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唐宋帝国与运河》第三章
第三章 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
高宗以后政府因长安物资供给困难而常常迁往洛阳办公的情形，自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由洛阳西返后即告终止；此后他便长期住在长安，不再东幸。
开元二十四年后政府所以能够长期驻在长安，主要由于关中的经济状况发生激剧的变化，即关中的物资供给由过去窘困贫乏的状态一变而为丰富宽裕，足以供应中枢因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1]。当日关中物资所以能由贫乏变为富裕，主要由于江淮与长安间物资运输的改善。对于这条路运输的改善最有贡献的人，是在玄宗最后一次东幸前（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台作宰相的裴耀卿。
在最后一次东幸的前夕，玄宗对于过去二十余年在两都间仆仆风尘的生活非常厌倦，希望此后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以满足中枢的大量的需要，因为这样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地跑那八百余里的路了。他回忆起三年前裴耀卿曾经提出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计划，遂叫他来商议。在听取他的建议之后，玄宗便把他由京兆尹擢升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此后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责任遂落在他的身上。
裴耀卿对于漕运最大的改革，是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上章曾说，自江淮装载物资北运的船只，因所经各河水流深浅的不同，沿途常常停滞，以致运输量不能特别增加；复次，陕州洛阳间的水道，因有三门底柱等险滩而不便航运，以致须负担昂贵的陆路运费。为着要增加运量，减轻运费，他“请于河口（即汴河从黄河分流的地方）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其从河口即分人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傍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海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溯河人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结果，政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河中既然有险滩，遂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又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人渭，以实关中。
他这种分段运输的办法，和以前的长途运输比较起来要好得多。因为船只既然只走一段较短的路线，便可不因等候前途之水的涨退而常常停滞，从而大大地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同时，船夫只航行于水性较为熟悉的河道中，也可不至于行驶太慢，或发生危险。例如过去“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如今规定江南租船在河阴仓卸下租米后，便可驶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大熟悉的黄河中，自然可以免除许多流弊了。复次，贮存在河阴仓的米，等候河水深度合适时才用船装载西运，令“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运输的效率自然可以增加了。此外，因为要避免上滩的危险，他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以便改用车来运送，自可较为安全。本来沿途都用船来运送的米，运到这里又要改走陆路，自然不免麻烦；但这段短距离的陆运，和从前陕州洛阳间三百里的陆运比较起来，也着实方便得多了。
除上述外，裴耀卿对于漕运物品的种类，也有一些改革。以前江南百姓派人把租米用船运往洛阳，须自己负担运费。如今政府规定这些租船到达河阴，把租米卸下后，便可转回南方去，不必像以前那样另外转雇河师水手来在黄河航运。这样一来，由于河阴洛阳间运输责任的免除，江南百姓自可省下一部分运费，船夫亦可较前空闲。对于这些剩余的运费与时间，裴耀卿曾设法加以利用。他把江淮百姓以地税名义缴纳来存贮于义仓的粟[2]，变造为米，以上述剩余的运费，令船夫运往河阴，然后转运往长安。因为“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现在利用江南租船因免赴洛阳而剩下的时间和运费来运往河阴，以便转运往关中来满足那里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可大大增加这些义仓粟的效用。
裴耀卿利用分段运输办法来转运江淮租米和由义仓粟变造之米的结果，“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作“四”）十万贯”；无论关于运输量的增加，或运费的减省，都有惊人的成绩[3]。
由于裴耀卿的改革漕运，关中粮食的供给遂有大量的增加。正当这个时候，关中农产的收成又非常之好。这样一来，关中米粮的供给较前特别增加的结果，价格自要因供过于求而下跌。为着要免除谷贱伤农的流弊，和增加公家仓廪的蓄积，政府遂于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关中人民用米代替绢来缴纳庸调资课，并在关中一带增价收买粮食，名曰和籴。同时，关中既因粮食过剩而对于江淮租米的需要大减，政府又下令停运江淮租米，而改运布来作租缴纳。关于关中百姓以米代绢来缴纳庸调资课的办法，《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关内庸调折变粟米敕》（开元二十五年二月）云：
敕：关辅庸调，所税非少，既寡蚕桑，皆资菽粟，常贱籴贵买，损费逾深。又江淮等苦变造之劳，河路增转运之弊，每计其运脚，数倍加钱。今岁属和平，庶物穰贱，南亩有十千之获，京师同水火之饶。均其余以减运费，顺其便使农无伤。自今以后，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处不可运送者，宜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其河南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所司仍明为条件，称朕意焉。[4]
复次，关于关中和籴及停运江淮租米的记载，《册府元龟》卷五○二云：
（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今岁秋苗远近丰熟，时谷既贱，则甚伤农。事资均籴，以利百姓。宜令户部郎中郑昉，殿中侍御史郑章，于京畿据时价外，每斗加三两钱，和籴粟三四百万石，所在贮掌。江淮漕运，固甚烦劳，务在安人，宜令休息。其江淮间今年所运租停。其关辅委度支郎中兼侍御史王翼准此和籴粟三四百万石。应所须船运等，即与所司审计料奏闻。”
又《通鉴》卷二一四云：
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子关中。（开元二十五年七月）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
按《通典》卷六云：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
可见这年江淮百姓虽然停运租米，却须改用布来缴纳。
自裴耀卿后，还有好些人继续努力来改善长安与江淮间的运输，以便当日军事政治重心能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在上述裴耀卿改善漕运的设施中，他在三门北凿山开路来通车运的办法，最受人们的批评；因为由江淮北来的米，沿途都走水道，及运到这里，却要弃水就陆，转运者自然要感到麻烦。为着要弥补这个缺憾，到了开元末年，陕州刺史李齐物遂在三门凿山开路，以供船只过滩时船夫拉纤之用。他这回凿山的工程大约要比从前杨务廉做得好些，故船只上滩时失事较少，但事实上因为滩险水急，想要得到绝对满意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关于李齐物开辟挽路的记载，《唐会要》卷八七云：
（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瑜岩险之地，俾负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
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亦云：
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巅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急，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
复次，陕州洛阳间的陆运也有相当的改革。上章曾说，开元初李杰在陕洛间置八递场，用牛车来运输。其后，到了“天宝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递重恐伤牛，于是以递场为交场，两递简（间?）择近水处为宿场，分官押之，兼防其盗窃”[5]。虽然因为此事记载过于简单，我们不能明了其中的详细情形，但我们却可由此推知他改革的要点如下：为着要免除耕牛的损伤，他废除八递场的陆运，改在陕洛间黄河沿岸设立若干宿场，以便在各宿场间用水运来互相传递。
但自裴耀卿后对于漕运的改进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韦坚。韦坚于天宝元年任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他根据隋代关中漕渠[6]的旧迹，于渭水之南开凿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这条漕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的水东流，中间横断灞水和沪水（二水均南北流），东至华阴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渠成后，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一来，在永丰仓和三门仓存贮的米，都可用船一直运往长安，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用牛驾车来运送了。关中运道既然大为改进，粮食的运输量自然有激剧地增加，故在天宝三年，“岁漕山东（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粟四百万石”[7]。不特如此，韦坚又“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8]。按江淮各地的义仓粟，自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起，曾经大量地变造为米，运往关中。如今韦坚更进一步的把江淮义仓粟转买轻货，令富户负责北运，以增加关中的财富。因此，当日关中的富裕，不限于粮食方面，就是在其他各种物资的供给上也表现出来。
天宝年间关中物资供给既因漕运改进而非常富裕，韦坚便在广运潭上开一个大规模的物产展览会，以夸耀他的成绩。《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云：
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碡瑁、珍珠、象牙、沈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椀。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虵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先是人间戏唱歌词云：“……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及此潭成，陕县尉崔成甫以坚为陕郡太守，凿成新潭，又致扬州铜器，翻出此词，广集两县官使妇人唱之。……成甫又作歌词十首……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余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人人多不识驿马船樯竿，人人骇视。坚跪上诸郡轻货……玄宗欢悦，下诏敕曰：“古之善为政者，贵干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关辅之间，尤资殷赡。比来转输，未免艰辛。故置此潭，以通漕运。万代之利，一朝而成。……赐名广运潭。”[9]
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广运潭三两百只漕舟上大量陈列的，都是江淮各地出产的物品，即韦坚以江淮义仓粟转买后，令富户负责运来的轻货。由此可知，当日关中物资的供给所以特别丰富，实是长安与江淮间的运输大为改善的结果。
由上所述，可知唐自开元二十二年以后，裴耀卿、韦坚及其他人等改革漕运的结果，关中物资的供给至为丰富宽裕。关中物资既然这样富裕，玄宗在位的下半期便可长期在长安居住，不必复如上半期那样仆仆风尘于两都之间了。上面曾经说过，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以改进洛阳长安间的交通为主。洛阳以西的交通改善以后，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便不须像以前那样先集中于洛阳，而可以一直运抵关中了。这在当日的经济地理上是一种很大的变动，因为运往关中的江淮物资既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转运中心，洛阳的经济地位便不复如过去那样重要而日渐低落，反之，关中的经济地位却因江淮物资之能够大量到达而逐渐提高。当日两都的经济地位这样的转变，对于政府之长期地驻在长安，不迁洛阳，自然要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江淮物资既可大量运往关中，关中因政府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巨额物质的需要便可得到满足，从而过去八十年来政府因关中物资供求失调而迁往洛阳办公的客观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让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玄宗时代的下半期，政府之长期地驻在长安，实在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必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媒介，便可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直接连系起来。这一种连系，由于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江淮义仓粟的利用，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因为裴耀卿把义仓粟变造为米，韦坚以义仓粟转市轻货来运往关中，都足以增厚关中的经济力量，无形中使江淮成为这个军事政治重心的深厚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在当日的世界上发出它的雄壮的力量。因此，演进到了开元天宝间的大唐帝国，国势登峰造极，武功辉煌彪炳，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关于开元年间国势昌隆的情况，《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云：
史臣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缇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康哉之颂，溢于八絃。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
其后到了天宝年间，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等的专政弄权，国势渐渐走向下坡路，但初时仍能战败强悍的吐蕃和其他劲敌[10]，当日的外患绝不像安史乱后那样严重；而高仙芝更是老远的大破勃律（在今印度北部），擒其国王，及远征石国（在今中亚细亚苏联境内之Tashkend）[11]。故就大体而论，开元天宝间实是贞观以后唐代国势极盛的时代。
当日大唐帝国所以能够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固然有种种原因，但上述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密切连系，仍不失为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关于此点，我们只要略知当日帝国拓展的经济基础，自可明了。
开元二十年后，玄宗因为财殷力盛，故大事武功：
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义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通典》卷一四八）
玄宗大规模地开拓疆土的结果，军费的开支激增：
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同书卷一二）
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同书卷一四八）
至于军费开支的地域分配，则约如下述：
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来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给衣则五百三十万（朔方百二十万，陇右百五十万，河西百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三十万，河东节度四十万，群牧五十万）；别支计则二百一十万（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八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七十万）。大凡一千二百六（按应作“九”字）十万。而赐赉之费，此不与焉。（同书卷六）
由此可知，当日政府因为要在西北作积极地拓展，和防御外患的威胁，故支出的军费以用在西北者为多。在这些地方因和籴军粮，发给军衣及其他军事用途而支付的将近一千万匹段的布帛，就地理上说，大多数都要经过关中才能运往。当日关中所以有这许多布帛的蓄积，固然由于全国各地因庸调等赋税而征收的布帛之输送，但江淮布帛之大量北运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由江淮北运的布帛中，除来自庸调者外，还包括因停运租米而改纳的租布，和韦坚以义仓粟转市后令富户负责运送的轻货[12]。而且我们又可以实物为证。斯坦因发掘新疆吐鲁番哈刺和卓（Kara—Khoja）附近阿斯塔纳（Astana）的坟墓所得的出土物品中，有两端浙江婺州的税布，其年代略较开元为早。兹抄录其上所书文字如下：
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光宅元年十一月日。
婺州兰溪县瑞山乡从善里姚群（?）庸调布一端，神龙二年八月日。[13]
按光宅（684—485）是中宗被废后武后临朝称制时的年号，神龙是中宗复位时的年号，都略较开元早些。根据这两端税布的出土，我们可以推知，开元天宝间一定有许多江淮税布经关中运往西北应用；因为在开元天宝以前，江淮税布既然已经运往，那末，到了开元天宝间，由于漕运的大为改善，这些税布自然更有大量运往的可能了。
当日江淮税布不独运往西北，在河北方面，因为要防御奚契丹及其他外族的入侵，也大量的运往，以备北军的费用。颜真卿《颜鲁公文集》附录因亮《颜鲁公行状》云：
时（天宝末至德初安禄山反时）清河郡寄客李华为郡人来乞师于公……曰：“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之天下北库。今所贮者有江东布三百余万匹……”
又《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云：
（李）萼（按《行状》作华）曰：“……清河……有江淮租布，备北军，号天下北库。……”
这些存贮于河北清河的江淮租布，虽然不必经关中转运而来，却须由运河运往。故开元天宝间的运河，实已尽了它的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作用。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开元天宝间的运河对于大唐帝国所尽的任务，比过去更为重大。自唐初以来，运河虽然能把江淮物资运往北力去，但因洛阳、长安间的交通非常困难，这些北运物资多半集中于洛阳，不能大量的运抵关中。洛阳既因运河的连络而接近江淮，成为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经济地位日形重要。反之，长安既因洛阳以西运输的困难而不能得到多量物资的供应，经济地位却渐渐削弱。两都的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政府把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常常迁往办公的政策。故唐自高宗以后的八十年内，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常常来往于两都之间。及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由于裴耀卿、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洛阳以西的交通大为改进，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便可不在洛阳停留，一直运往关中去。这样一来，由于两都的经济地位的转变，此后政府便可长期驻在长安，不再迁往洛阳了。这时运河虽然仍如过去那样运输江淮的物资，但由于分段运输法的实行，江淮义仓粟的利用，运输的数量却远较过去为多。运河运输量的特别增加，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的密切。由于这种密切的连系，大唐帝国便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力量雄厚无比。故它在当日世界上所表现的卓绝的武功，鼎盛的势运；得到很多诗人的讴歌，史家的颂美。
注释：
[1] 《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七月条云：“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
[2] 《通典》卷一二云：“贞观初，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今请……为立义仓。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地土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从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颁新格：义仓据地取税……”又《册府元龟》卷四九○载开元十三年正月诏云：“元率地税，以置义仓，本防险年，赈给百姓。”
[3]以上论述的根据，除特别标注者外，以《通典》卷一○为主，并参考《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卷九八《裴耀卿传》，《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卷一二七《裴耀卿传》，《唐会要》卷八七，《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二九七裴耀卿《请置武牢洛口等仓疏》，《京师饥请广漕运疏》，郭浞《高力士外传》，及俞大纲先生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本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
[4] 《唐会要》卷八三同；《通典》卷六，《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亦节取此文。
[5] 《通典》卷一○。《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作：“河南尹裴迥以八递伤牛，乃为交场，两递滨水处为宿场，分官总之。自龙门（在洛阳县南）东山抵天津桥（洛阳县西南二十里）为石堰以遏水。”
[6] 参考注“57”。
[7] 《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卷四八《食货志》，《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卷五三《食货志》，《通典》卷一○，《册府元龟》卷四九八。
[8]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9]参考《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卷一三四《韦坚传》。
[10]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卷一○四《哥舒翰传》，《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卷一三五（哥舒翰传》。
[11] 《旧唐书》卷一。四（高仙芝传》。
[12]由上引《旧唐书·韦坚传》看，可知“轻货”所包括的物品种类虽然不少，事实上以布帛为主。
[13] Sir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P．1004．原物照片见本书P1．CXXVII。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