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 客户：租地租牛而耕的佃农——《中国家庭史》第三卷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章 “户”与家庭经济阶层
第三节 客户：租地租牛而耕的佃农
宋代的客户从官府征派税役的角度而言，是无资产无赋税负担的民户；从租佃关系看则大都属于佃农雇农，以至于有“佃客”连称的习惯。佃农，自战国秦汉以来就是指“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自己没有土地，需要租地而耕的农民。[1]在宋代，他们在租地的同时又加上了租牛，以至于当时称“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谓之客户”，[2]租牛还被排在了租地的前面。这是因为，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大土地所有者继续兼并大量的田地，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这些人手中，耕牛以及犁耙、籽种乃至庐舍都成了出租的东西，都介入了租佃关系之中，那些佃农客户家庭越来越缺少这些生产资料，沦落到了“室庐之备，耕稼之资，刍粮之费，百无一有”的境地。[3]他们“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借谷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4]因此耕牛出租就成了宋代租佃关系的重要特征，成了影响佃农客户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由于有关论著对宋代土地出租的论述已经很多，我们主要从耕牛出租方面作些考察。
佃农客户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候，可以租用官府的牛，也可以租私家地主的牛。租用官府的牛主要是在灾荒的时候，如果流民返乡定居垦耕荒田，“其乏种粮耕牛者，司农司以官钱给借”，贷款去买牛，也等于是租牛。[5]南宋初年战乱刚刚平息，有人建议“诸路州县将寄养官牛权那（挪？）一半，许阙牛人户租赁。依本乡原则合纳牛租，以十分为率量减二分”。[6]所说的“本乡原则”就是指的各地民间租牛的办法，大约少收20％的税。有的时候规定“营田户给牛，岁输米四斛”；“每一耕牛纳课一十硕”[7]，都是讲的官牛的出租。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租用官牛的比较少，多数都是租用私家地主的耕牛。
租用私家地主的耕牛，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客户家庭中的男劳力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地主的私庄中去集中耕作。宋代有很多富豪地主置办的大田庄，有时候称作“庄园”，但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不同，不是领主制下的庄园，而是一种租佃关系的组织形式。苏洵描述过一个这样的田庄：
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招募浮客分散其中，鞭笞驱使，视以奴仆。（主人）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一人敢违其节制以嬉。[8]
这里虽然没有提到租用耕牛，但我们可以想见，这些被视为奴仆的“浮客”们集中在这里耕作，必然是因为家中一无所有，不仅土地、耕牛，甚至连籽种、庐舍都没有。在这种田庄中，“浮客”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但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劳作正是为了养活家人。只是他们的家庭已经没有了生产职能，只有生活和生育两个职能了。据欧阳修说，在宋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南方，有些田庄“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其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9]这三种类型的客户都有自己的家庭，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举家去地主的田庄耕作和“侨居”；按租牛的方式看，第一和第三种都是租用地主家的牛，而且第三种还要集中在地主家的田庄里耕作，赁房住在田庄中，与上述苏洵讲的情况相同。这些没有任何生产资料，集中在地主家的田庄中劳作、居住的客户类似于雇工，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浮客是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大，可以在本乡本土，也可以去别的州县；即使在本乡本土，也不一定总是在一个地主家，可以随时更换地方。这些特征正是由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形成的，按照一般人的习惯，自己有土地的会租牛而耕，不会到别人的田庄里集中耕作；自己有牛而没地的也可以租地而耕，很少有人会牵着自家的牛去别人的田庄里干活；集中耕作的浮客必然是既缺地又缺牛，甚至连一般的生活资料也不具备的最贫穷的乡村家庭。
二是分散出租。除了集中在地主家田庄中耕作的浮客，租用私人地主家的耕牛大都采用分散的方式。北宋初年官府为了促进川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劝农民们开垦荒田，曾经让“土豪之忠义者，有愿自备费用，自治农器，自办耕牛，自用土人，各随便利”，[10]这中间有集中方式，更多的是富人出租耕牛让当地人分散开垦。关于私牛租额的记载，也多是讲分散出租的情况（详下）。王祯曾批评劝农官说，“牛为农本而不加劝，以致生不滋盛，价失廉平。田野小民岁多租赁，以救目前”，[11]虽然讲的是元朝的情况，其实在这方面宋元是一体化的。由于出租耕牛获利较多，还有一些商人专门营办租牛业务，这些商人虽然有土地，但养牛出租获利更大，通常不集中管理耕垦，多是分散出租经营。一些城镇中的“牛行”本来是负责耕牛的买卖交易的，也间或涉足出租业务。官府为了使地无遗力，让乡村的贫穷家庭能够安居下来，不外出流亡，也支持地主以及商人们出租耕牛。
宋代私家出租耕牛多是按分成方式收取牛租，而且把地租和牛租分开计算，一并征收。北宋中期陈舜俞说，湖州地区的客户家庭“以乐岁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耕器者取其一，而仅食其一”，[12]牛租额为五分之。北宋末年洪迈说鄱阳地区的情况是，“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13]牛租额为十分之一。南宋王炎说婺源地区的佃农客户“有牛具粮种者，主客四六分……无牛具粮种者，则又减一分矣”，[14]牛租额也是十分之一。还有北宋时期广德军一个寺院曾经把化缘得来的耕牛出租，让租牛者“每岁一牛输绢一匹”，[15]按米绢比例折算，比通常的牛租额小得多，属于比较特殊的“善行”。总的看来，私人地主出租耕牛的牛租额为十分之一，与土地、农具、籽种及饲料合计，[16]要占去总收获量的六成至八成，具体耕作的客户家庭只能得到二到四成的收获。
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和判断一下客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在租牛而耕的情况下，一个客户家庭至少需要租地租牛各多少才能维持正常生活呢？客户家庭与普通农户一样，也是以“三代五口”为通常的家庭结构和规模，而且比较平均。按宋代闹灾荒时的赈济资料来看，最低标准的日食用粮数为成人2升（折米1升，合今1.3市斤），则这种五口之家每天食用10升，全年共需要36石。牛租加田租达到六成到八成，且以七成为中，客户家能得到收获总量的三成。按宋代亩产2石为率，这种五口之家的最低租地必要限量为：
这里只记吃饭一项，加上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衣用、籽种以及饲料，客户家庭在负担地租牛租的情况下，必须租种60亩地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五六十亩也正是一头牛的耕地限量。[17]也就是说，通常五口之家的客户必须租用一头牛，至少租50亩地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
反之，同样一个客户家庭如果不租赁耕牛，只用人力去租地耕种，就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北宋在缺牛的地方推广“踏犁”的时候提到“凡四五具可以比牛一具”[18]，这种“踏犁”算不上很先进的工具，一个人骑在上面边踩边耕作，靠的是人力，由此可以知道一个男劳动力的耕地限量为l0亩左右。在五口之家中除去妇女老幼，按两个男劳动力计算，可以租地20亩，收获40石，交五成地租后剩20石，只够全家食用粮食的三分之二，显然是不行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客户家庭中的丁壮应役的情况，因为在宋代客户无田产不缴纳官府的赋税，但要按丁服徭役，如果一个人去服徭役，只剩一个人耕种的时候效率会降低一半以上，如果在农忙季节中征发，一季甚至一年的产量都会受影响，不仅口粮，交地租都成问题。如果租用一头牛，即使有一个人在农忙的时候去应役，影响也就小得多了，况且还有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壮劳力的家庭呢。所以，“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19]在租地的同时这些没耕牛的家庭会尽量租牛而耕的。
在以往的宋代租佃关系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客户大多数沦为佃农的问题，但是传统的佃农的概念只是租地而耕缴地租，很少注意到同时租牛而耕缴牛租的情况。其实，宋代的佃农客户家庭大都是一无所有的，不只是土地和耕牛，甚至连一般的农具和籽种都靠租赁，把租地之外的租佃农关系内容考虑进去，才会对宋代佃农客户阶层的家庭经济状况有一个真切的认识。
我曾经把《长编》中每隔三年（闰年）岁末所记录的全国的客户户数，和《元丰九域志》所记的元丰年间各路的客户户数详细统计了一下，制成了纵横两个示意图：
可以直观地看到，在北宋时期这种客户家庭已经占了乡村民户的三分之一以上，南宋时期有增无减，连官方户籍也将主户客户分别统计，而且赋予了“客户”与唐以前完全不同的含义，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阶层了。
注释：
[1]《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2]石介：《徂徕集·录微者言》。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
[4]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00《劝农文》。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
[6]《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九。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一四。
[8]《嘉祐集》卷五《田制》。
[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十《原弊》。
[10]《宋会耍辑稿·食货》二之一八。
[11]王祯：《农书》卷一二《牛》。
[12]陈舜俞：《都官集》卷二《原生》。
[13]洪迈：《容斋随笔》卷四《牛米》。
[14]王炎：《双溪集》卷一《上林鄂州书》。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二。
[16]不论租用多长时间，在租用期间都由客户家饲养，草料费用实际上是牛租附加部分。
[17]参见邢铁：《宋代的耕牛出租与客户地位》，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附带说一下，近代北方乡间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说法，如果按照宋代的标准，过上温饱日子应该是“五十亩地一头牛”。按唐代均田制下的授田标准，每家两个丁受永业田40亩，再加上少量的口分田，也是50亩左右。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
[19]《陆游集》卷三一《牛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