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六章第二节
第二节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非常迟缓，上节已分析了它发展迟缓的原因。尽管如此，它的出现，终究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封建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反映，是社会发展规律贯彻自己的表现。”一叶知秋”，它征兆着一个新旧交替过程的开始，必然会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本节中，我们先考察一下资本主义萌芽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对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影响，再考察它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化和雪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明清时期，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仍很牢固强大。资本主义萌芽还十分微弱，不能成为一种经济基础，也还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因而，鸦片战争前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要表现为从外国输入的、这时已十分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我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冲突。然而，我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也不是停滞不变的，从明后期到清中叶，毋宁说有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中的一个新的因素，无疑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戴震、龚自珍、魏源诸人是明末到清中叶的进步思想家。他们都是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方面都要求突破某些封建传统。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推崇私利、求富和个性解放的观点值得注意。
在政治上，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君主制度，但都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封建阶级范围之内的民主要求，如要求”置相”，实行学校议政和封建士大夫的”众治”，以限制君主独裁等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黄宗拳把”私利”这个范畴归结为政治问题的本质，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他突破儒家传统纲常名教的束缚，尖锐地指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气因为他们”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如果没有君主这样一个只顾”一人”"一姓”私利的封建束缚，人人就都可以发展其私利，如说，”向使无君，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因此，他要求实现”天下之大公气使”兆人万姓”都得遂其自私自利【1】。这种观点，是中国古老的”民贵君轻”思想的可贵发展，也无疑是庶民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的反映。
在经济上，他们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剥削制度，但反对封建国家和豪强的过分兼并掠夺，提出了一些”平均授田”、限制赋税私租之类的主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针对”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和求富的国策。黄宗羲是明确提出，”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是错误的，应当是工商”盖皆本也”【2】。王夫之认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应当采取”舒富民”【3】的政策。唐瓢也说，”立国之道无它，惟在于富”，国家应”以富民为事”。还说，”为政之道，必先田市”，使”农安于田，贾安于市气才能”财用足，礼义兴”【4】。他们的这种富民思想，无疑已具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容，而与古老的富民思想相区别。
龚自珍、魏源的思想，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在鸦片战争后有所发展，这里只对他们在鸦片战争前的一些言论加以评述。龚自珍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世界上没有不自私的人，连”圣帝哲后”也一样。因此，他提出应”不讳私”，”无耻言利”，并赞美对财富的占有，说”未富而耻言利，是谓迂图气”富殖德，……富又殖寿”。要求”贵智贵力”【5】，以个人的智能才力为依据来分配财富。他的思想中，重本抑末的观点还有严重支配作用，总的倾向是不重视商品经济，这些论点也就只能是代表当时的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利益。魏源却比他敢于公开维护商人的利益，甚至主张借海商、票商之力来革除滑运和盐政中的流弊。他指出，清运已是”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清粮”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实行票盐，也可以”尽革中饱囊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6】他把商人的利益与国计、民生并提，表现了一种罕见的反传统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商业者的利益。
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已经成为严重般害人性的精神棚锁，王夫之、戴震等都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和谴责。王夫之指出，天理不但不与人欲相对立，而且即在人欲之中。他说，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自见（自注：饮食，货；男女，色）”，”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7】。他认为人欲不能抹杀，应当重视人民正当的利益要求，使其合理发展。他说，”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其安”【8】。戴震也强调”理者存于欲者也飞”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之不可易之谓理”【9】。他揭露理学的反动本质是”以理杀人”【10】，要求”体民之情，遂民之欲”【11】。这些思想无疑都具有追求个性解放的意味。古典文学名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以艺术形象控诉了吃人的礼教，表现了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呈现鲜明的反封建”叛逆”色彩。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变化。这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为显著。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已介绍了明后期士绅们对地主、商人生活奢靡和”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现象的惊异。清代，这种趋势有增无已。江南一带，康熙间，常服尚多用布，到乾隆嘉庆间，在无锡已是”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样”【12】。在苏州，”不论贫富贵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袭，女人俱是锦绣”【13】。饮食宅第也是竟为华侈。稍后的广东佛山镇”商贾猬集则狙诈日生，佣作繁滋则巧伪相竞。兼以旅廛逼闹，游手朋喧，优船聚于基头，酒肆盈于市畔，耳濡目染，易以迁流，遂或失其淳实之素矣”【14】。封建制度的许多神圣事物如伦常道德已开始为金钱关系所销铄了。
二、对于阶级斗争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主要斗争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明清两代，基本上还是这样。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也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反对封建官府横征暴敛，聚众抗宫罢市的事件，历史上早有出现。到明代，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另方面，自明中叶起，征税大权既尽入宦宫之手，他们又掌握采买督造，竭力搜刮中饱，凶狠异常，因而这种斗争也更突出。我们已屡提及万历间的税监之祸。当时矿监税监四出，有如”出押中之虎兜以吞展群黎，逸圈内之纺狼以吞噬百姓”【15】，引起全国性的抗暴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民变”有20余起，一般动乱达数百次。参加这种”民变”的，史籍多概称”商民”，从一些事例看，则包括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手工工场主、商人、生员、绪绅以至地方官吏。其中有的是手工业劳动者被作为”首恶”遭镇压，但实际领导权多数还是在士绅、商人之手，而以冲锋陷阵的劳动者作为牺牲。这种斗争的矛头是针对某些封建官吏、特别是嚣张一时的中宫，而极少涉及工商业雇主。因此，这种”民变”，虽然是不同于农民的阶级斗争，但主要还是原来封建社会各阶级内部的斗争，不反映新兴的雇佣关系的矛盾，也与资本主义萌芽关系不大。
这种类型的斗争到了清代仍有出现。如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明末尚拥有绸机3，000余张，到清初减少到二、三百张。清廷每岁派造绸3，000匹，加以”本省衙门之取用，以及别省差官差役织造”，”狡吏积事”苛扰，机户苦不堪言。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遂”焚烧绸机，辞行碎碑，痛哭逃奔”【16】。康熙间，芜湖钞关监督邓秉恒”额外苛征，私立名色，剥削商贾，鱼肉市民”，”致激变芜湖合县商民，于康熙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起，罢市三日。”【17】这些罢市斗争都达到丁一个市镇、一个行业的规模。
再如矿山中的斗争，也是封建社会早就存在的。这多是由封建王朝禁矿和害怕”聚众”所引起的。当时所称”矿徒”，主要是流入山区的小生产者；所称”矿盗飞多是豪强势力组织的武装，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常与官军战斗。这在明代尤盛，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中已详述。到清代，这种斗争也仍在继续。不过，由于这时雇佣关系增多了，冶矿中并有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以有些斗争，县然史料中仍沿称”矿徒川山贼”，其斗争矛头也仍然是针对官府，但实际上已是雇工的斗争，他们是因禁采、停炉成为失业群众而进行反抗的。象冶铁业集中产区广东省的情况就是这样。
广东铁矿矿徒炉丁的聚众抗官，彼起此伏，从顺治末到康熙末，延绵数十年。据官书记载，先是”从化炉丁叛”，”流动七邑，杀掠男妇数千”。顺治十七年，知县孙绳罢炉商何玉秀铁矿以散其党。炉丁不散，”一聚丫髻山，流劫四乡，邑兵乡勇，屡战不能扑：一聚太平池水，惨杀良民动以千计”。前后”流祸六载”【18】。至康熙中叶复起，据称”清远县时有矿民聚众为乱”【19】。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矿众起事”仍复猖獗，劫掠英德、翁源、曲江等处，名为山贼，实系矿徒，……系铁炉停煽”所致。【20】
清代陕西南部山区伐木工人的斗争，也是这样。这里有商人开办的木厢厂，已具有工场手工业性质，雇工众多。嘉庆后木厢业衰落，失业工人群起反抗，他们也是采取了聚众抗宫的形式。嘉庆十几年（1813）秋，”岐阳大饥，谷价腾贵，木商停工，伐木者无工作，遂纠众持器械掠食”【21】。以万五为首，连同响应队伍，聚众达五千人。到次年夏，经清政府镇压。
清代雇佣劳动增多，导致阶级斗争内容的变化，这不仅见于民问手工业，还见于官工业。清初结束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官手工业中的工匠改由各省征调，付给工米。康熙以后，又进-步改为雇募。如铸钱，乾隆间，户部宝泉局设有四厂，匠役共2，000余人，工部宝源局设有两厂，匠役川0余人。其生产是按炉铸造，官卢拣派炉头，炉头向官府包工包料，工匠由炉头雇募。炉头实际上成了包工头，工匠也成了雇佣劳动者。康熙雍正间曾多次发生”抛砖掷瓦，图争工价之事”。乾隆六年（1741）八月，因炉头”屡年侵扣工价”，宝泉局四厂匠役”停炉鼓铸”。西厂匠役还”上房呐喊，抛砖掷瓦”。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工部宝源局工匠困”欲分调剂炉嗣头？钱，互相争闹”，并将”司员监督等留于局内，关闭局门，求索不已”。户部局匠”亦闻风效尤，将炉头围绕逼胁，勒分钱文”【22】。官手工业纯属封建企业，与资本主义萌芽无关，但这类斗争的出现，也无疑是雇佣关系的反映。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雇佣劳动发展较早，明代已屡有雇工的斗争。不过，史料所见，多半还是地域性帮派间的矛盾，如嘉靖二十年（1541）乐平籍与浮梁籍陶工发生斗殴，万历三十二年（1604）有”七邑佣工”与都昌窑户的斗争。到清代，据我们考察，尽管能确切证明出现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还只是坯作行中的一些大户，但整个制瓷业中雇工众多，常以万计，则是无疑的。由于该业中行帮制度盛行，雇工的斗争也已很频繁了。我们将这方面斗争的事例列如表6-1。表列各例，基本上是为工银、工食等问题所进行的经济斗争，又主要是采取罢工、停工方式。这是一种新型的阶级斗争，不同于农民的斗争，也与上述矿徒、炉丁和伐木工人的”聚众抗宫”"持械掠食”有所不同了。
表6-1：清前中期景德镇制瓷工人罢工斗争示例
雍正间 碓房匠伴以及坯行、车坯行、画行、影行、菱草行；柴行工匠，每因银色饭食，常知会同行罢工。
乾隆元年 坯户吴以恒等因借取工资莱银以及银色低潮，与窑户万美生争闹停工。
乾隆初年 菱草行因银色低潮罢工。
乾隆间 菱草行工匠以郑于木为首向雇主争取”一条凳、一斤肉”，即每五人每日吃肉一斤，举行罢工。
乾隆嘉庆间 以画坯工王于贞为首，为争取工价由毛银改纹银举行罢工。
嘉庆道光间 以制瓷工匠熊四知为首，为争取每名工匠每月吃肉十二两举行罢工。
道光间 “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1979年版第530-533页。
表6-2：清前中期苏州手工业工人罢工斗争示例
踹布业
康熙九年 1670 年荒米贵，踹匠窦桂甫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钱。
三十二年 1693 踹匠罗贵等聚众齐行罢市，要求增加工价。
三十九年 1700 踹匠刘如珍等以包头克扣工价，聚众抄打包头。
五十四年 1715 踹匠王德等以资助普济院和创立会馆等为由，发动踹匠，要求增加工价。
五十九年 1720 苏州府长洲县吴县示禁煽惑踹匠齐行增添工价。
乾隆二年 1737 踹匠殷裕公等以米价昂贵，报官请增米贴。
四年 1739 踹匠王言亨等控告店商赵信文等不遵旧例，扣克工价.
卅七年 1772 踹匠李宏林等报官请增工价。
四十四年 1779 踹匠孔体任等因米价上涨，报官请增工价。
六十年 1795 踹匠蔡士因工银轻平短色，报官请增钱串，众匠停工。
丝织业
雍正十二年 1734 最洲县示禁机匠倡为行帮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钱。
道光二年 1822 元和县机匠王南观要求减轻洋价，会聚多人，在轮年机户李升茂庄上”滋闹”。
染纸业
乾隆九年 1744 苏州府示禁染纸作坊工匠歇业把持，闲岩滋扰。
乾隆二十年 1755 吴县染纸作坊工匠张圣明等以坊主折扣平色工银，纠众停工。
二十二年 1757 苏州府规定染纸作坊工匠工价银色，勒石示遵。
四十七年 1782 元和县染纸坊户杨影霞等报请规定工匠工价。
五十八年 1793 苏州府详寇染纸工匠工价及稽查弹压章程，勒石示禁。
印书业
道光X年 吴县书坊印手许怀顺”锢立行规，霸持各店收徒添伙，勒加印价。
二十五年 1845 吴县书坊印手朱良邦等复立行规，霸持各店收徒，勒增节礼。
资料来源：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年版。
反映资本主义萌芽作用的这种新型的雇工斗争，在苏州的一些手工行业中更具有代表性。
苏州是当时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在明代的反税监斗争中，苏州也是一个中心。到清代，这种斗争仍有继续，如雍正间布坊踹匠奕晋公、徐乐也、宋尔集等先后筹划的起义就是。但据现存碑刻中较多的事例看，请前中期苏州手工业中的纠纷，有少数是行业与官府的矛盾，而大部分已是工匠与业主的矛盾，反映雇工与雇主之间的斗争了（与官府的矛盾往往是不立碑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矛盾斗争，又大量地是集中在踹布、丝织、染纸、印书等行业。这些都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不过，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关于行帮的讨论中曾提过，苏州手工业行业中的纠纷，有一部分垦然表现为雇工反对雇主的斗争，但它是由于雇工阻止雇主增收学徒、添雇工伙引起的，或是由于雇工行帮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实际上是雇工之间矛盾的反映。现在我们将这部分纠纷略去，只将雇工为工银、饭食等问题与雇主进行的经济斗争，列表如6-2，这些已都是新型的斗争了。
我们说，这是一种新型的斗争，只是相对而言。因为这时候，无论是雇工方面或者是雇主方面，还都没有形成新的阶级。这些斗争也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所谓传单约会飞”齐行叫歇”，也只是临时性的号召。据我们考察，苏州踹匠的组织（会馆）大约并未建立起来；丝织工匠是依雇主分京、苏两帮，未见有组织的记载；染纸业也是这样。印书业的印手可能是有组织的，但其斗争主要是限制书坊收徒。并且，当时雇工的行帮，主要还是封建性的，具有浓厚的地域、乡土观念，不是全行业的组织。这都会影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中，踹布业最为突出。不仅苏州，在松江府也屡有记载。这是因为，一方面，踹匠人数众多，差不多都是江宁府太平、宁国等地来的单身汉，在苏、松没有家室，又都是年轻力壮工人，斗争性强。另一方面，他们是受布号和包头双重剥削，劳动极强，而待遇极苦。布号是封建社会的大贾，与官府关系密切，所踹蓝青布并供官府采办，故对踹匠的封建压迫也特别严厉。康熙四十年（1701），立《苏州府约束踹匠碑》，”嗣后在苏踹匠、具昕[长洲、吴]两县典吏协同城守营，委员督率包头约束”，”不许夜行生事、自由酒赌博及聚众倡扰、停踹歇工行诈”，并将包头编甲，互相稽察，”一家有事，九家连坐”。康熙五十九年（1720），又立《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要”踹匠五人连环互保，取结报册。一人犯事，四人同罪。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由”把总调拨值坊巡役，分地巡察，昼夜无忽”【23】，一有违犯，即由官府拿究。因此，踹匠的斗争，即使是为了齐行加价，也带有反封建压迫的性质，并常采取”抄打包头”，”诈死打降”以至如在松江府粪县”倡聚抄抢”等方式。其实，这种雇工和业主与官府斗争的反封建压迫性质，不仅是踹布业，在其他行业也是一样，仅程度不同而已。不过，它虽然不是完全意义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总是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新的因素，是近代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先词。
有些同志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市民等级，并形成了市民运动，这是一种把中国和西欧历史作简单类比而形成的观点。我们知道，西欧以商人和作坊主为主体包括手工业工人在内的市民等级，是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同封建主开展政治斗争而形成的。他们所推动的市民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其中心要求是摆脱封建主的统治，实现城市享有行政、立法和建立武装等权力的自治，最后并发展为向封建主夺取政权。在中国，由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寇，封建城市与西欧有很大不同。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作坊主与手工业工人不但力量微弱，而且政治经济利益基本各不相伴，并无形成统一的市民等级的共同基础，只是作为相互孤立的社会阶层而分散存在。他们面对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压迫，有时也自发地进行过某些共同斗争，但是多属偶然，并缺乏组织，并不涉及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就是象明末反税监的斗争，屋然规模巨大，动员广泛，但多少是在一种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偶然事件，也没有脱离反暴政的性质。明末东林党人的活动，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要求，但根本上仍然是封建阶级内部士大夫阶层不脱离封建轨道的议论朝政，要求改革某些弊政而已，其斗争手段也没有脱离制造社会舆论的范围，与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并无本质差别。至于因奸商囤米闭祟而导发出来的市民要求平祟夺粮斗争，与市民运动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能把许多并无内部本质联系的城市居民中发生的事件混在一起，用市民运动概括起来。我们可以承认，在中国城市中，到了清代，存在着皮映资本主义萌芽的芋工业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但并不存在属于所谓”第三等级”性质的市民阶层和他们发动的市民运动。这既是由于中国城市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微弱，更是因为中国城市中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西欧有很大不同所致。
三、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变化
我们在导论中说过，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延续性，在一般情况下，它总是导致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在中国，由于清代中叶发生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时候，原来封建社会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经历如何呢？为此，我们按照前述清代前中期各行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序，简略地看一下它们在鸦片战争后的变化【24】，以便最后评论它们的历史作用。
（一）农业
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极其微弱。在前人发掘的数以百计的农衬雇工劳动的案例中，我们能证明其有资本主义关系者不过十来例。论其形式则可归为三类，即（I）自耕农、徊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2）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3）商人租地经营。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地主制经济继续延存下来，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土改前，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制度占优势。所谓资本主义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例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仍可略而不计。它们还只是稀疏地点缀在广漠的田野中，可以说仍未脱离萌芽状态。但是，比起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却应当说是大大地发展了。
从第（1）类来看，进入二十世纪，富农已形成一个以千万人计的阶级，三十年代，占农村人口的5一6%，占耕地的15-20%。这种富农（包括细富农）主要还是小耕作者或小土地出租，但其中一小部分已有一定的农业投资，并以雇工剥削为主；这里面又有一些已是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在我国，堪称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始终是很少的，但从整个富农阶级人数来看，他们也决不是个别的了。
从第（2）类来看，所谓经营地主，在清中期还是很少的，鸦片战争后有较大发展，并以华北和东北为多。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地主经济，但已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并且，工商业者、军人、职员加入地主行列，地主兼营工商业的也有增加。加以随着城市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这就使得一小部分经营地主，按其全部事业的经营来说，具有了资本主义性质。
第（3）类商人租地经营，仍限于少数经济作物。象植茶、种烟、果园、菜圃、鱼禽、花卉等都有所发展。此外，出现了农垦公司这种新的形式，二十年代颇盛。这种农垦公司，有的只是毫买零卖土地；大部分是将土地分租，收取地租，仅有少数是雇工经营。但是，它们多数有较大的资本，有开垦或改良土地的投资，其所收地租，也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出卖，属于商品性生产了。在苏北的棉垦区，东北的新垦区，广东的橡胶园、咖啡园，尤其是这样。
因此，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农业尽管还极其微弱，还不能形成一种经济成分，但总是在原来萌芽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
（二）制茶、制烟、酿酒、榨油业
鸦片战争前，制茶中多有资本主义关系的迹象，但有确切史料证明的，还只是福建阪宁（今建瓯）的茶厂。这里的茶厂，鸦片战争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光绪时，在邵武、永福也有了茶厂，雇工制茶。同时，安徽改制红茶，有人在贵溪开设日顺茶厂，资本6万元。这都与红茶的大量出口有关，以至在广州有雇工500人的精制出口茶的工厂。另一方面，茶号、茶庄雇工拣选茶，发展更快，有的是设茶钱，有的也称茶厂，不仅外销，也供内销。1914年，上海精制茶工厂有雇工近100人者，有八、九道工序。1917年，顺隆茶校仿外国制茶机器改制成电动滚筒机，每只滚筒可当7个工人手工操作量。到1925年，上海100多家制茶厂都已实现机器制茶。又湖北的砖茶厂，系工场手工业，1875年以后迁往汉口，改用机器生产，但主要是俄商经营。
制烟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发生在刨烟丝的生产中。福建烟丝和兰州水烟丝最为有名，但无制造史料，能得证明者，仅江西瑞金、玉山和广西等处。鸦片战争后，受外国卷烟的打击，继而也受中国卷烟厂的排挤，此业衰退（卷烟厂系用烤烟，机器生产，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无关）。但福建烟丝和兰州水烟丝仍保持一定销路。陕西泾阳的丰盛兴烟号经营兰州水烟，资金达60万两，至1909年在兰州开办一林丰烟厂，雇用生产工人150人，年产水烟最高时达2，000担。在上海，1910年还有刨烟丝作坊12个，刨刀180把，工人四、五百人，也都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不过吸水烟者日少，三十年代以后，刨烟业就基本上被淘汰了。
酿酒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北方各省反映较多，但有确切史料者，仅四川泸州制大曲洒的舒聚源酒坊，己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鸦片战争后，舒聚源有较大发展，后改组为温永盛。同时，在泸州有天生成、协泰祥，在重庆有允丰正，均发展到一定规模。贵州的茅台酒，历史悠久，但早期主要是自用，鸦片战争后发展为商品生产。绍兴酒的生产，主要是家庭产，不过，到1910年，有2，000多家酒坊，酿酒近30万缸，平均每家近150缸，其中部分大户就可能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了。总之，酿酒业虽有洋酒和葡萄酒厂的竞争，但影响不大，其资本主义因素还是在发展的。
榨油业，明后期在浙江石门镇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清代反而不见文献。鸦片战争后，东北的豆泊、豆饼业发展较快，光绪时，营口有泊坊30余家，利用畜力榨车。二十世纪初，有怡兴源、怡东生、东永茂等改用罗丝车，仍系使用手工。稍后，有些油坊改用日本造水压式榨油机，效率大增，但由于不能与资本较大的日商榨油厂竞争，1911年以后，营口泊坊反告绝迹。不过，在哈尔滨和其他地方大有发展，”九一八”事变前，单豆饼产值，即年达1亿元以上。江苏常州的大豆泊坊，1910年有80-90家，使用牛力。1913年，有裕源油坊开始使用引擎铁榨机，相继有宝兴泰、许恒丰、许恒裕等仿效。山东的花生榨泊，发展亦快，1914年有6，000多家，不过系手工榨制。据北京农商部统计，1913年全国有泊坊12万余户，年产值1.5亿余元。油坊用劳力素多，其中大部分应已是工场手工业性质。
（三）制糖业
清中期，甘煎制糖在台湾、广东、四川已有颇具规模的糖廊、糖察、糖房，唯其生产关系记载参差，仅有一部分可视为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因糖出口增加，一度颇有发展；二十世纪后，欧洲甜菜糖和东南亚煎糖兴起，侵入我国市场，但土糖仍保持一定销路，群众对于绵白糖和红糖并有偏好。广东糖察，遍布30多个县，每县数十百家；其中商人投资者多具有一定规模，属工场手工业性质。四川沱江流域，产糖亦有发展，1912年，内江有糖坊1，500多家，称”糖城”，年产糖清1亿斤左右。制糖工艺略有改进，工具则仍用牛力、石辑、铁锅。到1936年，广东才开始使用动力榨煎机；内江到抗日战争时才掺用机械，基本上仍是工场手工业。另方面，在香港-上海则早有外商和华商新式糖厂，与土糖业并存。
（四）丝织业
丝织业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明后期已有工场手工业迹象。到清中期，虽然苏州的机户已普遍雇工，但能形成工场手工业规模的，还无确实资料可证。清代丝织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是南京、苏州的”账房”，即绸缎庄充当包买商。它们不仅支配机户，还支配车户、络纬、牵经接头工人，以及染房和槌丝工，并且大多是工资关系，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但是，账房的这种发展，主要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以至民国初年的事情，鸦片战争前甚至还没有账房这一名称。南京的账房，到1868年已有支配织机四、五百张的李、陈、李、焦等大家31910年以后，并”自行设机督织飞向工场手工业转化。苏州的账房，到1913年也开始设机雇工织造。杭州在鸦片战争前还不见账房记载，到1875年左右，才有蒋广昌、王悦昌、吉祥恒等绸缎庄放料收货，由机户转化来的蒋广昌逐渐支配织机达300张，并在上海、汉口等地设分庄。
1912年前后，日本的手拉丝织机引进中国，蒋广昌、王悦昌、吉祥恒等账房相继开设手拉机织绸厂，织出了闻名一时的杭州”铁机缎”。接着又有虎林、天章等厂开设，到1920年已有几十家。1914年，苏州的5家账房也联合开办苏经织绸厂，置手拉机100台，集中生产。接着有振亚、延龄、东吴、三星等厂开设，到二十年代已有36家，雇工3，000余人。它们大多是由原来的账房转化而来的，原来的机户则变为绸厂工人。1923年，杭州的天章绸厂首先向上海采购电力织绸机，代替手拉机，接着，虎林、王悦昌、吉祥恒等也先后改用电力机。在苏州，1926年，苏经绸厂首先使用电力机，接着振亚、延龄、东吴等也先后过渡。但手拉机仍有其适应小批量生产、花色工艺性强的特点，并未完全淘汰。到1937年，苏州丝织业共有电力织机2，000台，手拉织机5，000台。
丝织业受外力干涉较小，它的历史，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近代的发展来说，具有典型性。
（五）踹坊业和染坊业
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的棉纺织还是农民家庭手工业，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它是受洋货打击最厉害的手工业；但这主要是指洋纱（包括后来的国产机纱）排挤土纱，就农民织布即土布的产量来说，则鸦片战争后反略有增加，1860年超过6亿匹，甲午战争后逐渐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有增加，到1920年约有5.5亿匹，至1936年则剧减为3.5亿匹。同时，二十世纪初，它以较快速度完成了用手拉机代替投梭机，效率提高一倍，又部分地使用脚踏铁术机，创造出坚美实用的”改良土布”。在生产关系方面，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包买商和工场手工业，并在河北、广西、湖南、广东形成几个土布生产中心，所产土布，名重一时。1930年以后，放纱收布和放机等包买商形式并在江南几县发展起来，而常州、常热佛山的工场手工业则先后使用电力驱动铁木机，向机器生产过渡。所有这一切，都出现于二十世纪，好象资本主义萌芽过程重演起来。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演，都是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强大的华商资本的近代纺织厂的压力下进行的，仿佛是有意向强者挑战似的。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土布甚至再度显示它的生命力，并成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重要经济力量。
在棉布的再加工工业中，则鸦片战争前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即踹坊和染坊。
踹坊集中在苏州和上海，雇工众多。据我们考察，它虽具有工场手工业形式，但踹匠实际上是由布号发工资的，属于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性质。鸦片战争后，苏州的踹坊首先衰落了，这主要是由于棉布的贸易中心转移到上海所致。上海的踹坊，在1910年以后也衰落了，这是因为窄幅土布为改良土布所代替，而改良土布是不需要研光的。并且，用大石头研布这种方法太原始了，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1920年，上海还有踹坊十几家，到1936年就只剩几家，并且主要是”砰”洋布了。但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山东，研青蓝土布的踹坊还维持了较长时期。
染坊也以苏州和上海为多。染坊的设备投资比踹坊大，又有专业化分工，但在鸦片战争前，缺乏生产关系的史料，我们未能确定其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鸦片战争后，染坊业实际是有所发展的，性质也比较清楚了。
苏州染坊技术精湛，印花尤工，称”苏印”。太平天国后趋于衰落，到1911年尚有二、三十家，年营业额二、三百万元。1924年以后，日本花色布倾销，染坊遂一蹶不振。上海染坊情况有所不同，原来除灰色、印花、漂白专业化外，大宗的青蓝布亦分大布坊、小布坊。洋布进口后，出现专染机制布的 布坊，业务发达，道光间成立公会。外国染料大量进口后，又出现洋色坊、杂色坊，以色彩鲜艳，颇受欢迎。上海染坊有布号自设之本坊，但多数为独立开设者，雇工须经行头，但与踹坊包头不尽同，基本上是工场手工业性质。1920年前后，机器印染业发展，染坊业衰落。这时上海尚有四、五十家。但在内地和村镇都有染坊，多半都维持下来。
染坊业中尚有 丝和染绸专业，原以苏州和杭州为集中地，因史料不详，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未曾讨论。鸦片战争后，上海染绸坊发展，雇工二、三十人，分工较细，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民国后，日商在上海开设机器染绸厂，在其剌激下，1920年老正和染绸坊首先改用蒸汽锅炉、电动甩绸机，以后又装置整理机，生产效率提高10倍。接着，老一大、乾大、振昌、振新等18家较大之染绸坊均向染绸厂过渡，另有十余家则仍保留工场手工业性质。到1931年，苏州18家染绸坊中亦有12家过渡为机器染绸厂。
（六）造纸业和印刷出版业
造纸业在清前中期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我们曾考察了江西铅山、陕西汉中两个集中产区。陕西的纸厂较早衰落，但浙江、福建、安徽的纸业仍盛。鸦片战争后，洋纸大量进口，但土纸并未遭受决定性打击。这是因为，高级的书画用纸和草纸、迷信用纸等固非洋纸所能代替，即连史、毛边等印刷、书写用纸，也因文化发展，仍有其销路。这样，在市场上就出现了主纸与洋纸并存的局面。据估算，1912-1916年，土纸平均年产值约4，200万元，这时洋纸进口年约1，500万元。土纸中，书画、迷信用纸和草纸大都是个体生产的，而工场手工业主要是生产连史、毛边等印刷、书写用纸。这时，民族机器造纸厂兴起，它们不能与洋纸竞争，遂改产机制连史、机制毛边，分占土纸市场。于是在土纸市场上，又出现机制土纸与手工土纸并存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我们可以看成是工场手工业受机器工业所排挤，但也可看作是土纸业有一部分向机器工业过渡了。不过，民族机器造纸厂的产量是不大的，1931-1933年平均年产值只有500万元。土纸的生产，主要仍是工场手工业。
印刷出版业，在清中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当时所用是木刻版印刷。鸦片战争后，木版印刷还一度转盛，如我们在第四章第六节所述广东顺德、湖南永州的家庭妇蒲也为书商刻书等，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但是，其后外国传入的石印、铅印印刷盛行，到1910年以后，术板就基本上被淘汰了。然而，新兴的铅、石印刷出版业，也不能说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无关，它们（包括外商印刷厂）最初都是工场手工业，利用了原来木版印刷的发行机构和部分工人，1879年以后才开始引进煤气机。原来经营术板的书坊，不少改用石印。如著名的扫叶山房，系明万历间设于苏州，鸦片战争后，在上海、汉口、松江设分支机构，并陆续添置石印、铅印、影印等机器设备，成为一个完整的印刷出版企业。
（七）陕西的木材采伐业
陕西南部终南山一带的木材采伐业在清嘉庆间曾形成颇具规模的手工工场。一个大的圆木厂用工达三、五千人，较小的彷板厂也有数百人、数十人；运输木材铺架厢道、溜子、天车，投资颇大。但是，这个行业兴起快，衰退也快。原因则很简单，当时的林业开采，是只伐不植，也不间株。到道光初，终南山脚的凤县林区已砍空，北麓的黑河林区已伐掉十之六、七，深山的黄柏园林区也伐进200余里，再深入就运输成本过大，无法取材了。鸦片战争后不久，老林殆尽，这个行业也就销声敛迹。不仅如此，由于生态破坏，暴雨暴旱，粮食不足，这里的纸厂、黄连厂、木耳厂等，也都衰落了。陕南的这种情况，可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事例。
（八）冶铁业和铁器铸造业
明后期，在广东佛山的冶铁业和铁器铸造业中已出现工场手工业，清中叶，又扩大到其他地区和炼钢，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比较显著的行业。鸦片战争后，洋货倾入，钢铁业成为受洋货打击最厉害的行业之一。
洋货进口以钢材为主，故土钢受打击最大。著名的苏钢，芜湖于1890年代即行停产，湖南湘潭、邵阳原有80多家，到1910年只剩13家，1930年也都停产。
铁的情况却不同。洋铁价格低，迅速占领了沿海市场，但运入内地就与土铁等价了。除马口铁中国没有外，我国土铁质量并不差，，山西平（定）铁、璐（安）铁且优于洋铁。同时内地市场扩大。1912年土法开采的铁矿砂有50万吨，以此估算土铁产量有17万吨，并不低于鸦片战争前产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法开采的铁矿砂激增，才成为土铁的真正威胁。但新法各矿如大冶、本溪湖、按山等均受日资控制，其矿砂主要运往日本。故土法开采的铁矿砂反略有增加，1920年有52万吨，1929年达58万吨，以此估计，土铁的产量也应是增加的。山西、四川的土铁业均维持到抗日战争，惟辽宁产区”九一八”后沦陷。资本主义关系则有扩大，原来的小土炉也多发展成为工场手工业性质，有的并已采用电力鼓风机代替人力。
铁器铸造业，大约农具、锤具、刀剪、炊具等无大变化，船用铁器（船作）先兴后衰，铁线、铁钉、土针俱受洋货排挤。土针最惨，著名的苏（州）针于1915年即全部停产，佛山针到1923年只剩下几家，山西晋城针也几乎绝迹。但铁器种类繁多，随着使用洋铁和马口铁作原料，以及采用翻砂方法，又增加许多新品种。故整个行业，包括打铁作、冶坊、小炉等，仍是发展的。原来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资本也比较大的铸锅业，仍然保留下来。江苏的八大冶坊仍有盛名；湖南的邵武铁锅，行销长江流域和华北、东北；四川荼二所制盐锅，直径4尺多，重12，000斤。这种冶坊，因靠近城市，亦多逐渐采用电力鼓风。
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在广东，我倦讲座资本主义萌芽时，广东佛山的冶铁、铸造业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佛山铁锅是行销海内外最负盛名的产品；但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衰落了。这同洋货的倾销有关，特别是铁钉、土针受到致使的打击。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广东的冶铁业是用本省罗定、大塘一带的矿砂，广东的铁矿储量并不甚丰，开采数百年，已渐枯竭了。雍正时，广东有铁50－60座，乾隆后期即因”荒陷”（燃料，矿砂不中产）多有停废，嘉庆时约有25座，道光时仅20座，民国以后就能以支持了。广东的俦锅业，由于技术精良，仍能继续维持。在佛山，1880年开始用进口黑口铸锅，并造其他铁件；1888年引进冷模铸造法，以代替传统的泥模。原来每套泥模只能浇铸一次，玲在系用翻砂法，每模可翻铸50-100只，成本可减一半。1900年后惠州铁锅兴起；1925年后，四会坑锅涌进市场，均用冷模翻砂；其成本又低于佛山。这种铸造业基本上都是工场手工业性质。
在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肯定了广东、陕西等地冶铁业的工场手工业性质，而对铁矿砂的开采有否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肯定。鸦片战争后，土法开采的铁矿规模增大，不少已可肯定具工场手业性质。同时，1893年，开始有新式采矿的大冶厂投产，以后陆续发展，到1930年，新式采矿的铁砂产量有200余万吨，几达土法采砂的4倍。但是，新法铁矿，无论是洋务派办的大冶、宣化，外国资本办的鞍山、本溪湖，或是民族资本办的繁昌，这些地方都是早已由手工业开采数代，有些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经营了。若说它们是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建立的，亦不为过。到三十年代，残存的、尚未机械化的土法铁矿，也基本上是雇工经营的工场手工业性质了。
（九）云南铜矿业
云南铜矿是清代开采规模最大的矿业，朝野均极重视。但是，这一重要矿区，自嘉庆起就逐渐衰退了，鸦片战争后，还未能恢复旧观，渐至无闻。其根本原因，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中所探讨的，是”辆老山荒”，即老林伐尽，没有燃料，开采日深，含铜量愈低，资源逐渐枯竭了。
不过，就云南铜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尚有一段曲折过程。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滇铜的生产中，规模较大的矿啊，基本上是商人投资的工场手工业，但由于有预付的官本和产品官收，又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鸦片战争后，清廷于1874年委托绅商恢复滇铜生产，仍采用这种办法，结果”公私资本，悉数荡然”。1889年，组织招商矿务公司，聘外国技师，用新法开采，不到10年，亏损65万两，公司倒闭。这期间，平均每年产量不过600多吨，仅合乾隆时的八分之一。于时，法帝国主义规舰滇铜，与清政府合组云南矿业公司，以至清政府出卖矿权，由英法隆兴公司承办，也都毫无成就。辛亥革命后，设立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结果也只能放本收铜，土法上马。从1912年直到1938年，平均每年只产270多吨，又不到辛亥革命前的二分之一了。可以说，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工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都经历过了，但无法挽救失败结局，
（十）煤矿业
煤矿是清代兴起的矿业，我们曾考察过山东博山煤矿和北京西部煤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煤矿业有较快发展，工场手工业形式比较普遍了，而最大变化乃是新法采煤业的兴起。先是1878年起，清政府开办了几处新法采煤的煤矿，1900年后，许多大矿被外国资本掠取；1905年后，民族资本的新法煤矿也陆续出现。到1920年，新法采煤已达1，280万吨，而手工采煤只有700余万吨了。但是，无论是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经营的，在这些矿区，基本上都早已有民窑开采；可以说，我国新法开采的煤矿都是在原来手工采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样。
民族资本的，如山东峰县中兴煤矿、河南六河沟煤矿、江苏贾汪煤矿，都是商人集资，先用土法开采，经过改组，再开竖井，向新’法采煤过渡的。山西保晋煤矿，河北峰峰煤矿，是商人买下原来的土井多处，陆续添置机器，逐步加以改造而成新式煤矿的。这些都是大矿，它们多在当地绅商中募股，一些原来的窑主也就折价入股，变成新矿的股东。还有一些小矿，则多半是在原来工场手工业基础上，添募资金，设置一两台蒸汽吊车，或买上几具排水机，再陆续改造井筒，也就算是新法开采了。
官僚资本的煤矿，如河北开平、江西萍乡，是官方划定矿区，排挤掉民窑（或酌给代价），另由矿师勘探，新法开采。但这种新式矿也不是与原来的土井完全无关。这时的土井大者已可深达百米，雇工100人。他们具有一定的技术经验。在开平即有雇工1，000人的窑主。新法开采后，原来土井的劳动力变成新矿工人，原来土井的业主、管事也不少变成新矿的包工头。又如福州船政局，原采购台湾的民窑煤充轮船之用，后来它吞并一批民窑，购置机器，利用原来销售渠道和劳动力，组成大型的基隆煤矿。
外国资本控制的煤矿，都是原由中国资本开采的。如开平、漆州，原系官僚资本所办；抚顺、焦作，原系中国商人所办；本溪湖、阜新，原有较具规模的士法经营。所以，它们与民窑的关系，都不外上述两种情况。
同时，民窑也不是完全被代替。如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山东博山矿区，1904年被德国人占领，拟消灭原有民窑。但实际适得其反，民窑因铁路通车，其年产量由10万吨增为60万吨，三十年代更增为150万吨左右。并且向机械化过渡，1920年，已有30家用蒸汽吊车，5家用机械排水。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北京西郊煤矿也有类似情况。1919年，英国人侵入该矿区，用新法开采。而民窑仍能维持，并有中国资本的新法采煤矿窑出现，几经滔长，到解放初期还有5家。
在煤矿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是十分明显的。当然，那时所谓新法煤矿的机械化程度是很低的，即使在开深、抚顺等大矿，井下掘进和采煤也还都是手工劳动。
（十一）制瓷业
我国原是瓷器之国，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明清达于鼎盛时期。但据我们考察，由于业户分工过细，其资本主义萌芽反而甚为微弱，仅在大的坯户中略具工场手工业形式。鸦片战争后，虽有洋瓷进口，但所受影响不大。景德镇的制瓷业有所衰落，但资本主义关系则有发展，窑户也直接雇工，具有工场手工业性质了。1928年，有柴窑106座，工人2，226人；搓窑22座，工人507人。同时，在河北、湖南、山东、四川等省，都有新的瓷区兴起。这些地方的行业分工不象景德镇那样细，行帮势力不大，因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二十世纪初，有人组织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试用动力机械生产；以后四川、湖南也相继有机器制瓷厂开设。但终因机制瓷质量不及手工制品而屡开屡歇，未有多少成就。长期以来，我国制瓷业维持在手工业生产上，产值则达到1，000一2，000万元的水平。生产工序中，仍不少个体户，但总的是以工场手工业为主，并有不少是公司组织。
（十二）井盐、池盐、海盐业
四川井盐业是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中工场手工业规模最大、发展最完备的一个行业。鸦片战争后，继续发展，尤其是扩大了天然气的利用，生产成本大为降低。1853年，jil盐开始行销湖北、湖南，代替部分淮盐。年产量从鸦片战争前的3.5亿斤增至1900年左右的4.5亿斤（私盐增长更大）。1908年，资本家试行用蒸汽动力机汲卤，几经波折，于1915年才试车成功。车用燃煤，每车效率相当于200匹牲口，系国人自行设计，由汉阳和上海机器厂制造。到1927年，自贡地区各盐井基本上都已使用动力机汲卤了。
山西河东池盐，在归商人经营后，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但专买管制甚严，又由于滤沱河淤塞，池水面积缩小，嘉庆以后产量即趋减少。鸦片战争后，更无起色，大约仍只维持小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而已。
淮南盐场的商亭，支配小生产者，原有包买商的迹象。但是，由于海岸线东移，草荡改作农田，嘉庆以后，淮南盐场即形衰落。太平天国军兴，淮盐又失去华中市场，一厥不振。十九世纪末，沿海淤地改行排盐植棉，盐场日缩。1914年，国民党盐务署规定，淮南盐场每年递减二成，五年完全淘汰。
（十三）沙船运输业
我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原居世界领先地位，明清实行禁海政策，至十九世纪已落后于欧洲了。我们曾考察了上海沙船运输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而造船业未有详细资料。不过，鸦片战争前，在措海口岸已有商人经营的船坞厂，多为泥坞，大约已有工场手工业规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入我国沿海和内洞，外国轮船排挤我国的木帆船，远洋航运更全为外商垄断。外国资本在中国首先建立的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就是为他们的航运业服务的船舶修造厂，我国的造船业受到严重打击。以后，虽然有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和造船厂开办，但始终未能挽回航权。
然而，轮船业和新式造船厂的出现也不是与我国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完全无关的。第一家外国资本的船厂，即1845年在广州设立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中国的泥坞建立的。上海第一家外资船厂杜那普，最初也是用中国老式泥船坞。外商还常将机器、材料等由国外运来，在上海雇术工制造船壳，交由广东人开设的同成、保成等泥坞装配成船。造船用钉、错、链和船上铁具，则是由无锡入开设的船作承制。1910年，上海船作业已有工匠15，000人，”造诣益精，遂能与西人工匠竞选器械”【25】。
这种船作，在鸦片战争前原为沙船服务，多半还是仅带有学徒的个体户，其后便逐渐有了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其中有一家发昌，据说在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到1873年在《申报》广告上自称”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这大约就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专造大小轮船机器”，”兼造门市车床汽锤”（1877年广告）。到甲午战争前，上海已经有了9家民族资本的船舶修造厂，多半也是象发昌那样由工场手工业过渡而来，后来发展出制造小火轮的专业。外国轮船首先侵入我国海运，逐步排挤掉我国的海运业。但原来的海商资本也并非就此完结。李鸿章说：”各省在沪股商，或置轮船，或投资本，向各国装载货物，俱依附洋商名下。”又说：”近来华商附搭洋轮，亦有殷实沙户在内。”李鸿章创办的船轮招商局，大船商朱其昂就是发起人之一。而”朱守自家即有沙船，其亲友更多”【16】民族资本最大的厂注新机器造船厂是1905年朱志尧创办的。朱家就是处沙船世家，经营航运业有100年历史，并于咸丰年间开设沙船厂，”鸠工建造巨大帆舶，航行南北洋各大埠”。【27】一度甚为繁荣前资本主义萌芽的沙船业虽然衰落了，但是，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近代航运业或造船业中，都有沙船商的投资。
四、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
上面，我们论述这了明清以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圣于阶级斗争的影响，又考察了它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变化。这就可以看出，我这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对原业封建社会在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上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对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又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民展创立了社会条件，相当一部分近代工业就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它诮有的，正常的作用。另一方面，原业资本主义萌芽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即工场手工业和高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反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长期存在，许多普仿佛仍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这又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
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社会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准备了雇佣劳动的条件，并提供了熟练工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备。西欧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在长达250年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工场手工业把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然后，资本主义又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在俄国也是这样，列宁说：”如果没有工场手工业的长期培养工人，大机器工业在改革时期就不可能有这样迅速的发展”【28】。当西欧殖民主义者初踏上美洲、澳洲的广大土地时，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雇佣工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而不是雇佣工人。”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29】了。因而，在这种”反抗资本迁入”的地方，资本家只能求助于奴隶制，即使有大量移民涌入，”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30】。
在中国，并无这种情况。本书曾着重考察了我国雇工制度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但自由雇佣劳动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并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一来到中国，就遇到现成的劳动力市场。最早开办的外资船厂，立即找到技术高超的术工、铁工、冷作工、钳工，最难得的红铜工（早时船上管道、仪器均铜制，船壳则包铜皮），也由我国的铜锡器作坊和由著名的脱腊法培养出来的老师傅给解决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利用了中国工场手工业雇工的行帮组织，实行包工头制度，这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招工和管理问题。
早期我国近代工业发展最快的是茶厂、丝厂和纱厂，它们需要大量女工。在封建社会，妇女离家进是很大一个社会问题。最早出现工场手工业形式的丝织业，都是用男工的。不过，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早期的茶钱，是将茶发给女工回家去拣选，后来就雇女工入楼；茶厂揉茶、压卷，也雇用女工了。丝织业发展到账房时代，实际是所有的掉经娘、络纬娘都已是商人的雇工，领取工资了。1872年，陈启源在南海创设蒸汽缫丝厂，立即能雇到四、五百女工；上海的外商、华商丝厂也是这样。棉纺织业兴起后，在内地，如张之洞在汉口所办的布局，还经过一个男工阶段；在上海等口岸的纱厂，则很快就使用女工了。
在不需要多少技术的工业，象采矿业，如前所述，差不多都是原来工场手工业工人转为近代王人。在航运业、码头业、建筑业中也是这样。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工业的建立准备了市场和运输条件。前文屡经指出，长距离贩运和突破区域限制的大市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这对于近代工业来说，就更为重要。欧洲民族市场的形成，远洋舰队和海外市场的开拓，都是在产业革命之前，从经济上说是由工场手工业完成的。我们曾着重讨论了明清以来我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并观察到，差不多所有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它们的产品（有的尽管数量不大）都有长距离运销，以至出口海外。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内河商运路线约达5万公里，东西干线和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有近代的规模。沿水路的商业城镇和转运中心也大体完备了。这对于我国近代工业的建立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化，除了它殖民地的一面（如条约口岸的兴起）外，不过是以轮船代替部分木帆船而已。到二十世纪初，铁路网初步形成，才发生重要变化。
同时，我们也一再强调了我国国内市场的狭隘性和长距离运销的局限性。城乡交流数量有限，农衬还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市场结构是一种以粮换布为核心的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这种市场状况又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机器大工业，能够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到二十世纪初，我国原来的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商品流通量的首二位已为机制工业品所代替。但是，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连同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侵略，也还无力改变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封建地主制容纳商品经济充实了自己。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规定了的。但是，追溯其历史根源，也未尝不是明清数百年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不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始终密切结合的结果。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工业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和资本基础。前面，我们考察了原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各产业部门在鸦片战争后的变化。其中，除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继续缓慢地发展外，手工业方面大体有四种情况：
（1）陕西的术材采伐业、广东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业以及河东池盐、淮南海盐业均逐渐衰落，其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消沉。它们的衰落主要是由于老林伐尽、矿藏枯竭以及地理变迁等自然原因，这是无可奈何的，也是历史上常见的，毋庸讨论。
（2）踹坊、刨烟、木板印刷和沙船运输业，在鸦片战争后逐步被淘汰了。它们的被淘汰，主要是技术太落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法竞争，但就它们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也并非就此完结。踹坊、刨烟仍残存了80-90年；术版印刷部分地转入铅印、石印；而积累颇巨的沙船业的资本，则转入外商、洋务派、华商经营的轮船公司或造船厂。资本，尤其是较大的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不会涅灭的，为了利润，它总是在市场上找出路。
（3）制糖、金纸、染坊、治铁、铁器铸造业，这些行业也受到洋货和机制产品的打击，但是，由于市场扩大，它们都能维持下来，形成洋糖与土糖、洋纸与土纸、洋铁与土铁长期共存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行业中，原来的资本主义萌安大都有所发展，在市糖、冶铁、染坊中并有使用机器或机械动力的趋向。
（4）制茶、酿酒、榨油、丝织、制瓷、井盐、煤矿业，鸦片战争后，这些行业都有所发展，以至有较大的发展。并且，除酿酒业外，都有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明显趋势；除制瓷业外，都有一批近代工厂在原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其中萌芽较早的丝织业和四川井盐业最为典型。丝织业由包买商形式的账房转化为手工工场，又由手工工场转化出电机织绸厂。原来工场手工业规模较大的井盐业完全凭本身的积累和本国技术力量，实现了机械化。煤矿业是另一种典型，如前所说，无论是民族资本的、官僚资本的或是外国资本的近代煤矿，都是在原来民窑和工场手工业采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些就是由民窑直接过渡而来。
以上说的都是原来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还有许多传统的手工行业，在鸦片战争前没有、或者我们还无法证实它们有资本主义关系产生，而在鸦片战争后不同了。它们是若坊、磨坊、酱园、绿丝、轧花、织布、制革、制袭、毛笔、中药加工、木器、砖瓦、造船（木船）、铁矿、锡矿。这些行业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有些是在二十世纪初，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工场手工业，个别也有包买商形式。因为是发生在1840年以后，我们不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来讨论。实际上，它们正是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的、并且是在更大范围内的发展。这些行业中，也有著坊、磨坊、绿丝、轧花、织布、制草、砖瓦几个行业逐步采用了机器或机械动力，向机器工业过渡。
由此可见，说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后就夭折了，或发展中断了，即所谓”中断论”，是没有根据的确有一些行业夭折，那主要是由于自然原因，或技术太落后而被淘汰，其中又有的是转入或转投资于近代工业。大部分行业是继续发展的，或长期维持下来，其中又有三分之二逐步向机器工业过渡。若专就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形式，即工场手工业和包买商等形式说，则更是发展了，因为鸦片战争后，又有更多的传统手工行业出现这种形式。
说我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即所谓”外银论”，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资本主义。即使专就我国的近代工业而论，其中确有一部分是从国外移植来的，如纱厂、面粉厂、卷烟厂、钢铁厂以及水泥、酸碱、橡胶等工业；但也确有不少行业，如上面所说，是由我国原来的工场手工业或包买商形式过渡来的。还有些近代工业，可以说是二元的，即有移植的；也有过渡的。上面提到过的缕丝、织布、造船就是这样。又如上海早期的机器厂，外商和洋务派开设的几家可说是移植的，而华商的十家则全都是由原来的工场手工业过渡来的。汉阳著名的周恒顺机器厂也是从冶炉作坊过渡来的。还有一种，是土洋并存，这种最多，从食品、衣着、交通工具到日用品、医药都有。其中洋的一方，可以是移植的；土的一方，则都是由工场手工业或包买主形式发展成为较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前面曾提到，第一家外国资本的近代工业、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都是在我国原有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实，第一家官僚资本的近代工业，即曾国藩所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最初也是个工场手工业，然后过渡为机器制造。
还有一种情况，是从国外引进工艺技艺，但是用手工制造，顶多采用一些手工机械。如织袜、毛巾、手帕、制皂、制药（西药）、火柴、日用化工、电池、油漆、搪瓷等。它们中有个体生产的，但主要是采取手工业形式，也有实行放机，即包买商形式。又有一些是由于国外市场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如抽纱、草帽、发网、鸽砂、猪棕、肠衣等。它们多是利用家庭劳动，采取包买商形式，也有些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都是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新手工业，若说是”移植”，那也和早年引进棉花、烟草、番薯一样，移植在中国。这些新手工业中，后来也有一部分过渡为近代工业。
这些新手工业，与我国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无直接关系，但是，它们扩大了我国手工业的范围，特别是加强了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方面的，或者说相反方面的作用。这就是，原来资本主义萌芽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在鸦片战争后，反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不仅许多传统手工业继续发展出工场手工业或包买商，一些从外国引进的新工业，包括一些本来应用机器生产的，也变成了工场手工业或包买商。在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工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多大比重，还无法估计，不过，其量甚微，是可以略而不计的。鸦片战争后，就不能这样了。有人估计，在抗日战争前的制造工业中，工场手工业的产值达29.5亿元，而近代工厂的产值不过28.6亿元【31】。我们考察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如果不计工场手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8%，加上工场手工业，就占56.8%了。在采矿业中更是这样，到抗日战争前，差不多全部土法采矿都有了工场手工业性质，个体户也多半置于包买商支配下了。因此，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已成过去，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却日益重要，尤其是在考察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
这种情况自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经济落后所造成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但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它也未尝不是明清以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结果。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就受到外力干扰，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从资本主义发层规律来说，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萌芽再现，也可说是一种历史的补课。
注释：
【1】《明夷待访录》，原君。
【2】《明夷待访录》，《财计》。
【3】《黄书》大正第六。
【4】《潜书、存言、善施》。
【5】《陆彦若所著书序》《明良论一》载《龚自珍全集》，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6】《海运全案序机复魏制府询海运书》《淮北票盐志叙》，载《魏源集》上册。
【7】《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8】《诗广传》卷二。
【9】《原善》《戴民遗书》。
【10】《与某书》《戴民遗书》。
【11】《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12】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
【13】钱泳：《履园丛话》在七。
【14】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
【15】明《神宗实录》眷三四九，万历二十八年七月甲寅王德完奏。
【16】乾隆《椭安府志》卷三十四。
【17】中国人民主学清史研究所等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1979年版，第548页。
【18】光绪《广州府志》卷八十，光绪《清远县志》卷十二。
【19】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
【20】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七画第六册。
【21】兰 外史：《靖逆记》卷四。
【22】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1979年版，第520-525页。
【23】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队1981年版，第64-65、69-70页。
【24】本目所述变化情况将详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虫》第二卷有关各业章节，这里不再一一注明资料来源。
【25】苏松太兵备道蔡示，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13页。
【26】李鸿章：《复何筱宋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
【27】朱信生：《经历自述》，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139页。
【28】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列宁全集》第3卷第387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833、839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837、创页。
【31】丁世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载《南开学报》1979年第4期。
（全书完）
载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