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家庭消费——《中国家庭史》第四卷第三章第四节
第三章 家庭生计
第四节 家庭消费
家庭消费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概念，既指日常生活所需的开销，也包括文化、教育、娱乐等力‘面的支出。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前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家庭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而其他的内容则留待下一章《家庭生活》中再予讨论。
一、衣
衣虽然在“衣食住行”中列在第一位，但其重要性，似乎远不如食。在前引方行的统计中，普通五口农家，一年衣服所需费用只占总生活支出的9％左右[1]，可以大致看出，衣在当时家庭消费中并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过现代一些有关明清时期俗尚奢靡的论述，往往会论列当时文献中大量的有关民众不惜违礼逾制，竞逐华丽的记载。这样的资料在当时十分常见，比如明末的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论述道：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苎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2]
又如，明末清初的姚廷遴通过比较明清之际的变化，反映了世人衣饰的日渐奢华，他说：
至如明季服色，俱有等级。乡绅、举、贡、秀才俱戴巾，百姓戴帽。寒天绒巾、绒帽，夏天鬃巾、鬃帽。又有一等士大夫子弟．戴“飘飘巾”，即前后披一片云者，“纯阳巾”前后披有盘云者。庶民极富，不许戴巾。今概以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佣工贱役及现在官员，一体乱戴，并无等级矣。又如衣服之制，栽在会典。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士大夫在家，亦有穿云缎袍者。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今不论下贱，凡有钱者任其华美，云缎外套，遍地穿矣，此又衣服之一变也。[3]
若从姚的说法来看，似乎清朝对服饰的等级规定已经取消了，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4]，而且从张瀚的言论以及其他的众多记载看，姚关于明人服饰谨守规定的回忆也并不确切，多少含有不满现实而“美化”过去的成分。但不管怎样，从这类记载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在服饰上相当追求华丽和时尚[5]。实际上，对美的追求乃人的本性，随着纺织工艺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日渐丰富，社会上服饰的日渐丰富多彩也是自然而必然的。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这类描述所观察的对象大多为社会的上层或庶民中的有钱者。其实，当时普通的家庭，限于财力和勤俭持家的消费观念，总体上对衣着并不讲究。这一点，从以下这类明清的方志中极为常见的记载巾不难看出。
康熙《（山东）齐东县志》：衣服多布，夏葛冬绵，绢帛为责。[6]
民国《齐东县志》：衣料以棉布为主，间有穿绸缎、洋布者，多于嫁娶时用之。[7]
同治《（浙江）安吉县志》：男子正服皆以布服，纱缎者少。妇女首饰，金银珠翠；衣裙，绫罗缎蟒，虽贫家亦具数事，然常服衫裙皆用布，绝无靡饰。御寒之服，或布或绸，皆着以绵，少有木棉者。皮裘惟富家有之。夏以麻苎布为常服，近多衣葛，城市衣纱罗者颇多。服尚时饰，虽乡村亦然，较之旧俗盖相去远甚。[8]
同治《（江西）铅山县志》：衣服，男女多布素，虽富贵家亦唯承祭、见宾客始按季衣罗绮，贫贱者只粗布、细布。地不宜蚕，种棉花者亦少，麻则随处皆植，妇女取而绩之成缕，别雇机匠织成夏布，间罗布、麻经棉纬。至各色粗细梭布、绸缎、纱罗，俱从苏杭江汉等处运来，价甚昂贵。（节前志）[9]
民国《（江苏）嘉定县续志》：光绪初年迄三十年之间，邑人服装朴素，大率多用土布及绵绸、府绸，最讲究者亦以湖绉为止。式尚宽大，极少变化。[10]
民国《（江苏）盱眙县志略》：关于衣之部分，向无奢华习气。除少数富裕之家及服务社会者外，大多数均衣粗布，而乡间农民夏日多赤膊，冬日仅有短棉袄裤以御寒，更无所谓式样之新旧也。[11]
民国《（直隶）望都县志》：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避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尤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12]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虽然各地情形不尽一致，但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普通家庭，衣着上是相当俭省的，基本以实用为主，而较少追求华美。衣料的质地以葛、棉和低档的丝织品为主。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妇女，在婚嫁时一般都会置办一些像样的衣饰，比如，在当时的民歌中常常有“插只插娘家簪，穿只穿几件嫁时衣”[13]这样的说法，说明“嫁时衣”在妇女衣饰中的重要性。而下面发生在清初江宁的案例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看得李自伟、李自俊父子，贫民也。俊妻李氏甫一栽，而嫁时衣裳悉归与库，氏怏怏者久矣。及兄来妹家拜节，氏耻褴褛而匿不与见。初三日，母遣幼妹来迎，氏睹妹衣之楚楚，益显己饰之寥寥，默然情伤，较从前更十倍矣。及妹去而悲啼不已，姑又稍稍呵斥之．氏心益愤，遂藏利刃于床头，俟俊既寝，起而自抹。及俊惊觉而大声疾呼，自伟夫妇暨邻佑张某等群焉奔视，其颡已断而不可续矣。[14]
李氏在出嫁一年后，因为嫁时衣被婆家典当，在正月中，便耻衣服的褴褛而不愿见客，最终乃至因此自杀身亡，嫁时衣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这些相对像样的服饰，普通民众平常基本不会穿着，而只是在逢年过节、外出做客等时机才偶一利用。而且，在一般家庭，如果经济条件没有特别的改善，大概终身都难得再添置这类相对华美的“盛装”。所以，方行等人计算普通农家衣的支出时只是开列了日常衣服所需的棉、葛等布料的费用，基本是合乎当时实际的。关于当时一个人日常所需布料，洪亮吉曾言：“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15]当时一般二丈为一匹，即二匹半，此为成人之量，小孩自可酌减。据此，方行将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年所需定为十匹，其中明末清初之际为棉布六匹，麻葛四匹，清末均为棉布，费用大致在三两左右[16]。这是江南地区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从上举资料可以看出，衣着的消费可能更见俭省，而且棉布也未见得普及。当然，若是富贵之家，服饰的消费就难以估量了。比如，在《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可以看到那些小姐、太太的农服、首饰实在名目繁多，特别是李瓶儿的服饰不论数量还是品质都十分惊人。就是那些下人，也都不无一些金银首饰。
注释：
[1]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l996年第3期。
[2]张翰：《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l23页。
[3]姚廷遴：《历年纪》下，载《清代日记汇抄》，第165页。
[4]关于清代服饰的等级规定可参阅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85—187页。
[5]关于时人在服饰上对时尚的追逐，清初上海的叶梦殊有相当全面的说明，参见《阅世编》卷八《冠服》，上海古籍出版社l981年版，第l73—178页。另可参阅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l80～185页。
[6]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l992年版，第188页。
[7]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l90页。
[8]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四礼俗尚》，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第22b一23b页。
[9]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l093页。
[10]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59页。
[11]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538页。
[12]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13]顾颉刚搜录：《吴歌甲集》，东方文化供应社1970年版，第78页。
[14]李渔：《资政新书二集》卷十五《判语部·人命五》，载《李渔全集》第十卷，第569页。
[15]洪亮吉：《卷施阁甲集》卷一，第6b页，《洪北江全诗文集》，四部丛刊本。
[16]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l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