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特殊的同居大家庭——《中国家庭史》第三卷第一章第三节
第一章 家庭的类型和传延方式
第三节 特殊的同居大家庭
家庭只含有直系血缘关系，家族则含有旁系血缘关系，介于二者之间的还有一种以直系血缘关系为主，稍稍扩展到旁系的家庭结构模式，即同一个祖父或曾祖父的所有的子孙都不分家的大家庭，社会学上称作“联合家庭”，我国古代称作“同居共财”、“累世同居”，朝廷旌表的时候称作“义门”，此外还有一种过渡性的兄弟们“同居合活”的大家庭。这些大家庭的主要特征都是“共财”不分家。
一、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
在先秦时期个体小家庭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的时候，这种大家庭是通常的家庭（家族）形态，实际上是近亲兄弟同居，如商鞅刚到秦国的时候看到的那样，父子兄弟都在一起生活。秦汉以后这已经是个别现象了，汉魏到隋唐间或有一些，数量也很少，宋代是同居共财大家庭最多的时候，【1】以后又减少了。按二十四史的《列传》所记，南北朝共25家，唐朝38家，五代2家，宋代50家，元代5家，明代26家。虽然这不是全部（可能只是被旌表过的），从整个社会上看，这种大家庭历代都不多，为了便于有个直观的认识，我们转引宋元时期的三个大家庭记载。一个是《渑水燕谈录》卷四所记的北宋张家：
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间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无不勤。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而能人人孝悌友顺，六世几二百年，百口无一小口异。
第二个是《鹤林玉露》卷五所记的南宋陆家：
陆象山家于抚州金溪，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灶，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供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灶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宾至，则掌宾者见之，然后白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但随堂饭食。夜时卮酒杯羹，虽久留不厌。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晨揖击鼓三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懦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
再一个是郑太和《郑氏规范》所记的宋代至元代的浦江郑家：
朔望，家长率众参谒祠堂毕，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击鼓二十四声，令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听听听，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纵奢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
每旦，击钟二十四声，家众俱兴；四声，成盥漱；八声，入有序堂。家长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朗诵男女训诫之辞。男训云：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谓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爱子孙者，遗之以善；不爱子孙者，遗之以恶。《传》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训日：家之和不和，皆系妇人之贤否。何谓贤？事姑舅以孝顺，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温和，接子孙以慈爱，如此之类是已。何谓不贤？淫狎妒忌，恃强凌弱，摇鼓是非，纵意徇私，如此之类是已。天道甚近，福善祸淫，为妇人者，不可不畏。诵毕，男女起，向家长一揖，复分左右行会揖而退，无声。男会膳于同心堂，女会膳于安贞堂。三时并同，其不至者，家长规之。
这中间有一些设想的成分，不一定完全落实，天天这样做，但是总的说来是这个样子。与前后各代一样，在宋元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已经不是主要的家庭形态，仅仅是一种过时的东西，而且主要是精神观念的产物，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
其一，是孝悌观念的产物。血缘亲情产生孝悌友爱之心，孝悌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累世同居共财不分家，因为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分谓之孝，父母不在了兄弟们仍然不分谓之悌。宋代史书对这种大家庭的记载都很简略，而且都用相似的语句来评述，说某人某家几代“义居”、“以孝义著称”、“事亲至孝”、“家世孝义”、“世笃孝义”，皇帝旌表的时候所赐的匾额也常书“孝义家”、“至和堂”、“义居人”、“友顺堂”等。理学家朱熹还把这种孝悌观念和义居行为论证为“天性人心，不易之理”，【2】并且说累世同居共财的大都是纯朴的“草野”之民，不一定是达官门第或饱学硕儒。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这些大家庭单靠官方旌表和伦理道德的说教难以维系，因为那些说教者自己对所讲的内容也不一定真信，更不一定采取这种家庭生活方式；这主要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产物，这种本性人皆有之，与生俱来，只是少数人把这种本性太当真太极端化了，才在具体行动上落实为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譬如北宋尉氏县的张师厚，“兄弟并侄五人同居三十余年，诣官自陈，愿以所有舍业，永不分异，乞书之籍。……按张师厚等田野无知之民，非有师友渊源之资，而孝悌自然，勇于为义”，【3】是一种天生的本能。而且这种大家庭的组合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同辈兄弟中想分的就分开，想同居的就留下来合在一起，像南宋魏纯甫家第三代有8个人，“以次有家，门户口大，赀用浸屈。……所一同爨，惟景翁、文翁、少翁”，【4】即只有魏纯甫和三个弟弟继续同居，另外四个都分出去单过了。
其二，是怀旧情绪的产物。面对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痛苦现实，尤其是租佃剥削在本家近亲中进行，同一祖先的后代之间利与义的矛盾Et益尖锐，无论作为地主还是佃客，都会在良心上受到一些震动。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便怀念起当年合伙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大家在一起生产生活，平等相处，亲密无间。继而向往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大同社会，把贫富分化、把贫穷的原因归之于分家，结果便不愿意再分了，已经分开的，也有可能再合起来。如金朝的张潜很有孝行，几代不分家，由此影响了当地人，“里中有兄弟分财者，其弟日：我家如此，独不畏张先生知耶？遂如初”，【5】不再说分的事了。还有元朝的朱显，“自至元间其祖父已分财，念侄彦防等年幼无悖，谓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气，可异处乎？乃会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复与同居”；刘德泉“早丧母，父荣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至元末岁饥，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受业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约同爨，和好如初”。【6】农业文明时代的人本来容易怀旧，由于社会进展缓慢，所以在心态上不是向前追求，而是经常向后看，借回忆来安慰，越是过去的东西越是美好，距离产生美，时间上也是如此。作为怀旧情绪的产物之一，构建出了一种已经过时了的家庭生活方式，这便是没有贫富分化、人人平等的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
其三，是眷恋家庭的情绪的产物。我国古时候的人们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离不开自己的家庭。小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单位，家庭成员互相配合，在家长的统一安排下一起劳动和消费，久而久之，就把在劳动中起组织作用的家长当成了财富的供应者，看不到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了，由此便形成了依赖家长（家庭）的消费心态。这种心态还表现为对家族的依赖上，一旦本家族有人做官发财，便希望能“鸡犬升天”，虽然不能人人都当官，但人人都自认为应该跟着沾光；父母兄弟且不说，本家兄弟、友朋故旧也会找上门，千方百计拉近关系。宋代一个叫常环（字子然）的人，“本农家，一村数十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7】想跟着攀缘沾光。这时候家庭与家族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出现了“子养其父，逮养其祖之祖；父鞠其子，及鞠其孙之孙”的大家庭生活方式。【8】文天祥说他的一个朋友当官以后，“宗族、邻里、乡党待公举火者，百数十家”，【9】如果不拿出些钱物周济一下，自己也过不安生。因此也常把当了官的人搞得很狼狈，比如韩琦做了宰相，“俸禄之入，朋未终而已竭”，因为“内外宗族割俸以养之者，常数十家”。【10】还有一个叫张沔的官员，官职不高，家里也不富裕，“仰俸禄以生，而厚于乡党宗族……资养周济，称其厚意……及其归家居也，囊箧无余资，所居才蔽风雨，饮食或日缺”。【11】所以正是从宋代开始，在倡导同居共财的同时，为了缓和这些做了官的人的压力，出现了一种官员自办的赡济族人的义庄，譬如范仲淹在苏州创办的范氏义庄。对此我们在第六章中还会述及。
由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主要靠观念信仰来支撑，这种大家庭的长期存在比较困难。多数记载都讲五世、七世同居，比较符合实际；也有的讲十世，甚至更多，其间常有夸大，通常延续五代就很不错了，因为连家族组织都有“五世而斩”之说。即使按五世而论，到第五代同居的时候，这个大家庭可能已经上百口，甚至二三百口，犹如一个村庄了，需要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大家庭的主事者为家长，由家长指挥全家人分工劳作，像前面所引述的陆象山家那样，“一家之事听命焉”，对于做得不好，不听家长指挥的子弟要予以惩罚，陆象山家的办法是先在祠堂中训斥、鞭打，再不行就告官，开除家籍。还有宋代的茅信卿家，“四世同居，每旦家长坐堂上，卑幼各以序立，拱手听命。分任以事毕，则复命。其有怠情者，辄复鞭之”。【12】元代江南“永嘉有笃行之士日止堂项君……同居合食，凡七世……食指盖千余焉……御下严，群从弟侄有不遵教者，辄加箠辱”。【13】家长的权力主要不是对家属训斥鞭打，是在日常生活中掌管家里的财权，在大家庭中，财物的出纳全归家长管理，确实像司马光希望的那样，晚辈都不私自储存包括俸禄在内的任何钱物，所有的钱物都交给家长，需要用的时候请示家长后再用，不能私自取用。但是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家长自己也不能搞特殊，而且要用自己的行为给子弟们作出表率。因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中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亲疏不一样，家长不能厚此薄彼，要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平等相处，一碗水端平。甚至自己要做到操心在前，享用在后，像临川吴子善家那样“日午矣，家一人未饭，其夫妇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纩，其夫妇必尚单衣”。【14】还有新安汪廷美家在宋代已经是“义居数十年，聚族四百口，旦暮食，必同席，有未至者，不敢先。廷美节嗜欲，身衣缯布”，【15】比普通子弟还俭朴。在这种大家庭中，家长的威望不一定来自管理能力，而是来自与家人同甘共苦的行为。家长名义上不限年齿，实际上还是以长为尊，年齿便是天然的威望，这种威望的维系要靠其平等待人，操心吃苦的行为。既要有威严，掌管全家的财权和大小事情，又要做出表率，平等待人，这正是这种大家庭中家长的特点，也是他们的难为之处。
所谓同居共财的同居，不是全家人在一起合床共寝，实际上各有各的小家居室。宋人高闶在《送终礼》中说：“古者父子异宫，兄弟异居，但同财耳。今人不识古人异居之义，而分析其居，更异其财，不亦误乎？”高闶说的古人不分财不一定准确，但所说的同居时候父子兄弟分室另居，则是符合事实的。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中“共财”是最主要的特征，而共财的标准主要是同爨即共灶，一个锅里吃饭。宋代史书对这种大家庭的记述尽管很简单，但几乎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宜春章乙家“数世不分异，居从同爨……群众子弟妇女五百余口，每三餐就食，声鼓而升堂”；【16】青阳方纲家“八世同爨，家属七百口，居室六十区，每旦鸣鼓会食”；【17】有一位王纲，已经“三世聚居，门内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无异财”。【18】有的人口太多了，吃饭的时候要“鸣钟会食”。河中府姚家“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19】也有的时候不是由大家庭包揽一切，各“房”也可以自备一些，前面提到的陆象山家，各个“房”中都有米绢，而且要每顿饭自办蔬菜。这种大家庭柯昌基先生称之为“混合型”，不再是“原始型”，实际上已经处于解体的前夕了。
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一代一代自然延续，生老病死，但外廓依旧，家长死后另推一个人为家长，仍然按照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下去，显示不出转折过程，所以也就没有家产的析分和通常的继承过程，而是整体性的传继。这种家庭的家产整体性传继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代一代的使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分割或出卖，包括家长在内，都不能私自处理家产。不得已需要变卖的时候，收入仍然要归大家庭使用。保证家产的整体传继，这是维系大家庭存在的经济基础，尽管这个经济基础是不牢固的。可能正是因为不牢固，维系才显得特别重要。
当时的人们对这种大家庭的描绘有时候也很逼真，如会稽唐氏，“其家累世合居，一门之中，隐然成小都聚”，像个小城镇。【20】还有汉阳张宗昌家，“一水萦回绕沌村，子房苗裔此间存。同居八世三千口，可惜君恩未表门”，是一个大村子为一个大家庭。【21】如前所说，这种大家庭的凝聚力主要不是来自经济，而是来自血缘亲情和道德教化。从唐朝中期到北宋末年的河中府姚家，特别注意维系这种亲情，防止财产私心的破坏，“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长，请杖之”，就典型地透露出这种防范心态。北宋中期河中府闹水灾，姚氏大家庭全体逃难，“同往唐、邓间就食，比返，不失一人”，来回上千里，没有丢失谁，因为没人愿意离开这个大家庭。这完全依赖于血缘亲情产生的凝聚力，和对大家庭的信赖甚至是依赖，所以姚氏大家庭能够“义居二十余世”，【22】历经300余年而不离散。
最典型的是从南宋历经元明三朝的浦江（今浙江浦江）郑氏大家庭。开始同居的时候郑绮很贫寒，只是一个无官职的穷书生，硬是靠血缘亲情和孝悌观念的支撑，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日益发展，在元朝的时候朝廷特书“浙东第一家”的牌匾。据有学者考察，郑氏义居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家法森严，伴以道德自觉，“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颁白者犹鞭之……子孙从化，驯行孝谨，不识廛市嬉戏事”，严肃得没有了正常的家庭气氛。家中的长辈被官府诬陷迫害的时候，子弟们常挺身而出，代父代兄而死，大义凛然；甚至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不管是官军、义军还是草寇乱军，过郑氏家门的时候都不忍心骚扰。【23】在我们所考察的宋元时期，人们似乎比后来要纯朴一些，这种血缘亲情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力量出奇的强大，有时候甚至超过经济基础的力量。
不过，整体看来，宋元时期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存在的时间都不太长，一般就是几十年，超过百年的不多。有的记载动辄讲同居百年、几百年，多为溢美夸张，实际上很难做到，就是那些讲得很热闹的，多数也没有了下文。我们知道家庭无论大小，都存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一股是血缘亲情产生的向心力，一股是财产利害产生的离心力，两股力量的不断倾斜和平衡，就是家庭的存在和维系过程。直系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可以使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但大家庭中的血缘关系复杂，人多矛盾多，离心因素也就大了。【24】隋朝时候一个叫长孙平的人主持一个同居共财大家庭，曾私下对人说：“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25】当这种大家庭的家长必须有装聋装傻不生真气的肚量；还有唐朝的张公艺，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义居大家庭的家长，唐高宗问他治家之道的时候，他老泪横流说不出话，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字。宋元时期的大家庭也是这样，家长们不多吃多用，而且享用在家人后面，自觉、清廉的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心态。家庭大了事杂矛盾多，长期维系很困难，而且在具体的维系过程中，还直接受到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供养能力的限制。
人口多，特别是老弱不事生产的人多了纯开支就大，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保证，供养不足产生怨言，就会产生离心因素。虽然说是同样多的人口在一起吃用相对节省一些，事实上，同居的人太多了也显不出节省，而且这种大家庭中富豪并不多，很多都是乡间纯朴的农家，即使开始同居的时候有比较充裕的田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多，也会渐渐地人不敷出，尤其是这些平民富户比不上官僚贵族，他们增加财产很困难。从有关同居大家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得往往很寒酸：张某“阖门五十口，居京师食贫”；【26】毛某“今年五十七岁矣……而四十口之家，须某圭撮以活身……然计某之口，则衣与食犹未足也”；【27】王某家中因为同居的人口太多而“窘困，乃举族蔬食数年，未尝食肉”；【28】还有一家的状况是“顾仰食之口多，卧瓶垂罄；徙舍无借车之费，举家忧食粥之余”。【29】有的甚至到了“箪食菜羹，终日不饱”的地步，【30】有亲友来访，“宾客过之，疏（蔬）食菜羹而已”。【31】所以在皇帝赐匾、官府表彰，进行精神鼓励的同时，还经常赏赐钱物，予以实惠性的资助。有的时候濒临衰亡的大家庭因此被救活了，如元代的诸暨黄家，开始同居的时候有800亩地，200多间房，后来一度分散，新任知州来了以后，“察知其弊……不满一月，不笞一人，得田如千亩，屋如千盈归其家，俾其母妻弟侄之散亡他处者，成群居聚食，如家之盛时。犹虑其久而莫继也，益选宗亲之富而贤曰义曰镛者，以掌出入之数，而经济其家事”。【32】州官用行政力量，帮助黄家找回了失散的产业，恢复了原来的同居共财的生活。但是，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帮助难以奏效，最典型的是江州（今江西九江）陈氏大家庭，到宋代已经有37000多人，皇帝下令由江州每年支付其家粮食2000石，并免除了多种税收，必须缴纳的税粮也让陈家就近缴纳，以省“脚费”。可毕竟人口太多了，实在难以供养下去，最终还是在仁宗嘉祐年间分开了。【33】分成了60多个支系由江州走向了全国各地，形成了“天下陈氏出江州”之说。
其次是必须保持纯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防止商品经济的渗入。
同居共财大家庭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如前面提到的河中府姚家，世世代代“子孙躬事农桑”。在自然经济的生存环境中，家长率领子孙合作生产，由家长统一安排全家人的消费，生产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家长的主持下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大家庭就容易维持了。一旦商品经济进入，虽然还是家庭成员一起经营劳作，却与自然经济下以“家庭”为计算单位不同，商品经济下以“个人”为计算单位，收入和消费彼此都看得很清楚，容易比较高下，就会产生是否“合算”的想法，产生离心因素。所以，同居共财大家庭都对商品经济持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如刘冕家“世以力田自晦……一出于勤俭……与兄弟诸侄同居……或劝告其居物以乘时牟利者，公曰：先畴幸退以资衣食之用，尚求多余之赢哉？”【34】还有德安（今湖北安陆）的陈竟家，唐朝的时候已经同居六世，共700多口人，宋朝的时候官府每年贷给（实际是资助）2000石粮食，陈竟死后管家的弟弟陈旭主动要求减半；有一年闹灾荒，有人劝陈旭向朝廷请求多给一些，用不了可以卖，“以邀善价，旭曰：朝廷以旭家乏食而贷之粟，岂可见利忘义邪!”【35】司马沂家同居共财多年，经济很窘困，但也“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36】恽州须城张诚家六代同居，也是靠“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才保持了“人人孝悌友顺”。【37】元朝的浦江郑家也规定不许子孙“私积货泉”，否则要“击鼓声罪而榜于壁”。【38】更有甚者，有的大家庭自己不经商，还不许子女与商人家通婚，像会稽的陈家，“耕桑之外惟渔樵畜牧而已，子孙但略使识字，不许读书为仕，婚姻悉取农家，非其类皆拒不与通”。【39】他们都本能地感觉到，同居共财大家庭应该是与纯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伴随的。
以上是宋元时期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基本状况，这种大家庭的地域分布也有特点。
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从汉代开始见诸记载，直到明清历代都有一些，吕思勉先生指出，“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40】吕先生说的古代、近世类似于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法，前者指唐代以前，后者指宋代以后，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据黎小龙先生的考察，【41】正史中有十三史记有历代的义门，一共222家，朝代更替中重复记载的28家，实际有194家；其中北方119家，南方75家。总的看来是北方多于南方。按时间段考察，唐代以前北方是累世同居大家庭最多的地方，在隋唐五代旌表的46家中，北方40家，南方仅6家；宋代旌表57家，北方36家，南方21家，仍然是北方居多，但南方的比例开始增大；元明清时期共旌表67家，北方34家，南方33家，南北两地已经基本扯平了。
再详细一些观察，唐以前两个名气最大的义门都在北方，即北魏的博陵安平李几家，在河北；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公艺，在山东寿张。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义门都出现在东南地区了，如越州会稽裘承询、信州李琳、江州陈氏、浦江郑氏。明朝有学者说：“张公艺九世同居，古今以为口实，近世则浦江郑氏耳。”【42】这是按名气大小而言的，同时也说出了唐宋前后的南北差异。
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在唐宋之际由“北盛于南”转变为“南盛于北”，其中的原因，按黎小龙先生解释，与晋朝永嘉年间北方人以家族为群体聚族南迁有关，【43】通过移民的方式使北方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家族文化在南方得以传播，发展并扎根结果了。从南朝到明清，历代旌表的南方义门可以考证其渊源、祖籍的，大都是南迁的北方移民，宋代的江州陈氏、元代的浦江郑氏原来都是北方的大姓，都是东晋刘宋时期南下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原因：同居共财大家庭比家族小，比家庭大，介于二者之间，兼有家族制度的一些特征。唐宋之际这种大家庭出现的南盛北衰的对比变化，与绪论和后面附录中提到的家族组织类型、区域变化的时间是相同的，趋向也是一致的，可能是家族组织变化的一个侧面。
二、过渡性的“同居合活”大家庭
与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相似的，宋元时期还有一种“同居合活”的大家庭。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为了说清楚一些，需要从唐代的情况说起。
多数家庭在分家完毕之后，弟兄们分别独自传承门户，各过各的日子了。也有少数家庭在父母亡后仍然同居一段时间，有的因为有幼小的弟妹需要照料，待弟妹长成或嫁婚后再分开；还有的是某个人富贵了不忘血缘亲情，接济众弟兄在一起生活。这种本来已经分家，已经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却又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的现象在唐代称作“同居合活”、“同居共活”。尤其是在多次性分家析产方式（详下）之下，析产与异居、异居与别籍、已分的家产与留作公用的家产纠缠在一起，也常常在过渡期内出现“同居合活”现象。所谓“同居合活”并不是要永久同居下去，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从继立门户的角度看，是弟兄们把原来的父家庭先共同维系一段时间，大家之中套小家，然而再分别传承门户。
这种“同居合活”与前面提到的唐代户籍上合籍、实际生活中分开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吐鲁番文书中记载了景龙年间的一个叫阿白的妇女状告堂弟的案子，其中说，她的丈夫严令子与“堂弟同籍，各自别居。一户总有四丁，三房别坐。籍下见授常田四十亩已上，除夫堂兄和德为是卫士，取四亩分外，余残各合均收”。【44】这是同一个祖父的孙子们名义上同居，即只是户籍上的同籍、合户；“各自别居”不仅仅是分开居住，而且是各有各房的财产，原来祖辈的田宅已经分清了。引起纠纷的共同所有的这40多亩常田，是官府授给“同籍”上的4个男丁的，不能分开，只能每年平分这些田地上的收获物。所说的“三房别坐”，据冻国栋先生检索，是指阿白的丈夫和两个堂弟（伯父尚在，可能与其子即阿白丈夫的堂兄弟住在一起），这已经是堂兄弟家庭关系了。【45】这种家庭可以叫做“同籍异财分居”家庭，与我们所讨论的“同居合活”不是一回事。
所谓“同居合活”家庭与通常所说的累世“同居共财”义居大家庭也不一样，区别在于这种家庭没有真正共财，而是以析产为前提的，仅仅是把诸兄弟的财物暂时放在一起共用，或者是把一家的财物拿出来供兄弟子侄们用，如《旧唐书》卷一八五《杨元琰传》说“中外食其家常数十人”，中外即本家和姻亲家，一个“常”字说明即使本家兄弟也已经分家，只是临时凑在一起借光。唐代墓志中的这类记载大都比较简略，崔玄暐兄弟“分房累年……俸禄所得，内外无私”，【46】也是这种情况。比较详细的是荥阳（今属河南）郑鲁家：
……其二仲为时名公，曰敬，官至绛州刺史；曰□易，官至工部郎中。……迨绛州、工部相继凋谢，府君顾谓诸子曰：“善自位者，然后为用。前日家声不泯，翳我二仲，而今而后，非我所及；度吾能者，奉先训，养诸孤，以谨家素，其殆庶乎？”谓京师艰食，终不能衣食嫠幼，往岁工部佐戎于荆，尝植不毛之地数百亩，芜废于兹亦一纪矣。府君乃喟然南来，复垦于是，疏卑为溉，陪高为亩，及今三岁，而岁入千斛。是岁分命迓二嫂氏洎诸孤于二京。……（此时郑鲁已病重）诸子以（二嫂至）闻，则轩然而作曰：“二嫂至矣，吾家毕集矣。吾往今而瞑，庶无愧矣。”【47】
这是原来分过家的兄弟，郑鲁曾得到两位兄长的照料，两个兄长去世后郑鲁承担起了照顾寡嫂幼侄的责任，所以回到一起，算是“同居合活”了。当两位寡嫂来到的时候郑鲁说“吾家毕集矣”，在他的心目中似乎恢复了原来父母在世时候的那个家庭。不过，这只是为了帮助寡嫂“养诸孤”，在自己家中收容寡嫂孤侄，不是与两位孤嫂家庭合并，也没表示要“累世同居”下去；一旦侄子们长大，郑鲁便完成了任务，这个“同居合活”家庭也就结束了。还有一位崔李氏，“安史之乱”中丈夫随玄宗从长安到了蜀中，携带避难的族人108口，丈夫去世后家道中落，崔李氏只好“依于季叔太傅，娣姒同居，甥侄皆在”。【48】也是为了得到照顾，才与亡夫的弟弟同居合活。只是这个“同居”家庭要为崔李氏养老，存在的时间比郑鲁家长一些。
敦煌伯3774号文书即《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49】是一份堂兄弟分家析产的纠纷案，讲分家过程比较详细。他们的父辈是亲兄弟，当年曾分过家，死后自然把各自的财产传给了各自的儿子，按说齐周（僧龙藏的俗名）和堂兄这一辈不该有分不清的家产了，但由于“齐周不幸，父母早亡，比日以来，齐周与大哥同居合活”，又合到一块过了。细读这份诉状，齐周称两人共有的家产为“大家”的财物，称各自的家产为“当房”的财物，所有权分得很清楚，这只是家产的合用即临时的“合活”，不是真的成了一家。所以齐周在诉状中才说伯父去世时的费用本来应该由大哥一人承担，实际用的却是“大家”即两人共有的财物；大哥的女儿出嫁，得到彩礼后大哥“当房”自己用，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嫁得到的彩礼却归“大家”共用，总让自己吃亏。并在最后申明：
今大哥所用斛斗、财物、牛畜及承伯伯私种斛斗，先经分割财物，约略如前，一一并无虚谬。更有细碎，亦未措言。比者已来，齐周所有运为斛斗及财物、畜生（牲）、车牛、人口，请还齐周。今大哥先经伯伯数度分割财物，各有区分，今更论财，似乖法式。
堂兄弟两人“同居合活”已经很多年了（当初父母去世的时候齐周因为幼小才与堂兄同居，如今他的女儿都出嫁了），但家中的财物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堂兄（弟）的，哪些是共同添置的，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实际上仍然是两个家庭。他们在一起生活，帮助和被帮助，只是维系各自小家庭（主要是齐周的小家庭）的一种手段。齐周有妻室儿女之后仍然在一起生活了些年，如今因财产纠纷同居不下去了。
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有一件卖宅地契约，虽然卖主为韩热，但契约上除保人外还同署了三个人的名字：“卖宅人殿前承旨韩*[动+灬]年二十五 同卖宅人弟□ 同卖宅人母吴氏年五十八”，【50】弟弟、母亲都为“同卖宅人”，说明所有者不是韩*[动+灬]一个人，而是母子三人。这可能也是兄弟两人结婚后未分家，仍与母亲一同生活，即准备将来一次性分家，也可能是多次性析分过程中出卖未分的宅地。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就有些接近所谓“同居共活”方式了。后晋开运三年（946）的《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百姓王盈子兄弟四人状》有残缺，但前半部分的意思比较清楚：“慈惠乡百姓王盈子、王盈君、王盈进、王通儿，右以盈子等兄弟四人，是同胞共气兄弟，父母亡殁去后，各生无义之心，所有父母居产田庄、屋舍四人各支分。弟盈进共兄盈君一处同活。”这是兄弟分家后老三凑到老二家同居合活。分家的时候老三“盈进分了城外有地七亩，有舍一，城内有（下缺）”，【51】已经有了自己所属的田宅。由老四王通儿未与长兄“同活”说明老三已经不是年少不能独立，由不久老三死后老二负责代其还债，没提老三的妻子儿女，估计老三是因为单身才凑到老二家“同活”的。如果老三不病故，即使“同活”的时间长一些，也属于临时性的，不是长久的同居共财。
唐五代时期的这些“同居合活”的情况大都是兄弟之间相互关照的需要引起的，既不是为了被树为义居的楷模，也不是为了应付官府父祖在世的时候不许“别籍”的限令，一旦这种相互关照不需要了，或者没有能力继续关照了，“同居合活”便自然终止，供应财物的不再供应，有共同财物的双方也可以像齐周兄弟那样名正言顺地分开了。
到宋代情况有了变化。原因在于，如我们在绪论中提到的，从宋代开始家族组织的特点和功能与唐代不同了，由选官、婚配转为“收族”即组织、管理和保护族人了，并因此建立了族田、义庄之类的设施，力图从制度上保证族人们的小家庭的生存问题，所以唐代那种小家庭之间的个人救助行为少了，变成了家族内部的规范化的救助。虽然仍有一些官员富人赡济族人近亲的行为，比起唐代来方式也不同了，比如北宋仁宗年间范仲淹在故乡吴县（今江苏吴县）首创的“范氏义庄”，个人救助行为也是通过家族组织来进行，并且订立了详细的《义庄规矩》，使之制度化了。【52】因此在宋代临时性的兄弟家庭“同居合活”现象少了，【53】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多了起来，生存救助的需要由家族组织来完成，兄弟家庭的“同居”从原来的生存需要变成一种孝悌精神的追求，甚至由实惠的救助变成一种博取“义居”名誉的方式了。
宋代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有的是真的共财，一切用项都由大家庭支付，如姚家“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54】也有的是大家套小家，既有大家庭的公有财物，各房小家庭也有自己的财物，如陆象山家“公堂之田仅足供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奴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55】柯昌基先生把前一种称为“原始型”，后一种称为“混合型”。【56】在前一种形式的大家庭中，兄弟子侄共同维系一个家庭的传延，只有家庭成员的代际更替，没有家庭门户的交接更替，因为大家庭的财产没有出现析分过程，只有整体性传继，家庭财产和家庭门户也就一代一代自然而然地传下去了。但在后一种形式的大家庭中，我们却不难窥见唐代“同居合活”大家庭的影子。因为这不是完全地永远地“共财”了。这种情况除了陆象山家外还有一些例子，一个叫王叔雅的人，祖父去世后才分家，“群从与叔雅分田既定，有一人若不满意者，叔雅复剖分己田以多畀之。与从兄二人同居，且同食。二兄没，叔雅字其孤，人不知其为犹子也”。【57】所谓“群从”即从兄弟、堂兄弟辈，由于已经分了家，虽然王叔雅与两个堂兄弟同居同食，但各自的田产分得很清楚，不是从未分过家的同居共财；两个堂兄死后儿子尚幼，王叔雅还要抚养、还要同居下去，到侄儿们长成后就该分开了。再如另一家兄弟四人，父母亡后才分家，“应诸子分法，裂而为四，季氏则迁居后巷，未几大父与二兄复合其业”，兄弟四人除老四外三个又同居了；老大和老二死后，与之同居的老三又和两个侄儿同居了几年，到“解官”即年老时才“始与两孤侄分析居”。【58】过程与王叔雅家相似。在赵鼎家训所嘱咐子孙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状况：
应本家田产等，子子孙孙并不许分割。
田产既不许分割，即世世为一户，同处居住。
岁收租课，诸位计口分给，不论长幼，俱为一等。五岁以上给三之一，十岁以上给半，十五以上全给。
他日吾百年之后，除田产房廊不许分割外，应吾所有资财，依诸子法分。
…………【89】
按所引的前两项来看是要约定子孙“同居共财”，但从第三项看，则是同居大家庭中有各房的小家庭，各房小家庭中都有各自的财产。实际上，这是田地和房屋两大宗家产不分，其余的用具粮物、浮财等与普通家庭一样按诸子均分；所谓田地和房屋不分也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不分田地但分田地上的收获物——租课，人们要田地不就是为了要粮食吗？不分房屋但分开住，住久了也就互相默认居住者就是所有者了；而且从第四项嘱咐内容来看，似乎田宅也不是永远地“共财”下去，因为赵鼎死后子孙要分他的所有资财，一旦“依诸子法分”，所谓的“田产房廊不许分割”的约定很可能成为空文……可以这样说，唐代那种临时性的“同居合活”家庭到宋代以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的形式之一，即柯昌基先生讲的“混合型”大家庭的形式延续存在着；这种“混合型”的大家庭已经到了解体为若干个普通小家庭的前夕了。
注释：
【1】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第104页讲，宋代是这种大家庭的高峰和黄金时期。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本节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方志中的资料转引自柯先生此书。
【2】《朱文公集》卷九九《知南康榜文》。
【3】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九《代奏畿内有行义孝悌之民札子》。按所说的“五人同居”，是五个人都已经结婚生子后仍然同居共财。实际是五个小家庭合在了一起。
【4】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七二《魏君纯甫墓志铭》。
【5】《金史》卷一二七《隐逸》。
【6】《元史》卷一九七《朱显传》、《刘德泉传》。
【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按环字为玉字旁，“一村之人名皆从玉”，是想都与常环成为“玉”字辈，靠近常环，以便跟着沾光。
【8】胡次焱：《梅岩文集》卷四《寿庆楼记》。
【9】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观察支使肖从事墓志铭》。
【10】韩琦：《韩魏公集》卷十九《家传》。按，内外宗族指本家和姻亲家。
【11】刘敞：《公是集》卷十三。
【12】嘉庆《扬州府志》卷十二。转自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第124页。
【13】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项止堂墓志铭》。按，食指千余即一同吃饭的有百余人（十个手指代表一个人）。
【14】《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四《临川吴子善墓志铭》。
【15】光绪《新安志》卷八。
【16】《太平广记》卷四○一《宜春郡民》。
【17】《宋史》卷四五六《方纲传》。
【18】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后集卷十九。
【19】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七。
【20】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五《会稽唐氏碑记》。
【21】嘉靖《汉阳府志》卷八。
【22】转引自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第166～167页。
【23】漆侠：《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载《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24】甚至会闹出乱伦和人命的案件，《宋史》卷二○○《刑法二》就记载一个大家庭中“有同居兄乱其妻，缢杀之，又杀兄予”。
【25】《隋书》卷四六《长孙平传》。
【26】马永卿：《嫩真子》卷三《神相》。
【27】毛滂：《东堂集》卷八《重上时相书》。
【28】苏舜卿：《苏学士文集》卷十六。
【29】王洋：《东牟集》卷十一《得宫观谢执政启》。
【30】楼钥：《攻瑰集》卷一○七《承议郎孙君墓志铭》。
【31】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
【32】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黄氏归田记》。
【33】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4】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十二《刘端甫墓志铭》。
【35】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三。
【36】《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十九《故处士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37】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四。
【38】郑太和：《郑氏规范》。
【39】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三《陈氏老传》。
【40】《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41】《义门大家庭的分布与宗族文化的区域特征》，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2】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
【43】宋朝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北土重同性》讲，魏晋时期南下的北方人比南方人更注重血缘关系，“世以同宗为骨肉……同昭穆者，虽百世犹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二三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予观南北朝风俗，大抵北胜于南”。但是宋代以后北方人的家族观念不及南方人了。
【4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09页。
【45】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367页。
【46】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26《大唐故特进中书令博陵郡王赠幽州刺史崔公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7】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残志301《唐故右金吾卫仓曹参军郑府君墓志铭并序》。
【48】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62《唐朝散大夫行著作左郎袭安平县男□□崔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墓志铭并序》。
【49】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00页。下引同。此文书中的“丑年”为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张国刚先生《中古家庭与家族关系蠡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一文对此作过考察，这一节就是在张师此文的启示下写出来的。
【50】王昶：《金石粹编》卷一二一《五代》三。按，署名处“同卖宅人弟”应当释读为“共同卖宅之人、（立契人）的弟弟”。
【51】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牛+枼]集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52】参见邢铁：《宋代的义庄》，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5期。
【53】兄弟临时“同居合活”在宋代更属于特殊情况了，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阿李蔡安仁互诉卖田》（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说“蔡安政生子三人，长男新，次男先，幼男安仁单身，将所受分田逊与二兄，藉以供养，其意甚佳。今安仁虽无户，而元（原）来分关声载分明”。但所说的“二兄”似为两个长兄，是两个兄弟轮流供养，不是与老二家合为一家，也不是三家合为一家。
【5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七。这种“同居共财”的大家庭通常可以维持几代？也是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常见于史书的“累世”、五代、九代有的并不可信，世代稍多就容易演变为大家套小家的结构，甚至成为名义上的同居；真正的“同居共财”可能到堂兄弟辈是边界，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婿争立》载宋代“戴赠有亲弟戴盛，同居共爨，尽笃手足之谊。戴盛不娶而无子，自乳哺中养陈亚六为嗣子，今年已四十七，且娶阿蔡，生两子矣。不幸而戴盛先亡，戴赠抚养其侄不啻己子，中分产业以育之”。实际是在儿侄们即堂兄弟辈分了家。可能这是“同居共财”大家庭演变的通常规律。
【55】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
【56】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第148—158页。
【57】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七《墓志铭》。
【58】李吕：《泊轩集》卷六《孝友亭记》。
【59】赵鼎：《家训笔录》第八、十三、九、二十六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