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太行山地区是中国粟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第四纪全新世前后，太行山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为粟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早期人类经常的采集活动为粟作农业的诞生准备了技术条件；多种原因造成的食物缺乏为粟作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契机；野生的尾草的存在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生物依据。以上条件的具备，使得太行山地区的先民们约在距今一万余年前便开始裁培粟类作物。而粟作农业的诞生，为以后夏、商等王朝在该地区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太行山地区东临华北平原，西接黄土高原，地跨晋、冀、豫三省，位于东经110°15′—116°27′、北纬34°35′—40°19′之间。太行山又是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天然分水岭，也是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太行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应视为探讨粟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区域，尤其值得加以重视并展开深人的研究。
一、太行山地区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
太行山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北起北京关沟，南止于黄河谷地，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整个山脉呈东北一西南走向，长4000多公里，宽约100公里左右。山体主要由古老的变质岩及岩浆岩构成。由西山、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中条山诸山脉构成太行山系，以中山为主，平均海拔在1000-15000米之间。太行山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纵贯晋、冀、豫三省，并包括北京市一部分。太行山地区西翼连接山西高原，东翼由中山、低山、丘陵直接过渡到平原。山区中还分布着一系列断陷盆地，流经或发源于太行山地区的河流有桑干河、滹沱河、拒马河等。河流的剥蚀、切割及构造作用，使本区河流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洪积冲积扇等河流地貌，从山麓到山顶均有分布。这些盆地、阶地、洪积冲积扇为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现就太行山地区一些史前遗物来分析太行山地区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
涉县位于太行山地区中段，清漳河流过境内。清漳河二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对其剖面的样品进行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距今4.4一1.7万年，此时正处于玉木盛冰期，气候寒冷干燥，地面植被以中华卷柏等草本植被为主，动物以耐寒的披毛犀、纳玛象、羚羊等为多；距今1.7一1万年，此时气候开始好转，降水量增多，木本植物开始增多，尤其是松树增加最多，表明当时是针阔混交林景观。清漳河一级阶地形成于早全新世中全新世，对其剖面进行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距今1万年一8000年时，此区的气温比现在略低，植被表现为松、臭椿为主的混交林植被；距今8000年—5000年时，当时为全新世大暖期，植被繁茂；距今5000年—2500年时，气温开始下降，气候已转向凉干，喜热的朴树、臭椿树开始减少，喜凉的松树、桦树开始增多。草本植物中，喜温的水生草本植物和其他蔗类植物开始增多，表明当时的气候已向凉温方向发展[1]。
下川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距今3.6一1.2万年。遗址位于山西省东南境内的中条山脉腹地的下川盆地。盆地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2公里，为一狭长的山谷地带。盆地内富益河常年流水，直通黄河。这个地区喀斯特地形相当典型，石灰岩溶洞十分发育，是远古人类理想的活动场所[2]。下川遗址剖面的孢粉研究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尤其是2.3一1.3万年之间，正是末次冰期最鼎盛之时，下川遗址中之所以能够见到一些木本植物花粉，是由于遗址“正处于山间盆地之中，从地势上说有利于汇集四周山区流来的水；从四周山地对季风的阻滞来说，有利于阻滞北力一来的冬季风之寒流的侵袭，有利于南方来的夏季季风将暖温气候留在此地。”[3]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年代距今9700一10500年。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前沿，处在瀑河冲积扇上，周围的地形西北较高，东南低缓，与白洋淀接近。据孢粉分析证明：“当时气候逐渐好转，并且在第五层至第六层堆积，即南庄头文化期的中部，针叶树与阔叶树乔木花粉形成小的峰值，说明南庄头新石器早期人类生活环境较全新世之初为好。但是总的说来，气候仍较凉偏干。”[4]
河北磁山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址，距今约有七八千年。磁山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地带，四周山峦起伏，南络河水穿越西部山区东人淡阳河，遗址处于南铭河北岸的河旁高台地上。遗址中出土有几种热带和亚热带动物骨骼，如猕猴、花面狸，说明当时气温比现代高。遗址附近芦草丛生，有较多的水草地，远处有茂密的森林。鱼鳌和丽蚌的出现，说明当时河流水域宽阔，流量大，水产丰富[5]。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恢复一下太行山地区第四纪全新世前后时期的自然环境，它们与农业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时期太行山地区地形复杂，区内分布着大量的山脉和河流，山脉之间有谷地，河流两岸有阶地、台地、冲积扇等，这些地方既能使人们免除洪水之灾，又有取水之便，从而为古人类生息提供了良好的居住场所。同时，太行山地区内分布着大量的黄土，黄土具有结构疏松、易于耕作、熟化等特点，这就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生态环境的特征是，太行山地区内分布着大量的山脉，山前地带森林茂盛，平原区草本植物丛生。由于雨量充沛，区内发育着许多天然河流，河水比现在大，蚌类水生动物繁多，这就为史前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时期的气候状况为，在晚更新世时期寒冷干燥，到全新世时经历了升温、温暖、降温三个阶段。
二、太行山地区早期人类文化状况
太行山地区是中华民族古文化发源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普遍有人类活动，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西侯度遗址，就发现在此区的山西芮城境内[6]。西侯度遗址距今180万年，是目前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文化，其出土的遗物有大量石器和多种动物化石。石器器形较大，制作技术原始，类型简单，常常是一器多用，典型器物为三棱大尖状器，其次还有刮削器、石球等。表明距今180万年左右，太行山地区的先民们已在这里生息活动。随后，此区又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如河北境内的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7]、东谷坨遗址[8]、小长梁遗址[9]、山西匼河遗址[10]、北京猿人遗址[11]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加工方法简单、原始，基本上没有经过第二次加工修理，器物类型较少，常常是一器多用，而且器物形状多不规整，反映了早期人类文化面貌比较原始。但是，人类在这一时期却学会了用火技术。西侯度遗址出土有烧骨、烧角和火烧过的马牙；北京猿人遗址中用火遗迹更多，发现了许多被火烧过的石头、骨头、朴树籽以及大量的灰烬，这表明当时人类已学会使用天然火。火的使用，使人类摆脱了寒冷气候的影响，并使人们开始知道熟食野生动植物，从而促使了人类体质和大脑的发达。而且，火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力，在原始农业早期“刀耕火种”阶段，火就被当作一种生产工具来使用。因此，火的利用，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意义重大的进步。
旧石器时代中期，此区比较典型的人类文化遗址有山西境内的许家窑文化遗址[12]和丁村文化遗址[13]。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此期文化比早期文化有显著的进步，石器制作技术有所提高，除采用直接打击法外，还多用间接打击法，第二步加工修理比较普遍，器物种类多样，制作比前期精制，用途、分工比较明确。主要器物有刮削器、三棱厚尖状器、骨角铲形器、三棱尖状器、石球、砍斫器等。用作投掷武器的石球和用来作挖掘工具的骨角铲形器的发现，表明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圆形石球是一种狩猎工具，它的使用，可以提高狩猎的效率；挖掘工具的使用，表明人类已经不仅仅从地面采撷果实为食，而且也知道挖掘植物的块根来食用。
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区代表性遗址有峙峪遗址[14]、山顶洞人遗址[15]、小南海遗址[16]、下川文化遗址[17]等。这一时期出土的石器已具有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雏形，如下川文化遗址出土有3件研磨盘，表明当时下川文化的先民们已知道加工谷物；峙峪遗址中出土有一种小石刀，弧形刃口宽约3厘米，两肩之间短柄状突出，显然是为了镶嵌木把以用于收割野生谷物穗子的工具；小南海遗址电出土的弧背形刮削器，数量既多，类型又比较固定，是谷物采集工具的代奔[U1] 性器物。这种刮削器的形制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镰已相当接近，应是后世谷物收割工具的滥觞。野生谷物收割工具和加工工具的出现，表明当时野生谷物采集已成为人们经常性的活动。在山顶洞人遗址中还发现了磨制的骨针、穿孔兽牙、石珠等，表明当时人们对石器的制作和使用已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尤其是磨制技术的出现，就为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而石器加工技术的提高，就使人们比较容易地获得足够的食物，从而使他们在空闲时间里进行农业生产的尝试变为可能。
旧石器时代末和新石器时代初期，太行山地区的原始农业已开始萌芽。太行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遗址目前仅发现两处，即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18]和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19]。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锄、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有罐、钵，家畜有猪、狗等，反映了当时原始农业已经产生。但是，这些石器制作粗糙，陶器工艺原始，并且遗址中还出土有大量的野生动物遗骸，表明了当时原始农业才刚刚起步，采集狩猎经济还占有相当大比重。早期后段，此区发现的文化遗址主要有磁山文化和北福地文化，典型遗址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20]、易县北福地一期乙类遗存[21]、正定南杨庄遗址[22]、河南淇县花窝遗址[23]、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24]等，其中尤以磁山遗址最具特色。其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房址、石器、陶器、窖穴、灰坑等，有的窖穴中堆积有大量腐朽的粟类遗存。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磨制石器数量较多，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残余，骨器比较普遍，工具类型简单，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石镰是几种较常见的工具类型；陶器制作也比较原始，火候较低，质地疏松，类型简单，主要有盂、支架、壶、钵等，纹饰单调；出土动物骨骼有家猪、家鸡、家狗等。同时遗址中还出土大量的朴树籽、骨链、骨鱼梭、骨鱼镖及野生动物遗骨，反映了当时农业虽是太行山地区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但采猎经济还是生活资料必不可少的补充。
新石器时代中期即仰韶文化时期。此时太行山地区原始居民的生产力水平比早期大大提高。仰韶文化在太行山地区表现有自己的区域特色，以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西王村类型为代表。发掘的遗址遍及全区，较典型的有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第二期遗存[25]、河北永年石北口遗址[26]、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27]、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28]、河南安阳后岗遗址[29]、大司空遗址[30]、大寒南岗和鲍家堂遗址[31]、河北邢台柴庄遗址[32]、邯郸百家村遗址[33]、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份[34]等。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仍以石器为主。石器除个别为打制外，绝大多数为磨光石器，并且大多通体磨光。钻孔技术较为进步，器物种类增多，有斧、锛、锄、刀、镰、磨盘、磨棒、柞、臼等。陶器制作工艺也比早期进步。出土的家畜遗骨有猪、狗、鸡、牛、羊等。此外在正定南杨庄遗址中还出土有粟作遗存。从这些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比早期有较大的进步。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此时该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遥遥领先。代表性遗址有安阳后岗二期遗存[35]、汤阴白营遗址[36]、邯郸涧沟和龟台[37]、辉县孟庄遗址[38]、襄汾陶寺遗址[39]。此期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磨制精细，种类有石铲、有肩石铲、穿孔石刀、石镰、柞、臼等，此外还有不少蚌制工具，如蚌刀、蚌镰等，并且在陶寺遗址中还出土有一件新型农业生产工具石犁，这表明此时太行山地区已开始由锄耕农业向犁耕农业过渡。
纵观太行山地区史前时期的人类文化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从180万年的早更新世开始，至新石器时代的中全新世，太行山地区都留下了先民们生息活动的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克服自然变化所带给他们的种种困难，就地取材，制作石器，用石器来捕获猎物、采集野生果实以维持生存。在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提高了生产技能，石器制作技术不断提高，由早期的一器多用，发展到晚期生产工具专门化，并初步掌握了磨制技术，这就为农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到新石器时代初期，太行山地区的原始农业就已经诞生，人类由单纯的攫取型经济转向生产型经济，开始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增加天然食物，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促使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而且，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加工石器的技术不断进步，由最初的仅磨制刃部发展到晚期的通体磨光，穿孔石器、新式农具不断出现，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三、太行山地区是粟作农业诞生的理想区域
粟，又名谷子，俗称小米。它具有抗早、早熟、适应性强、繁殖系数高、营养丰富、特别耐贮藏等特性。在史前人类尚未掌握灌溉技术、耕作技术原始落后的条件下，人类根据太行山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粟作农业的特征，把粟作为在太行山地区最早种植栽培的农作物之一。太行山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理想区域。
粟类作物由野生到人工栽培，需要具备四个前提条件。其一是该地区要有适宜粟作农业起源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其二是该地区要有粟类作物的野生祖本即狗尾草的存在；其三是该地区的古人类能够支配自然环境，其原始先民们的发展水平已进化到了能将野生狗尾草驯化为人工栽培的粟类农作物的历史阶段；其四是该地区有进行栽培粟作农业的需求。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无论是本地起源，或是引进粟作农业，都是不太现实的；如果没有野生狗尾草的存在，原地起源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该地区内生活的古人类还未达到发明或掌握栽培粟类作物的技术水平，那么，无论是发明还是引进粟作农业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当地没有栽培粟作农业的需求，古先民们是不会主动去尝试栽培它的。因为农作物的栽培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当人们不需要通过艰辛劳动就可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时，人们就不会费尽心思去尝试驯化栽培一种农作物。因此说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太行山地区在第四纪全新世前后已具备了粟作农业起源的四个条件。
从文中第一部分分析可知，在全新世时期，太行山地区经历了升温、温暖、降温三个阶段。又据竺可祯先生研究：“在今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40]这就反映了当时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
太行山地区的土壤，对粟作农业的产生也极为有利。该地区按自然地理区划是属于华北地区的一部分，这里分布着大量的黄土。何炳棣先生在其《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一文中，指出黄土的良好性能包括其土壤结构异常均匀、松散，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有利于原始掘土工具的翻掘；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分矿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尽管(黄土高原区)有限的年降雨连20英寸都不到，但是它集中在作物生长最需要的夏天，这就使得粟类作物可以在这种干旱或半干早环境中生存下来；黄土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即使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粟类作物仍有较高的收成[41]。黄土土质的这些优点，为原始农业，特别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二、太行山地区分布着大量的野生狗尾草。
粟的原始种是禾本科的狗尾草，它在华北地区的分布极广，古籍中称其为“莠”。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对其有记载：“恶莠恐其乱苗也”，[42]，“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43]。《淮南子·说山训》：“农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由此可见，莠与粟是非常相似的，二者常常混生在一起，这就给我们探讨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积极的线索。现在我们研究粟作农业起源时，可以从狗尾草的分布区域来推演原始粟类的栽培地点。在今天的太行山地区依旧生长着大量的狗尾草，并且现在本地区人民仍然在从事着粟作农业[44]，这就为太行山地区为粟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提供了生物证据。
其三、太行山地区的古人类掌握了驯化栽培粟类作物的技术。
距今约一万年前后太行山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至少在当时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在新石器时代初期，鹅毛口人已制出精致的石斧、弯尖厚尖状器、石锄、石镰等用于农业的工具。而徐水南庄头更发现有丰富的与农业相关的石器、陶器等遗存。特别是在磁山遗址中还出土有与农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遗物，如石制农业生产工具斧、铲、刀、镰、磨盘、磨棒等，陶制生活用品盂、罐、碗、壶、钵、支架等，以及家畜猪、狗、鸡等的遗骨，尤其是13多万斤粟谷遗存的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较大面积地种植栽培粟类作物，反映了太行山地区古先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粟作农业的栽培技术。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磁山文化分布区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粟作农业的发源地[45]。
其四、食物资源的匾乏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契机。
古先民们为什么要栽培粟谷作物呢？也就是说，把野生狗尾草驯化成栽培粟的契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比起狩猎、采集生活来说，经营原始农业所付出的劳动及其复杂程度要高得多，人们不仅要掌握栽培对象的生活习性和生长发育规律，而且还要懂得播种、收获、加工以及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原始农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如果人们周围的天然食物唾手可得，人们就不会去尝试栽培种植原始农作物。而导致人们食物资源的匮乏，在史前时期，主要有人口的增长、气候的变化以及采猎手段的提高。石器时代，随着人类生产技能的提高，人类的体质和智能也在不断发展。而人类体质和智能的发展，又导致人类保护自身能力的加强，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就变得越来越顺利。这样，每个人平均的天然生成物的占有数量便开始减少。据古人类学家推测，旧石器时代末期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还不到300万，中石器时代已繁衍到1000万，新石器时代达到了5000万[46]。人口的成倍增长必然带来所需食物的成倍增加，人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生成物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同时，与人类共生的第四纪冰期大约在距今10万年前左右开始进人大理冰期时代，8万年前温度下降至比今天平均气温约低5℃左右，3万年前降至最低点，比今天气温低10℃左右，1.9万年前气温开始回升，到1.2万年前左右才达到今天的气温水平[47]。冰期期间，严重的干旱随之而来。对“山顶洞人”遗址中的动物化石分析，就表明当时的气候由温暖向干寒的转变[48]。对下川文化遗址所做的孢粉分析，也表明当时的植物多为温带常见植物，以草本植物花粉多见，草本植物中以耐早的蒿属为主，其次为禾本科植物，乔木植物花粉较少，反映了当时干旱严寒的气候类型[49]。由于湿度、温度的变化，气温类型也随之发生变化，相应植被也跟着改变，草本植物发达，浆果类植物减少，人们的采集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同时，由于气温的大幅度下降，大批温带、温热带动物在严寒来临之后失去乐园，或者死亡，或者南迁，狩猎生活也举步维艰。此外，人们采猎手段也在不断提高，获得食物的效率越来越高，而野生动植物的繁殖的速度明显落后于人类增长的速度，食物资源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免感到了生存的压力，是另谋生路还是束手待毙，自然成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在冰期期间，由于气温下降，禾本科植物得以大量发育，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就把它们作为采集食用对象。人们在长期的采集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禾谷类植物的一些生长习性和规律，从而开始尝试驯化栽培它们，促使了原始农业的萌芽。由于天气严寒，人们的驯化工作进展缓慢。到距今1.2万年左右，全球进人了冰后期，冰川退缩，气温回升，这可从前面所说的南庄头遗址孢粉分析结果得到证实。气温的回升，导致动植物生存环境得以改良种类增多，繁育迅速，人们的食物资源又趋于丰富，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得以加快。而食物资源的相对丰富，使得人们有条件从事前期尚未完成的工作，农作物驯化速度大大加快，农业诞生的条件越来越成熟。所以说食物的愿乏就为原始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契机。
四、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太行山地区具备了粟作农业起源的条件，那么，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具体产生于何时呢？
我们知道，磁山遗址中出土的粟作遗存可达13万斤之多，表明当时的粟作农业已不是初始面貌，已经跨越了驯化、起源阶段。因此，我们探讨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起源时间时.就需要从磁山文化时期向前追溯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如玉米这一农作物品种是由几万年前牛长在美洲大陆的一种大刍草演变而来，大约在咫今五千年前，人类才开始种植这种草茎型的野生玉米[50]①。玉米的演化为探索粟类作物的栽培提供了线索，大刍草演化为野生玉米的时间是在距今八千年至一万五千年前，中间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那么我国粟类作物的演化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
磁山文化距今有七八千年，因此，探索太行山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要在八千年以前的文化遗址中寻找。
太行山地区出土年代在八千年以上、并且与粟作农业起源有密切关系的遗址，主要有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山西下川遗址和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下川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研磨盘和锛形器。针对下川遗址所出土的石器，一些考古学家曾指出这些石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石兴邦先生指出：下川遗址出土的锛形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石锛的先祖，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则可以在下川文化中见到雏形[51]。陈文华先生指出，石磨盘“中间由于多次研磨而下凹，显然是加工谷物的痕迹”[52]。黄崇岳先生认为：下川遗址出土的研磨盘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采集天然谷物然后加工成粮食的信息，使我们看到由原始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先兆[53]。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旧石器时代晚期禾谷类种子已成为人们经常采食的对象。狗尾草为禾谷类植物的一种，在下川文化分布的地域范围内，普遍发现野生狗尾草的存在，其分布地点海拔高度(1580米以下)基本与文化遗存的海拔高度相一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距今万余年前此地分布着大量的狗尾草。人们在长期的采食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狗尾草的生长规律，在生存压力下，开始慢慢尝试驯化它。这种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象大刍草演化成玉米一样，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说，下川文化时期，人们可能还未真正开始栽培粟谷作物，但是已开始进行驯化工作，正如卫斯先生所言：“石磨盘在下川文化中的出现，代表了我国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先声。”[54]
鹅毛口遗址位于山西北部怀仁县西北。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发现一处石器制造场遗址，其石器多为打制，形制有石斧、石锄、石镰、石球、石锤等。其中三件石镰，不仅有刃有背，而且刃部已向两面加工，背部棱脊均被敲平以便于手执，这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磨制半月形石镰极为相似，只是没有钻孔而已，这应是农业上使用的石镰。磨制石斧仅1件，并且磨制粗糙，反映了当时磨制技术已开始出现，但还未达到发达阶段。正如贾兰坡先生等指出的那样：“鹅毛口的石器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其中的一些类型很原始”，“而某些类型如石斧、石锄、石镰等，又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因此我们认为鹅毛口遗址的时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并且，“由于有较多的石锄和少量的石镰等农业工具的存在，证明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55]而此时人们所栽培种植的对象只能是粟类作物。但在遗址中还发现有刮削兽皮用的圆刃刮削器、盘形刮削器的存在，间接说明了当时人们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是1986年被发现的，至1997年底，共经历了二次发掘。其中出土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遗物有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有罐、钵，同时还出土有家畜猪、狗的遗骨以及草木花粉等[56]。研究者认为，石磨盘、石磨棒在遗址中的出土，就表明当时已有农作物的栽培业出现。陶器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农业产生以后，人们的食物性质发生变化，农作物籽粒必须用陶器炊煮才能为食的条件下产生的。家畜的饲养需要用谷糠作饲料，所以猪的饲养，必须依赖于农业的发展。由此可见，陶器和家畜饲养业均出现于农业产生以后。依此规律，我们可以推断，南庄头时期太行山地区的原始农业已经产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依据本区的自然特点，亦必定为粟。虽然南庄头时期古先民们已开始从事粟作农业，但从遗址中出土的狼、马鹿、麋鹿以及鸟类、鱼鳌类动物遗骸来看，当时的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从以上分析可知，太行山地区粟类作物的驯化工作大休开始于下川文化时期，真正的栽培可能始于全新世之初，即距今一万多年前。粟作农业一经产生，立刻就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到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文化时期，古人类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栽培粟类作物，农业生产已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的发展，就促使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并带动家畜饲养业的迅速发展，磁山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就有家猪、狗、鸡的遗骨。农业虽是当时人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但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骸来说，当时渔猎采集经济还是生活资料必不可少的补充。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时，太行山地区的粟作农业发展迅速，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中都发现有粟类遗存。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后岗遗址中出土的全部动物骨骼中，家畜骨骼占69%，主要是猪、牛、狗等，其中以猪骨最多，约占家畜骨骼的90%。河北邯郸涧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出士了21个个体的猪头骨，多为恒齿，这充分说明了养畜业、尤其是家猪饲养业的发达，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另外，碳13方法测定的古代食谱结果也可为认识粟作农业的发展水平提供线索。古代食谱测定结果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食物结构中的C4植物已接近50%，而粟、黍为C4植物，这就说明当时粟作农业已占人们食物来源的一半左右，农业生产此时已成为决定性的经济部门。到龙山文化时期，通过对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作碳13测定，表明当时人们所吃的食物中70%为C4植物[57]，反映了龙山文化时期粟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太行山地区已出现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就有明显的反映。陶寺遗址发现有700多座墓葬，大型墓中有着丰富的随葬品，中型墓中只有几件，小型墓中一般无随葬品，反映了当时贫富分化已经出现。涧沟遗址中发现的一些“丛葬坑”，则可反映当时阶级的对立和战争的残酷。后岗遗址和辉县孟庄遗址中均发现有城墙。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已经产生，阶级对立趋向尖锐，战争频繁，氏族制度已走向没落，社会已逐步迈入文明的门槛。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粟作农业奠定的丰厚物质基础，太行山地区迅速成为古代中国文明的中心区域。位于该地区的晋南、豫北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商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结果决非偶然，这正是粟作农业对中华文明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也更进一步证明了该地区作为粟作农业起源中心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太行山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粟作农业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空间；狗尾草在太行山地区的普遍生存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生物依据；古人类长期的开拓活动，促使人类自身体质和思维的发展，进而掌握了驯化栽培粟作农业的基本技术；食物的匮乏又为粟作农业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由此可以判定，太行山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农业最早发韧和发展的区域之一。
注释：
[1] 阳小兰等：《末次冰期以来太行山地区的植被演替》，《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年第1期。
[2] 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3]孙建中等：《下川遗址的古气候环境》，《考古》2000年第10期。
[4] 原思训等：《南庄头遗址I4C年代侧定与文化层孢粉分析》，《环境考古研究》第一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5]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骼》，《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6] 贾兰坡：《西侯度文化遗存》，《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7—41页。
[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马圈沟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8] 卫奇等：《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地点》，《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
[9] 尤玉柱等：《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年第1期；尤玉柱：《河北下长梁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及时代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10] 贾兰坡等：《山西芮城匼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8期。
[11] 赵树森等：《北京人遗址年代学的研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9—240页。
[12] 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4期。
[13]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0页。
[14] 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5]赵树森等：《北京人遗址年代学的研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9—240页。
[16]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17] 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18] 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19]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王珺：《徐水南庄头遗址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1日。
[2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21]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22]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正定南杨庄遗址试掘记》，《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23] 安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淇县花窝遗址》，《考古》1981年第3期。
[2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永年石北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8] 孟旺林等：《河北正定县南杨庄卧龙岗彩陶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30] 唐云明：《试谈豫北、冀南仰韶文化时期的类型和分期》，《考古》1977年第4期。
[3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第7期。
[32] 唐云明：《河北邢台柴庄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6期。
[33] 罗平：《河北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4期。
[3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36] 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
[37] 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报告》，《考古》1959年第10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3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4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1]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42]《孟子·尽心下》。
[43]《战国策·魏策一》。
[44]石兴邦：《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45] 张之恒：《黄河流域的史前粟作农业》，《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46]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杜，1979年。
[47]段万调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见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转引自刘兴林《中国史前农业发生原因试说》注①，《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4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8页。
[49]孙建中等：《下川遗址的古气候环境》，《考古》2000年第10期。
[50]佟屏亚： 《玉米的起源、传播与分布》、《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1] 石兴邦：《中国新时期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3期。
[52] 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53] 黄崇岳：《从出土文物看我国的原始农业》，《中国农业科学》1979年第2期。
[54] 卫斯：《论中国粟的起源、驯化与传播》，《古今农业》1984年第2期。
[55] 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56]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王珺：《徐水南庄头遗址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1日。
[57]蔡莲珍、仇士华：《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第10期。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