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内容摘要】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影响、历史上的海上贸易口岸及海关、南海文物及文化遗产、南海主权及海权意识、南海区域的中外关系及华侨华人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中外关系史；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张一平，海南师范大学南海研究中心教授；严春宝，历史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南海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海南，海口，571158。
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海南省海洋文化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25～26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来自全国l6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在内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与会学者积极参与讨论，纷纷畅所欲言，围绕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关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演变及影响
以往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的研究相对较弱。一般认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汉，盛于宋。但对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具体过程以及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影响，还缺乏充分的论证。海南大学阎根齐在《论南海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从远古时代人们的航海交通工具出发，通过对航路与港口、造船与航海技术等方面的考察，总结出南海丝绸之路形成时期的主要特征，即它不仅“充满了政治性和商业性的双重特征”，而且也是“促进航海业发展的动力”。随着造船技术和水平的提高，中国人远航的能力也逐渐提高，这使得中国人成为“西沙群岛的最早认识和发现者”。海上考古发现也已充分证明：至少在南朝至宋时期，西沙群岛就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上的中转站”。 西方人如何认识海南岛在南海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宁波大学龚缨晏以欧洲人所绘的大量早期地图为例，指出马可·波罗是最早把海南岛介绍到欧洲的人，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是最早画出海南岛的地图，进而考察了地理大发现后海南岛在欧洲地图上的不同表现方式。作者指出，从早期西方人所绘制的地图中，既可看出海南岛在南海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亦可以看出西方承认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控制与管理，显然并不存在异议。
海南大学张朔人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变迁及其对海南影响》一文中，从季风、海流的特点出发，讨论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具体航线的变化，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变迁，一直是围绕着海南东西两大水域展开的。东西航线的更替，更多地是从该路径在王朝的朝贡体系、商贸路径选择上所占的比重而言；以朝代的划分来断定航线的转移，则相对模糊。因为，航线移到海南岛东部水域的时候，西部航线仍然对海南岛有着一定的影响。就其内容来看，西部航线对海南岛的影响，主要是将王朝意志通过流官、军队等加以具体化。与之相比，东部航线则更多地体现出经济上的价值。
武汉大学谢贵安在《从〈清实录〉看南海的海运与海盗问题》一文中，首次以《清实录》这部清代编年体国史对清代海南的海运与海防所作的记载为研究文本，探讨了从清初到清末南海的海盗问题以及清朝军队的各种剿匪行动。通过对《清实录》中相关记载的梳理，缕述了清代海南在海洋事务上为《清实录》所关注的重点。谢贵安认为：与海南相关的海上意外事件和外交问题、海南海运与通商口岸的开通、海南海防建设和军事建置、海盗活动及政府的清剿，是《清实录》相关记载的四个基本内容。文章指出，除了五指山地区的生黎造反问题外，海南岛及其周围发生的海洋活动，是《清实录》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占据了有关海南记载的绝大部分篇幅，反映出海南与海洋的密切关系以及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由于海运的繁兴，海盗问题由之而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成为困扰清廷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清实录》最主要的记载对象。海南的历史虽有像《琼州府志》这样的地方志为之记载，但《清实录》以中央的视角和官方的立场，记载了海南的海洋事务，自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海南师范大学张一平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与影响》及《海南岛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两篇论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在整个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性以及海南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作者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思路，从使臣往来、商业贸易、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以及移民等多个角度出发，阐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影响。作者认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的要冲，而且还是联系中国到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交通要道，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就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区域。《海南岛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从对《更路簿》——海南岛渔民的出海“秘笈”——的考察与研究开始，证明了海南岛是“中外贸易往来的中转之地和重要驿站”，认为海南岛在南海丝绸之路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历史上的海上贸易、口岸及海关
海上丝绸之路本质上是古代沿海国家间经济贸易通道，与海上贸易相关的商品、口岸、海关等问题，就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耿异的《明末西班牙传教士笔下的广东口岸》一文，向人们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而这些史料，对于广东海岸，特别是对潮州府、肇庆府、广州府和澳门的记述甚为详细，其史料弥足珍贵。耿昇认为，西班牙籍神父阿德里亚诺·德·拉斯·科尔特斯的《中国游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不但是由于其时代较早，而且还由于它涉及到的完全是中国广东省沿海地区。它在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处于利玛窦世系之外，可以从侧面来证实利玛窦等人开创中国传教事业的历史。它对于研究17世纪上半叶的广州海岸史，也具有“补史”和“证史”的意义。该文的研究表明：海外文献也是南海区域问题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可忽视的资料来源。
海南师范大学张一平、邢寒冬的论文《清朝前期海南与越南大米贸易及其影响》，从经贸往来的角度出发，对鸦片战争前海南与越南之间的大米贸易进行了探讨。该文首先从海南与越南之间大米贸易的时代背景出发，对海南与越南之间大米贸易繁荣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分析与考察，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这种贸易的种种因素，然后重点探讨了海南与越南之间大米贸易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清朝前期海南与越南的大米贸易，既有地利的因素，也有人和的因素，是中越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的结果。海南与越南的大米贸易对于解决海南与越南的商品供求矛盾、促进双方贸易发展、维护南海区域多边贸易正常化和推动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善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宁波大学王慕民的论文《新航路开辟后宁波双屿港的勃兴与南海东海贸易圈的沟通——兼论明代宁波与南海国家的交往》，通过对宁波双屿港的研究与考察，论述了宁波港与南海诸国之间的交往。作者认为，浙江宁波本是以东北亚日本和朝鲜半岛为主要贸易对象的港口，16世纪欧亚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葡萄牙人的到来和双屿私人贸易港的建立，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的一度北移。宁波双屿港由此沟通融会了南海东海贸易圈，并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海上贸易基地。l548年明政府武力摧毁双屿港激化了中外商人与海禁政策的矛盾冲突。“嘉靖大倭寇”平息和月港开禁后，宁波港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仍以各种方式维持着与南海诸国和日本的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万明题为《晚明东砂西珍考：海上贸易结构变化探折》的学术报告，指出在全球化开端的时候，中国社会变化与世界变革是紧密相连的。万明从晚明人的东西洋概念变化着手，通过晚明与明初商品结构的比较分析，认为西洋变化不大，东洋变化较大，主要表现为白银的大规模输入，这种变化与明代白银货币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海南师范大学胡素萍、朱军舟的《琼海关与近代海南社会变迁》一文，通过对琼海关这一具体案例的研究，考察了海南社会的变迁。作者认为，l876年琼海关的设立，对海口的城市化以及对整个海南的近代化诸多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进而指出，“琼海关设立后，在近代海南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影响了海南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海口城市地位的变化及其城市化的建设、海南的公共事业”。作者同时指出，由于外国人控制下的海关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本质上都是为了西方列强对华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服务的，因而，“琼海关不过是在列强对海南进行侵略的同时带动了海南社会的近代化”。
广州大学冷东在《“广州十三行”还是“广东十三行”？》一文中，针对自清朝以来近百年时间里外贸体系“十三行”出现的许多不同界定名称进行了研究。由于学界对此尚无系统研究，因而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分析，通过归纳清朝时期的各种名称，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中的各种界定名称，同时分析了这些界定名称产生的原因及内涵。作者指出，“十三行”制度是清朝政府为应对全球贸易扩大的需求，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的公私结合的对外贸易经济体制，在其存在的百余年间，出现了许多界定名称，但是并没有出现“广州十三行”或“广东十三行”的名称。近代以来，研究十三行的成果众多，有关十三行的名称也相当丰富。各种界定名称都有其合理性，这恰恰说明十三行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福建社会科学院徐晓望的论文《隋唐宋琉球与台湾北部的十三行文化》，虽然研究主体也是“十三行文化”，但其研究的具体对象显然不同于冷东的文章。徐晓望在北宋李复的书信中发现一条有关琉球国的记载，所记北宋的琉球国对待华人很客气，设馆招待。针对此事件，作者结合相关文字进行了分析研究，最终判定古琉球国应在台湾岛的北部，他们是台湾北部十三行文化的主人，在隋唐宋三代都与闽中有联系。因此，唐宋福建古籍中保留着一些有关古国琉球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古琉球国肯定是在台湾而不是在冲绳群岛。
三、关于南海文物、器物及文化遗产
近年来水下考古和科技考古的新进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新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南省博物馆丘刚的论文《从海南岛出土文物看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海南岛上与南海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遗存和文物出土情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资料。他指出，从汉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时期，往来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贸易商船更加频繁，尽管其航线屡有变化，但海南岛已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来往于广州、泉州、扬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风港、中转站和补给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蓝色航线远航的船舶大多要在海南岛寄泊、避风或是补给，然后再继续驶向更广阔的大海。对于大部分商人而言，虽然海南岛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但他们所带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却极大地影响了海南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推动着这个“孤悬海外”的海岛的开发与发展。上述这些特征在海南岛的出土文物中都能得到反映。
中国科学院李青会等人的论文《中国出土的古代钾硅酸盐玻璃及其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则另辟蹊径，以科学实证的方式，从科技考古的视角出发，从技术层面上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系统研究。该文通过对从战国到汉唐时代中国各地出土的玻璃器皿的分析与研究，初步勾画出了战国至两汉时期我国不同地区与印度、东南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开展的技术、经济与文化交流线路。这种将实证科学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上的运用，为今后解决区域性考古问题提供了一种深具探索性的新思路。李青会在论文中指出：对我国出土古代钾玻璃的研究，涉及到亚洲发现的数以百万计玻璃珠的起源问题，为此，应打破地域界限，充分吸收国内外该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便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结合丝绸之路上的其他相关器物，开展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以求对古代玻璃的起源能有更明晰的认识。
海南省博物馆郝思德的《试探西沙北礁水下文物所揭示的历史信息》一文，通过对西沙北礁水下文物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得出结论：西沙北礁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反映了古代我国官船、商船以及渔船等早就往来于南海丝绸之路上，将祖国内地与西沙群岛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文章列举大量西沙水下文物遗存和出水器物，表明南海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它与祖国大陆地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福建社会科学院陆芸的论文《墓碑与历史——从海南穆斯林墓碑石及中国东南地区其他地区穆斯林墓葬谈起》，通过对海南三亚、陵水穆斯林墓葬群出土文物的考察，结合国内其他地区穆斯林墓葬墓碑所载名字、内容等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往来，证明了海南岛、广州、泉州、福州等地曾经有大量外国穆斯林居住生活，反映了穆斯林商人后裔身份的转化，从“蕃商”转化为“唐人”，他们是古代海上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肇庆学院王超杰、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陈佩在他们的文章和发言中，阐述了目前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特点，提出了保护工作中加强立法的重要性，指出了目前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宁夏社会科学院薛正昌的论文《丝绸之路与固原——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宁夏段四处文化遗存》认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宁夏尤其是固原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它将在世界丝绸之路文化层面上，彰显固原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虽然论文介绍的重点是宁夏固原的陆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及保护情况，但这对于面临同样问题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保护显然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四、关于南海主权、南海开发及海权意识
现实问题往往就是历史问题。当前南海问题的急剧升温和错综复杂，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与会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课题，不仅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南海诸岛历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而且还从多个方面对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新思路。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绍铎在《新中国对南海问题的认识与对策》一文中，以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全面梳理了l949年～l965年新中国对南海问题的认识过程以及对策制定过程。在以往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依据的资料多为《人民日报》等公开资料，该文另辟蹊径，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对于传统的南海问题研究来说，仅就资料的特殊性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海南师范大学胡素萍通过《冷战以来美国对南海政策的演变》一文，全面回顾、展示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变化及政策走向，即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封锁”到“消极中立”，再从“积极中立”到“密切关注”这样一个演变过程，除此之外，论文还分析了美国之所以要介入南海争端的根本原因及对中国的影响，认为“美国已成为影响南海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必将对中国及南海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这个影响不利于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加大了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威胁到了中国的周边安全及其在亚太均势中的地位。 苏州科技学院祝曙光在《朝鲜战争、南海争端与中美的相互理解》一文中，将南海问题置于整个中美关系史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探讨了朝鲜战争对南海问题的影响。祝曙光认为，由于美国认知上的误区，导致朝鲜战争由国内战争最终演变为国际战争，交战双方由此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鲜战争充分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政策底线和斗争意志，对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东亚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战争给双方留下深刻的教训。冷战后南海争端的日趋激烈以及美国的介入，严重影响了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美是否会在南海擦枪走火，引发一场新的军事冲突也引起世人的关注。为了应对新形势下日趋复杂的南海问题，祝曙光认为中美必须加强了解和沟通，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核心利益与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矛盾和冲突，切实担负起维护南海乃至世界和平的责任。
海南大学赵全鹏在《我国历代渔民在南海诸岛上的活动》一文中，对我国渔民早期在东沙、西沙和南沙群岛上的开发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与研究，介绍了自古以来我国渔民在南海诸岛的活动情况。文章指出，我国渔民不仅很早以前就在东沙群岛上捕鱼，而且对东沙群岛早已有自己的称呼。文中不仅以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而且还通过西方文献证明我国渔民很早就在南沙诸岛进行活动，说明我国对南沙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琼州学院袁澍等人的论文《民国时期的南海》，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对南海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论文指出，民国时期，中国在南海的岛屿海域主权、经济权益和国际法地位，曾受到法、日帝国主义列强的挑战和侵犯，且愈演愈烈，部分岛屿一度被吞并。国民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统辖，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一、承续前清朝（1911～1939年）；二、日踞期（1939～1945年）；三、国民政府收复期（1945—,1950年）；四、台湾当局恢复余续（1950年至今）。文章梳理了各个时期国民政府对南海的政策和管辖情况，认为历届台湾当局都十分明确，南海是生存发展的命脉，必须竭力保卫、巩固和强化对其控制。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沈岩的论文《马尾船政学堂的海权启示》，通过研究清末福建的马尾船政，阐述了提高海权意识、加强海防建设、落实科技战略、重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文章认为：马尾船政是近代中国迈向海权的先驱者，今天的台海局势、南海主权等问题都与海权有关。
宁夏大学张天政的《1940年法国扣留我外运矿砂事件述评》一文，详细论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一起中国铁矿石经越南外运事件。这一事件反映了中法关系以及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之间的复杂背景，涉及到当时在南海航线上的运输和转口贸易，对于研究当今的南海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五、关于南海区域的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及华侨华人
所谓南海区域，是指南海海域及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它是一个有别于“东南亚”或“南洋”的概念。将南海区域当做一个整体看待，就不仅包括了东南亚，而且还包括了中国的东南部。在这个范围内研究历史文化，就会产生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王政尧的论文《南海区域文化与海南特色历史——从海瑞戏谈起》，通过对海瑞一生感人事迹的研究得出结论：海瑞的一生“理应成为海南特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应是以南海为中心的环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一个动人篇章”。王政尧呼吁，海南省相关部门应当充分利用2014年海瑞诞辰500周年的契机，通过宣传海瑞来进一步发掘和宏扬海南的历史文化，丰富南海区域文化研究。
山东大学晁中辰在《明成祖为满刺加封山勒铭史事考论》一文中，通过对《明太宗实录》中一段碑文的考释，揭示了明朝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上的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即在明朝永乐三年，满剌加遣使来华，表示“愿同中国属郡”。明成祖未允此请，但答应为其国封山勒铭。从此以后，两国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系。该事件是中马两国关系史上的大事，它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彼此了解与友谊，而且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传统的睦邻政策。这不仅是发生在南海区域内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批驳西方动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复旦大学邹振环《（西洋记）的刊刻与明清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一文，通过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部小说的研究，探讨了“郑和意识”在中国海防危机中的复活。邹振环认为，《西洋记》虽然只是文学史上的一部二三流小说，但在明末清初却受到众多出版商的青睐，特别是该书在清中后期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沉寂后，清末民初再次出现刊刻的高潮，且每一次刊刻的高潮都伴随着“郑和记忆”的重构问题。显而易见，文学作品的流通和传播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间所显现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邹振环在论文中将古代文学、中外关系、社会心理等不同领域联系在一起考察，从而展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
厦门大学施雪琴的《郑和形象建构与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一文，通过研究郑和形象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分析了东南亚华族的文化特点，进而探讨了当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郑和作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先驱与开拓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以及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外交政策的主要实践者，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形象。在东南亚华人社会，郑和从一个历史人物演变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保护神与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象征，充分显示了作为“非制度文化”的民间信仰在延续华人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生命力及其对巩固华人族群意识、加强华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在南海区域的范围内聚集了众多的海外华人华侨，而且这里的许多华人华侨来自海南。因此，华人华侨问题就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海南师范大学严春宝的《海外华人林文庆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文，通过新加坡现存史料的深入挖掘，对新加坡土生华人林文庆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林文庆对辛亥革命的参与程度是有限度的，而且他的参与过程，主要是通过他与孙中山先生的交往或是通过帮助孙中山解决一系列困难而完成的。可以说，是林文庆与孙中山之间的私人情谊，促使林文庆间接地为辛亥革命做出了一些贡献。
海南师范大学唐若玲的《海南华侨与宋耀如》一文认为，海南华侨在出洋谋生的艰难岁月中，积淀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甘于奉献、追求理想、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宋耀如作为海南华侨的一分子，他身上也体现着这些精神品质。正是在这些精神品质的支撑下，身处各地的海南华侨谱写了一曲曲华丽而充满传奇的人生乐章，为社会发展进步和改变自己命运作了不懈努力。
海南师范大学蒲晶、甘奇的《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一文，通过考察印尼吧城公堂所保存的档案文献，深入分析、研究了当时印尼的社会文化状态，说明在当时的印尼华人社会中，虽然男尊女卑现象仍然存在，但女姓的社会地位显然要高于中国国内。
海南师范大学寒冬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南华侨的分布》一文，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构成、海南人出国的线路以及海南华侨的分布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并最终得出结论：海南华侨的分布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发展关系密切，航路开到哪里，华侨就到哪里。由于海南岛的海上运输工具主要是以小型帆船为主，这就使得它的贸易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主要集中于南洋一带。所以，海南华侨大多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南洋地区，尤其是越南、暹罗（今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
除上述外，还有几篇会议论文虽然不是直接论述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但其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仍然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如郑州大学高凯的《从汉唐时期佛教的传播蠡测中国麻风病的分布规律》，将麻风病与佛教的传播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特别是探讨了麻风病分布特点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是一篇研究切人角度比较独特的论文。海南师范大学林敏的《义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书名变迁之小考》，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版本为依据，考证了义净著作的流传过程以及书名的演变过程，并且对学术界现在流行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杭州师范大学马丁等的论文《泰国政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浅析》，对当今的泰国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论文以2006年9月泰国发生的军事政变为切入点，联系泰国的历史和现状，通过揭示军事政变及军人干政现象和文化对于政治的作用，对阻碍泰国民主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代表们更加感觉到南海问题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性，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当进一步推动南海研究的深入发展，复旦大学许全胜甚至在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南海学”的主张，他说：“当今南海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日益成为国际瞩目的显学，因此有必要像‘敦煌学’、‘吐鲁番学’一样，提出‘南海学’的概念。正如敦煌吐鲁番学并不局限于敦煌、吐鲁番两地，‘南海学’除了研究历史上的南海外，自应包括从中国本土出发经南海向印度洋、波斯湾、非洲东海岸一线以及通过红海至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史以及与之相应的沿海各国情况的研究。”许全胜在会议上发表了《与时俱进，掉臂独行——论中国南海学的开拓者沈曾植》一文，除了介绍晚清民初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沈增植的生平事迹之外，重点对沈曾植在南海史地研究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进而认为沈曾植为我国早期南海研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理应是“中国南海学的开拓者”。
此次会议虽然时间短暂，但主题突出，讨论热烈，新意迭出，成果丰硕，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当然，作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专题研讨会，国内举办的还比较少，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笔者相信，随着南海问题日益重要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会加入到相关的讨论中来，学术界对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南海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多的优秀成果，南海研究的前景充满光明。
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