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农病》探析
一、刘淳生平简述
刘淳(1792—1850)，字孝长，号莘农，湖北天门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清嘉庆十六年(1811)，19岁的刘淳以秀才身份给出京西巡五台山的仁宗皇帝“献诗五百韵，廷试拜文绮之赐”。【1】其诗文受到当朝皇帝的褒奖，显示出超众的学识和才华。嘉庆二十一年(1816)考中举人。时人评价道“：丙子举于乡，至都名大起，伟貌玉立，英辨飙发。酒酣纵论千夫，卷舌谐谑杂沓，操翰若飞。诸公贵人及四方才俊之流，见者叹以为贾谊、苏轼复生。”但之后刘淳5次参加进士考试却屡屡不中。最后只好放弃科举仕途“，放荡燕赵吴越两河南北间。”尽管他曾任湖北远安县教谕，但不数月即弃官而去。之后直到他59岁去世，基本上过的是隐居耕读的生活。1844年考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的王柏心记述道：刘淳“资禀绝人，于书未尝再览，下笔未移晷万言已就。”【2】如此看来，刘淳应是勤于著述之人。但由于他一生不得志，只将所作“诗若文供二三知己欣赏”，“不欲存，悉从焚去”，【3】他名之为《云中集》的手稿，生前并末刊行。只是在他去世后，由其儿孙将其所作部分诗词文章编辑成册，名之为《云中集》，得以传世。但正如他的孙子刘廷梁所言：刘淳“生平所撰作，复委弃殆尽，今之存仅千百之十一”。【4】由于历史上留下的关于刘淳的文献极少，我们研究他只能靠《云中集》和王柏心写的传记等文献。
尽管刘淳一生在仕途上不得志，但他却始终保持了一个读书人对国事和民生的高度责任感。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虽无用世之日，未尝一日忘用世之心也”。【5】他在“燕赵吴越两河南北间”的游荡，实际上是对京城、河北、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地社会状况的实地考察，加之他经常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了解普通民众的疾苦，所以他的一些文章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实情，提出了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刘淳竭力反对虚浮空疏的学风。主持荆南书院20余年的湖北学者王柏心曾对此评价道“：自乾隆嘉庆以来，学士大夫为文章，斤斤持绳尺章范句，肖不若是则诋为大悖于古，君睨而笑之谓：无得于心者可无言，有得于心揆之事理而皆中然后形为言焉，”“不当规规如循墙而墨守者然。”【6】所作文章要抒发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不可空洞无物，循规蹈矩，无病呻吟，这种务实求真的学风体现在他诗文的字里行间。刘淳怀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期间，他慷慨激昂地写下了十余首诗，抒发自己愤懑不平的情怀，斥责敌人的侵略罪行，主张发动群众，积极抵抗入侵者。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写道“：征调三垂救一方，朝臣持重忽边防。海门天险无人守，坐使夷船泊建康。“”犒师金币辟兵方，钤阁开樽宴虎狼。欲得贾生一流涕，安边将帅问冯唐。”【7】7对清朝统治者消极防守、丧权辱国的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都显示了刘淳坚持正义、反对侵略的爱国情怀和洞察时势、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他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和精湛论述更突出地表现在农业和农民方面。
二、《农病》的主要内容
《农病》是刘淳写的一篇论述有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时政性论文，收录在《云中集》中。《云中集》是刘淳的文章和诗词合集，笔者所见到的是光绪辛巳年(1881)赐绮堂家藏刻本。卷首有蔡爯用篆书题写的《云中集》书名，落款时间为“道光癸巳岁首”，由此推测，《云中集》大致在道光癸巳年(1833)已经完成手稿。以“农病”题名，是指农业方面存在弊病，面临严重的危机。以这样尖锐鲜明的字眼来为文章命名，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全文不长，共530余字，可分为3个部分。
首先，刘淳追溯了远古时期农业发明之初的情形，指出了农业在“古初”原始社会的重要地位，描述了当时君民同耕，天下大同的情景。他说道“：古初神农氏之世，天子与其百姓皆农也。辨种植，相土宜，而身教之，相与习其事，甘其劳。天子者，农官之长耳。农之贤者为官师，其愿者散而归诸之田亩。力耕而食，家给而人自足，虽至贵者，不能安坐而徒饱。由是天下无不农之民。”在我国古史的传说中，神农氏被认为是农业的发明者。《周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主术篇》较早对神农时代的社会状况加以描述，指出“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刘淳是熟读经史的学者，认识到神农时代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天子与其百姓皆农也”，人们无贵贱之分“，力耕而食”，社会的最高首领“天子”首先是农业生产方面的“专家”，而为官的，也应是农业技术的行家里手，老百姓则都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正所谓“天下无不农之民”。神农时代被认为是原始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我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当时已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1】刘淳对炎帝神农时代生产生活和农业在社会中重要地位的推测和描述是有道理的。当然，他描绘的人人平等、人人务农劳作的田园牧歌似的和谐景象，实际上也是他设计和向往的理想社会的图景。
接着，刘淳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给农民造成的极端贫困和苦难，指出这正是导致“农病”的社会根源。他说：
及至后世，淫巧竟作，诈伪萌生，于是乎有士，有百工，有商贾，有医卜，有倡优，有胥吏，有仆从，有僧尼道人，舟有师，车有御。舍本逐末，不耕而食，民日众而农日以少，谷出益寡，而谷价腾跃。骤有水旱，尽一岁之力所出，不足以给用。郡县凡大役作，农夫荷畚锸而待命，不避霜露雨雪寒暑之劳。长吏之所征输，吏役之所侵渔，里胥之所中饱，尽农夫之膏血也。鞭挞之惨，农亲授之，狱讼之繁，追乎之扰，农习闻之，舆马送迎之费，筑堤修闸之派，农靡不与之。朝所蠲者，吏已征之。一钱之欠，百钱不足以偿之。于是乎农始大病。
这里，刘淳阐述了造成农民负担和贫困的种种原因。一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加剧，出现了士农工商及之外的医卜、倡优、胥吏、仆从、僧尼道人等职业，除了农民以外，这些人均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有日益增多的趋势。由于不重视农业，“舍本逐末”，非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多，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农作物的收成就日显不足，粮食价格就日益上涨。当然，应该指出，将因社会分工出现的农业以外的多种职业一概视之为“淫巧竟作，诈伪萌生”，没有认识到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合理的分工合作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反映了刘淳认识上的局限。二是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骤有水旱，尽一岁之力所出，不足以给用”。一遇水旱灾害，农业就要减产甚至绝收，辛苦劳作一年的农民竟然填不饱肚子。三是农民各种徭役租税的过重负担。对于佃农和半自耕农来说，租税是其主要负担，晚清时期一般高达全部收成的40‰—60‰。【2】(P273、635)而刘淳所在的湖北省农民要缴纳的赋税有地丁、漕粮、南粮、租课、耗羡等。再加上名目繁多的浮收、杂税，农民负担十分沉重。除了繁重的赋税外，农民还须承担劳役之苦。长江和汉水是横亘在湖北境内的两大河流，清末长江和汉水引发的洪灾是湖北人民面临的最严重的灾害之一。长江自四川进入湖北后，从巴东到黄梅，流经18州县，自荆州以下筑大堤长30万丈(约1000公里)。汉水由陕西进入湖北以后，从郧阳到汉阳，流经13州县，自襄阳以下筑堤长17万丈(约570公里)。江汉沿岸有近30个州县的民众要时常进行疏浚河道、加筑堤防、兴建闸坝、御水城垣等工程，【3】这势必加重农民的负担。另外，贫苦农民还遭受高利贷的盘剥，“一钱之欠，百钱不足以偿之”，可见对农民敲诈之残酷。
刘淳深切地指出农民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处境最为穷困凄惨。他以自己亲眼目睹的见闻叙述道：“岁辛卯楚中大水，江汉四溢，农之冻馁死者日以百数，僵尸累累横路隅，无一工商、医卜、倡优、胥吏、仆从、僧尼、道人，触望皆识其为农。盖农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自其未死时已然矣。”刘淳亲历了1831年湖北境内“江汉四溢”的特大水灾，亲眼看到因冻饿而死的人“日以百数”，“僵尸累累”，令人惨不忍睹。而刘淳看到的死者“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皆为农民。因此，他以可贵的人文情怀和高度的责任感在为农民呼号，要为农民鸣不平，争权利。
最后，刘淳提出了解决“农病”的办法。他说“：然则救之之道宜如何?曰重农。请令市有农价，厚其入，薄其出。朝有农籍，非有农籍者不听入仕，非有农籍者不得与试，不占农籍为闲民。州县之吏皆领农职，以时劝课。上农三岁得赐爵，比乡老免役。惰农有罚，罚税亩之半。驱天下淫巧诈伪浮薄不土著之民，而尽归之农。有司不得侵噬，邪慝无所萌芽。使农之子弟恒为官，官之子弟复为农夫。然故重农，农重而淳闷之治可复也。”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学者，刘淳也提出了解决农业危机和提高农民贫困等问题的办法，这就是要实行有效的“重农”政策。我们可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国家应制定保护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政策，使农民受益。“请令市有农价，厚其入，薄其出”，就是要求制定有利于农民的价格政策，让农民得到优厚的收入。可以设想，要想让农民得到优“厚”的收“入”，从价格上得到实惠，国家就应采取对农业进行补贴的政策，用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这样才有条件使农民手里的粮食以低价“薄其出”，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以达到抚恤和奖励农民及农业的作用。中国的重农思想有着悠久的传统，自先秦以来历代王朝都采取有建粮仓以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重农措施。战国时李悝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推行丰年大量购进粮食，遇到荒年以平价卖出的“平粜”政策，这种“以丰补歉”的措施，有利于粮价的平稳，“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8】以后历代王朝都采取建立正仓和常平仓及鼓励民间设立义仓、社仓的储备政策。
到了清代，常平仓的设置从府州扩大到县，又规定市镇立义仓，乡村立社仓。常平仓的粮食用于平粜以稳定物价或助贷农民为种粮，义仓及社仓主要用于赈贷以接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当然，这些持续2000多年之久的平粜政策肯定会随着各王朝政府的政治稳定状况和管理效率的高低而变化。比如，到了刘淳所处的封建社会日渐没落的清朝末年，这些重农惠民政策的实施肯定会大为削弱或大打折扣。这些姑且不论，单就历代政府采取的平粜政策来说，也不过是在粮食的收获季节，以平价收购粮食，到粮荒时，再以平价或低于市场价格卖出，以稳定物价和社会。
此外，我们还可从《管子》中找到政府应适当调高粮价、使农民受益的史证。《管子·轻重甲》中认为，黄金与谷物之间的价格比差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农民一年如果种一百亩地，收成不过为二十钟，折合为二斤黄金的价格，这样“黄金重粟轻”，影响农民的收入，主张国家实行惠政“，重粟之贾”，“故发号出令，曰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策。”在《管子·巨乘马》中提出“国谷之重再十倍”，在《管子·山权术》、《管子·山国轨》中也提出提高谷价十倍的主张。当然，谷价提高，使“一农之事有二十金”的收入，这确属好事，但问题是粮价很高，农民能否卖得出、百姓能否买得起将成为大的问题。而刘淳的主张则与此有重要的区别。他要求政府“令市有农价”，“厚其入，薄其出”，既考虑到农民的实际利益，让农民受益之“厚其入”，又考虑到农民不提高粮价之“薄其出”，让农民按市场的平价卖出手中的粮食。这实际上只有政府对农民进行价格贴补才能做得到。政府在从事这项活动中，不但不赚钱，而且要拿出一定的资金补贴给农民。这是和以往的平粜政策有本质区别的，也和《管子》提高粮价的主张有很大不同，它既考虑到使农民“厚其入”，又考虑到使他们能“薄其出”。它不但是我国重农思想史及农业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跨越，也开启了我国农业经济及思想史上国家对农业进行无偿贴补观念的先河。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超前的“重农思想”只有到了近代社会才会被人们理解和采纳，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是难以行得通的。
第二，将具备农民身份作为参加科举考试和入朝做官的必要条件，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朝有农籍，非有农籍者不听入仕，非有农籍者不得与试”，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先秦时期，将社会分工的主要职业按身份地位划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农民虽被排在了第二位，但其实际地位并非那么高。到了清代，如前引刘淳所述，农民的实际地位已沦为了社会的最底层，入仕做官不但成了读书人追逐的目标，也是显赫地位的象征。这样，农民和官吏的社会地位几乎有着天壤之别。
刘淳这里提出要想参加科考，就必须具有“农籍”，也就是说必须是农家出身，而要做官，也必须是农家子弟，这是对传统观念的公然挑战。按照刘淳的观点不难设想，“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的农民是最为辛苦、最被社会所鄙视的弱势群体，但要想选用官员，你必须从农家子弟中选拔，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农民的歧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而农民的子弟做官后，也才有可能尊重农民的权利，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并且，刘淳还提出“使农之子弟恒为官，官之子弟复为农夫”，也就是说，农家子弟方可长久为官，而官宦子弟则必须下乡务农，让他们切身体验农民的艰辛和疾苦。这里，不但考虑到农民的经济地位，也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社会权益，还包含有官农地位对调的观念。这些观点确实是振聋发聩之见。
第三，要对农业实行奖罚分明的有利政策，使全社会重视农业。“上农三岁得赐爵，比乡老免役。惰农有罚，罚税亩之半。驱天下淫巧诈伪、浮薄不土著之民，而尽归之农。”这是说对勤于耕作，技术娴熟，可以多打粮食的“上农”，都要给予封爵的奖励，并且要像对待“乡老”的待遇一样，免除他们的劳役。
中国历代王朝都把重农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颁布施行了一些重农政策和措施，其中也包括奖励农耕的内容。如清朝雍正皇帝即位后，便在雍正二年(1724)谕直省总督巡抚：“今士子读书砥行，学成用世，国家荣之以爵禄。而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其惟工贾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虽庞荣非其所慕，而奖赏要当有所加。其令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带荣身，以示鼓励。”【4】(P182)这说明雍正皇帝也认识到农民的艰辛，下诏奖励其中的成绩突出的，给予八品顶带的荣誉。作为一国之君，能想到这一点，也算是明智之举。但与刘淳相比，就显示出明显的差别。刘淳要求凡是辛勤劳作三年的“上农”都要给予“赐爵”的奖励，显然受奖励的面要宽得多，并且还要免除他们的徭役。而雍正的“鼓励”举措则仅在某个州县范围内“，岁举一人”，得到奖励者在一个州县仅限1人，意在树个典型，达到“劝课”的目的。而刘淳则是让为数众多的本分朴实、农技娴熟的农民都得到实惠，受到褒奖和尊重。这些奖励措施实际上是和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相辅相成的。而对那些不努力劳作的“惰农”则施以重罚。这表明刘淳期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改变农民受歧视、遭凌辱的悲惨现状，提高农民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使全社会都尊重农民，关心农民，投身农耕。
第四，各级各类官员都要以身示范，担负起领导和管理农业的责任。“州县之吏皆领农职，以时劝课。”这是说全国各州县的的大小官吏都要担负与农业有关的责任，亲自参加农业生产，掌握农业生产技能，顺天时，量地力，及时合理地安排农事活动，切身体验农业劳动的艰辛。刘淳希望这样做，既可使州县各级官吏取得领导和管理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谅农民的疾苦，照顾农民的实际利益。而他的“有司不得侵噬，邪慝无所萌芽”的要求，反映了他对清朝各个角落的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因为对清朝末年的官场有深刻了解的刘淳深知，只有割除官场腐败的恶瘤，欺压农民的贪官污吏才能受到惩罚，农民的负担才能减轻，重农之风才有可能兴起，淳朴和谐、天下大治的社会局面才会到来。
三、余论
《农病》出现在清王朝末年，长期生活在普通劳动群众之间的落魄文人刘淳，以他感同身受的真情实感，对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农民的悲惨境遇进行了如实记录，对清朝官吏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体现了可贵的人文情怀。他所称的“农病”一词，正是对清末农业严重危机的凝练概括。尤其是他提出的解救“农病”的措施多发前人所未发，闪烁出民本思想的火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刘淳提出的“厚其入，薄其出”的主张，开国家利用调节粮食价格的杠杆手段，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经济补贴，从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思想的先河。尽管这种思想还显简单粗略，不够系统完善，且严重脱离现实，它的实现需要国家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开明的经济政策，这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下是难以实现的，但其中蕴涵的积极意义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由于刘淳在这方面的论述极为简略，这一观点的深刻内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刘淳更为关注农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他主张只有农民家庭出身的人，才有入朝做官的资格，也才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有较高的生产技能的农民可享有“赐爵”的荣誉；并且只有农家子弟才能长期为官，而非官宦子弟则必须下乡当农民。这反映了长期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渴望提高社会地位，争取自身权利，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具有朴素的“民权主义”思想的萌芽。当然，现在看来，这些主张确有矫枉过正的偏激倾向，也不够系统和成熟。尤其是他在一些方面受到先秦农家思想的影响，反对社会分工，以为只有农业才是社会的本业，农业以外的职业都是“淫巧”、“诈伪”的末业，幻想回到“天子与其百姓皆农也”的原始社会。这种复古思想不但是相当幼稚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他的重农主张也未触及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土地制度。
不过，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刘淳所提出的“重农”思想的积极价值，不能低估这一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深远影响。著名中国思想史学家蔡尚思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增订本)一书将刘淳的《农病》列入“哲学与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之中，在该书的“中国思想史原始资料选要”部分也列上了刘淳的《云中集·农病》。并且还把《农病》写入他开列的“中国文化基础书目”当中。与此同时，他还把刘淳列进他开出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中。他指出“：刘淳在政治思想上、经济思想上，敢于提出农夫子弟常做官吏，官吏子弟复做农夫的官农地位对调论。”【5】(P37、47、57)
如前所述，《农病》全文仅有短短530余字，但蔡先生并没有因为《农病》一文的短小而忽略它，而是把他列入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要籍当中，同时也把刘淳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我们未能见到蔡尚思先生有关刘淳的更多论述，但由上已足见他对刘淳及其《农病》一文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总而言之，刘淳的《农病》是我国清朝末年的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他所阐发的“重农”思想和主张在中国农业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今天思考中国面临的“三农”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星光.炎黄二帝与科技发明【J】.中原文物，1999，(4).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3】罗福惠.停滞社会的重重危机【J】.江汉论坛，2001，(2).
【4】马宗申.授时通考校注(第3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
【5】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增订本)【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注释：
【1】 缪荃孙：《续碑传集》卷78，载《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2934页。
【2】 缪荃孙：《续碑传集》卷78，载《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2934页。
【3】 刘淳：《云中集》，清光绪辛巳(1881)赐绮堂本。
【4】 刘淳：《云中集》，清光绪辛巳(1881)赐绮堂本。
【5】 缪荃孙：《续碑传集》卷78，载《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2934页。
【6】 刘淳：《云中集》，清光绪辛巳(1881)赐绮堂本。
【7】 刘淳：《农病》，载《云中集》，光绪辛巳赐绮堂本。以下凡引《农病》原文，均出自该书，不再作注。
【8】 《汉书》卷24《食货志》。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