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曾国藩为视角观察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曾国藩京官期间的家庭经济收支。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入京前他如何通过拜客谋取收入为京官生活做财政准备。二是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中心观察他京官期间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并对比他与李慈铭生活状态的异同。三是他出任乡试主考过程中所获收入。从曾国藩的例子可以看出，清代京官的实际收入数额及渠道都与表面规章有很大不同。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十分有限，在初始阶段通常需要家族或他人的资助。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巨额灰色收入，以及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边际效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理学修养、个人操守、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关键词】曾国藩；士绅；官员收入；清代
晚清重臣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初（1840）至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均供职于北京，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七迁为兼属五部的侍郎,完整经历了京官生活的下层、中层、上层阶段，且日记、家书、亲笔账簿中留有相当多的经济生活资料。因此，他是比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所选取的名士李慈铭更为典型的京官个案[1]。此文就以曾国藩为切入点，对道咸年间京官经济生活的具体状况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道光二十一年左右曾国藩的生活水平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初由湖南返回北京，被授为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这是他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
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 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 [2]然而，极重亲情的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
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45两。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45斛（22.5石）“禄米”[6]。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1石粮食值1两5钱4分银子[4]计算，数项相加，不过124两6钱5分。
正如张德昌的分析，京官生活开支巨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讲究排场。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重点，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
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宏敞气派。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20千文约合13两3钱3分白银。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160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5]
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正如张德昌所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以此做为最最要的社交方式。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良友做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查其日记，几乎无日没有朋僚往来。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账单，对曾国藩这一年的社交花费可以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全年人情往来花费79两1钱6分，请客吃饭的支出则为31两4钱4分。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衣服。
翰林们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衣服颇为华贵，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11顶。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制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都时已经基本置齐。这一年他及家人购置衣服花费合计28两2钱7分。[6]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 “一方面由于官场的风气，一方面由于地域广阔，所以京官出入一定要乘车”[7]。道光二十一年中，曾国藩此项全年花费为23两4钱9分。[8]
除此之外，身为士人，文化消费自然不少。比如这一年购买《斯文精萃》等书多种，共花费42两5钱3分。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道光二十一年他交付仆人荆七用于日常花费平均每月20千535文[9]。全年生活日用（包括仆人工资）花掉177两9钱7分（当年因闰月，共13个月）。
表1：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日常消费支出结构
| 项目 | 支出（两） | 占比（%） |
| 住 | 75.33 | 16.44 |
| 行 | 23.49 | 5.13 |
| 日常生活支出 | 177.97 | 38.84 |
| 衣 | 28.27 | 6.19 |
| 社交礼金支出 | 79.16 | 17.27 |
| 请客宴饮 | 31.44 | 6.86 |
| 文化消费 | 42.53 | 9.28 |
由表1可见，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458两1钱9分，其中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住房和社交。这种支出结构与李慈铭略有不同。
李慈铭京官生涯中比较典型的一年是光绪九年。在此之前，他以捐纳“分发户部学习行走”，并无正式薪俸可领。光绪六年他中进士后，“以户部郎中原资即用”，才有资格领取五品半俸。据《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所列资料重新计算，他光绪九年的支出结构如表2。
表2：光绪九年李慈铭的日常消费支出结构
| 项目 | 支出（两） | 占比（%） |
| 住 | 82.76 | 9.68 |
| 行 | 30.15 | 3.52 |
| 日常生活支出 | 212.88 | 24.9 |
| 衣 | 253.72 | 29.67 |
| 社交支出 | 69.85 | 8.17 |
| 冶游宴饮听戏 | 191.80（听戏11.5两，冶游等180.30两） | 22.43 |
| 文化消费 | 14.75 | 1.73 |
合计854.91两，比曾国藩多出396.72两，是曾国藩支出的1.87倍。这一年李慈铭虽然是已经是五品户部郎中，但因俸禄不能全额发放，正式薪俸收入尚没有曾国藩高，但其消费却远高于曾国藩。细考李慈铭的住房、用车两项支出与曾国藩基本相当，但日常生活支出是曾国藩的1.19倍。如果将衣服列入生活支出，则更高达2.26倍。同时，李慈铭用于声色的支出在其支出结构中占比较大。他沉溺于“酒食征逐”，“游逛郊外名寺，笺如歌郎行乐”[10]，其冶游宴饮听戏支出是曾国宴饮支出的6.06倍。相反，虽然以文学著名，但李慈铭的文化消费却远较曾国藩为少，仅为曾国藩的34.68%。由此可见，李慈铭的生活远比曾国藩奢侈。李慈铭代表了大部分随波逐流的中低层京官的生活状态，而曾国藩则是小部分刻苦砥砺者的典型。
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124两6钱5分。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333两5钱4分。
那么，这部分赤字是如何弥补的呢？
曾国藩入京前的财政准备：拜客
曾国藩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家中有地百余亩[11]，经济状况并不充裕。科举是士绅阶层形成的最主要渠道[12]。曾国藩中举，已经使湘乡曾氏由小地主一跃而入高级绅士阶层，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之后，其社交对象、筹资能力与以前相比更发生巨大变化[13]。身份的变化使曾国藩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获得资金：一是接受馈赠，二是借贷，三是通过调节民间纠纷获得报酬。
考中进士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还乡，在老家呆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中他生活的核心就是四出“拜客”，收受贺礼。这乃当时社会通习，京官之清贫举世皆知，曾国藩必须通过“拜客”筹集大量银钱，为进京为官做准备。这一筹资方式尚未见其他学者论及。
曾国藩所拜对象，第一类的至亲好友。曾国藩日记记载，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他“仆一人，肩舆八人”，赴岳父家开始正式拜客。当天他在岳父家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岳父在欧阳宗祠大摆宴席，又“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14]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向曾氏各支通报喜讯。从岳父家出来，十九日他到达了“庙山家祠”。二十一日，“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15]这一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16]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科举的成功使曾国藩正式被纳入官员社交圈，而官员的赠送普遍较丰。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17]……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薄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一概拜到。他在宝庆城内拜了44家湘乡店铺，平均每家收入384文。城外46家，平均每家收入795文。[18]
曾国藩在家乡呆了296天，外出连续拜客4次，共计198天。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县州。按“戊戌、庚子流水账薄”将四次拜客收入逐笔相加，以白银合计，共收入1489两1钱2分。加上他北上为官时沿途拜客收入也相当不菲，计约500余两，因此计其所有拜客收入，在2000两以上。
除了拜客收入外，曾国藩还向别人借过钱。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曾国藩的第三个资金来源渠道是“干预地方公事”。
士绅在地方上承担的职责相当广泛,几乎将其“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排解纠纷是士绅的重要功能之一。黄宗智认为，“在告到法庭的所有‘细事’案件中，可能有40%通过这种（民间调节的）方式得以解决。”[19]张仲礼则认为：“这种绅士出现来排难解纷的事例在宗谱和方志中比比皆是，致使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绅士要比知县裁断更多的纠纷。”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此时的曾国藩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乡绅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节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有些绅士以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为业，从而获得固定的收入。”
以上三种渠道汇集成曾国藩进京为官的“原始资本”。除去家中事务及进京路费外花去数百两外，尚有一千余两积余。
弥补赤字的其他管道
京官弥补赤字的管道通常有三。一是如前所述，入京为官前通过拜客等活动筹集大量资金。二是由家中资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曾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20]。三是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外官的馈赠。四是借贷。
外官馈赠是京官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已经十分充分。事实上，外官馈赠多少，取决于官京是否致力于与外官勾结。曾国藩持身清竣，注重名声，无意致力于与外官“通消息”，故接受的官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21]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曾国藩到京第一年因诸事草创，花去800两。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钱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年关将近，曾国藩借了50两银子，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200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400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表3：
表3：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结构
| 项目 | 支出（两） | 占比（%） |
| 俸禄 | 124.65 | 27.2 |
| 旧有积蓄（拜客收入等存银） | 67.24 | 14.68 |
| 外官馈赠 | 98.57 | 21.51 |
| 借款 | 167.73（个人借款85.53两，“人寄卖货银”42.2两，挪用会馆资金40两） | 36.61 |
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俸禄收入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这种收入结构，与同光年间的李慈铭有很大不同。和曾国藩一样，俸禄收入在李慈铭的收入中占比一样很低。不过太平军兴之后，因为财政困难，捐纳之门大开，也为京官们也开辟了一条新的收入渠道：“印结银”。因此咸丰初年之后，印结银逐渐成为京官收入的主要部分。以候补期间为例，李慈铭的薪俸收入为32两，养廉每年20两到40两不等，而印结银收入平均每年为215两。实授期间，他能领到全俸160两，而印结银高达397两。[22]
外官馈赠对李慈铭来说是与印结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收入来源。李慈铭虽然在日记中曾讥评某些达官为了多得馈赠在外官面前举止失态，但他自己却也颇致力于四出宴饮，交结外官。除外官外，京官中也常有馈赠者，因为李中了进士之后，“北京官场中对李慈铭有种种估计，认为他将来不为学政，则为御史。”[23]光绪九年全年，他所获馈赠收入达356.72两。在此之后，李鸿章为了拉拢“信口月旦，以清流名士自居”的李氏，特邀请其主讲天津书院，每年致千二百余两的束修，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一种隐性贿赂。
根据张德昌的著作加以勾勒，光绪九年，李慈铭的收入合计为953.67两，具体如表4。
表4：光绪九年李慈铭的收入结构
| 项目 | 支出（两） | 占比 |
| 俸禄 | 50.82 | 5.32 |
| 印结银 | 284.13 | 29.79 |
| 外官馈赠 | 356.72 | 37.4 |
| 润笔 | 250 | 26.21 |
| 书院聘金 | 12 | 1.26 |
| 借款 | 20 | 2.1 |
收支相抵，年底尚可剩余98.76两。正式俸禄收入对他来讲可有可无,其收入来源远较曾国藩为广,数目也较曾国藩为高，可见其营谋能力远过于曾氏。而李慈铭因为顾及名士身份,尚属京官中不滥交滥取者，其他活动能力更强的京官收入更高当可想见。曾国藩早就立下了“不要钱”之志。在有关曾国藩的资料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这类记载其实不能说明曾国藩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代不完全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
四川乡试主考所获收入
当然，京官们的生活也不是毫无希望。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比如任乡试主考。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财政补给站，因为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程仪”。
道光二十四年，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24]……
共计4751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估计当在6000千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25]
除了衣料，曾国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也不在少数。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场风习及潜规则运作方式，于此也可见一斑。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1406两。[26]
二是他寄回家中600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400两赠送族戚。这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对家中及亲族资助最大的一次。曾国藩入京之后，每年都会借上几十两银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费”。不过，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窘迫，为官前几年，曾国藩对家里帮助微乎其微。这次寄钱大解家中燃眉之急。因为如前所述，随着社会地位由平民升为缙绅，曾家社会交往层次大为提升，社交费用和维持基本体面所需要的钱财也大幅增长。及至此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从往来家书推测，家中欠债总额已经高达800至1000两。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27]
侍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道光二十九年升补为礼部右侍郎，其速度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即使身为侍郎，曾国藩的经济情况仍然不是特别宽裕。
清代侍郎年俸155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620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400两，所以清代一位清廉自守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28]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原因是筹不起路费。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29]
“不靠做官发财”，就只好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收入管道。好在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梦寐以求的江西主考差使终于落到了他头上。不料行至安徽，忽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曾国藩当即易服奔丧，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当年在京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同治三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银一千两，函嘱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30]可见直到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有能力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对比李慈铭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我们可以发现，晚清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扩展到整个明清时期，虽然天下熙熙，但京官群体中曾国藩这样潜心道学，以清廉自誓的人并不少见。比如他的师友倭仁、唐鉴诸人。他们平日相互切磋，相互砥励，甚至呼朋引伴，形成一定风气。这一类京官的经济生活状态大抵相似。因为低薪制的制度设计，清代京官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极度不平衡，由此导致了京官独特的经济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数额及管道与法定大相径庭。清代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是十分有限的，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灰色收入以及利用权势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边际效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个人操守、官运、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注释：
[1]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清代京官之清贫，不但在时人日记、书信、笔记等资料中有大量记载，甚至成为民间谚语、顺口溜的主题。不过对京官经济生活进行深入研究者寥寥。刘凤云在《从清代京官的资历、能力和俸禄看官场中的潜规则》一文中对这个话题略有涉及，认为这种窘境的成因是京官的俸禄相比有养廉及其他灰色收入的外官过低，这也是大部分论及此话题者的共同结论。京官经济生活研究领域的唯一一部专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观察，认为与普通市民阶层相比，京官的收入远在“一般生活费用水平之上”，“以京官的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用度，当绰然有余”。导致京官“时时哭穷，时感拮据”的主要原因，是官场积习导致他们住大宅，事宴饮，忙于应酬，“过着糜烂豪奢的生活”。这本书依据李慈铭日记中的大量资料，详尽分析了他京官期间生活的收入结构和支出项目，让我们对同光年间中下层京官的生活图景有了直观而细致的了解。
[2] 《曾国藩全集·家书》 致六弟、九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第76页。
[3] 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4] 参照邓亦兵在《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中引用材料，道光8年，苏松米价每石1．54两。
[5]在《曾国藩全集·日记》及《湘乡曾氏文献》中，曾国藩多次记载银钱互兑数，从中可以看出，道光年间银钱兑换比率变动频繁，大约在1200余文兑换1两到1700余文兑换1两之间波动。为方便起见，本文一律按1500文兑换1两计算。
[6] 《湘乡曾氏文献》，4000-4046页。
[7]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第53页。
[8]道光二十一年中，曾国藩详细记载了六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五个月用车花费。据此推算出曾国藩每月零用车花费为2226文。
[9] 具体数额如下：正月，十九千四百七十二文，二月，十六千二百二文。三月，十八千四百零七文。闰三月，二十四千八十四文。四月，十三千六百八十三文。五月，二十千二百九十六文。六月，二十千八百八文。七月，十七千九百六十八。八月，十三千三百六十文。九月之后不再记载此项。
[10]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第16页。
[11]（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4年，第1960页。
[12] 对士绅阶层的研究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点, 费孝通、张仲礼与何炳棣都论证过科举制对士绅阶层的塑造作用。
[13]瞿同祖论证，只有官绅和有高级功名者（进士和举人）才可以和州县官平起平坐。“官绅”或有高级功名者可以自由地造访州县官，生员则不能。（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3、294页）
[14] 《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1页。
[1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第4页。
[16] 《湘乡曾氏文献》，第4061页。
[17] 《湘乡曾氏文献》，第4167页。
[18] 《湘乡曾氏文献》，4133-4143页。
[19]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2007年，1-23页。
[20] 刘光第：《自京师与自流进刘安怀堂手札》，《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92至283页。
[21] 《湘乡曾氏文献》，辛丑正月记旧存银数，第4052页。
[22]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第49页。
[23]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第20页。
[24] 《湘乡曾氏文献》，第4361页。
[25] 《湘乡曾氏文献》，第4364页。
[26] 据《湘乡曾氏文献》，曾国藩出京前曾借银721两。
[2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禀父母，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五日，第70页。
[2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致诸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第142页 。
[29]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致诸弟，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廿一日，第164页。
[30] 《曾国藩全集·书信六》，复皮小舲，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第4326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