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量器和量法——读书随录之二

　　升斗斛石，是我国量器的传统名称和计量单位，大体10升为斗，5斗为斛，2斛为石。升以下还有合、勺、撮、秒、圭、粟，等等。它们亦多以十进位。

　　量器的应用，一般只限于粮食等农产品的计量，然而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影响还是非常广泛的。当时，封建国家的课税，地主的租粮，以及民间粜籴等，差不多均以量器为准(用衡器的只占少数)。尽管量器的名称及其量法，在我国各个朝代都基本相同，但具体到计量大小，却存在着不少差异，而且即使是同一个朝代，在不同地区间，也差别很大。下面我们以清代为例，从横向方面来看一看我国量器计量中的复杂情况。

仓斗和市斗

　　清朝政府自顺治初年起，就十分注意统一量器标准，分别由户部、工部颁发斗斛格式。

　　顺治五年(1648)定：“户部较准斛式，照式造成，发坐粮厅收粮。”又定：“工部铸铁斛二张，一存户部，一发仓场侍郎，再造木斛十二张，颁发各省。”十二年，户部向朝廷题准：“较准仓斛容积之数，铸造铁斛，存户部备式，颁发仓场侍郎、漕运总督、直省布政司各一。”然后又由“布政使照式转发粮道各仓官较准收粮”。到康熙六年(1667)，清朝政府又重申：凡“征收漕粮，务遵顺治十二年部颁铁斛。”[1]这种由政府颁定的升斗斛石，主要是为了征收赋税、漕粮，是清朝政府统一税制的一个重要步骤，通常所称的仓斗、仓石，就是指此而言。据《清会典》记载：户部颁定的斛式是：“形方，升积三十一寸六百分，面底方四寸。深一寸九分七厘五毫。”按：清制部定尺相当于今天公制的32厘米。据此推算实际容积应为：4×4×1．975 X(3．2)3=1035．469立方厘米[2]。

　　仓斗仓斛以外还有洪斛，洪斛亦作红斛。《户部则例》：“坐粮厅收税粮米俱用红斛，进京仓红斛每石较仓斛大二斗五升，进通仓红斛每石较仓斛大一斗七升。”[3]又据光绪《清会典》的记载：仓斛和洪斛的比例是，  “户部仓斛十二斗五升为洪斛十斗，仓斛十斗为洪斛八斗。”洪斛只用于收兑漕粮，行施面窄，对人们的影响也不大。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朝政府改定新章，取消正兑、改兑各耗米，一律按仓斛收兑漕粮，洪斛实际上就取消了。

　　封建国家虽然颁定统一的量器，但民间粜籴却并不通行，各地几乎多有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习惯所说的市斗或市石。乾隆《武乡县志》载杜师周《与邑候请复升斗旧制书》：“夫升斗之制，惟京仓斗天下通行，较若画一。至市集所用，虽有十三升之通例，而各处风土迥不得同。不必远论也，即如附近邻邑榆社为十六京升斗，襄垣为十二京升零七合斗，惟沁州、武乡俱为十二京升零四合斗。”[4]其实同一个县份也存在很多差别，紧邻福建的浙江泰顺县，“凡仓储出入惟常平仓用斛。……民间有升无斛，升亦惟近城用之，北乡俱用小方斗，较官升有二升者，有升六七合者。东南各乡均用圆木斗，每斗较官升四升，米不及斗者用小竹筒量之，谓之除十为一斗，然大小不能划一”[5]。至于南北大地区之间的差别，更不用说了。康熙十年(1671)，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文然在《请开海运以备荒疏》中说：“臣闻山东东府地方，所产大小米麦、黄豆等项，旧日多至胶州等处，舟运至淮安之庙湾口，沿海边行，风顺二三日可达，商船往来，终年络绎。自禁海以后，粮食陈积应多，闻其斗较淮为大，价较淮为贱，若动官帑采买转运，以备赈饥之用。”[6]从姚文然的奏疏中，可以看到，山东的量斗和两淮地区的量斗，其大小就明显不同。

　　由于斗石的大小不一，有时连称呼也不相同。广西博白县除有官斗(即仓斗)、民斗(即市斗)外，还有大斗[7]。南京有河斛。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近郭者碾米以人市，其聚处谓之行，皆在聚宝门外，或泊米船，河不入行，行人径与量，概升斗最准，曰河斛。”[8]在东北关外又有关东斗、金斗，等等。

　　那么这种不同的民间斗量，其大小比例究竟怎样?前引《武乡县志》谈到市斗和仓斗的比例是：榆社，1：1．6；襄垣，1：1．27；沁州、武乡，1：1．24。泰顺县也有1：1．6、1：1．7及1：2和1：4等区别。不过从我们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市斗几乎都大于仓斗，而且多数在一比二上下，即仓斗为一，市斗是二或稍小稍大。

　　市斗和仓斗为一与二之比的如：四川彭县，“市斗”每斗相当于“部颁嘉量得二斗”[9]。湖南古丈厅(今古丈县)，  “场斛较常平仓官斛大一倍”[10]。陕西洵阳县，市斗较仓斗大“一倍有奇”[11]。洋县市斗也称乡斗，乡斗一石当京斗二石[12]。同治《宜昌府志》载有：  “包谷……每市斗价值四十文，较官斗仅值二十文。”[13]据此推算，每市斗也等于2官斗。

　　雍正五年(1727)五月，浙江总督李卫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川省市斗，……每石较浙省仓斛合二石三斗有零。”[14]这样，每市斗就合仓斗2斗3升，超过一与二之比。又，四川《东乡县志》记载光绪时，该县社仓存谷情况：“共市斗积谷六千二百一十七石五斗六升”，“合仓斗谷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七石二斗五升。”[15]大致工市斗合仓斗2斗4升4合零，虽略超过李卫所报量，但差距不多。直隶怀柔县，“粜籴豆米用大斗，以仓斗计之，二斗五升为一斗”[16]，又较大于东乡县的标准。陈世元在《金薯传习录·管见种薯八利》中谈到：“查西北省各州县，凡膏腴上地，更际丰年，每亩收谷子一大担，计官斗三十余斗，连桴不满五百斤。”这就是说，当地粮1石等于官石3石。江西袁州府“乡斗与官斗有所不同”。据说“因明初伪将欧祥归附之时，投献册籍，误以三升之乡斗报作官斗之十升”，故此相沿成习[17]。这样1市斗折合仓斗3斗3升零．比陈世元所说西北地区的斗还大。四川太平县，“各市斗量不一，其大甲于川东，大者斗米六十碗，约重六十五斤，次八十碗、七十碗、六十碗为止”[18]。依照清朝政府的规定，漕粮“白粮以一包为一石，以一百六十斤为一包”[19]。这里说的1石，也就是1仓石，这样太平县市斗与仓斗的比例就是1：4．l，1：3．6，1：3．15和2：2．7。

　　在市斗与仓斗的比例中，小于2斗的情况也不少。陕西潼关自明以来，政府一直以“仓斗比市斗减三升”定制征收田粮，即每工仓斗抵市斗7升[20]。贵州黎平府，“市斗准仓斗一斗五升”[21]，即一与一点五之比。邻近黎平府的黄平州，“斗米较他处重二三斤”[22]。据载：清代黄平州常平仓共贮谷300京石，合当地市斗172石4斗，那么每京斗相当于仓斗1斗7升3合零。该州除京斗、市斗外，还有一种叫牛租斗的，大概是农民种地借贷买牛，或地主以耕牛交佃农使用，然后以地租形式偿还时所用量斗。“牛租斗扣合本城市斗每斗只合九升”[23]。牛租斗虽小于当地通用市斗，但比仓斗还是要大得多，大致每牛租斗合仓斗1斗5升6合。

　　云南石屏州耤田租“原租七石五斗，折京斗租一十石”[24]，每市斗约当京斗1斗3升3合零。据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盖屋县征信册的记载，京斗与仓斗也有区别，“本色粮原以京斗征收，而奏销则准诸仓斗。每京斗一石折成仓斗(一名仓市斗)正粮七斗”[25]。就一般而言，仓斗与京斗是相通的，盖厔县记录的京斗和仓斗的比例，究竟属于当地的习惯，还是具有较广的范围，我们还没有找到别的证据，只好暂且存疑，留待将来再说了。

关东斗以及其他各种量器

　　在东北关外地区，通用关东斗，据《清会典》记载，关东斗与仓斗的比例是：“仓斛十斗为关东斗五斗”，也是一与二之比。宣统《新民府志》中记有高粱与豆麦类等农产品每石的重量：高粱石重310斤，豆类石重350斤，麦类石重360斤，杂粮石重350斤”[26]。由于各类农产品轻重不一，所以同样1石粮食，就有310斤到360斤之间的差异。按照清朝政府的定制，每1仓石是160斤，用关东石计量就是320斤。在通常情就下每石大米稍重于豆类，与麦类大致相等，若以此数与《新民府志》的记载作比较，就会发现，关东斗的实际容积大大超过320斤。乾隆四十五年(1780)底，一艘持江苏元和县(今苏州市)照票的商船到辽东购买黄豆，归途中，因遭遇飓风，漂流到朝鲜罗州大黑山地方，朝鲜政府在询问该商人时，其中谈到关东斗的问题。据商人说：“关东斗到江南卸量一石，足为二石二五斗。”[27]又，林佶在《全辽备考》中亦言：  “凡一石可当通州仓二石五斗”[28]，这可与《新民府志》的记载大体吻合起来。因此，关东斗与仓的比例，实际上应该是1：2．5，而不是《清会典》说的1：2。

　　金斗又作斤斗，也是关外地区使用的量器。据《清文总汇》的解释：“金斗乃一斗八升为一金斗。量粮食之器与斗同。”后面说到的1斗8升，当系仓斗，也就是金斗1斗抵仓斗1斗8升，较之关东斗要小多了。金斗一般行于盛京官庄和向旗下人发放月粮，民间似乎并不通行。

　　在闽西、赣南一带，人们习惯用桶、箩、碗作量器。道光《赣州府志》引康熙张志：“凡米谷用斛用斗，此间用桶用箩，笼南或用碗。”[29]依照瑞金县的标准，“乡桶每桶三斗六升，三桶为一石，合之得十八升，较之官桶虽多八升，但乡斗止八升三合，计每石实少一斗七升，加以所余八升，作六升六合，实应补官桶一斗零”[30]。福建宁化县，“以二十升为一桶，曰租桶，及粜则桶一十六升，曰衙桶，相沿为例”[31]。另外，在广东也有以箩计量的[32]。云南蒙自一带，各以甬、尔为制，大体“一尔当斗量二斗五升谓之甬，四甬谓之尔”[33]。

　　西藏以及川西、滇西北的藏族地区，通常用克和批为量器单位，克相当于斗，批等于升。四川巴塘：“藏俗出入粮食，向用克(斗也)、用批(升也)，然民间以二十批为一克，巴台[34]收发旧克则或二十批、二十四、五不等，现在[35]颁发官斗，每斗容蛮批二十五批，每升容蛮批二批。”[36]在西藏，还常常以筒碗计量，如“查绒辖边隘，与廓尔喀地界相连，……边地百姓每年赋纳反为繁重，因谕以达赖喇嘛慈悲，将该处百姓每年应交大米，头等百姓止准交米三筒，二等者止准交米二筒，三等者止准交米一筒……其例外应交皮张、糖蜂糖等项永行豁免。”[37]又如：“凡巴勒布商民运米在边界售买者，每米一包抽取一木碗。”[38]川西的炉霍屯，又用袋和桶，“每袋六桶，每桶九斤、十斤不等”[39]。

　　在新疆维族地区，民间交易没有固定的量器，“粮谷少者以回帽量，多者以他噶尔计算。他噶尔者，小布袋也，大者为帕他玛”。[40]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定边将军兆惠奉旨办理喀什噶尔等城事宜，曾给朝廷上奏疏，其中说到：“查回人一帕特玛准官石四斗五升，一噶尔布尔准官石五斗。”[41]帕特玛即帕他玛，系同一物音译时书写不同之故．它们虽然只是一种布口袋，但因相沿成习，成为人们通用的计量标准了。

地主收租用的租斗

　　在各地的升斗量器中，标准最不一致的莫过于地主收租用的租斗斛。像广东各州县地主，  “租斗之大小，皆随田土之肥瘠，田价之多寡而定”，  “有较官斗加一二者，亦有加四加五者”[42]。康熙《惠州府志》说：“惠人租斗有加一加二至加五六者，皆其初量田所出定之，不知所始矣。”[43]

　　福建泉州一带，“故多巨族豪奴收佃租，往往重大斗量”[44]。兴化府莆田县租斗较一般通用升斗加一加二到三不等[45]。宁化县每租斗竟加至四成半，而外粜时比租斗少三分之一[46]。浙江湖州地区，“收租斛视常有加三升者，其俗大率收租极大，……粜冬米极小”[47]。1963年夏秋，我们去山东曲阜搜集孔府资料，发现这家贵族地主收藏的斗斛中，几乎各个田庄都有规定的租斛，如张阳庄佃户缴租用张阳庄租斗，美化庄用美化庄租斗，城西大庄用大庄租斗等等。

　　地主自行制定量器，目的当然是为了加重剥削，因此它必然要引起佃农们的强烈反对。江苏奉贤县白沙乡一家大户，“尝私营巨斛受租”，结果使“佃人皆饮恨”[48]。福建的农民还因此发动武装起义。  

　　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闽西“清流县因主佃混争，聚众激变，县官谕散，定为租斗”[49]。宁化县民黄通，更明确提出“较桶之说”，要求废除原二十四五升为桶的租斛，“凡纳租皆以十六升之桶为率”，其他如“移耕、冬牲、豆棵、送仓诸例皆罢”[50]。康熙十三年(1674)，上杭县农民乘三藩叛乱之机，亦起而“私设小斗，强抑田主”[51]。三十二年，宁化县农民又聚众起事，他们在罗七禾的领导下，  “称长关令”，实行“校斗减租”[52]。

　　农民反对大斗大斛，是反抗地主剥削的一种斗争形式，但由此亦可看到我国度量衡制度的复杂和混乱。

　　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廷曾下诏谕说：“朕见直隶各省民间所用戥秤，虽轻重稍殊，尚不甚相悬绝，惟斗斛大小迥然各别，不独各省不同，即一县之内市城乡村，亦不相等，此皆牙侩评价之人希图牟利之所致也。……嗣后直省斗斛大小作何划一，其升斗式样底面一律平准以杜弊端。至盛京金石、金斗，关东斗，亦应一并划一。”经各部院大臣的议定：“直省府州县市廛镇店马头乡村民人所用之斛，均令照户部原颁铁斛之式，其升斗亦照户部仓斗仓升式样，底面一律平准，盛京金石、金斗，关东斗，皆停其使用，铸造铁斗三十，铁升三十，发盛京户部、顺天府五城，仓场、直隶、各省各巡抚，令转发宁古塔、黑龙江等处及各布政使司粮道府州县仓官，通行晓谕地方民人，一例遵行。”[53]话虽如此，实际上却很难行施，因为直到民国时期，人们见到各地的量器，还常常是五花八门，标准不一。

注释：

[1]光绪《清会典事例》卷一八○，《户部》，《量权》，《升斗斛》。

[2]国家计量总局主编：《中国古代变量衡图集》图版说明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3]咸丰年校定《户部则例》卷二○，《漕运》，《进仓验耗》。

[4]杜师周：乾隆《武乡县志》卷之五，《艺文》上。

[5]林鹗：光绪《分疆录》卷之三《舆地》下，《风俗》，《器用》。

[6] 《皇清奏议》卷一八。

[7]任士谦：道光《博白县志》卷五，《建置》，《津渡》。

[8] 《金陵物产风土志》，《本境物品考》，见《金陵琐志》五种。

[9]沈致极：光绪《重修彭县志》卷三，《田功志》。

[10]董鸿勋：光绪《古丈厅志》卷一一，《农产分志》，《田谷之价值借贷》。

[11]邓梦琴：同治《洵阳县志》卷一一，《物产》。

[12]张鹏翼：光绪《洋县志》卷四，《食货志》。

[13]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一六，《杂载》。

[14] (台)“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1978年，19页。

[15]如柏“光绪《东乡县志》卷五，《赋役志》，《社仓》。

[16]吴景果：康熙《怀柔县新志》卷四，《杂缀》。

[17]蔡士英：《抚江集》卷六，《请汰浮粮以苏民困疏》。

[18]杨汝偕：光绪《太平县志》卷三，《舆地志》，《风俗》，《权量》。

[19]光绪《清会典》卷二五，《户部》，《仓场侍郎衙门》。

[20]杨瑞本：康熙《潼关志》卷上，《田赋》第四《土产》附。

[21]爱必达：《黔南识略》卷二一。

[22]李承栋：民国《黄平县志》卷三，《方舆志》，《气候》。

[23]李承栋：民国《黄平县志》卷一九，《食货志》上，《积贮》，《常平仓》。

[24]管学宣：乾隆《石屏州志》卷三《赋役志》，《官庄》。

[25]庞中文：民国《盩厘县志》卷三，《田赋》第三。

[26]管风和：宣统《新民府志》，《实业》，《商务》。又牛尔裕：民国《双山县乡土志》亦有同样记载：“小麦四百七十斤为一石，大麦三百五十斤为一石，荞麦三目二十斤为一石，秫米四百一十斤为一石，苞米四百五十斤为一石，小豆五百一十斤为一石，黄豆四百八十斤为一石，芝麻五百三十斤为一石，黍子四百五十斤为一石。”总的说来，双山县的石重似乎都要超过新民府，这里除了量器的缘故，也不排除衡器方面差别，有关原因尚待研究。

[2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中华书局，1980年，11册4704页。

[28] 《全辽备考》下，《地亩》，见《辽海丛书》本。

[29]张观酉：道光《赣州府志》卷二。卷，《舆地志》，《风俗》。

[30]张国英：同治《瑞金县志》卷一六，《杂志》《兵寇》。

[31]祝文郁：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32]阮元辑：《学海堂二集》卷一九，《南岭劝耕诗》，吴宗汉诗第三首。

[33]李焜：乾隆《蒙自县志》卷二，《风俗》。

[34]指清朝政府设在那里的台站。

[35]指光绪末。

[36]段鹏瑞：宣统《巴盐塘井乡土志》下编，《量衡》。

[37] 《卫藏通志》卷一四下，《抚恤》下。

[38] 《卫藏通志》卷一一，《贸易》。

[39]李之珂：光绪《炉霍屯志略》，《地土粮种》。

[40]椿园氏：《西域闻见录》卷七。

[41]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五，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

[42]李文垣；光绪《清远县志》卷首。

[43]吕应奎：康熙《惠州府志》卷五，《郡事》。

[44]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一四，《恩进士仲玉庄公继配陈氏孺的人合葬墓志铭》。

[45]陈鸿：《清初莆变小乘》，转引自《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66页。

[46]祝文郁：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47] 《吴兴掌故事》卷一二。

[48]张文虎：光绪《奉贤县志》卷二○，《杂志》，《遗事》。

[49] 《思文大记》卷五，见《痛史》本。

[50]李世熊：《寇变记》，见《清史资料》第一辑，34页。

[51]顾人骥：乾隆《上杭县志》卷一二，《杂志》。

[52]孙尔准等：同治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四三《国朝宦绩》，  《宁化县佐王浩》。

[53]光绪炙清会典事例》卷一八○，《户部》，《量权》，《升斗斛》。

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选自《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