慨。
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继承了中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然而这么高的素质不是天生的，首先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言传身教带出来的。能够带好自己的队伍，这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听老家的人说过这么一件事，刚解放时，共产党的一位区长在交公粮的路上看到掉在地上的几粒稻谷，就弯下腰捡了起来，一位老农看到了这个情景后由衷地赞叹道：“共产党的天下真旺啊”!这位不知名的老人以他朴实的直觉洞悉着历史兴亡的关键。
如今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我们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和干部队伍，所以我们战胜了各种考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也不可否认，历史兴亡周期律并没有俯首认输，仍然还在纠缠着我们，力图在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身上寻找突破口。摆在当代共产党人面前的难题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如何带好自己的队伍，保持并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准;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有条件、有能力治愈道德退化这一人类社会的顽症;但是必须抓紧时间行动，要赶在这一顽症把社会主义政权拖垮之前采取措施。如果连我们也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还要踏上前人覆灭的老路，那就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气数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气数问题了。
[1]《论语?颜渊第十二》.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60页.
[3]《道德经》第四十四章、第九章.
大学网：2012年4月25日 0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