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金融：2011年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1年8月20日至21日，由东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基地、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合办，《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业与金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会议开始前，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东京大学田岛俊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封越健研究员、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林兰芳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苏少之教授等来宾与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孙建国教授一起为“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揭牌。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主要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大阪产业大学、九州大学、流通经济大学及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河南大学等，大家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进行学术交流。
本次会议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近代金融、信用等问题的讨论。朱荫贵教授（复旦大学）就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民间金融的地位和作用展开论述，认为中国近代缺乏资本原始积累，政府对数量最大也最为活跃的民间资本企业的资金援助极为有限。因此，中国民间金融机构、传统社会筹资习惯、途径以及机器工业产生后民间应运而生的企业筹资方式，承担了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本的需求重担。进入二十世纪后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止，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新式金融机构与中国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疏离，关系并不密切。在会议报告中，朱荫贵教授详细分析了民间金融机构融资、企业吸收社会储蓄和企业内部多种挖潜积累的扩张方式，展示了一幅幅民间金融活跃的历史图景。民间金融为中国近代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资金，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彭凯翔先生（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所）对朱荫贵教授的给予回应，并以自己的研究从历史角度与当代中国的民间金融及其管制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孙建国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所）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当前债信危机相关的历史比较分析方面，其中主要对中国近代债信维护与信用评价问题进行分析。债信的维护需要多方，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社会机构，乃至银行机构都在致力维护债信的稳定。近代公债市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就是开始有专业的信用评价机构介入，对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展开信用调查分析，以供投资者参考。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的林兰芳教授主要是对日治时期东台湾的信用组合与产业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信用组合事业发展促进了东台湾的产业发展。此种历史发展南、北重心的转调，我们以信用组合之组成，或是经营电气事业的经营者来观察，不论资本规模或成员多寡，的确是花莲港厅比台东厅居于优势。如从信用组合积累资本部分，亦是日台人合作的现象，但没有例外的，组合的干部，不论是理事、监事，皆有日台人的参与。王京滨教授（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在论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特质与结构时指出，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对近代产业发展贡献不大，近代银行机构的产生才使得产业资金有所供给，并促进的工业化和近代经济的发展。而在产业资本多层结构中，证券市场或股票发行以及间接金融是产业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会议上对农村金融问题的探讨有两篇论文，苏少之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析20世纪50年代前期个体农民融资问题时指出，随着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在农村形成了私人借贷、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三者并存的乡村借贷体系。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家庭经济的需要。黄正林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则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在甘肃推行农贷给予关注，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政府——银行——合作社——农户的农代模式。
会议上有几位专家对企业金融及信用合作社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卢征良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对上世纪40年代川康兴业信托投资业务进行研究，认为川康兴业投资公司在创办初期经营不十分顺利，但川康兴业公司的资金垫款活跃了后方金融，起到了辅助和引导企业发展的作用。湊照宏博士（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从国策性和营利性试点进行分析，分析台湾拓殖公司的金融结构，并解析筹集民间资金的机制。门闯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则通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清理整顿地方城市信用社几个典型个案的研究，提出政府政策的演进受个体策略选择影响的观点。高新伟博士（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所）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古代官僚腐败问题进行分析。柳岳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债务案件审理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近代经济转型而导致频繁发生的债务纠纷。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债务案件、适应社会经济变迁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债务关系和此类案件的审理进行了设计，并按照设计原则审理此类案件，试图消除债务案件中的个体社会身份，并将这一关系纳入资本主义契约模式之下，但社会转型期间的诸多制约因素却大大降低了它的实际效果。
会议第二个重要的专题是对产业发展问题的探讨，其中以探讨中国机械产业发展历史为中心展开讨论。田岛俊雄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汽车下乡政策进行解剖，指出其政策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扩大内需的凯恩斯政策，二是以结构调整为内容的产业政策。同时进一步将中国汽车业历史发展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一五时期及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开始发展汽车业，并形成了包括机械和农机在内的五小工业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研发汽车发动机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九五时期及之后，中国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薛毅教授（中国矿业大学）探讨中国近代煤矿机械的发展时指出，近代中国煤矿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提升、排水、通风等煤炭生产的主要环节采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二是在生产和管理等方面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近代煤矿经历了起步、发展等阶段，经历了煤炭工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煤矿数量不断增加、新的组织形式不断涌现的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峰毅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则主要从技术引进角度分析对中国水泥技术国产化贡献的企业，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研究开发、设计、生产三者之间关系是割裂的，企业没有参与相关环节。中国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后企业才实行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相结合。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技术，90年代开始设立外资水泥企业，这些改变了中国水泥生产的结构。到2007年，中国水泥生产技术结构实现根本的扭转，即SP/NSP（悬浮预热器/预分解窑）技术比率（55%）首次高于落后生产技术（45%）占地位。王颖琳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会议上回答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纺织机械为什么得以快速的问题，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这个技术积累被新中国所继承，为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松村史穗博士（日本流通经济大学）主要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这次会议上主要对计划经济时期粮食供应政策进行分析，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建设的推进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商品粮需求扩大，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因此得出结论，计划经济时期如果商品粮供应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工业建设会受到不良影响。洪紹洋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论述了台湾民营机电业发展情况，战后台湾机电工业发展可以分为公营和民营两个部分，其中以大同公司为代表的民营企业逐渐调整生产结构，应对民众消费市场而得以使公司规模持续增长。益尾知佐子研究员（日本九州大学）则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对外战略问题进行分析。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475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