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家庭理财观念和消费开支——《中国家庭史》第三卷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 家庭生计和日常生活
以往的经济史研究过于注重社会化的角度了，讲“国计”多，讲“民生”少[1]，忽视了民间日常经济生活特别是家庭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似乎古时候的人们除了给官府纳税服役，除了在租佃关系中剥削和被剥削，就没有了其他的经济活动内容。其实，与近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一样，古时候的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都是在家庭里面进行的。梁启超说过，消费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起因，讲经济史，首先要讲消费即衣食住等方面的问题。[2]所以这一章继续考察家庭经济，就专门考察一下家庭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问题。不过，这不是写社会生活史，不是为了描述他们吃穿的种类和样式，而是想由此人手看看他们是怎样过日子、怎样安排家庭生活的。但是，限于宋元时期有关记载比较笼统的特点，我们很难作出具体的指标统计，只能以描述为主，通过描述了解一下当时人们的家庭生活状况。
所谓家庭日常生活不只是生产和消费，还应该包括生活休闲方式如习惯性的礼仪、闲暇时候的娱乐，共同构成了古人家庭生活的全部。
第一节 家庭理财观念和消费开支
乡村小农家庭凭着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按部就班地生产生活着，上一代人这样做，这一代人还是这样做；去年这样做，今年还是这样做。一直这样做下去就行了，没有也用不着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他们只有口头流传的实用性很强的格言，包括文人学士们写下的家训，其中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做是家庭经济观念的总结和体现，[3]确切地讲可以称之为家庭理财观念。
家训是前辈教诲后代子孙如何为人处事的训诫，也称家诫、家范。家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到宋代的时候明显增多，流传下来的也很多，最早流传下来的完整的家训是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代则有司马光的《温公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叶梦得的《石林家训》和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等，收录在}二海占籍出版社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家训部分的就有15种。家训的作者都有一套自己的治家方法和经验，是自己乃至前辈人生经验的总结，是讲给子孙们听的肺腑之言。尽管有的人在写家训的时候表面上写给自己的子孙，内心里却是想写给天下所有的人，想留传后世，其内容也还是比较实在的，不像其他作品那样矫揉和虚假。当然，写家训的文人学士都属于上层家庭，所讲的有一些理想的成分，但总的看来还是很实际的，特别是如何安排家庭经济生活的内容。
一、节俭观念
在古代的家庭生活中，“节俭”是普遍认同的消费原则，无论贫富都是如此，“勤俭持家庆有余”是家庭牛产生活中的共同追求，勤劳生产以增加收人，节俭生活以节省开支，多收少支，才有积余。在宋人的家训中这方面的教诲随处可见：
司马光《训俭示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赵鼎《家训笔录》：古今遗法子弟固有成书，其详不可概举，唯是节俭一事，最为美行。
倪思《经钮堂杂志》：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奢则用不给，奢则贪求，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奢则不可以训子孙。
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夫俭者，守家第一法也。
陆游《放翁家训》：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侈。
关于节俭、抑奢的训示几乎是每一位家训作者都要说到的话题，他们都把能否节俭视为家庭盛衰的根本原因，而且上升到了精神道德的高度，不仅仅是财物的问题了，因为节俭的人才有情操，才可以算得上会“修身”，才可以干大事业。
家训的作者们还对如何节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陆九韶说，“今考古经国之制，为居家之法，随资产之多寡，制用度之丰俭”，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4]他所说的“经国之制”指的是国家制定财政收支计划时的“量人为出”原则，其实这个原则最初就是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然后才用到了官方，陆九韶说颠倒了。袁采也认为消费应当视自己家的财力而定，超过了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就是奢侈，“丰俭随其财力，则不谓之费；不量力而为之……皆妄费也”。同时，还要有因时而变的准备，“家资厚薄不常，方当盛时虽可办，贫则必废”，[5]不能总是坚持一个消费标准，特别是在灾荒年、在家道不济走背运的时候，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
家训的作者们讲得最多的，是一个家庭在兴盛的时候、在经济力量特别优越的情况下也不能搞奢侈的消费，“或虽财力可办，而过于侈靡，近于不急，皆妄费也”[6]；该花的花费多少都应该，不该花的多花一文也不对，“合用万钱者用万钱，不谓之侈；合用百钱者用百钱，不谓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7]所谓“取中”，也是说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度。叶梦得说：“自奉宜俭，至于往来相交，礼所当尽者，当及时尽之，可厚而不町薄……然开源节流，不在悭琐为能，凡事贵乎适宜”[8]，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宋人家训中反复出现的告诫子孙节俭的内容，既是对传统治家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宋代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的警惕。陆游说，当时“风俗方日坏，可忧者非一事”；“徒为重费，皆不须为也”。⑦前面提到的《训俭示康》，就是司马光为r教导儿子司马康懂得节俭的道理专门写的，他在其中反复讲“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从内心里对“近岁风尤为侈靡”的现实看不惯；他还用北宋大官僚寇准的子孙奢侈败家的例子来教训子孙，“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败家者多矣，不可遍数”。节俭成家、侈奢败家虽然是人们公认的事实，但是家训的作者们还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因为有条件享乐而又能长期注意节俭的人确实是不多的。
二、量入为出和储备观念
在家庭消费上与节俭并行的另一个原则是“量入为出”，即依据家庭收入的情况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多少，这也是宋人家训中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司马光要求子孙“制财用之节，量人以为出”；[9]倪思也认为“富家有富家计，贫家有贫家计，量人为出，则不至乏用矣”；[10]陆九韶讲，“凡家有田畴，足以赡给者，亦当量入以为出，然后用度有准，丰俭得中”；[11]袁采的《袁氏世范》中也有“用度宜量人为出”的专门条目。“量人为出”既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观念，也是国家制定财政收支计划的基本原则。但在这个问题上国家与家庭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国家遇到财政困难或为了自身的需要，可以通过加大税收的方式来增加收入，家庭则没有这种可能，当家中入不敷出的时候，除了借贷和典卖家产来维持生计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而且在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很少，特别是中小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有限，借高利贷往往与倾家荡产相伴随。[12]所以，一个家庭必须要有计划地安排消费，否则“好丰者妄用以破家，好俭者多藏以敛怨”，[13]怎么也过不好El子。那么，应该怎样安排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呢？陆九韶说自己的做法是所有的田亩收入扣除租税和籽种外，剩下的部分“以十份均之，留三份为水旱不测之备，一份为祭祀之用，六份为十二月之用”，可支配性纯收入分为储备、祭祀和日常消费，三者的比例为3：1：6。随后陆九韶又把其中用来日常消费的部分作了更详尽的计划，“取一月合用之数，约为三十份，日用其一，可余而不可尽用”，把计划细致到以“天”为单位。他还具体解释说，“可余而不可尽用”的含义是“非谓必于其日用尽，但约见每月每日之概。其间用度，自为赢缩。惟是不可先次侵过，恐难退补”。[14]倪思也有类似的表达，“已作岁计簿，复作月计簿。盖先有月计，然后岁计可知；若月之所用多于其所入，积而至岁，为大缺用矣”。[15]计划得很细也很实用。
对于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陆九韶分别就如何支出作了不同的设计：一是对于“家有田畴，足以赡给”的家庭，“可余而不可尽用，至七分为得中，不及五分为啬”，消费到五至七成最为适且。剩余的部分要作为“伏腊裘褐、修葺墙屋、医药、宾客、吊丧问疾、时节馈送”等用项，再有节余可以用来周济本家族的穷人。二是对于“田畴不多，日用不能有余”的家庭，要开源节流，在节俭的同时发展生产以增加收入，“裘褐取诸蚕绩，墙屋取诸蓄养，杂种蔬果，皆以助用”。三是对于“田少而用广”的家庭，除了节俭和开发解决生计的财源之外，对于“接待宾客、吊丧问疾、时令馈送、聚会饮食之事”一概应当免去，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16]这些，陆九韶已经不仅仅是讲自己家的消费方法，而是在具体设计所有家庭的消费原则和方法，具体落实“量人为出”的原则了。
那么，一般的家庭除了最主要的衣食住行消费(详后)，还有哪些固定的消费开支呢？
一是租税，佃农租地租牛而耕，需要给地主交地租牛租，无论定额租还是分成租，大约都是收成的半数；种自己的地的自耕农要给官府交税，通常是按传统的“什一”的比例，在两宋时期大约是亩税一斗，加上杂税也接近了十分之一。“凡有家产，必有税赋。须是先截留输纳之资，却将赢余分给日用。岁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输纳之资；临时为官中所迫，则举债认息，或托揽户兑纳，而高债算还，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日贫日俭，自是贤德，又是美称，切不可以此为愧。若能知此，则无破家之患矣”。[17]无论贫富，凡是有土地的家庭都是主户，都要按规定纳税，这是天经地义，也是国法的规定，不能脱漏的。
二是购买农具的费用，宋元时期的耕作技术与前代大致相同而少有改进，比如耕地的犁，在宋代的时候安上了犁刀，可以深耕了；江南湿地上用来翻地的铁搭，由原来的双齿改成了四齿；还有播种用的耧车、插秧(或起秧)用的秧马以及铲、锄和镰刀等，这些铁农具都不是自己家生产的，需要靠变卖粮食来购买，虽然不是年年都要更换，也是每年的一项大的开销。还有几家合用的取水的桔槔、翻车(筒车)和辘轳，粉碎粮食用的碾、碓和石磨，也要靠各家摊钱来建造和维修。
三是在后面的考察中将提到的婚丧，从家庭经济消费的角度看，都是超出日常消费的最大宗的消费。娶妇嫁女都要破费大笔财产，在民间习俗中娶媳妇往往与修房盖屋连在一起，费用更大。虽然因门户大小而程度规模不同，但都要尽力为之，“婚嫁丧祭，民多浮侈……富者以豪侈相高，贫者侈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以办”。[18]娶儿媳可用养童养媳、出赘儿子的方式节省，丧葬却无法节省，每经历一次丧事都如同遭罹了一场大灾难，丧家多少年都难以恢复元气。陈亮家中曾经“三丧未葬”，“每一念至，几不聊生”。[19]石介的父亲为了办本家族积累的丧事花费了整整30年时间，但至死也未能了却心愿，他临终告诫石介：“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据说石介“自受命以来，十有七月矣，未尝敢一饭甘、一寝安、一衣暖、一饮乐。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终日战战傈傈，若怀冰炭，若负芒刺。大惧坠先人之命，移天下不孝之罪，葬于厥躬”。[20]丧葬费用数目浩大，不是一般家庭短时期内拿得出的，所以许多家庭采取了事先积累的办法以备不测。绍兴年间，户部侍郎荣蕻在奏章中就曾指出：“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21]墓地往往在生前就置办好，棺材和寿衣也可以提早准备，如鄱阳孝诚乡民王三十之父母“自买香木棺二具，以备死”；[22]官员李沈“年逾六十，即制衣衾棺敛之具”。[23]还有不少家庭要靠鬻卖田宅、子女来筹措资金，“民间典卖庄土，多是出于婚姻丧葬之急”，特别是丧葬；[24]位居宰辅的司马光也是卖掉在洛中的田地后才为其妻子办了丧事；[25]宋人吕翁死后，家“贫窭无以葬”，他的妻子只得“鬻女以襄事”。[26]在一个小家庭存在的三四十年问，至少有两次丧事，每一次丧事都有可能使中等家庭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丧失殆尽，而且，还要在此后的漫长的祭祀过程中不断消费。
四是在以家族或乡村的名义组织的地域性的公益、娱乐活动中，除了家族和乡村集体性的出资，各家也要摊派一些钱物，这对于贫穷小家庭来说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李元弼在地方官任上的时候，看到“民间多作社会……其间贫下户多是典剥取债，方可应付”。[27]而且这是不能推脱的事情。与此相似的还有与邻里的交往，像陆游《岳池农家诗》中说的“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这是维持生存关系网的感情投资，既是实际生活中互相提携的需要，也是为了克服精神上的孤独感。虽然陆九韶说过贫困人家对这些应酬应当尽量免去，事实上很难做到。
除了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和这些开支之外，为了应付天灾人祸，“量人为出”的同时还要做些储备，也是家训中经常专门谈论的问题。诸如“常须稍有赢余，以备不虞”；[28]“用常有余，则可以为意外横用之备矣”；[29]“宁使家有赢余，毋使仓有告匮”；[30]“今岁计常用，则与夫备仓卒非常之用，每每计置万一，非常之事，出于意外，亦索有其备，不致侵过常用，以致阙乏”。[31]那么，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应该留多少作为储备呢？多数人认为是留三分之一左右，即自先秦以来的“耕三余一”传统。陆九韶说，留十分之三主要针对富裕家庭，如果巾下层家庭收入少，“所余不能三分，则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则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则宜撙节用度，以存赢余”，要视自己家的经济实力来设计储备方案。但是不论贫富都应当有一定的储备，否则“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32]储备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被认识得很清楚，讲得也很具体。
注释：
[1]邢铁、董文武：《从“国计”到“民生”——谈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视角的转换》有论述，见《光明日报》2004年10月12日。
[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三章《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3]这一节的写作参用了我的研究生李俊同学2002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宋代家训中经济观念》。
[4]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
[5]陆游：《放翁家训》。
[6]袁采：《袁氏世范》卷二《节用有常理》。
[7]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
[8]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
[9]司马光：《涑水家仪》。
[10]倪思：《经钽堂杂志》。
[11]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
[12]在朱人的家训中，对借贷也谈论不少，并且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赞成借贷和放贷，认为这是弥补一一些人的家用的救急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再困难也不能借贷，而且有正常良知的人也不应该经营放贷。很多家训都嘱咐子孙“债不可轻举”，因为人们在借债的时候常常觉得有能力偿还，举贷后往往还不起，后悔都来不及。袁采也劝放贷的人不要轻易经营高利贷，虽然町以获得厚利，也很有风险，往往会收不回自己的钱物，不如经营正当职业，获利小但长久有保障。不论家训的作者怎样认识高利贷的利弊，站在中下层家庭的角度看，很多时候是不得已才去借贷。这些家庭也知道这样做很可能招致更加穷困，但舍此之外在当时别无选择。
[13]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
[14]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
[15]倪思：《经鉏堂杂志》。
[16]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
[17]袁采：《袁氏世范》卷三《税赋宜预办》。
[18]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六。这个问题的写作参用了我的研究生丁双双同学2002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唐宋时期民间的丧葬消费习俗》。
[19]陈亮：《陈亮集》卷二一《与叶丞相书》。
[20]石介：《徂徕集》卷一四《上王状元书》。
[21]《宋史》卷一二五《凶礼》。
[22]洪迈：《夷坚甲志》卷八《不孝震死》。
[23]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四二《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李公墓志铭》。
[24]《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二。
[25]《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26]《宋史》卷二九六《查道传》。
[27]《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庶榜》。
[28]司马光：《涑水家仪》。
[29]倪思：《经鉏堂杂志》。
[30]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
[31]陈旉：《农书》卷上《节用之宜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