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际经济史论坛综述

　　中国经济史学会和香港科技大学于2011年8月29-30日在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办了“2011年国际经济史论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葡萄牙、乌拉圭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中清出席并主持会议。论坛的主题是探讨经济史学的未来发展问题，推动中外经济史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并为申办2015年国际经济史大会做准备。讨论的议题主要涉及八个方面，即比较经济史、经济史研究的新材料、跨学科经济史、新政治经济史、新社会人口史、新经济史、新全球贸易史，以及新东亚研究及合作教学。围绕上述议题，与会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比较”在经济史研究及学科发展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科技研究所的David Hoffman教授认为，对于长时段的[1]工资、相对价格、生活水平、人力资本、贸易等方面历史数据的比较将有助于深化关于“大分流”及产业革命产生根源等的探讨，进而揭示历史与制度的互动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和长期历史变迁的。来自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指出，几乎无人否认比较对于经济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对如何开展“比较”则看法不一。经济史学科自20世纪初引入中国始便是建立在比较研究之上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学者探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革命，且未能追赶上继18世纪后期英国产业革命后，于19世纪席卷全球许多地区的工业化浪潮。中国的经济史学者曾投入巨大的努力，以近代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历史经验作为普遍模式来审视中国过往的经济表现，并发展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一些经济史理论。无疑，中国的经济史正是建立在与西欧经验的比较之上的，没有比较研究就没有经济史学科的存在。但以往的研究同样存在问题。以英国经验作为中国应该参照的“标准”模式，这样的分析框架使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免陷入削足适履的尴尬。近年来欧洲中心论受到激烈批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比较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李伯重教授强调，首先，理论上我们应该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旧有束缚。英国经验固然重要，但也是独特、无法复制的，因而也不成其为“普遍”的“标准”模式。对于那些自身未能产生产业革命的国家的经验加以比较也许更具“普遍”意义。其次，从方法论角度，应重视比较经济史中的可比性和不可比性问题。总体上讲，那些可以运用数量分析和社会科学研究手段的方面，如劳动生产率，工资，收入，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生活水平等，更具可比性，而那些涉及经济制度的商业法规、习俗、关税、商人组织等可比性就要差一些。还有些方面几乎不具可比性，如意识形态与经济间的关系。因此最好的策略是从更具可比性的方面入手，进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过渡到可比性差一些的方面。

　　对史料的开发与应用是开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Joerg Batan教授介绍了应用于人力资本研究的新的史料，并通过回归分析对全球范围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变化情况进行了度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志凯研究员总结归纳了2010年中国大陆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五个特点：立足于长期观察的视角看新中国60年经济变迁；从现实经济问题摄取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专题；围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回顾计划经济体制及五年计划（规划）的历程、经验、教训；改革史的研究备倍受关注；国情调查、社会调查以及从地方和基层收集一手资料成为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式。同样来自经济研究所的魏明孔研究员介绍了经济研究所一直以来在史料收集、整理及开发利用方面所做的工作和相关成果，与会学者对于这些资料的英译及电子化处理情况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跨学科经济史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来自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刘翠溶教授指出，在她看来，经济史必然是跨学科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探究取得定性和定量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得以了解过去的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时期刘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分别涉及经济史、历史人口学、环境历史学。尽管这些领域分别关注历史的不同方面，但三者之间密切相关，且与人类经济活动密不可分。刘翠溶教授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数量分析不可或缺，制度、文化等定性分析同样重要。因此应加强对学者的跨学科训练。香港大学的Angela Leung教授阐述了疾病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指出二者相互关联但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疾病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涉及社会保障政策、医药产业、公共医疗的分配及社会福利、医学研究等诸多方面。

　　社会人口史研究正是经济史跨学科特征的体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中清教授重点介绍了以清代东北地区为重点建立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的建设情况。其中包括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1749－1909年），黑龙江双城100000人口的130万个调查记录数据库（1872-1926年），北京皇族人口115000个人的连续记录（1640-1935年）等。以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为例[2]，其原始资料来源于保存在辽宁档案馆的盛京内务府户口册[3]。目前，这个数据库已经录入31种户口册，总人数约达26万，有150万个记录，是160年连续人口数据。数据库记录了这些个人的身份地位、婚姻情况、出生死亡等数据信息，反映了这些个人、家庭、社区的社会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及其他一些特征，是研究中国家庭与社会人口史的重要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开放性、长时间跨度、内容的丰富详尽以及数据的完备性无疑为历史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日本大阪大学的Kenichi Tomobe 教授考察了婴幼儿死亡率、流行病及慢性病因素等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变量与20世纪早期日本家庭手工业发展间的关系。

　　社会学家与史学家之间的互动在过去二十年间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经济史学的发展，香港科技大学的何文凯教授归纳了这一学科领域的两个特点：一是许多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被用来解析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论题；二是社会学家越来越关注代理人、历史偶然性及多重可能性等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乌拉圭德拉大学的Luis Bértola教授就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史，以及开展亚洲、拉丁美洲及欧洲间比较研究的途径发表了看法。香港科技大学的苏基明教授考察了制度视角下的近代中国条约港经济。战争、冲突、宗教文化等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同样受到经济史学者的关注，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盛教授分析了气候的剧烈变化与历史上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冲突与战争的关系。

　　全球化浪潮下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朝贡贸易体系在该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邓刚教授介绍了中世纪至近代中国海运的发展与变迁情况。葡萄牙米尼奥大学的 Maria Cristina Moreira教授分析介绍了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与美国间贸易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战争状态对贸易关系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武力教授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三次大规模经济技术引进的背景、内容、效果，分析了它们与中国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的林文勋教授论述了15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白银之路的形成及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此外，学者们还介绍了所从事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相关成果、研究兴趣及开展学术合作的意向。这些研究成果与研究项目的涵盖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货币史及货币比较、中国近代商会资料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与市场演化、近代早期英国（1550-1688）、日本（1700-1890）和中国（1700-1890）的对比研究、金融创新及政治和社会变革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经济史中的战争与军事因素、对外贸易战略与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诸多方面。此外，学者们还针对一些专题提出了未来合作交流的意向，包括战争、军事、技术转移等因素在经济史中的作用；不同发展模式、不同资源禀赋、不同政治体制国家间经济变迁的比较；考古学与人力资本研究的结合；环境经济史研究；与贸易相关的经济发展，等等。研讨会期间，香港科技大学与中国经济史学会还就申办2015年国际经济史大会相关事宜与国际经济史学会进行了磋商。

　　从首届国际经济史论坛的议题设定和与会学者的研究兴趣中，不难发现经济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首先，比较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不仅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而且内容、方法、对象也不断深化和拓展。其次，史料作为事实证据，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基础。与此相关，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提高史料利用的公开性与便利性也是经济史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第三，跨学科经济史的发展方兴未艾。除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核心要素外,经济史研究还更多地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环境科学、考古学、医学等学科领域，不仅是“社会”经济史，而且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日趋紧密。这些特点和趋势无疑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经济史研究中加以关注和把握。

　　与会学者认为此次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一致同意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第二届国际经济史论坛将于201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教授在此次论坛上向学者们发出了参会邀请。

注释：

[1]以中国为例，最好能追溯到宋朝。

[2]数据库网址是：www.icpsr.umich.edu/cmgpd.

[3]现存约3600册，是3年一次的人口登记记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