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物价的变动

一、引言

  物价一涨一落的变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就消费者这一方面来说,物价贵了,他们往往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要大大的削弱,以前许多力能买到的物品都买不起,只好把原来的生活标准忍痛降低。反之,物价贱了,他们自然要笑逐颜开,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从此增大,可以自由享用各种物品,过着很舒适的生活。至于生产者,也是同样感到物价涨落的影响,虽然他们所感到的与消费者完全相反。当物价上涨的时候,他们都兴高彩烈,因为这是他们发财机会的来临。反之,当物价下落的时候,他们却很焦急,因为这样他们不独赚不到钱,有时甚至要大大的亏本。物价变动既然给予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以这样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史的研究上,当然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了。

  在有唐一代,几近三百年的时期里边,物价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明显的变动。如果我们画一条曲线来表示它变动的情形,我们可以发见这条曲线老是一起一伏,而且起伏的高度并不一样。兹就时间的先后,述说这几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变动的原因于下。

二、唐初物价的上涨

  唐初的物价,承继着隋末以来物价的上涨而上涨。隋末物价所以上涨,一方面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他方面由于货币的贬值。隋炀帝前后三次大规模地征伐高丽,不独师出无功,而且引起国内的叛乱,结果生产机构破坏,造成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局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十二月条说:

  帝(炀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米斗直数百钱。

  又《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朱粲》条说: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

  同时,政治混乱的结果,铜钱的私铸大增。这些私铸的钱,因为品质恶劣,价值低跌,物价遂相反地向上高涨。《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

  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鲽、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通典》卷九,《通志》卷六二及《册府元龟》卷五○○同)

  上引《通鉴》卷一八一说,隋大业七年,米一斗卖至数百钱。其后,据《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所载,米斛万钱,即每斗一千文。再后,到了隋恭帝义宁元年,米价更高到三千文一斗。《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条说:

  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十二三。

  隋末物价既然那样高涨,到了唐初,物价当然不易平复下去。在这时,因为隋末以来的钱币品质太劣,在买卖上多半改用布帛来作交易媒介①[1],货币贬值的原因算是除去了。可是,物品供给的不足,在唐初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唐高祖统治的区域尚属有限,为着要扫灭群雄,完成他的统一事业,还要大规模地用兵。这么一来,生产事业便不免要被忽略,从而发生物品供给不足,价格昂贵的现象。《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元年:

  十一月己酉,以京师谷贵,令四面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

  又《新唐书》卷一《高祖纪》载武德二年闰二月:

  乙卯,以谷贵,禁关内屠酤。

  又《通鉴》卷一九二载贞观元年十二月戊申:

  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由此可知,唐代由开国到太宗贞观初年

  唐兵围洛阳,掘堑筑垒而守之。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一匹直盐一升。

  这固然是自洛阳被围,粮食来源断绝时的特殊现象。可是,到了贞观初年,绢一匹也只能买到一斗米。《通鉴》卷一九三说: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

  又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

  又同书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两唐书《马周传》均作“米”)一斗。……”(《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九一五同)

  又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武德年中,革车屡动,继以灾歉,人多流离。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道路之间,馁殍相藉。(《全唐文》卷四六五同)

  总之,唐代由开国到贞观初年,约共十年左右(618—627),因为连年征战,农产失收,物价都很昂贵,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三、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

  唐初物价的上涨时期,到贞观初年即已停止。及贞观三四年,物价便作急剧地下降。这次物价低落的时间,一直到高宗麟德三年为止,约共三十八年(629—466)左右。

  这时期物价所以大大的低落,主要因为物品供给的增加。历史上有一段故事,可以证明唐太宗对于生产事业的注意。《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唐会要》卷四四及《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同)

  这么一来,由于政府的注意与努力,生产事业自然可以大加发展。结果,农产连年丰收,自足以促使物价的下降。

  复次,自唐高祖武德四年起,政府又努力于币制的改革,把隋末的劣钱废弃不用,而代以品质较好的开元通宝钱。《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

  钱的成色提高了,价值自然上涨,物价遂相反地下跌。

  由于上述的原因,贞观年间,物价非常低廉。就米价来说,每斗只卖钱四五文,或甚至两三文。《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说:

  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以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又《通鉴》卷一九三说:

  是岁(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

  又《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说:

  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又同书卷七九《魏徵传》说;

  帝(太宗)即位四年……米斗三钱。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说:

  太宗躬行俭约,抚养困穷。……是以至诚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谷连稔。贞观八年以后,米斗至四五钱。俗阜化行,人知义让,行旅万里,或不赍粮。

  又《通典》卷七说:

  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以上是贞观年间米价低廉的情况。复次,其他农产品,如菽粟等,价格也很低廉。《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说:

  时太宗数召近臣,令指陈时政损益。季辅上封事五条……又曰:“……今畿内数州……菽粟虽贱,储蓄未多。……”

  其中关于粟的价格,《贞观政要》卷六《奢纵》说: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唐会要》卷八三及《通鉴》卷一九五同)

  又《通鉴》卷一六九载贞观十五年八月:

  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三喜一惧。……此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

  由此可知,史家盛夸的贞观之治,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看来,的确是值得讴歌的黄金时代。

  以上是贞观年间物价下落的情形。其后,唐高宗即位,物价也是一样的低廉。《通鉴》卷一九九说:

  是岁(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杭米斗十一钱。

  这种物价低廉的情况,到了麟德年间(664—666),仍是一样。《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说:

  是岁(麟德二年)大稔,米斟五钱,<麦牟>麦不列市。

  又《通鉴》卷二○。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寅条说:

  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又《通典》卷七说:

  麟德三年,米每斗折五文。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以及高宗在位的上半期,一共三十多年,由于钱币的健全,及农产的丰收,物价曾经长期地下降。

四、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

  高宗时代的物价,我们可以分为上半期与下半期来说,而以麟德三年,即乾封元年(666)为分界。关于高宗上半期物价的低廉,上面已经说过。到了下半期(666—483),物价便渐渐上涨。这时物价所以上涨,约有两个原因:(1)货币的贬值与膨胀;(2)物品供给的不足。乾封元年,政府铸造新钱,名曰乾封泉宝,其大小及重量并不比开元通宝增加多少,但却规定它当旧钱十文行用[2]。这么一来,钱遂因品质与面值相差太远而价值低跌,从而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通志》卷六二及《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元通宝钱。

  又《通鉴》卷二○一乾封二年正月癸未条说:

  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

  乾封泉宝对于物价上涨的影响,后来虽因停止使用而终结,但再过一些时候,到了仪凤四年(679),钱币又因大量铸造而流通过多,以致影响到物价的上涨。《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说:

  时(仪凤四年)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通典》卷九同)

  又《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说:

  是时(仪凤四年)铸多钱贱,米粟踊贵,乃罢少府铸,寻复旧。(《通志》卷六二同)

  复次,当时朝野因忙于对高丽、吐蕃及突厥用兵,对于生产事业比较忽略,结果农产失收,物价遂从而上涨。《旧唐书》卷八八《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说:

  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自顷年已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唯忧馁馑。……今关陇之外,凶寇凭凌。西土编氓,凋丧将尽。干戈日用,烽柝荐兴。千里有劳于馈粮,三农不遑于稼穑。……”

  关于高宗下半期物价的上涨情形,除见于上引各种记载外,《新唐书》卷三《高宗纪》载咸亨元年:

  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

  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说:

  (永隆二年闰七月)丙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

  (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延、薛元超等辅之。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

  由此可知,当时米粮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至于它的真实价格,在永淳元年(682),每斗约自二百二十文至四百文不等。《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说:

  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西京米斗三百已下。

  又《通鉴》卷二○三说: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永淳元年四月丙寅条)

  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永淳元年五月乙卯条)

  又《通典》卷七说:

  永淳元年,京师大雨饥荒,米每斗四百钱。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以上是高宗下半期物价上涨的情形。高宗死后,武后临朝称制。关于武后时代的物价,因为文书记载有缺,故作者本着阙疑之义,不妄加臆说。现在且进而讨论武周以后物价变动的情况。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由此时起,至睿宗先天二年(即玄宗开元元年,713)止,物价也相当的贵。关于中宗时代物价的上涨,《通鉴》卷二○八载景龙元年戊戌: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旧唐书》卷九二《萧至忠传》附《纪处讷传》略同)

  又《新唐书》卷一○九《宗楚客传》附《纪处讷传》说:

  神龙元年夏,大旱,谷价腾踊。

  又《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说:

  时(神龙二年)都城谷贵,盗窃甚众。(《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

  又同书卷八八《苏瓖传》说:

  景龙三年,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许国公。……瓖奏曰:“……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食者。……”(《新唐书》卷一二五《苏瓖传》略同)

  至于睿宗时代物价的上涨,《册府元龟》卷五。一说:

  先天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以京中用钱恶,货物踊贵,上疏曰:“伏见市井用钱,不胜滥恶。有加铁锡,即非公铸。……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唐会要》卷八九略同)

  又《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说:

  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醋,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醋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况自去夏霪霖,经今亢旱,农乏收成,市有腾贵。……”

  就上引各种记载看来,可知这时期物价所以上涨,也是由于物品供给的不足,与货币的贬值。不过,事实上,这时期物价并不贵得怎样利害。如中宗景龙三年,米价也不过贵到一百文一斗。《通鉴》卷二○九说:

  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

  综括上述,可知武周前后,因为农产的失收,及钱币的贬值与膨胀,物价较为上涨。不过,上涨的程度,事实上并不怎么利害。如高宗晚年,米的最高价格不过四百文一斗;中宗时代,不过一百文一斗。这和唐代其他物价上涨时期的米价比较起来,算是便宜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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