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松本洪对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的开拓性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日本学者松本洪撰写的《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一书进行了介绍性评价，指出该书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北方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的一部重要著作，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此书是一无所闻。松本洪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完成的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特别是在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来复原中国北方古代森林植被形态这一点上，史念海后来所做的研究虽然在学术深度上要远远超出于松本洪之上，并且还普遍结合有实地考察和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运用，但是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却与松本洪完全相同。因此，松本洪理应作为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研究的开拓者而被写在近代学术史里。
【关键词】松本洪；植被变迁；上代北支那の森林
【中图分类号]K92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2）01—0005—07
【收稿日期】201l—l0—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409711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8JJD770089）。
【作者简介】辛德勇（1959—），男，辽宁开原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
日本学者松本洪撰写的《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一书，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北方历史时期植被变迁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出版于昭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942年的7月，是由所谓“帝国治山治水协会”出版发行。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正深陷于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当中，而且在太平洋战场上，局势开始出现不利于日本帝国的逆转，因此，这样一本论述中国古代森林覆盖状况的学术书籍，当时不会有多少人翻阅，估计印数有限，而战后数十年来，此书似乎一直无人问津，甚至专门研究中国环境史和历史自然地理问题的著述，也未见有人提及松本氏这一研究。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此更是一无所闻。有鉴于此，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晚近时期的发展状况，我想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现在一谈到中国北方的植被变迁问题，人们就会想到，是人类滥垦乱伐对森林的破坏，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原始植被形态。乐于制造聚焦效应的大众传媒，使之成为社会通行的常识。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符合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溯本求源，先来看一看它的形成过程。
若是仅仅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认识来讲的话，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在阐释人之心性时，即曾取山性为比，设以譬喻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1]晚近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如明嘉靖时人阎绳芳曾记述山西祁县在嘉靖初年对山地林木的破坏及其后果云：
《上代北支那の森林》封面
东南麓台、上下帻诸山，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澍湃，……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徒（徙）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濬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富。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釆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徒（徙）于贾令南北，而祁之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2]
所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若今日地理环境学说，可谓见识超逸。
另一方面，对于欧美世界来说，至少其中一个主要源头，是出自近代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之口。
1844年秋天，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1813—l860年）离开京师，北上蒙古高原，当他走到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一带时，就针对当地的环境状况，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进入17世纪中叶以后，汉人开始羼入这一地区。当时，这里还是一派雄浑的原始景观：山峰上覆盖着完好的森林，山谷里是丰关的牧场，白色的蒙古包点缀其间。汉人总共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就能够获得准许，在这片荒原上开垦种植。随着垦殖业的扩展，蒙古人被迫退走他处，去放牧他们的羊群和其他牲畜。
从此以后，这块地方就完全改换了面貌。所有的树木都被连根除掉，山上的森林从视野中消失，烧荒的火焰把大草原燎得一干二净。新来的农夫开始忙碌起来，消耗着土壤的肥力。这里几乎每一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汉人手中。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正是这种毁灭性的种植方式，使当地的季候变幻无常，从而又致使这片不幸的土地在今天变得更为荒凉。旱灾连年不断。春天的风吹刮起来，抽干土壤中的水分。老天示以不祥的征兆，眼看着某种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头上，不幸的民众惶恐万分，而吹来的风则愈加肆虐，有时甚至会一直刮到夏天。尘土飞扬，高入云霄，使得大气变得厚重昏暗，常常在正午时分，你会觉得四周竟像夜晚一样令人恐惧；更确切地说，它会让你紧张，并体会到一种黑暗的感觉，比最黑暗的夜晚还要可怕上千倍。紧随着这些狂风，飘来了雨水，可是，人们对降下的雨水不仅毫不企盼，而且还充满畏惧，因为它会倾盆而下，形成凶猛的洪流。有时就像天突然裂开了口子一样，一面巨大的瀑布直泻而下，流淌出这个季节里蓄积的所有雨水，田地连同上面生长的庄稼顷刻之间便淹没在一片泥海之中，巨大的波涛沿着山谷奔腾，卷走前面的所有障碍。滚滚洪流一闪而过，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大地重又浮现，上面的庄稼却已经荡然无存，然而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恶果：适宜耕种的土壤也已随波而去。这里只留存有深深的冲沟，里面堆满了砾石，从今以后再也无法下犁耕种。[3]
上面这段描述，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与专门的学术性研究当然存在很大差别，但这位古伯察神父敏锐地触及了植被变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农耕活动对原始植被的严重破坏；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当地固有的林木都毁失于农业垦殖活动。
后来相继有很多西方学者在考察山西等地的植被时，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譬如，美国探险家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一行人在20世纪初叶考察陕西、甘肃等地的过程中，参与考察的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就叙述说，黄土高原上光秃秃的山岭，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当地居民砍伐树木的结果[4]。在这批学者当中，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罗德民（W．C． Lowdermilk）的认识，尤为系统深刻。为调查上游土壤侵蚀对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影响作用，罗德民在1924至1925年间，带领任承统等一批中国师生多次实地考察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状况，列举具体数据，科学地论证了乱砍滥伐山地森林所导致的严重水土流失，并明确提出了“人为加速侵蚀”的概念[5]。
西方旅行家和学者这种看法，对日本地理学家后来从事相关研究，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正面影响（尽管罗德民1926年还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会议上宣读过《影响暴雨径流和土壤侵蚀的因子》一文，据他自己讲，这是国际学术史上第一篇这样的论文，该文大大增进了人们对水土流失问题的认识，并促使各国普遍采用试验方法来观测水上流失量[6]），有些人反而从相反角度，提出新的思索[7]。同时，还另有一些人完全没有理会这一派人的观点，而是只看到某些西洋汉学家否定中国北方在古代曾普遍存在繁茂森林的观点，松本洪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松本氏在讲述其研究缘起时谈道：
相传欧洲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进入中国研究多年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覆盖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层本来就不适合生长繁茂的林木，那些一望无际的濯濯童山，乃是太古以来的景色，而且未来也会将这种状态永久存续下去。然而，中国北方的土地果真就是这样悲凉吗?据云日本的林学家和土质学家以为在黄土层中绝没有不能植树的道理，现在中国北方地区没有树木，似乎并非土质所致，恐怕更多地应当归结为数千年来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从今以后只要能够倾尽人力于此，郁郁苍苍的森林遮蔽中国全境，也绝不是不可企及的事情。诚然如此，前途自然大可期待，但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8]
松本洪自言既不懂土质，也不懂气象，对林学同样一无所知，对于他来说，唯一的判断方法，便是查阅传世古籍来验证中国北方的林相。
松本洪在分析欧洲学者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能力之后指出：
欧洲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阅读汉文不能得心应手，即使是长期居住在中国，恐怕也不能随意查阅古籍。另一方面，古书当中有关树木的记载又很少，喜欢阅读古书的人要想从相关內容很少的典籍当中得到很多有关树木的记载，这也如同痴人说梦，无法实现。不能获取资料，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难怪欧洲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会异口同声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林木。[9]
这里对欧洲学者汉文阅读能力的评判，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否定中国北方黄土地带在古代存在大片森林的代表性人物，为德国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yon Richthofen），而他根本算不上汉学家；另一位代表性学者魏特夫（K．A．Wittfogel）[10]，虽然确实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但他更为侧重通过总结历史规律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重视文献解读的经院式汉学研究也有明显区别[11]。另外，在流行范围更广的通论性著述当中，例如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等人在1920年出版的《人生地理学原理》一书当中，也提到过类似的看法[12]，然而这位亨丁顿氏同样与中国古代文史无缘。实际上，当时西洋的第一流汉学家诸如伯希和一辈人物，其对中国典籍的理解能力，甚至常常会有超出于中国高水乎学者之上的地方，也足以与日本汉学巨擘分庭抗礼，不宜似此一概贬抑。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欧美学者来说，爬梳相关典籍中有关林木的记载，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在这一方面，日本的汉学家们也确实有理由自负其能。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由日本汉学家而不是西洋学者来开启这项重要研究。
如上文所述，松本洪其人并不是一位从事地理科学或林业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而应当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他当时的身份，是早稻田大学讲师。松本洪从事这项研究，是接受“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委员会（黄河）第三部会”的委托。较此稍早，这个“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委员会”属下的“华北第二部会”，还在黄河流域做过专门调查，编写有研究报告《治水篇》和《利水篇》，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河工部门曾将其编译为中文，制成纸版而没有顾上印刷；至1951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始将其印行于世。这本《治水篇》的最后一章题作《森林治水计划》，专门论述林木对治理黄河水患的作用，其中谈到他们调查发现，即使是在黄土地带上也有天然林残存，“若是今后更加探讨古代的文献，当能找出种种资料，证明华北在古时候是有相当的森林存在的”[13]。“东亚研究所第二调查委员会”委托松本洪来研究中国北方古代的森林，显然是为实现这一意愿。
由此可见，他们研究中国北方历史时期的植被状况，乃是直接针对黄河水患问题，即试图为减少黄河水流当中含有的泥沙而寻找解决办法。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帝国治山治水协会”才会乐于将其作为该协会的一项事业而安排出版发行，并且以为这项成果不仅有助于治理黄河水患，同时对关心中国大陆问题的所有学者都有参考价值。这个“帝国治山治水协会”在卷首的出版前言中对此做有说明云：
黄河难治的首要原因，在于其过于庞大的含沙量，即在洪水季节，颗粒微细的泥沙在河水中所占的比例，可以高达百分几十，每年在河床中沉积的泥沙要高达十数亿立方米，从而淤高河床，堤坝溃决，随处发生，河水频繁泛滥于低平的中原大地。数千年来，居民为防堵此患，疲弊至极。黄河泥沙含量过大，当然主要是由于广泛分布的黄土在雨水的侵蚀下很容易流失，但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如下事实：即在黄土地带内滥砍乱伐森林对山地所造成的毁损以及不合理开垦农田对原始植被的破坏，都严重加剧了黄土的流失。
要想对当今华北地区山野中没有一草一木的状况做出清楚的阐释，自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治不稳定所造成的胡乱采伐、伴随蒙古民族南下所产生的过度放牧、历代王朝因人口过剩而大力倡导垦殖农田、再加上对营造林地漠不关心，等等，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致使山野荒芜化的重要原因，而覆盖华北大部分地区的黄土其本身的特性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则愈为加剧了这里植被荒芜的程度。[14]
这段话清楚指明了中国北方黄土地带上植被覆盖状况与水土流失以及黄河水患的对应关系，也全面谈到了人类活动破坏自然植被的几种主要形式，同时还合理地分析了黄土的土质特性和黄土区域的气候条件对植被变迁的影响，几乎囊括了后来中国学者研究历史植被问题时涉及的所有内容，不妨将其视作松本洪氏研究这一问题时所依托的总体学术背景。
日本学者能够提出这些看法，除了吸收西方普通地理学知识之外，他们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也已经明确认识到，砍伐森林是人类影响和改变自然环境的一种重要形式[15]。需要指出的是，以所谓“帝国治山治水协会”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上面这样一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融合有中国水利专家李仪祉等人的观点[16]。在中国，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有一位叫做胡定的御史，注意到“黄河之沙，多出自三门以上及山西条山一带破涧中”，故“请令地方官于涧口筑坝堰水，发沙滞涧中”，以“汰沙澄源”[17]，亦即试图通过减少上游河段水流中裹挟的泥沙来治理下游河段的洪水灾害。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李仪祉在探讨治理黄河水患的路径时，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来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量泥沙，是黄河下游河道决溢频发的根本原因[18]，当时人称“首创治河宜注重上游之说”[19]。在1934年写成的《治黄意见》一文中，李氏指出：“沙患不除，则河恐终无治理之一日。……所以欲图根本治黄，必须由治沙起。如能将沙治除，则患自可消灭矣。”而“沙患之所由来，溯其原委，其最大原因由于黄河流域缺乏森林”，为此，“欲图断绝沙路至来源，应从速在黄河沿岸积极造林”，李仪祉还特别强调指出：“治河之要在上中游，……应广为造林，以遏沙患。”[20]在1935年撰写的《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一文中他还讲道：“应在中游干支各流分别勘定造林区，及干流河防段大堤内外，广植林木。”[21]也就是主张通过扩大林地来保持水土[22]。
在流通面较广的大众出版物中，1937年出版的《中国水利问题》一书，同样清楚指出，若欲治理下游河患，首要的措施在于减少上中游冲刷的泥沙，而“西北各省除秦岭、六盘山间有遗迹外，皆砍伐无遗，兼以畜牧之漫无限制，几至杂草亦难存留，地面裸露，土壤易被雨水冲流”，因而不能不“提倡造林与种草：盖以森林及草根足以固结泥土，以防骤雨之来，水流无阻，泥沙随之而下”[23]。此书出版未及两年，日本“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业务部调查课”即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日文版本[24]，日本学者更容易了解相关的看法。
基于前述认识，松本氏分别系统梳理了《尔雅》、《说文解字》、《诗经》、《山海经》、《水经注》等古代著述当中有关林木的史料，对古代的森林植被，做出复原。同时，还从林政与古代社会的关系、农业垦殖和修筑长城、兴建宫室苑囿、墓葬、薪炭、治水工程、战争中的放火焚烧与砍伐、烧制砖瓦、田猎与驱逐猛兽焚烧山野等对林木的毁坏，以及地名与林相的联系等许多方面，对植被变迁的原因，——做出解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人类大规模垦殖利用以前的原始植被状况。
假如将松本洪这些工作，同后来以史念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所做的同类研究相比较的话，除了总体上尚不够细致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缺陷：一是使用史料范围比较有限，二是作者将整个中国北方作为一个大区域来对待，没有对各个不同地域的植被情况，做出具体的复原，更没有能够展现森林等原始植被消减变化的动态过程。松本洪本人似乎也清楚意识到这些缺欠，他在书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若是假以时日，并拥有丰富的书籍，便足以对中国北方的林相了如指掌，而且像黄土地上不适宜植树啦、中国北方自古以来就没有树木啦，这些说法都将被破除干净。可是，眼下却没有时间和馀力，只好暂且就此搁笔。假如在中国北方从事植树的诸位人士能够垂顾于此，对本项研究有所参考，则实属幸事。”[25]
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之后，没有见到松本洪氏继续从事这类研究。时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谭其骧发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这篇文章，指出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地区包括森林在内的原始植被尚未大量破坏，故黄河下游河道决徙很少；秦与西汉时期朝廷主持向黄河中游地区大量移民，从事垦殖，牧地和猎场随之转换成为农田，致使河水当中的泥沙含量急剧增加，河床淤积垫高，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便日益加剧；而东汉以后直至唐代，黄河能够保持长期安流，很少发生大的河患，同样也是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方式重又恢复到以牧业为主的状态，自然植被复又有所恢复[26]。
随后，史念海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更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以黄土高原为主的黄河中游地区因原始森林草原植被受到破坏而引发的地貌变化以及对下游河患的强烈影响，甚至还对黄土高原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植被覆盖率做出了量化复原[27]。这些研究，都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当中的标志性成果。然而，若是从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全局出发来梳理其形成过程的话，应该看到，松本洪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完成的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特别是在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来复原中国北方古代森林植被形态这一点上，史念海后来所做的研究虽然在学术深度上要远远超出于松本氏之上，并且还普遍结合有实地考察和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运用，但是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却与松本洪完全相同。因此，松本洪氏理应作为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研究的开拓者而被写在近代学术史里。
有意思的是，松本洪当年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希望自己的研究对中国北方的植树造林事业能够有所帮助，而四十三年后史念海为促使黄土高原能够广泛种草种树，特地撰写出版了《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28]，冥冥之中，前后相应，所做研究同样寄托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
The vicissitude developing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vegetation by Matsumoto Hong
Xin Deyong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ts on Site of North China Forest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 Matsumoto Hong on the whole. The book is an important work which earlier researched China Northernhistory period of vegetation change. Because of historical reasons,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didn”t know this book. The book completed by Matsumoto Hong in the early nineteen forties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using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s to recover the Chinese ancient northern forest vegetation . The research of Shi Nianhai who generally combined the fieldwork and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in academic depth is beyond the Matsumoto’s. His basic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are identical with Matsumoto Hong. Therefore, Matsumoto Hong should be written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s the founder who researched the China Northern history period of vegetation change.
Key words: Matsumoto Hong；vegetation change ; Site of North China Forest
注释：
[1] 《孟子·告子》上，据宋朱熹《孟子集注》（日本文政八年（1811年）翻刻清康熙甲寅朱锡旃刊《四书》本）卷6，第8页。
[2]光绪《山西通志》（清光绪十八年刻本）卷66《水利略一》采录明阎绳芳《镇河楼记》，第31页。
[3] M．Hue，”Travels in Tartary，Thibet，and China， During the Years l844—5—6″，Translated from the Freneh by W．Hazlitt．，London：Office of the National Illustrated Library．cl852．PP．11—12．
[4]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与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合著：《穿越陕甘》（Through Shen—Kan，英文原版初印于1912年，此据史红帅汉译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十三章《地质学札记》，第l32—133页。
[5]罗桂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对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促进》，《中国水土保持科学》第1卷第3期，2003年，第106—110页。又许国华：《罗德民博士与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中国水土保持》1984年第1期，第39—42页。
[6]许国华：《罗德民博士与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中国水土保持》1984年第1期，第40页。
[7]保柳睦美：《山西農業の自然環境》，原刊《世界地理》（日文）第3卷（1940年），此据作者文集《北支·蒙古の地理——乾燥アジアの地理學的諸問題——》，（東京）古今書院，1943年，第124页。
[8]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東京）帝國治山治水協會，1942年，第一编《總論》，第1页。
[9]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第一编《總論》。第2页。
[10]譬如魏特夫就清楚指出：“黄土一些特性，是基于其多孔且‘缺乏粘性’的结构。黄土实属森林之敌，对于树木生长来说，由于渗透性太强，黄土绝不是适宜的营养土质。”说见魏特夫著、平野義太郎監譯：《解體過程における支那の經濟七社會》，（东京）中央公论社，1939年，第45页。
[11]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编译：《黄河资料·治水利水篇》之《治水篇》第三章第二节《华北森林分布及造林的状况》，（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1951年，第135页。
[12]亨廷顿等（Ellsworth Huntington and S．W．Cush ing）著：《人生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 phy，此据王诲初、郑次川汉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万有文库》本）第七编第十三章《满被地球的植物》（案此本译者当时系将Huntington音译作“亨丁敦”，兹依现今通译改写），第17—18页。
[13]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编译：《黄河资料·治水利水篇》之《治水篇》第三章第二节《华北森林分布及造林的状况》，第135页。
[14]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之“はしがぎ”，第1—2页。
[15]小原敬士：《歷史地理學の本質》，刊歷史學研究會编輯《歷史學研究》第7卷第十一號《歷史地理學》，（凍京）四海書房，1937年，第11—14页。
[16]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编译：《黄河资料·治水利水篇》之《治水篇》第二章第一节《治黄的一般考察》，第75页。
[17] [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南京）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6年，《中国水利珍本丛书》卷21，第21—23页。
[18]李仪祉：《导治黄河宜重上游请早派人测量研究案》，《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19]张含英：《治河策略之历史观》，《治河论丛》，（南京）国立编译馆，1937年，第32页。
[20]李仪祉：《治黄意见》，《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第112—113页。
[21]李仪祉：《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第171页。
[22]案李仪祉提出这些主张，似乎也是受到诸如罗德民（w．C．Lowdermilk）等西方学者的影响，因为他本人起初对依赖森林治水的观念并不完全认同，说见李仪祉在1919年撰写的《森林与水功之关系》和1922年撰写的《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等文，据作者文集《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第34页．第619—624页。
[23]李书田等：《中国水利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三编第五章《黄河之防洪》（案本编系由张含英撰写），1937年，第140—143页。
[24]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業務部調查課譯编：《支那の水利問題》，（東京）生活社，1939年。
[25]松本洪：《上代北支那の森林》第一編《總論》，第78页。
[26]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原刊《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册，第1—38页。
[27]案相关文章后来主要收录在作者文集《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和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当中。
[28]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