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提要】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唯物史观的传播  李大钊  郭沫若古史研究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抗战时期史学  “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引  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对于这九十年的成就和教训应当作怎样的基本评估，尤其是，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这是我们今天总结以往和展望未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象是，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从外国传入的，但它与其他“舶来品”大不相同，自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即以传播迅猛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其基本特点。在“五四”前后，马克思的学说受到欢迎的程度，确实异乎寻常。在短短几年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刊物在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也竞相出版。因此，曾经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杨端六在他撰写的《马克思学说评》一文中，敏锐而中肯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迅猛传播的特点：“以我国思想界之迟钝，输入西洋之学说，殆莫不经过多少阶级（段）而始得其一知半解之理想，而社会犹反对之。今不数年，而马克思之名喧传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宣播。”在“五四”时期，《新青年》、《中国青年》、《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学灯》等报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唯物史观的重要阵地。《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书的译本都相继出版，还出版了一批日本河上肇、俄国普列汉诺夫等人论唯物史观的著作，其中尤以河上肇的著作影响最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进步势力较大的高等学府，几乎都开设讲授唯物史观的课程，周恩来甚至在天津警署的监狱中，还宣讲“唯物史观总论和阶级竞争史”、“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等。至“五四”以后，更出现了一批由党内理论家和进步理论工作者写成的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至20年代末十年间数量多达l5种，其中著名的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4）、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1931）。这些著作虽然深浅精粗各有差别，但是有共同的特点：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系统叙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努力阐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史观如此迅猛传播的情况，说明杨端六文章中所描述的知识界人士“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传播”，确实恰如其分。稍后，顾颉刚也曾用“风靡一世”【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人”【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界影响之巨大。

　　以上史实和评论是20世纪思想史、社会史的重要史料，向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信息：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立即受到知识界和社会人士的热诚欢迎，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作为分析中国社会、辨明学术问题的武器，作为观察未来前进道路的思想指南。之所以如此，其中有极其深刻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固然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更为深刻的原由是，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证明无论是传统思想、维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都无法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沉重压迫下解救出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发动工农大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又一个深刻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辩证发展的观点、反抗压迫希望实现大同的进步思想等，构成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基础和桥梁，马克思主义作为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学说，其中就包含着能为中国人自然地接受的思想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理所当然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相贯通。【3】正是由于上述两种原因，决定了自“五四”时期以后，经过先进的人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不仅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过无数艰难曲折，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现实社会和中国历史，不断探求真知，坚决摒弃谬见，坚持不懈地创新理论和著书立说，因而把素称发达的中国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正是由于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九十年的发展道路，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并且发扬光大。

　　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

　　依我的粗浅认识，始终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方向，以基本原理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总结其规律性特点，推进中国史学达到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宝贵的思想遗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创建的阶段【4】始，其先驱人物在对待将唯物史观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有两项明确的认识：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这一理论，主要是依据欧洲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而得，它对认识社会、研究历史固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今日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中国，当然必须考虑中国社会的环境。二是，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是要创造性地将唯物史观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中来，必须正确解释中国历史所走过的道路，正确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之性质，以认清未来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这两项认识统合起来，就是对“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自觉追求，李大钊、郭沫若和“新思潮派”这些先驱者的实践，所体现的正是这种自觉的追求。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人物。l919年5月，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鼓舞下，撰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登在《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后又相继撰成一系列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等杂志，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0）、《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史学要论》（1924）等。李大钊为宣传唯物史观作出的重要贡献有三项。首先，是力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系统的介绍和全面的理解。李大钊论述马克思的学说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他的历史观，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个部分互有紧密的关联，构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整体。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首次作出比较确切的介绍。【5】李大钊还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也可能有偏蔽或疏漏，但是，“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他莫大的功绩”；对它可以作补充，但不能以此为由“推翻马氏唯物观的全体”。【6】其次，尤为可贵的是，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将这一革命的科学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实践相结合，这就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开创的事业中突出具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品格。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学说体现了科学的真理，但他并没有将马克思神化。他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与其学说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因此不能任意照搬，刻板运用。他强调：“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的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总之，“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记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7】这就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性问题。

　　因此，李大钊在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明确指出：“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根本的解决”，如果“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他还初步提出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8】在当时，同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人物陈独秀，于1922年也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提出，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多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9】蔡和森则明确地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10】。李大钊和陈独秀、蔡和森这些先驱人物的上述论述与倡导，实际上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路线的初步表述。

　　最后，李大钊在从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十分重视与史学工作结合起来，阐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史学和开辟科学地研究历史的重大意义。他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讲义内容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题目。【11】李大钊指出历史资料与历史的区别：“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历史“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12】这对于当时的旧史界将历史文献看做历史本身，是一种深刻的、很确切的批判。他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与以往研究的根本性区别，并阐述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对于推进历史研究的意义，指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固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13】历史观越进步，依据分析历史文献所得出的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愈加深入，愈加接近于客观的历史，因此历史需要不断“重作”。这突出地说明，唯物史观的理论为我们开辟了科学地认识历史的道路，但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不能简单地一次完成，而是要不断探索，不断抛弃陈腐的、错误的见解，以达到更加科学的认识。

　　二、郭沫若“例示了研究古史的大道”

　　郭沫若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之作。这部名著酝酿和撰写于1928年到l929年。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郭沫若流亡日本，是在日本特务监视、生活困难、资料匮乏等恶劣条件下，发愤写成的。郭沫若把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同认清革命的前途直接联系起来，他说，“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他要用历史研究驳倒“国情特殊”论，证明“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以此鼓舞处于困难时刻的国内人民看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他要探求中国历史发展所具有的特点，谱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14】为此，他把进步历史观的指导同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继承了王国维等人研究甲骨、金文的成绩，熔《诗》、《书》、《易》中纸上材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的社会生产活动方式得以重现。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初版于1931年初，至l932年底印行了五版，这部著作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标志着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使人们从探索古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这一更高的层次，来认识古代社会，从而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当时赞成唯物史观的学者发表的书评即中肯地指出：“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时的名著。就大体来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史学界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15】当时，属于“新史学”流派史家的张荫麟也十分称道郭沫若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大背景来阐发历史的研究方法。他认识到郭沫若提供的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范式具有开辟史学研究新道路的意义，赞扬此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16】近些年，有的研究者对郭沫若提出两项批评。一是认为书中存在公式主义毛病，生硬地套用唯物史观理论；二是批评郭沫若此后一再改变他对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这种看法实则未能充分地考虑郭沫若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须知，郭沫若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人，所做的堪称是创榛辟莽的工作，的确很不成熟。但当时的任务是证明唯物史观原理同样适合于指导中国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的进程同样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样才能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对革命的信心。至于说郭沫若后来一再改变对古代社会性质的看法，这却是他不断进取的表现，因为历史研究本来是十分复杂的事，应当允许在不断探索中勇于修正旧说。该书在史学著作中第一次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潮流的近代中国社会这几个基本阶段。后来，郭沫若本人对于区分历史阶段的时期曾有变更，但一直保持在这部著作中形成的基本看法，并且为进步史学界所接受。

　　郭沫若又于1932—1935年相继完成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两部重要著作。以往视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属于考古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范畴，因而少见有人将之与郭沫若这一时期古史研究的进展联系起来论述。实际上，无论从研究的领域或研究工作的思路而言，前后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卜辞通纂》着重将甲骨卜辞史料作更加科学的分类整理，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甲骨文分类新的体系，将全书正编所收录的800片甲骨史料，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类，这就十分有利于用这些经过科学分类的史料来研究商代社会状况。《两周金文辞大系》更是对两周金文、青铜器发展提出完整体系学说的巨著，撰著的目的，是在“求铭文之历史系统和地方分类”。这两部著作的范围和基础，诚然属于考古学和文献学，但若论其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所建立的科学体系，则是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古代社会这一研究思路和认识高度直接相关的。因为作者说得很清楚：“这在我是认为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要把这许许多多的古器的年代定妥了，然后那器物本身和它的铭文才能作为我们研究古史的有科学性的资料。时代不分，一团浑沌，除作为古董玩器之外，是没有方法利用的。”“文献学的研究，也应该借鉴于这儿，不在第一步上把时代弄清楚，那是不能开步走的。”【17】显然，正是由于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著，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要把卜辞和金文作为研究殷商和西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史料，因而有力地推动作者进一步从事确定两周青铜器年代的研究。其取得的研究成果的重大意义，是第一次提出青铜器分类的系统学说，改变了以往“以器为类”的古董鉴赏或著录习惯和孤立考证铭文的方法，而以年代为顺序，整理出金文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类。郭沫若把殷周青铜器分为四个时期，“无论是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差不多保持着同一步骤”。一是鼎盛期，相当于殷代及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世。二是颓败期，大率起恭、懿、孝、夷诸世以迄于春秋中叶。三是中兴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四是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18】郭沫若形象地讲他所构建的体系，是找到了青铜器“历史的串绳”。又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称自己所做的是“凿穿混沌”的工作：“我自己费了五六年的研究，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晰的系统，便是我所著录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图录》和《考释》。……我一共整理出了三百二十三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东西，两周八百年的混沌似乎约略被我凿穿了，从这儿可以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而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时，也就更有着落了。”【19】《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著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郭沫若不仅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物，而且得到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的赞誉。如唐兰说：“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逾越。”【20】

　　三、社会史论战中经受考验

　　创建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的一次重大考验，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场大论战持续将近十年，主要讨论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三方面的问题。论战的原因，是中国大革命由形势一片大好到突然失败，人们陷入迷茫，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出路，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现社会的性质。论战的直接导因，是1928年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发表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引起的。1929–1930年，王学文、潘东周等在《新思潮》杂志上著文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等人在《动力》杂志上著文断言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1932–1933年这一论争扩大到史学界，展开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4–1935年进一步开展了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论证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性质，王宜昌、张志澄等人在《中国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认定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了优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认定来说，这场几乎长达十年的大论战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当年论战结束至今，相关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21】这里只想简要谈谈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突显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风格。

　　明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把握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关键问题，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关键问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最大收获，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作指导，坚持对中国社会现实做深入分析和概括，通过论战有力地驳斥了错误的观点，明确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是当时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发表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封建制度破坏论”，他认为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来早就脱离了封建制度的范围，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社会了。他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商业、有官僚，已足够证明当时封建制度的崩坏了。”他认为，自秦汉至清朝，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又说，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22】这些论断，显然是企图否定中共“六大”所作出的中国当前社会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分析。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也发表文章，企图否定中共“六大”所作的正确分析。严灵峰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序言中说：“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任曙的言论与之如出一辙，他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也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针对“动力派”的上述错误观点，“新思潮”派学者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进行驳斥：一是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进程的作用；二是如何看待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三是如何正确估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他们在发表的文章中举出一系列确凿的事实，作了有力的论证，指出：我们固然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们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地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研究中国的地主，尤其重要的是应研究他们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在中国农村里，土地的所有权虽是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分散给千百万农民的。……难道这同过去的封建时代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佣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的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的唯一记号。然而正是这种记号是中国地主所没有的。”【23】

　　“新思潮”派学者进而指出，外国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关系，实质是统治与附庸的关系，中国民族资本处处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它们（外国资本）就是这样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剥削中国的民众。”“它只破坏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24】以上三项正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从帝国主义所处的操纵地位来看，从农村中封建地主剥削的严重状况来看，从中国民族资本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根本不可能顺利发展的状况来看，中国目前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在公开报刊上的大论战，批驳严灵峰、任曙之流企图否定中国革命正确路线的错误理论，通过论证，在思想文化界确立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确定的概念，就为确定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因而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最大收获。正如何干之在论战刚结束不久的l937年所作的总结：“收获最大且渐渐广播于一般人的思维中的是，社会性质的论战。在1927年后政治退潮期所掀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经过‘新思潮派’、‘动力派’以至其他个别研究，或集体讨论；又经过1934年以后‘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论辩，尤其这几年来中国经济情报社及其他经济学者的努力，这问题已经下了最后的奠基石。正如沈志远先生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经济。’（《新中华》第3卷第l3期第l5页）”【25】

　　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延续，因为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就不能不研究中国社会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正如何干之所作的回顾：“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这一场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未来的要求。”【26】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剖析中国的历史。所涉及的是三大问题，一是战国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二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定位？三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上述三个问题并非并列，而是有主次之分，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战国秦汉以后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居于中心的位置。论战主要以《读书杂志》为阵地展开，该刊于l931年8月至l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四个《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标志着论战的高潮。

　　论战中形成了以陶希圣及其支持者王锡礼、刘仁静、胡秋原、杜畏之等人为一方，主张“秦以后属非封建社会”；以“新思潮”派学者王昂（王学文）、刘梦云（张闻天）、潘东周、朱新繁、吴黎平等为另一方，主张“秦以后属封建社会”。陶希圣及其支持者主张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战国时代已经崩坏，秦以后的中国虽然还存在封建势力，但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社会起到解体作用，因而是商业资本统治的社会。他们还把战国以后产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作为否定封建社会存在的另一主要根据。这些观点受到“新思潮”派学者的批评。他们指出：春秋战国时代商业资本的发展的确对封建领主制起了瓦解作用，但它没有能够破坏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在秦汉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商业资本始终没有摆脱它的隶属性。商业资本只能依附于其他生产方式来发挥其剥削和破坏的机能，而不可能创造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他们论证，秦汉以后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其剩余劳动。具体的表现有：（1）地主征收占农民农产品收入50％_70％的地租；（2）地租之外的各种贡纳；（3）徭役制的残余等。【27】过了七十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论战中充分地论证秦以后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这一认识，是又一项重大的理论收获。总之，经过这场大论战，中国在鸦片战争前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观点扩大了影响。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有力批驳，热闹一时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终于销声匿迹。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纲领的基础。诚如黎澍所说，论战以前，党的领导机关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提法，“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经过后来的一番论战，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进行了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它的现实意义有了认识。”又说，关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规定，“如果不对中国历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用丰富的事实加以说明，就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所以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28】

　　重视深入的社会调查，是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论战中的出色之举。1933年至1935年开展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前几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延伸，论战双方各以《中国农村》杂志（1934年10月创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和《中国经济》杂志（1933年创刊，主要撰稿人有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为阵地进行论战。《中国农村》杂志在《发刊词》中宣告其办刊宗旨：“根据我们的目标来研究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嘹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关系在殖民地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寻找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种种因子”，争取“民族翻身独立的一日”。进步学者针对“中国经济派”所持的错误观点展开批评，集中地论证帝国主义究竟如何维护中国农村的封建统治，农村中的阶级关系、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和商品生产状况究竟如何等重要问题，因而大大深化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认识。“中国农村派”学者对农村实际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陈翰笙【29】利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义、经费等有利条件，带领一批爱国的有志青年，先后在东北地区、江苏无锡、河北保定、河南许昌、山东潍县、安徽二十里堡和广东的24个县进行农村调查。陈翰笙领导的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考察生产关系为重点，力求从把握农村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来认识农村现状，寻找改造农村的根本道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和专著。《中国农村》专门辟有“农村调查”一栏，发表经过整理的调查材料，同时还开辟了“农村通讯”、“农情汇纂”栏目。深入的农村调查大大深化了对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认识，提高了进步学者的论战水平，并对青年读者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帮助他们认清中国革命的前途。读者陈晖以《献给（中国农村）》为题发表感想，称赞《中国农村》能“勇敢地面向真理”，所刊载的调查和文章是“正确的理论与精确的事实的结晶”。【30】

　　“中国农村研究会”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培养和锻炼党的理论骨干方面也取得卓著的成绩。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中壮大

　　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万恶的侵略者、取得民族解放彻底胜利的关键历史阶段，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也是意义重大的壮大时期。八年抗战，环境极其艰难，却为什么能够实现壮大发展呢？这首先是因为，创建时期先驱者的探索成为继续前进的基础。其中主要的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握其实质，体会其精神，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切忌刻板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要达到新的境界，绝不能同于旧史著只满足于史料的考订或历史表象的罗列，而是要探究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要阐明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写出中华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帮助人们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壮大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怀抱的志向和殚精竭虑作出的努力。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工程也大大向前推进了，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便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它不但对指导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有重大意义，对于指导文化工作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当时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要集中于重庆和延安两地，在重庆是以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为代表，在延安是以范文澜为代表。最发人深思的事实是，不管他们活动于什么样的地区，也不管从事研究的领域是关于历史理论的探讨，或是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他们都共I司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鹄的，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此作为“重写历史”的指导思想。为此，他们克服了因战争环境造成的种种困难，写出了在现代史学史上广受称誉、影响深远的著作。因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更加内涵丰富，更加光彩焕发。

　　我们试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成就略加分析。翦伯赞曾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于l930年夏撰写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发表在北平《三民半月刊》上，此后又撰写了长文《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三篇），连续发表于同一刊物。抗战爆发不久，他著成《历史哲学教程》，于1938年在长沙出版，很受读者欢迎，次年又在桂林再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论述历史哲学的著作，共六章，分别从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方面论述，以其理论的新颖、批判的精神和对历史前途饱满的热情，给处于国难关头的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以巨大的启发、鼓舞。该书突出的理论价值主要有二。首先，是深刻地论述“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问题。作者指出：历史科学研究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见那支配人类历史的合法则性”，二是又要运用这一合法则性为指导．“把历史的具体性复现”。“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探究中，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的历史的具体的内容。……不仅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即同时必须辩证法地顾及到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域之历史的特殊法则。”【31】又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有“反作用性”，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唯一的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基础与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之在历史上之统一的发展”。【32】其次，是书中鲜明地体现出批判的、革命的、热烈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于国内外有意曲解唯物史观理论或曲解中国历史的错误观点，作者一一给以有力的批驳。

　　翦伯赞进而于l943年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33】。分别论述了9项问题，如：（一）“一部二十四史从哪里读起？”讲治史要用“新的研究方法”，但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这进步的方法论，“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二）“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讲反对中国史研究中的大汉族主义。（三）“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讲“必须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四）讲“中国史发展是遵循着世界史之一般法则；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性”。……这些都表明著者对推进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认识又获得可喜的进展。l943—1944年，翦伯赞著成《中国史纲》第一、二卷，【34】第一卷为“史前史、殷周史”，第二卷为“秦汉史”，两书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对古代历史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体现出著者所指出的“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中”进行探究，以“复现各时代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方向，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35】

　　侯外庐在从事史学研究以前，曾以十年时间研究、翻译《资本论》（1927—1937），并于1936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译本。【36】l930年侯外庐由国外归来不久，即经历了国内理论界热烈展开的社会史大论战。他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充分肯定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开辟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前途”。侯外庐总结了这场论战存在的两个缺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融会贯通，很好地用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特点；二是不少论者缺乏足以征信的史料依据。因此他确立了本人治史的根本原则，是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对文献作深入的考辨、诠释，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个人对这门科学探讨了十五年，在主要关键上都作过严密的思考，对每一个基础论点的断案，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两个方面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37】由此，他于l941年在重庆著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38】提出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主张，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路径说”，认为：中国古代进人文明的途径与希腊、罗马不同。希腊、罗马是属于“古典的古代”，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二者在本质上都是奴隶社会。“古典的古代”走的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走的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典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39】按照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东方和西方国家，但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又有不同的途径。“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到国家，新旧社会之间可以有截然的界限，国家产生以后，氏族制就不存在了。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到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社稷”。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即改良的路线。在殷周社会之际，社会有了新的内容，却保持了旧的氏族制的形式，并且造成血缘关系在长期中国历史中一直保持很深的影响。对于侯外庐提出的这些理论主张，白寿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应是最能代表侯外庐史学成就之作，“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40】侯外庐专攻的是中国思想史。他于l942年底撰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后经过补充、修订，改称《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l944年底，又著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l947年以后，以侯外庐为主，并与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等合作，于1949年著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论述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思想。

　　范文澜在抗战以前任教于天津、北平各大学，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著作，是一位“国学名家”。但是，不断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潮流，却推动他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开封河南大学毅然组织抗战训练班，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时评文章。不久，范文澜参加了新四军，在豫南一带从事抗战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在当地游击区的同志中，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41】

　　1939年冬，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从中原游击区到达延安，不久，便接受了党中央的任务，主编一部中国通史，以供干部学习之用。l941年和l945年，范文澜相继著成《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部书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关键的原因，是范文澜对于唯物史观的精髓，对于“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治史方向，有精深的造诣。他到达解放区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是结合火热的革命斗争学习的。到了延安，他更是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之中。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许多指导抗日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发展、论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与经验教训，论述抗日战争发展和未来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1942年，延安开展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反对长期为害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方针、路线、策略的认识。正确认识这样的大环境对于范文澜撰写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成功史著是极为重要的。正是因为范文澜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得其精髓，达到升华，他的著作才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历史学领域的出色代表。以前他所熟悉的经史典籍，如今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处处能获得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并且“运用自如”。

　　范文澜在1941年和l942年所写两篇文章，突出体现了他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目标从事历史研究的风格。1941年5月，他为《中国通史简编》所写的《序》中，开宗明义强调必须通过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42】次年3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组织学习了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从如何研究党史的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反对孤立地、静止地、主观片面地对待事物的态度。范文澜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深刻体会到“古今中外法”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之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辩证分析的思想方法之精髓。他写了《古今中外法浅释》一文（发表于1942年9月3日的《解放日报》），作了深入浅出、扼要中肯的阐释：“什么是古今中外法？我想，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分析方法去正确解决问题的必要程序。古今中外是指分析一个问题的过去的现在的，也就是从时间（古今）和空间（中外）限界以内，历史的全面的来认识客观的现实，而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如果细心地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从它的当前具体情况看，从它的内在基本特征看，从它的周围相互关系看，四个条件具备，问题的面貌和性质，大体是看清楚了。问题清楚以后，即分析过程完了以后，再做一番综合功夫，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就是马列主义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43】范文澜之所以能够写出两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功之作，关键正在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并用以指导对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对于范文澜在延安时期撰成的这两部著作的价值，戴逸曾作过很恰当的评价：“范老的这两部书，写作于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时，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饱经忧患的幼年时代，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已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正在大踏步走向胜利。……在这个时候，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成熟了，理论上有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中国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经过长期争论，研究，有了比较正确的一致的认识。在这样的形势下，写作一部科学的、系统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才有了可能。范文澜同志正是在这个形势下，这个时代，这种条件下投入了极大的力量，经过了艰苦的劳动，呕心沥血，创作了这样两部杰出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样两部书，当然是范老个人的作品，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对于范老的作品，他的为人，对他的评价，要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44】

　　以上简要论述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三位有代表性史家的成就，说明“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正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共同特色。这一特色，上承创建时期已经鲜明地体现出的对“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追求，下启新中国成立后—5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至此，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五老”，都已作出重要的建树。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界居于的领导地位，绝不是靠行政力量扶持而形成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撰写的史著达到与旧时代史书迥然不同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它们共同体现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方向被人们所公认、所赞同，因而得到由衷的拥护。郭沫若继其30年代的成就之后，在40年代又撰成《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作。翦伯赞的理论著作和古史研究，为其新中国成立后主编《中国史纲要》奠定了学术声望和学术基础。侯外庐及其合作者的成就，至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个受到公认的很有影响的学派。范文澜在50至60年代，以其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为基础，进行修改、重写，完成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先后发行几万册，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中国近代史》（上册）则被评价为“用新的历史观点给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45】吕振羽在30年代撰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之后，至40年代又撰著《简明中国通史》，同样受到广泛欢迎。

　　“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它开辟了中国历史学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正确道路。诚然，它并非已经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求新知。在当时，由于处于战争环境，时局动荡，物质条件匮乏，图书资料不足，还有由于对观点运用不够熟练或撰写时间的匆促，此种种原因自然会造成存在诸多不足。范文澜于50年代初从事通史修订工作时，曾经以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检查原著存在的缺点，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对于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推动历史的进步作用论述不够，如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创设制度的重大意义，没有做适当的分析。再者，是书中“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如论述三国历史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不合历史事实。【46】这些自我批评表明范文澜严格自我解剖的精神，是极可尊敬的，这也是掌握唯物史观的成熟的学者以更高的科学标准要求自己的表现，正是这种态度，保证他在50至60年代所做的修订工作达到预期的目标。而范文澜自我批评所讲到的缺点，比起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所取得的成就来，显然只属于次要的问题。绝不能因为范文澜严格作了自我批评，就夸大存在的缺点，尤其不能影响正确评价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努力贯彻“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方向的正确和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时期和壮大时期所突出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后来的学者对此大力发扬，因而保证了50至60年代虽然经历严重曲折而仍然获得显著的发展，并在新时期中谱写出新的出色篇章。

• （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100875）
  （责任编辑：吴  英）
• （责任校对：吴  英）

注释：

【1】 《古史辨》第4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2】 《古史辨》第7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第64页。

【3】陈其泰：《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

【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九十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宣传唯物史观至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为创建阶段；抗战时期为壮大阶段（解放战争时间短，可一并归入）；新中国前十七年，为在严峻考验中发展阶段；新时期以来为反思进取和繁荣阶段。

【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l76—177页。

【6】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191、195页。

【7】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195页。

【8】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l46页。

【9】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l77页。

【10】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11】人民出版社l984年出版《李大钊文集》时，已按《讲义》原先的顺序将这11篇收入。

【12】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第264、265页。

【13】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346页。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15】嵇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嵇文甫文集》（一），河南人民出版社l985年版，第243页。

【16】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l932年1月2日。

【17】郭沫若：《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610页。

【18】郭沫若：《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605—606页。按，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中则分为滥觞期、勃兴期、开放期、新式期四期。

【19】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10页。

【20】唐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

【21】论战结束不久，何干之即于1937年先后著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1937年1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后均收入《何干之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又有周子东、杨雪芳、李甄馥、齐卫平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温乐群、黄冬娅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2】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l929年版。

【23】刘梦云（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研究》，《读书杂志》第l卷第4、5期（1931年8月）。

【24】刘梦云（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研究》，《读书杂志》第l卷第4、5期。

【25】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l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l87页。

【26】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l卷，第186页。

【27】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82_87页。

【28】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29】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1915年赴美留学，l921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攻读，l924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7岁。l925年由李大钊介绍，陈翰笙与第三国际建立了组织联系，l927年去苏联，在共产国际的农村运动研究所工作。1928年回国后，受蔡元培聘请，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不久所长杨端六因病离职，由蔡元培兼任所长而由陈翰笙负责主持所内实际工作。l933年6月，陈翰笙、孙冶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研究会”，陈翰笙被推选为理事会主席。

【30】 《中国农村》1935年第l卷第l2期。

【3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3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152页。

【33】《学习与生活》第10卷第5期（1943年5月）

【34】 《中国史纲》第一卷，五十年代出版社l943年版。《中国史纲》第二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

【35】如第二卷“秦汉史”注重叙述秦汉不同时期经济状况、土地制度、社会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分别在“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之变化与农业”、“土地再分配·农民复员与农村关系的恢复”、“土地兼并与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土地分配与农业生产的向上”、“土地兼并·赋税·徭役与农民的赤贫化”等题目，论述秦、西汉、东汉不同时期的土地关系、农民经济地位及社会状况的变化。

【36】上册于l932年9月由北平国际学社《世界名著译本》出版，后又出版中、下册。成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我国第一次出版的中文全译本。第一卷译完之后，侯外庐又继续译出第二卷绝大部分章节和第三卷《地租》一章，未出版。

【37】侯外庐：《韧的追求》，第二章“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三联书店l985年版，第224页。

【38】此书于l955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39】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人民出版社l963年版。

【40】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史学史研究》l989年第l期。

【41】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第1卷第l0期，l939年10月。

【4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序》．《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延安新华书店1941年版。

【43】 《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0页。

【44】 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l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l994年第1期。

【45】 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4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