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内容摘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列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土改、工业化、扫盲、扩大世俗教育、限制宗教势力等。此后的伊朗，在石油繁荣的带动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迅猛推进导致伊朗阶级结构嬗变。一方面，两大传统精英阶层乌里玛和巴扎商人的中心地位丧失而渐趋边缘化，另一方面，两大新生阶层即城市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排斥而被边缘化。传统精英阶层因为利益受损对现实不满，新生阶层则受制度而排斥反对政府。随着伊朗政治生态的恶化，四大阶层走向联合，并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边缘群体 伊斯兰革命 伊朗

　　作者简介：车效梅，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王泽壮，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一、引 言

　　1978—1979年，伊朗爆发推翻巴列维君主制的伊斯兰革命。在革命爆发前，伊朗经济已持续近15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家似乎要实现巴列维国王自诩的“世界第五强国”和“伟大的文明”的梦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79年初巴列维政权竟然在“人民的革命”中走向灭亡。由于伊朗革命的特殊性及其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这场革命爆发的动因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赛义德·尼兹维从宗教角度强调宗教对革命作用，认为“正义的观念和救世主的希望在伊朗具有特别意义”，“宗教动员网络”在现代伊朗“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宗教所爆发的力量摧毁了它面前的一切”；【1】尼基·凯蒂则从民族主义角度解出发，认为“二战后美国势力大举干涉伊朗事务，美国的做法刺激了伊朗人”，“伊朗人要摆脱外国控制，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2】伯罗特·鲁尼从经济不均衡发展来阐释革命根源，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民众在1977-1978年爆发不满的关键；【3】阿布哈米安从政治与经济发展脱节的角度解读革命，认为“制度建设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4】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革命学”中的革命多因论在学界开始流行，如绍尔·巴克哈什认为伊斯兰革命是“动员大众反抗的宗教和清真寺的组织能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强大吸引力、霍梅尼的超凡领导能力和国王面对日益升级的挑战犹豫不决”合力的结果。【5】约翰·弗兰认为“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既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也有历史原因和紧要关头举措因素，以及国内社会进程和国外事态发展，不能归结为任何某一方面”。【6】穆罕默德·阿姆贾德认为，“革命根源与阶级斗争、国王对武力的任意使用、经济管理不善、农业衰败、农民涌入城市、长期繁荣后经济衰落密不可分”。【7】

　　同时，部分学者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探讨革命渊源，赛义德·阿杰曼德提出，导致巴列维政权垮台的主因是其“合法性的丧失，是大规模的全民性民众不服从运动所致。”【8】米萨格·帕沙从社会财富分配制度角度提出，“经济发展不能让社会主要成员受益，日益增长的贫富分化现象成为伊朗革命的社会根源。”【9】米歇尔·博尼恩运用人口、贫穷、政治三要素来探讨城市危机，认为“从1966到1976年200多万人来到城市。城市不能满足移民需要，不能为新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和环境卫生设施。”“移民并没有加入有组织的政党，宗教协会为那些想参加组织活动的移民提供了唯一的机会”，“一些德黑兰的贫困移民向高级官员请愿，特别是当住房被拆除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伊朗的行政机构，都是腐败、没有效率的，对人们要求没有回应。”【10】法哈德·卡兹米通过实证调查法分析旧政权下城市贫困移民日益边缘化的生活状况以及革命动员过程，“除了要为食物和就业问题奋斗外，贫困移民特别是非法住房者还要为土地和住房经常参加令人绝望的械斗。”【11】全球公认的城市学权威乔尔·科特金认为，“频繁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没有让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分享到国家繁荣所带来的好处”，“1979年这些‘被边缘化’的德黑兰人和受到严重压迫的商人涌向街头去推翻伊朗国王的腐败统治，从而把政权移交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12】阿里·玛达尼波认为，人口膨胀与市政府拆迁不当引发了革命，“由于人口快速的增长，棚户区在德黑兰出现，其中一个棚户区被拆除导致流血，是革命开始的最早标志。”【13】魁奈因·丹诺伊克斯的研究则着眼于城市民间社团、城市动乱、快速城市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认为城市民间社团“在一定情况下脱离政府控制，远离政府，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巴扎与清真寺这种非正规的关系和网络，从宪法革命开始到1977-1979年革命始终存在，好战的乌里玛和巴扎商人联合发动反政府的抗议活动。【14】马苏德·卡玛利从公民社会视角解读革命，认为“国家和乌里玛之间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导致乌里玛阶层进一步分化”，“霍梅尼和激进宗教人士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部分原因是这个政治家提出一套革命理论，部分是因为新城市边缘组织从宗教人士那里接受该理论，他们支持激进宗教人士的革命活动”。【15】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哈全安认为，正是“自白色革命起伊朗社会的剧烈变革和现代化的长足发展，决定了巴列维王朝覆灭的命运。”【16】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革命的主要原因，如钱乘旦指出，“伊朗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在于：它是专制君主一个人的现代化”，“国王追求现代化，却使用专制统治的传统手段。”【17】还有部分学者从政治合法性方面寻找缘由，如李春放认为，“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这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君主立宪名不副实使巴列维王朝缺乏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 【18】

　　中外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突破，但至今尚未有人从城市化角度深入探寻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根源。事实上，伊斯兰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革命主力也主要来自城市，四大城市边缘群体——乌里玛、巴扎商人、城市贫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本文力图考察伊朗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对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予以新的解释。

　　二、乌里玛和巴扎商人传统地位的衰落

　　“乌里玛”（Ulama）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指有名望的宗教学者，既包括高级的教法学家、教义学家、负责调解穆斯林之间争讼的法官、法典说明官（穆夫提），也包括社会底层的清真寺专职神职人员阿訇等。乌里玛阶层形成于倭玛亚王朝时期（661-750年），“几乎垄断了伊斯兰法的发展”。【19】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6年），伊斯兰教的特殊性使“他们并非介于真主与信徒之间的环节，而是执行穆斯林法律，掌管教育和慈善机构，因此具有比西方教士更为广泛的作用”。【20】塞尔柱人统治时期（1055-1194年），乌里玛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掌握了司法、教育权力，并取代历史上的书吏阶层。【21】萨法维王朝（1502—1722年）建立后，什叶派伊斯兰教获得国教地位。高级宗教学者与国王形成“共生关系”，前者充当“精神领袖”，为后者提供合法性，后者成为“万王之王”，为前者提供保护，共同构成“国王—乌里玛”的联合统治体制。恺加王朝（1792—1925年）时期，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中，宗教界都发挥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成为“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征”，“大多数国家均陷于这一网络之中——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或延续自己现代性的传统”。【22】伊朗社会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乌里玛掌握的传统社会权力渐趋弱化。

　　乌里玛阶层在司法、教育等领域的传统影响有利于他们获得实际的社会控制权。【23】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集团和个人一般都诉诸宗教，而乌里玛则借机向政府显示其威力。1891—1892年乌里玛阶层成功领导了反英烟草运动，1905—1911年宪政革命后颁布的《基本法》和《基本法补充条例》，以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乌里玛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如前者规定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伊朗国教，只有该派信徒有资格担任国王、大臣和法官，后者规定两院通过的任何法案只有经过由五名高级宗教学者组成的立法监护委员会审核批准才能生效，【24】伊朗公民接受的免费教育和获得的知识不能违反什叶派教义，宗教法庭行使司法权等。【25】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礼萨·汗受凯末尔的影响，倾向建立共和政体，却因宗教人士的反对而却步，以致礼萨·汗在登基典礼仍表示：“我一直并仍将特别注意维护宗教的原则，加强它的基础，因为我把充分强化宗教看成实现民族团结和增强伊朗社会精神的最有效方法之一。”【26】正如钱乘旦所指出的，在巴列维国家创建之初，伊朗的两大传统都未受到损害：一是政权的专制性质，二是宗教与国家不可分离。【27】但是，随着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和巴列维时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乌里玛作为社会精英的传统地位受到空前挑战。

　　礼萨·汗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打破了乌里玛传统的教育垄断权。礼萨汗时期，小学生在校人数由1925年的5000多人增加到1941年的28.7万人；中学则由1.4万人增加到2.8万人。1941年德黑兰大学的在校生已超过3300人。【28】巴列维统治时期，各级学校迅速发展。1961年全国约有小学1万所，在校学生为143万人；1975年小学3.57多万所，在校生达411万人。高等学校1961年为16所，1974年达到184所，在校生由2.38万人发展到12.3万人。【29】与此同时，德黑兰的宗教小学和神学院数量由1965年的32所减少到1975年的23所。【30】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削弱了乌里玛的教育控制权，甚至乌里玛的传统盟友巴扎商人也不再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而是选择国家学校，或到西方国家接受西式现代教育。

　　世俗司法制度的推行，削弱了乌里玛传统司法权。1928年，礼萨·汗制定民法后，又陆续制定商业法和刑法，建立各级世俗法庭和监察机关。1931年，礼萨汗颁布司法改革法令，规定只有获得国民教育大学法学文凭或通过司法考试才能取得法官资格。1932年，“文件与财产登记法”颁布，取消教法法庭案件登记权。1936年，全国推行国家法院法官资格证制度，规定所有法官必须经过国家提供的法律培训，才有资格受理诉讼。【31】

　　“白色革命”开始后，在农村建立“公正法院”【农村法庭】、在城市建立“仲裁委员会”。据官方统计，1963年至1977年期间，全国农村共建立“公正法院”1万多个，分布在1.9万个村庄，审理判决300多万件案件；“仲裁委员会”283个，分布在203个城市，审理判决75万件案件。【32】世俗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乌里玛司法权的垄断地位丧失。

　　政府对宗教地产的控制，削弱了什叶派教士集团的经济基础。1935年，礼萨汗制订的“行政法条例”规定，把宗教资产的管理权从清真寺转到国家教育部，教育部下设宗教地产局负责管理宗教地产，有权批准地产的经营预算，有权批准宗教地产转为私产。【33】1939年，政府颁布法令，接管所有宗教土地和基金会的管理权。【34】“白色革命”期间，乌里玛的经济实力进一步被削弱。1960年宗教地产占全国可耕地的20%，但由于土改开始后政府规定私人名下的清真寺地产超出部分必须出售，致使清真寺地产数目大大减少。1964年，国王下令禁止清真寺设立基金会，原由基金会负责向神学院师生发放生活津贴改由新设的国家“捐赠组织”负责。据官方资料显示，1965年宗教地产仅占全部可耕地的0.02%。【35】不久，国家又规定宗教地产管理人必须与佃农签订为期99年的租佃协议。1971年，国家颁布法律，规定所有清真寺的“瓦克夫”（waqf）【36】土地必须分配或出售给农民。这样，全国清真寺由1965年的2万所下降为1975年的9015所。【37】土地改革使占全国耕地面积20%的宗教地产从各类宗教组织转移到佃农手中，宗教界经济基础几近瓦解。

　　总之，上述政策交互作用，使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乌里玛在司法、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越来越被国家体制“边缘化”，最明显的体现是乌里玛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1925年，教界在议会占24个席位；至1940年，教界议员已无一人。【38】尽管40年代宗教势力曾因礼萨·汗逊位之后出现的政治真空而出现反弹，且新国王一度采取安抚政策，但随1953年“8.19政变”【39】后新国王权力的巩固，宗教势力的政治地位又呈下降趋势，到1963年，伴随着“库姆事件”【40】的爆发，政教关系已难以调和。【41】虽然巴列维的世俗化改革削弱了乌里玛的整体势力，但乌里玛所掌握的社会底层组织和动员网络并没有彻底消除。随着历史条件和局势的变化，乌里玛阶层的社会弹性与活力在短时间内即可得以恢复。【42】

　　作为乌里玛阶层的政治盟友，巴扎商人的传统地位同样因城市化的冲击而衰落。“巴扎”系阿拉伯语Bazaar，意为“集市”或“商场”，凡在此从事手工业、贸易的经营者统称“巴扎商人”。巴扎通常位于城市中心，从城市空间形态来说，是“唯一最具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标准遗产。”【43】巴扎内部阶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商人和放贷者居于顶端，人数少且富有，并凭借其经济实力而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第二个阶层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人数最多，是巴扎商人阶层主体，并按照行业组成行会，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内聚性；第三类是店员、伙计，处于金字塔的底层。巴扎商人属于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精英阶层，手工业者是城市人口的主体，手工作坊则是城市手工业的基本组织形式。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经济渗透，巴扎商人开始分化，一部分因破产沦为产业工人或巴扎的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采用外国技术与管理，或依附西方资本，进而实现从传统巴扎商人到民族资本家的身份转型。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和经济成分愈益复杂，巴扎商人分化加快，有的成为城市中最具实力的经济精英，他们不仅经营国内农产品、手工制品和游牧产品，而且经营进出口贸易，在金融信贷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在农村购置大量地产，成为新兴的住城地主【44】；有的投资创办民族工业，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成为显赫的权势集团；而大多数中小商人无力与西方经济竞争，地位每况愈下。“布什尔的商人经常抱怨：西方商人只需缴纳5％的进口税，自己却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高额赋税。”【45】设拉子是重要的手工业中心，1800年时约有纺织作坊500家，到1857年只剩10家。曾以其丝织地毯和棉织地毯的精美工艺闻名全国的卡尚城，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迅速衰败；伊斯法罕被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称为“伊朗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其丝织品作坊19世纪20年代多达1250家，但40年代降到486家，50年代又降到240家，到70年代仅存12家。【46】传统手工业的衰落使大量下层巴扎商人逐渐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沦为雇佣工人。

　　巴列维王朝建立后，大力兴办现代工厂以取代传统的手工业。据统计，从1925年到1941年，采用机器和西方经营方式的大型工厂达300家。按照礼萨·汗的理解，“巴扎商人是一群政治狂热分子，他们极力反对任何改革，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暴利的垄断行业。我不能停止兴建商场和超市，我想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不减少巴扎商人的社会影响，那么在我实行的现代化改革过程中会有很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47】正因为如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有意限制巴扎商人的经营活动。“白色革命”开始后，政府不仅不予扶植，反而指责巴扎商人牟取暴利，并以此为由减少甚至停止给巴扎商人发放贷款，不少经营进口商品的巴扎商人停业破产。与此同时，伊朗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国家重点扶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从生产到销售都集中到国家投资兴建的现代化工厂和现代化超级市场，工厂生产的消费品在制成品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62%上升到1970年的68%。到白色革命前，由巴扎商人控制的手工业日用品生产大都转为机器生产，随着主要针对工业和服务业的第四个改革计划的推行，巴扎面临着现代工商业和新型企业的竞争。【48】1972年政府强行推广机制面包【49】，6000多面包工匠因此失业。1975—1976年政府取缔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行会组织，对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加强控制，发动反奸商运动，致使8000巴扎商人身陷囹圄，约2万巴扎商人流亡他乡，20余万店铺被迫关闭。【50】巴扎商人实际利益受损和传统经济地位的削弱，迫使他们转而求助于宗教界。由于巴扎商人及其行会一如既往地拥有迅速动员人力资源的全国性网络，且在经济上保持相对独立地位，结果当1979年革命到来时，巴扎商人成为推翻巴列维政权的主要角色。【51】

　　乌里玛和巴扎商人是传统社会最大的中产阶级集团，它们控制着城市大部分经济和社会事务。随着城市化迅猛推进，他们走向边缘化【除一小部分转变为中产阶级外】。但是历史上形成的乌里玛和巴扎商人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并没有随之弱化，在伊斯兰革命中仍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地理位置的同一性。作为城市经济中心的巴扎，其地点多在人口流动性大且密集的清真寺附近，或者以清真寺为巴扎的地理圆心，各种手工业店铺四周环绕。一座清真寺连同附近的巴扎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一个人从生活到接受教育，从商品贸易到文化活动不必走出该单位，内部就可完成。城市活动从大巴扎和大清真寺向外辐射。【52】其次，巴扎是乌里玛主要的经济来源，乌里玛为巴扎商人提供宗教合法外衣。巴扎商人从事的行业多为世袭，从生产到销售严重依赖清真寺，因此，巴扎商人一般都会主动地向当地的乌里玛履行施舍（khoms）和宗教功课的天课（zakat）。最后，巴扎商人要从经济活动中获得稳定的商业利益，必须在穆斯林社会获取社会和宗教的双重身份。【53】巴扎商人通过参与社会性宗教活动展现自己的宗教归属，如捐资修建清真寺、宗教学校（madrasah）、侯赛因道堂（Hosseiniyeh）【54】，或者资助朝觐（麦加朝圣）等。巴扎商人在日常行为或者社会活动中表现出对宗教的虔诚是商人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一个反对在公众面前显示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成功的商人可以完成宗教义务，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个人威望和为他个人目的而使用其财产，这被视为经济成功人士必须承担和履行的社会义务。”“在19世纪城市，大多数乌里玛仍然依靠巴扎商人的经济实力。城市这两个主要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伊朗公民社会的基础，一直到现代。” 【55】

　　巴扎商人与乌里玛之间的“共生关系”在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巴扎商人的经济活动获得乌里玛的合法性认可时，前者便会主动满足乌里玛的经济需求。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是以历史性联盟作为基础的社会权威抗衡国家权威的首要条件。家庭生活的隐私性、经济生活的公开性和神圣合法证明的公开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延续并加强乌里玛和巴扎商人作为伊朗公民社会的权威，奠定了稳固的基础。”【56】从烟草运动到宪政运动，巴扎商人和乌里玛的结盟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1897年伊朗爆发的烟草运动，巴扎商人首先团结一致，罢市抗议，最后迫使国王收回成命。在1905－1909年的宪政革命中，为限制国王专制权力，削弱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和维护巴扎商人的经济地位，乌里玛和巴扎商人共同行动，对宪政主义者领导的宪政革命予以有力支持。

　　然而，巴列维王朝的建立以及随之出现的现代化、世俗化改革措施对传统阶级的基础构成形成直接冲击。乌里玛被迫回到神学院和清真寺，巴扎商人也不得不接受现代经济秩序。随着新的城市职业群体的形成、现代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出现，巴扎商人和乌里玛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力下降。特别是礼萨·汗的改革带来了一支庞大的现代职业群体，他们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强烈的兴趣和好感。在新理念挑战下，传统伊斯兰社会理念被严重削弱，促使部分乌里玛参与现代政治，但是大多数乌里玛则始终停留在现代政治领域之外。【57】

　　城市化使这两个被边缘化的传统阶层走向联合的空间扩大。文化上，两个阶层对传统价值观受到腐蚀表示焦虑；政治上，两者都受到国家系统的挤压，使他们渐渐疏远巴列维王朝；在经济上，随着乌里玛的经济命脉“瓦克夫”受到抑制，巴扎商人成为乌里玛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在20世纪70年代，乌里玛大约80%的资金均来自巴扎商人。【58】
总之，乌里玛与巴扎商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受到世俗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但其共生性并没有被彻底斩断，共同的社会处境和遭遇使他们再次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