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一、概述
（一）著作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出版的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著作大致如下：
综合性教材：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历史地理学理论：吴宏岐《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暨南大学出版社）。地理学思想史：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区域地理：肖忠纯《辽宁历史地理》（吉林大学出版社），许桂香《岭南服饰历史文化地理》（民族出版社），李健才、张余胜《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王颈《西域南海史地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伟兵主编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东方出版中心）是2008年8月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集。历史城市地理：李令福《秦都咸阳》（西安出版社），王社教《汉长安城》（西安出版社），肖爱玲等《隋唐长安城》（西安出版社），朱士光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陈倩《北京历史地理与古代都城文献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王震中《商代都邑》（《商代史》第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地名以及地名学：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人民出版社），孙冬虎《北京地名发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吴宝良《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环境变迁：何彤慧、王乃昂《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人民出版社），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古代地图：喻沧、廖克《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王逸民《1609中国古地图集：（三才图会·地理卷）导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刘迎胜《（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专题和断代研究：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史》第十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立新《海洋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黄义军《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郭声波《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四川大学出版社）。
译著：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阿瑟·德·卡尔·索尔比（Arthur De C．Sowerby）著，c．H．切普梅尔编，史红帅译《穿越陕甘：1908–1909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此外，出版的论文集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研究（3）》（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二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个人文集有：侯仁之著《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晏昌贵《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商务印书馆），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周振鹤《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葛剑雄《人在时空之间》（中华书局）。
（二）学术会议
2010年，历史地理方面主要的会议有：
5月15日至l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举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时空进程”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要涉及“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时空进程”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两大主题。
7月31日至8月2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地学史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代表发表了中国古地图、中国地学研究团体和教育机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生平、古代地理观念等地学史传统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10月23日至24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了“前现代中国的治边实践与边陲的社会历史变迁”学术研讨会，会议报告主要涉及历史时期的治边政策、边界形态、边城发展、边民社会生活以及边区自然环境变迁等诸多领域，其地域涉及东北、西北、西南以及东南沿海等边疆民族地区。
10月29日至30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在安徽省芜湖市联合举办了“明清长江下游人文地理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清代地理专题研究”、“985工程”创新基地重大项目“长三角城镇体系研究”等涉及到的苏浙沪皖赣长江下游地区明清以来的城市、村镇、经济、社会、商业、文化及水环境状况进行了研讨。
10月29日至31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本年度基地年会——“西北地区人地关系演变与历史地理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11月6日至7日，受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托，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承办的“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会研讨会”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等海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共130多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与会者就广西历史地理、边疆开发与环境变迁、考古新发现与历史地理研究、边疆城镇地理与地域社会研究、GIS与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图学、历史医学地理、旅游地理等主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此外，8月21日至27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了2010年暑期历史地理前沿研修班，此次研修班的主题是“GIS与历史地理研究”，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共12位专家学者讲座授课或主持讨论，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余位博硕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了学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历史地理前沿方法的培训班，对于我国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论文
本人翻阅的2010年度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论文300篇左右，当然这一数字肯定并不全面，其中值得注意的论文有：
张鑫敏、侯杨方《（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清史研究》第1期）以江南为例，分析了三版《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及构建过程，认为在纂修《一统志》时“原额人丁”的涵义复杂，定义不一，没有统一标准，并进一步提出“清朝官修志书中的数据存在着很多错误，只有在搜集和掌握清代较完整的资料——包括档案（赋役全书、咨文、人丁编审题本及黄册）、志书（地方志、一统志）、政书（清三通、会典）、史书（清实录）——的基础上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完整地复原清代‘原额人丁’及其他统计数据被建构的完整过程及其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不能对这些史料中的人丁及其他数据直接、简单地引用、利用，否则只会造成新的、更大的混乱和错误”。这篇论文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我们传统认为的总志的史料可靠性要高于地方志的“迷信”，实际上所有的史料都是建构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客观”、“准确”的史料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使用史料时应考虑并复原史料的形成过程。当然对于很多具体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对于史料（包括文字史料和图像、古地图）形成过程的解读与复原应当作为今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此外侯杨方《中国家庭与户的规模及结构（1910一1953年）》（《历史地理研究（3）》）也是近年来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方面创新性的研究。
容天伟、汪前进《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l期）虽然是一篇研究综述，但该文最后部分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评述却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关于《禹贡》的成书时代争议……许多学者从各自所引文献材料和考古证据提出一种观点，却并不能推翻他人之说，或有对他人诸说提出反证的，又不能圆满回答他人对己说的质疑。两种不好的倾向是：要么提出的观点与他人呈平行不相交式，即不同的证据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之间互不相涉；要么挑出其他观点的所谓‘硬伤’，自己却找不到一个毫无‘硬伤’的结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学者借用了学术界关于《禹贡》的另一个共识——不完全属实……因此这一问题的困境在于，所有人都认同《禹贡》的记载并不完全属实，却大都从文献入手寻找结论，很少有人讨论甄别文献记载本身。事实上甄别内容的真伪，恰好是解决《禹贡》成书时代难题的基础和前提，假如各人对此问题没有共识，就永远只能白说白话，既不能完全驳倒他人的证据，也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观点。不同的结论越来越多，并不一定意味着研究的深入，也可能证明固有思路正在走人死胡同”。作者提出的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禹贡》的研究中，还存在于很多先秦时期或者早期历史地理著作的研究中，甚至也存在于某些地名、行政区划、城址的研究中。史料本身就存在矛盾，而且依靠现存的其他材料也难以判断史料之间的对错，一些针对某些问题进行讨论的考据性的论文，在现有材料和研究方法之下其实很难判断相互之间的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因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史料之外，也应当在研究思路上有所突破。此外，于薇《“汉阳诸姬”：基于地理学的证伪》（《历史地理》第二十四辑）从文本和地理学的角度提出《左传》中提到的“汉阳诸姬”和“城濮之战的文本可能都是晚至战国时代形成的。战国时楚建立的‘淮汉’政治文化区域影响了对于南方地理原本就比较模糊的认识，形成了‘汉阳’地区有一大批姬姓封国的误解。由此看来，以往学者们认为周王朝曾在汉水流域封建一批姬姓小国来防御楚国的事件恐怕并没有真实发生过”，这篇论文的论证方法和研究视角对于我们分析、解读一些文献（不仅仅是早期文献）具有启发性。此外，朱继平《淮水流域“华夏边缘”特质的消弭与延续——以相关古史传说为文本分析对象》（《历史地理》第二十四辑）在分析视角上也非常独到。
2010年度延续了前几年清代政区地理研究的热点，发表了多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具有新意的论文，如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认为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宽泛的通称。乔素玲《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考察了广东花县建县的过程，“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l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文中分析了不同阶段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而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该文是一种对于过程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可以看做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与政区有关的一些概念也是逐渐构建形成。对于行政区划的研究，除了复原某一时段的静态瞬间之外，更应当分析行政区以及相关概念的形成、构建过程，除了清代的十八省之外，类似的还有唐的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等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某种程度上才能反映一种真正的“人地关系”，而不是脱离“地”的人的活动。相关的论文还有傅林祥《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傅林祥《清康熙六年后守巡道性质探析》（《社会科学》第8期），余蔚《金代地方监察制度研究——以提刑司、按察司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徐建平《民国时期绩溪、昌化两县间皖浙省界调整研究》（《历史地理研究（3）》），徐建平《行政区域整理过程中的边界与插花地——以民国时期潼关划界为例》（《历史地理》第二十四辑）等。
今年依然发表了一些依据历史数据进行的数量统计分析的研究论文，如龚胜生等《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其结论是先秦两汉时期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l2％，公元二世纪为l5％。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首先，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统计（或者计量、数据）与文字一样是对一种事实的陈述，在某些情况下往往比单纯的文字描述能更清晰、明确地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但是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历史数据的缺失，历史资料遗存的偶然性，不同区域间史料保存情况的差异，以及不同人对史料中数据的定义、理解等等都会对统计样本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样本量很小的情况下，“偶然性”的数据往往会对统计分析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文中作者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而且从作者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之前也有学者对于这一研究中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作者虽然也进行了反驳，但仍不能圆满回答这些疑问。史料留存的不平衡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如果仅仅只使用现存史料来进行计量分析，而弃史料本身存在的问题于不顾的话，反而会使得计量方法受到质疑，也不利于历史地理学中计量方法的发展。相反，刘炳涛、满志敏《古代诗歌中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中对提取中国古代诗歌中蕴含的气候资料的方法以及材料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这是今后历史地理研究中运用计量方法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2010年度发表的使用计量方法的论文还有张青瑶《公元19世纪前晋北地震活动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7期），郭毅等《l368—1948年陇中地区干旱灾害时间序列分形特征研究》（《地球科学进展》第6期），潘威等《1823年（清道光三年）太湖以东地区大涝的环境因素》（《古地理学报》第3期），李卓仑等《l86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时空分布及天气特征》（《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21期），王哲、吴松弟《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地理学报》第10期）。
二、研究焦点与存在的问题
下面对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评述：
1．环境变迁与环境史。
在2010年第l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论文，即蓝勇《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四点认识》、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钞晓鸿《文献与环境史研究》、邹逸麟的《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朱士光《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和环境变迁是2010年度历史地理的研究焦点之一，除了上述几篇论文和上文所列两部专著之外，相关的论文还有张莉《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清史研究》l期）、侯甬坚《环境史研究异于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9日第ll版）、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韩同超《汉代华北的耕作与环境：关于三杨庄遗址内农田垄作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韩昭庆《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程森《清代豫西水资源环境与城市水利功能研究——以陕州广济渠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谭刚《个1日锡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90w194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
这些论文中，有学者对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在学科上的差异，以及环境史学科、理论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如侯甬坚认为环境变迁研究关注的是自然环境（或曰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因而属于地球科学相关学科；而环境史研究是以阐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为主旨，因之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内历史学科的工作。王利华认为环境史的研究“非但不能抛开以往的史学命题，而且应当积极地切入这些命题。唯有这样，环境史家才能从绵长深厚的中国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在其学术发展脉络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坚信，环境史对于中国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可以提供特殊的视角，而且可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由此来看，就学科性质而言，环境变迁属于地理学的范畴，环境史则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无论是环境史还是环境变迁都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学科，除了理论、方法层次的探讨之外，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在理论、方法、学科内涵等方面与传统研究区别开之外，如何能在具体研究成果方面完全超越或者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研究，并且进一步推动历史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认识。
2．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具体的研究方法。
2010年度发表了一些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著，如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的由来及其延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25日第7版），邹逸麟《历史地理学并非仅仅是一门基础性学科》（《中国社会科学报》1月26日第l4版），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界“话阈”与“话语”的融通》（《学术月刊》第11期）0此外，还有王社教《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梳理了以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并提出“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其原因即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吴宏岐《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一书中第一章“引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第四章“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第五章“关于历史社会地理学与区域社会史的若干理论问题”；第六章“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等也非常值得阅读。
学科性质、学科理论的探讨对于学科的发展非常有价值，而且这一问题对于历史地理而言尤其关键，因为虽然自侯仁之先生提出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并经过学者们的激烈讨论之后，此说大致已经成为公论，但教育部学科划分中依然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由此使得当前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逐渐远离，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见本人撰写的2007年至2009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基于这一问题，我们对经常提到的一些地理学的概念、理论，如“人地关系”等实际上并不十分了解，虽然知道明确的定义以及研究中的价值，但如何在研究中体现“人地关系”，人地关系中的“人”如何界定，“人地关系”的研究与之前我们进行的那些研究存在何种差别等都不甚清楚。因此，今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研究，应当能进一步深化下去，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依赖的“地理学”中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并且能在具体研究中真正予以应用。不过，就当前历史地理学的现状而言，理论研究是非常“奢侈”的。
除了理论研究之外，2010年度也发表了一些探讨具体研究方法的论文。就研究现状而言，历史地理的很多分支学科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很多新的成果只是地域上或者时间上的拓展，并没有使得我们在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中能获得更为深化的认识。与理论研究相比，具体研究方法的深化、突破，更容易产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也更能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2010年度发表的几篇有关研究方法的论文确实值得关注。
满志敏《我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28日第l4版）“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无论是资料发掘和处理手段都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信息辨析和校正。文献中的历史气候资料，大部分是记录的事件，是一种代用资料。这些事件本身不是气候学定义上的气候统计值，需要寻找和证明代用资料与气候统计现象之间的关系。其二，发掘新的资料序列。历史气候研究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建立气候要素变化的事件过程，气候序列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描述，除了冷暖干湿等比较常见的内容外，还有其他内容。其三，提高序列的分辨率和气候要素的空间分辨率。许多气候要素和现象在空间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如何描述这些空间分布特征，可能比建立一些时间序列更困难，也更有挑战意义”。
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中国史研究》第l期）在评述以往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以往相关研究长期停滞并且存在一些错误的原因，并不在于史料，而在于研究方法上存在各种问题，因此今后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应当侧重于在研究方法上修正以往的错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问题、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视角，以期能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城市形态。成一农《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分析了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的选址以及城址迁移中非理性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重要性，阐述了以往城市选址研究中“以果论因”的研究方法所存在的问题：1．古代城市（甚至一些当前的城市），其选址并不一定是最为合理的，这一点是今后城市选址中应该着重强调的。除了选址极为错误的城市，那些选址不是“最佳”的城市，只要是符合基本条件，大都会延续下来；2．城市选址的稳定性，或者说城址迁移的滞后性。虽然城市选址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最初城市的选址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其迁移并不是立刻发生的，城址的迁徙需要一定的契机；3．人的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和改变城市的选址条件。尤其是在近代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自然环境对城市选址的局限逐渐减弱，这一点显得越发的重要；4．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体，对城市选址条件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5．城市选址的非理性因素，或者偶然性。总之，今后城市选址的研究应当中应注重“人”以及非理性的因素，并将城址选址作为一种过程来进行研究。
潘威、满志敏《大河三角洲历史河网密度格网化重建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l918—1978年为研究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以2004年上海市青浦区为研究范围，基于GIS技术构建格网体系，提取1918年和l978年2份军用地形图中的湖荡面积、河网密度、河流长度等指标，比对两者相关指数的分布状况和变化程度，发现1918—1978年本区河网密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开挖新渠的同时大量保留地表原有水体。通过个案研究总结出大河三角洲历史河网面貌的复原方法包括图形资料实测情况判断、实际分辨率分析、误差来源探讨、调校误差、格网体系构建等步骤”。地理信息系统（GIS）是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新兴的研究方法之一，逐步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很多研究者也认识到这一方法的重要性，但当前学界对于这一方法的主要疑问是地理信息系统是否以及如何真正推动历史地理研究进步，是否能对以往的传统问题提出新的认识、新的问题等等。潘威、满志敏的这篇论文可以说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回答。本人认为当前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到了瓶颈阶段，主要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价值尚未明确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原始数据的积累。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是“信息”，也就是原始数据，如果缺少原始数据，那么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难以推进，甚至连尝试性的研究都难以展开。原始数据的积累，需要长期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以及数据的开放，而这点受到当前研究体制的制约，并不太容易开展相关的工作。
总体而言，现在虽然每年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大部分都是在内容上的创新，而推进历史地理某一分支学科深化发展的成果则极少见，因此今后除了具体的实证研究之外，我们还应当对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思考。
2010年，历史地理学取得的具体研究成果众多，并且涌现出一些对理论和方法进行评论和探索的论著。理论和方法的进步，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今后应当是历史地理学“真正”关注的焦点之一。这种改变的基础不仅是研究焦点的转变，更应当是我们学者培养方式以及学术评价体系的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l0073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