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明史研究综述
2010年的明史研究，在观点、方法、史料等层面都有不小的收获与推进。在政治、军事、中外关系领域，部分主题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诸多新的历史面相，提出了许多引人关注的新问题、新观点。近年对于明代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新现象的持续讨论，引发了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方法，提出对明代历史重新定位，以及未来明史研究走向何处的整体思索。这些令人欣喜的成果与明史学界全体同仁积极吸收其他断代史，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开拓创新有关，也与前辈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无法分割。牛建强《谢国桢先生年谱》（《明史研究》第11辑）便提示我们，所有的学术进步都是在继承与发扬的不断互动中实现的。
一、专著
本年度讨论明代政治史的著作有：李广廉《明史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苏同炳《明代史事与人物》（紫禁城出版社）、萧用桁《大明名相杨士奇》（江西人民出版社）、方志远《大明嘉靖往事》（现代教育出版社）、王永贞《明代直臣王家屏》（三晋出版社）、朱方纲《明靖江王二百八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赵中男等《明代宫廷典制史》（紫禁城出版社）、胡凡《明代历史探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讨论军事史的著作有：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于秀情《明朝经营百夷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解文超《明代兵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讨论经济、社会史的著作有：陈涛《明代食盐专卖制度演进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张建民《明清长江中游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王家范《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冯江《祖先之翼：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高志超《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社会群体与海洋社会经济变迁》（辽宁大学出版社）、张天堡《明代社会生活管窥》（线装书局）、刘晓东《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商务印书馆）、王尊旺和李颖《医疗、慈善与明清福建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
讨论思想、学术、文化的著作有：陈多旭《教化与工夫：工夫论视域中的阳明心学系统》（巴蜀书社）、邓克铭《理气与心性：明儒罗钦顺研究》、赵园《明清之际的思想与言说》（复旦大学出版社）、周天庆《明代闽南四书学研究》（东方出版社）、王冬芳《明清史考异》（北京燕山出版社）、亢学军《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凤凰出版社）、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商务印书馆）、王树春《明末清初胶东文化拾遗》（东方出版社）。
讨论文学、语言史方面的著作有：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人民出版社）、吴志达《明代文学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齐鲁书社）、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齐鲁书社）、司马周《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蒋玉斌《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巴蜀书社）、全贤淑《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大连海市大学出版社）、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陈文新与余来明《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王忠阁与杨绪明《元末明初诗歌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翟昊与栾丹丹《明朝小品：士大夫的哀歌绝唱》（黄山书社）、李真瑜《明代宫廷戏剧史》（紫禁城出版社）、李克和《明清曲论个案研究》、刘宏丽《明清敬谦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雪竹《明清北音介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群《明清山东方言北京白话文献副词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讨论艺术、建筑方面的著作有：王文广《晚明社会世俗现象研究：从艺术设计视角》（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雷子人《人迹于山：明代山水画境中的人物、结构与意趣》（北京大学出版社）、朱万章《明清广东画史研究》（岭南美术出版社）、敬晓庆《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研究》（人民出版社）、叶子编著《薪火相传：浙派及明代院体绘画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紫禁城出版社）、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紫禁城出版社）、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高凤山《灵丘明代内长城》（山西人民出版社）。
讨论明代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有：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化考）》（人民出版社）、黄学佳《抗倭英雄陈磷》（广东人民出版社）、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三联书店）。
译介的国外著作如：[日]中岛乐章著，郭万平、高飞译《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日]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年度还出版了多部论文集，如《明史研究论丛》第8辑“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专辑”（紫禁城出版社）、《明史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明清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此外，一些重要史料陆续汇总出版，如《明清赋役全书》第一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二、政治、军事
2010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与厦门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会上提交的论文中，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认为明时期世界从“区域史”向“世界史”演变，中国也显现出走向“世界史”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赵轶峰《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通过考察对明史研究影响甚深“国家史”、“西方中心主义”、“地方知识”与“宏大叙事”、“支那学”与“满蒙学”等四种范式，指出应将明史研究置于世界史视野下。商传《明文化：未完成的近代化转型》认为明前期的主体文化是官文化，中后期则是民间文化为主体；虽然晚明的社会转型促使了文化转型，但并未完成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蜕变。万明《明帝国的特性：以诏令为中心》认为明代诏令作为明代基本法律形式凸显了其特殊地位，并由此生成了中国法制史上法律形式的重大演变，影响直至帝制消亡（以上文章均载于《学术月刊》第6期）。晁中辰《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河北学刊》第6期）从银本位制的确立、反矿监税使“市民运动”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思潮出发，认为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刘志刚《时代感与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史学界围绕明清易代提出的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阶级革命、近代化，以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五类解释模式各自的诠释力度及缺陷。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第7期）指出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易代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往往表现为“不清不明”，即不断出现反复而未确立某一正统的状态，这又与该区域历史的长期特点有关。离开明代历史，无法真正理解易代时期诸多史事，甚至无法理解清代诸多史事，即所谓“无明不清”。
《明史研究论丛》第8辑是明代诏令文书的研究专辑。万明《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以洪武朝为中心的初步考察》对明代诏令文书的继承开新、洪武朝诏令及明代诏令的类型进行了论述。[美]范德《（大明令）——明初社会立法的工具》认为《大明令》借鉴了唐代法典，但体例却起源于明代。朱元璋关心的一些政治问题尚未在《大明令》中体现。[美]陈学霖《明太祖致高丽国王的白话圣旨》指出《高丽史》所载朱元璋白话圣旨暴露了朱元璋傲大性格、权威意识与运用传统的原则，以及灵活处理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原则。夏玉润《重读朱升及（朱枫林集）——兼析疑点重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指出长期流传的九字三策为朱氏后裔、乡人逐渐编造而成。赵现海《明初甘肃建镇与总兵官权力、管辖地域之考察——以敕文为中心》认为洪武后期明朝在甘肃设置镇守总兵官，赋予其节制卫所、便宜行事的权力，甘肃从而建镇。永乐时期甘肃总兵官拥有财政、民事与外交权力，管辖地域最终固定为甘肃全境。赵中男《明前期减免宫廷财政初探——以目前所见相关诏书为中心》指出明前期皇帝登基诏减免宫廷财政以实物为主，且以对临时额外征收部分减少较多，对定时定额部分很少减免。陈时龙《明代诏令的类型及举例》将明代诏书分为十类，并依次对其内涵、定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曹刚华《明代佛教方志与明代诏敕研究》对宋明传统方志、佛教方志中的明代诏敕编排体例进行了分析，指出佛教方志所收诏敕记载了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张金奎《锦衣卫职能略论》指出锦衣卫是一个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都曾发生重要影响的机构，对克服文官监察体制的不健全具有弥补作用。彭勇《明代领班武官敕书“坐名”试析》指出明代领班武官敕书长期使用，既有承继性亦有鲜明的变化，敕书的形式与内容多随军制而变化。[日]松浦章《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指出明朝在战争发生前后，已在接受福建商人送来之日本情报之外，还主动派遣间谍进入日本，搜集情报，进行策反工作。郑洁西《16世纪末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及其变迁——以万历朝鲜之役的诏令资料为中心》指出明朝在壬辰倭乱之前，根据情报，考虑过直接征讨13本的进攻战略。战争发生后，最终占据主流意见的仍是保守战略。解扬《冀复祖制与（皇祖四大法）对明太祖政事的梳理》讨论了万历时期何栋如运用纂辑史书的手段向皇帝建议废除矿监税使，指出祖制在晚明政治中的示范性、约束力和吸引力已经降低。张兆裕《（甲乙记政录）与晚明圣旨之私家辑录》指出在当时以邸报为基础编纂的书籍中，《甲乙记政录》是目前所见唯一存世的只录圣旨者。
高寿仙《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研究的史料问题》（《安徽史学》第2期）认为朱元璋明确地说明自己生于“钟离”或“钟离之东乡”，此“东乡”在钟离县境内。盱眙说立论主要建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李新峰《明朝建国前的“应天府”与“建康”》（《明史研究》第11辑）指出明朝建国前，“建康府”名称存在的可能性大于“应天府”。赵轶峰《明代的遗诏》（《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遗诏是皇帝嗣位合法性的基础，士大夫群体在遗诏中渗透变革主张，从而带来国家政策的调整。李媛《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代皇帝修省、罪己诏具有应天弥祸、调整政策之意味。李佳《明代群臣“伏阙”抗争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古代文明》第4期）认为明代群臣“伏阙”抗争蕴含着民本思想与绝对君权观念的冲突。
《故宫学刊》第6辑刊发了一组宫廷史论文。李泉、李芹《明代的宫廷运输与运河交通》考察了明代宫廷物资来源、运输船只及对运河秩序的破坏。王熹《明代帝后与宗室服饰述论》对明代帝后服饰制作过程、服饰式样及特点作了讨论。胡汉生《明代帝陵的选址与风水景观变化》认为明代帝陵在规划上强调以风水为依据选择周围自然景观。杨新成《明代宫室的营建和形制布局简述》指出明代宫室制度上承前朝，开创于成祖，确立于迁都北京，经过嘉、万变革，趋于完备。此外，孟凡人《明代藩王坟的形制与布局》（《故宫学刊》第5辑）认为藩王坟与帝陵地宫有密切联系，且有互补之处。刘毅《明代亲王陵墓玄宫制度研究》（《华夏考古》第3期）将明代亲王玄宫的发展变化分为四期。
彭勇《明代皇室冠礼述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明代皇室冠礼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它不单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张凡《明代宗祧继承制度探微——法律、观念与社会变迁》（《历史教学》第11期）认为明代宗祧继承制度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强化，并带来了相应的法律变动。赵现海《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指出明初分封制度继承元代宗王出镇制度，以地方军事权为核心。但在实行中却标榜周制，附会汉制，从而适应明初“华夷之辨”的时代背景。梁志胜、王浩远《明末秦藩世系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根据出土墓志，考察了明末秦藩世系。李媛《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一种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古代文明》第2期）指出明朝皇帝、士大夫以及民众因身份和祭祀目的的不同，对祭天礼仪有各自的解读。赵克生《明朝文官父祖封赠制度述论》（《社会科学辑论》第3期）认为明代文官父祖封赠制度的运作建立在“忠孝合一”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陈梧桐《胡惟庸党案再考》（《明清论丛》第10辑）指出胡惟庸确实专权跋扈、策划谋反，但朱元璋借机指斥其通蒙、通倭，将胡案扩大化。赵现海《明代中书舍人考论——金、元传统视野下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考察了明代中书舍人的六种机构及各自职掌，以及选拔、考察、迁转与政治地位之变迁，认为明代中书舍人之衰落源自金元传统与翰林院之强势。赵现海《银章密奏与洪熙中枢政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从仁宗朝银章密奏现象出发，讨论了永乐朝中枢政治集团的一分为三，及仁宗朝重组中枢体制的原则。赵现海《杨一清的政治生涯：嘉靖初年在野正德旧臣与“大礼议”关系的探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1辑）从正德年间“东宫旧僚”与“豹房群体及所属士大夫集团”；“文学侍臣”与 “事功能臣”两种对立框架出发，探讨了杨一清在嘉靖初年始终无法起复的原因及在野议礼的初衷。林金树《高拱和张居正民生思想研究》（《明史研究》第11辑）指出高拱更关注边防与吏治，张居正侧重赋役征派与产品分配，而重视商业是共同点。毛佩琦《张居正历史定位再议》（《明史研究》第11辑）指出张居正通过加强专制来达到其行政目的，与社会经济、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张宪博《顾宪成赠谥、从祀文庙成败探析》（《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各级官员纷纷为顾宪成请谥，但却阻力重重。崇祯帝为他加赠官诰、赐谥，还决定将其从祀文庙，顾宪成儒学地位及政治作用得以确认。但乾隆对东林讲学的否定阻止了从祀之典，也成为后人有欠公正评价顾宪成的原因之一。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指出嘉万两朝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时代，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山人”运动，造成了晚明政局的纷扰。
胡丹《明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祖制”之考辨》（《济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明朝人为了与宦官斗争的需要，创造了一个明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祖宗之法。胡丹《明代东厂新证三说》（《西南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正统以前，东厂“行事权”有限。成化初年，东厂始为定制。白建新《万历工部三书所证内官董役与召买开纳事例述考》（《明清论丛》第10辑）记述了内官董役营建现象，诠释了万历晚期工部职掌、年例和物料召买的特点。赵现海《明代北边镇守太监研究》（《故宫学刊》第6辑）考察了明代北边军镇“三堂”体制，指出镇守太监在“三堂”体制中扮演“总领”角色，侵夺巡抚民政词讼权、总兵官军事统率权，并建立标兵。
南炳文《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中州学刊》第5期）指出河南籍天津官员的优良业绩反映出当时河南社会仍保持相当高的水平，但河南籍官员由于出身内陆，限制了眼界。傅林祥《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出现了“一地两属”现象。柏桦《明清州县陋规收人刍议》（《明清论丛》第10辑）对明清州县陋规名目、种类、作用及明清政府采取的革除措施进行了考察，指出陋规最终无法革除的原因在于财政能力的有限。柏桦《明清州县监狱的牢头》（《古代文明》第2期）讨论了明清地方政府限于衙门人手不足，任命囚犯充任牢头等问题。
黄阿明《明建国前朱元璋集团的军事领导机构及其演变》（《史林》第3期）论述了导致明初形成“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军事领导体制的原因。李新峰《明初亲军卫变迁与军中派系》（《明清论丛》第10辑）指出明初军队中存在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优势逐步扩大的濠州“从军”集团，早期举足轻重的“归附”各部则受到压制，逐渐退出核心位置。张祥明《明代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初探》（《史学月刊》第12期）考察了明代军选武官考选制度形成、变化过程，以及考选办法。张松梅《明代武官优养制度述略》（《聊城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武官优养体系。曹循《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武职阶官化是明代武官制度的重大变革。
马顺平《洪武五年明蒙战争西路战役研究》（《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3辑）利用黑水城文书考察了西路军进军的路线与战争影响。赵现海《洪武前期北边二元军事体系的创立》（《明史研究》第11辑）讨论了洪武前期明朝将地方军事体制分离为统率权、管军权并立制约的二元体制，影响深远。胡凡《明代前期九边蓟镇形成考论》（《文史》第4辑）认为洪武三十五年，成安侯郭亮出镇永平、山海，已充总兵官，蓟州镇建立。陈鹏、胡凡《论明代前期殿试时务策中的边防军事策问》（《东北史地》第6期）考察了明前期殿试时务策所关注的不同内容。王琳峰、张玉坤《明宣府镇城的建置及其演变》（《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宣府镇城的建制及演变受到自然条件、边防形势、经济生活以及礼法与社会观念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杨士钰《明初加强洮州卫建设的原因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洪武十二年，明朝构建了一条以河、湟、洮、岷为战略据点的西北防御体系。杜常顺、郭凤霞《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明代河湟洮岷边地各卫土汉混编、军政兼辖，与地方社会结成密切关系。刘景纯《明代陕西四镇分路防守体制的形成和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分路防守体制是明代九边形成后出现的参将分区防守制度，形成于正统，成熟于万历。刘景纯《明代前中期九边区域防御形态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认为正统以后，九边形成以镇为单位的大区域和镇内小区域相结合的防御。陈晓珊《明代登辽海道的兴废与辽东边疆经略》（《文史》第1辑）认为明中叶后，登辽海道逐渐衰落关闭，给后勤保障和军事防御带来了破坏。肖立军、王锡超《明代天津筑城置卫若干问题考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天津卫城正式兴建当在永乐二年。李渡《明代监军制度述论》（《文史哲》第2期）讨论了明代内官、巡抚、总督、巡按、兵备道监军制度。陆韧《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认为明清史家出于政治需要，疏离对边疆形势的考察，使边疆问题异化为政治斗争。
胡凡《明代中叶在河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考察》（《明清论丛》第10辑）对成化至嘉靖年间明朝在河套地区修筑长城的历史进行了考察。杜林渊、郭新宇《陕北明代营堡分布的特点》（《延安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陕北明代的营堡主要分布在地势险要、交通重要、易于商业贸易、可供开垦及有水源的地区。赵现海《明代嘉隆年间长城图籍撰绘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首次提出“长城图籍”的概念，指出明代地图的主流绘法很少使用“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显示出明代仍然继承了古代地图的人文传统，“科学”、“定量”对明代地图绘制的影响十分有限。赵现海《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史学史研究》第3期）考察了现存三门峡博物馆的《九边图说》残卷，指出该地图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长城全图，该图采用传统形象绘法描绘了明长城的立体防御体系。
三、经济、社会
林金树《论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以土地政策和税粮征收为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明太祖大力兴农，又征税于农，有时也减税济农，贯穿于其中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保国安民”。卜永坚《盐引·公债·资本市场：以十五、十六世纪两淮盐政为中心》（《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16世纪初“余盐银”制度的设立，使白银进入开中法，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内商两大集团。明朝两淮盐政制度发展出以盐引为中心的公共资本市场制度。栾成显《明清户籍制度的演变与其所造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指出明清长时间实行户籍与赋役合而为一的制度，导致明中后期人口统计严重失实。吴滔《百姓日用而不知：明洪武十四年后户帖的流传》（《历史教学》第6期）指出户帖不仅用来确认编户齐民的社会身份，而且是定居人籍的最好历史证明材料。薛理禹《明代丁银源流考》（《历史教学》第10期）指出明代丁银有两大源头：徭役与户口食盐钞。刘利平《赋役折银与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收入》（《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考察了明代中后期太仆寺银两逐渐增加的过程及影响。
王培华《元明清时期的南北矛盾与国家协调——以南粮北运引发的南北区域对立和解决方案为线索》（《学术月刊》第3期）对南粮北运所产生的南北矛盾及应对措施进行了考察。樊铧《论明人对海运的思考与认识——以海运图为主要线索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通过分析明代士大夫围绕海运问题形成的应对，提出明中叶后围绕海运话题形成了两种分叉现象。陈夕波、韩光辉《明北京城营建石料采办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阐述了北京营建工程所需石料的种类、产地、采办和运输过程。胡梦飞、宋仕香《略论明代洳河开凿及其对徐州地方社会的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洳河的开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发展兴衰的转折点。吴欣《明清京杭运河河工组织研究》（《史林》第2期）探讨老人、小甲、闸官等组织管理形式的利与弊、延续与变革。胡端《试论明清以来江南内河水运中的船夫生计》（《史林》第4期）考察了明清以来江南内河中船夫群体与江南市镇经济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赵珍《明代会通河段泉夫组织形式探究》（《聊城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明朝为管理泉源设置专门夫役——泉夫。
高寿仙《财竭商罄：晚明北京的“公私困惫”问题——以（宛署杂记）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该县已陷于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主要原因是朝廷提高了契税的起征点并降低了税率。随着各地粮草物料的纳银化，北京“商役”日益沉重，造成了经济凋敝。栾凡《明代辽东的米价、军粮与时局》（《东北史地》第3期）探讨了辽东粮食价格的变化在明末辽东地区乃至全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李日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在进口与本土化种植的推动下，胡椒的流通与消费在国内广泛展开，在商贸、饮食、医药、军事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建磊《明末清初景德镇土著窑户的衰落及“都昌帮”的崛起》（《宜春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都昌帮”能够在明末清初掌控景德镇瓷业，与以都昌籍工匠为主的军窑、御窑的建立、官搭民烧及三藩之乱等密切相关。
黄阿明《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讨论了明代中后期白银普遍流通情况下民间造伪与国家应对之博弈。刘恒武、杨心珉《明代的钱法阻滞问题与黄宗羲的钱法思想》（《浙江社会科学》第9期）指出明政府在铜钱等普通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的管理上举措失度。黄宗羲构筑了铜钱本位、兼行纸钞的货币设想。王家范《复杂的历史，蓄意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探索与争鸣》第1期）审视了“黄宗羲定律”受害最深与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局面之问的“悖论”。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明清商业思想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时，陷入困境。胡铁球《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社会科学》第9期）将客店、歇家、牙家皆归于“歇家牙行”模式。刘秋根、张建朋《明清时代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以（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第1期）从会计史角度研究了明朝万历年间一家染店的账簿。赵红梅、程志兵《明清文献中的“纸赎”和“纸赎银”》（《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认为“纸赎”和“纸赎银”是诉讼费的名称，后来成为官吏科敛的一个名目。陈宝良《从文学发现历史——明清文学中之诉讼社会》（《明清论丛》第10辑）以明清文学为史料，探讨文学在国家法律普及化方面的作用，重构明清“诉讼社会”。
高寿仙《明代淮安人口数额初探》（《明史研究》第11辑）对明代不同时期淮安的人口数额进行了详细估算，并区分了军卫、城市人口的份额。虞万里《明清以来姓氏与姓氏书》（《史林》第3期）认为明清姓氏书分为二种：一是纯粹姓氏书《姓觿》，一是姓氏与名人传记合一之书《万姓统谱》。罗晓翔《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第7期）认为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但也承担宣讲以外的事务。常建华《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求是学刊》第2期）认为刘氏宗族成功的原因在于科举成功、农商结合、响应教化，与大族联姻。卞利《明代徽州谱牒的纂修、管理及其家国互动关系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对明代徽州谱牒纂修与管理及其家国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索。阿风《谈谈明清时期诉讼过程中的“恃妇”现象》（《中国社会科学报》4月8日）讨论了徽州诉讼文书中所载“恃妇”及其产生背景。刘道胜、凌桂萍《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分家析产对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安徽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明清徽州宗族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周晓光《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明清徽州众存祀会属于宗族之下血缘性的结合，并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丁慧倩《社会资源与家族化进程——以明清青州穆斯林家族为例》（《回族研究》第2期）以明清青州两个回回家族为例，探讨了家族组织得以组建、发展所依靠的社会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发掘、创造与利用的历史过程。秦海滢《明清时期的淄川毕氏家族》（《明清论丛》第10辑）通过考察明清毕氏家族文化建构过程，讨论了家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历史人类学学刊》第8卷第1期出版了“华北村社与宗族研究”专号。王绍欣《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指出明清时期闻喜县族谱对于祖先来历具有共同叙事结构的状况源于当时的宗族形态。闻喜宗族是一种“户族”，是一个赋役共同体。韩朝建《“忠闾”——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指出元明清时期杨氏宗族建设一方面是人群的分化与整合，一方面寻求官府的承认与支持。其背后的关键是杨氏拥有大量的土地。丁慧倩《里甲、清真寺与回回家族——以山西长治回回家族为例》结合里甲赋役、清真寺建设，考察了山西长治以程氏和马氏为主线的回回家族发展历程。李留文《村社与宗族——明清时期中原乡村社会组织的演变》指出明代济源里甲制度试图以十进位的方式治理乡村，但由于人口迁移与土地流转而屡次废坏。罗丹妮《唐宋以来高平寺庙系统与村社组织之变迁——以二仙信仰为例》指出明清是高平地方权力格局重组的一个重要时期，新的工商精英与工商业者开始崛起。
陈超《品官命妇制度与明代妇女的纵向社会流动——以明人墓志铭为研究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指出品官命妇制度给妇女在社会公共领域以肯定，成为对妇女的鼓励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陈宝良《从财产权看明代妇女之法律及社会地位》（《明史研究》第11辑）认为民间私例、习惯法与法律一同决定着明代妇女的财产权与地位。王雪萍《明代婢女婚姻特殊性的历史解读》（《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指出明代婢女婚姻的特点表现为婚姻权利法律文本的空洞、婚姻实现中的主家利益取向和婢女择婚对象的相对宽泛。但明清易代后却出现波折甚至倒退。陈宝良《明清易代与妇女史的波折——兼论明代妇女的群体人格》（《故宫学刊》第5辑）指出明代妇女逐渐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活力”与多样化趋势。
马建民、李建华《明代宁夏地区医事制度考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讨论了明代宁夏地区医事制度。张宗鑫《明代山东养济院探析》（《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是山东养济院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王尊旺《慈善与社会控制：明代养济院略论——以福建省为中心的考察》（《明史研究》第11辑）则对福建养济院之设立、制度规定及发展加以考察。涂丰恩《择医与择病——明清医病间的权力、责任与信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讨论了明清医病关系中牵涉的权力与伦理。王涛锴《何以成医：明清时代苏松太地区的医生训练和社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认为明清江南社会培育出具有多样形态和地域特色的医生训练模式。
四、思想、文化
陈时龙《明代书院志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考察了数十种明代书院志的记载对象、作者、卷数、编纂时间与体例。程水龙《徽州汪佑（五子近思录）源流考》（《安徽史学》第3期）指出《五子近思录》传刻本众多，推动了程朱理学的盛传。衷海燕《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指出邹守益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将学术思想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成为地方“清议”力量。黄卓越《明儒赵贞吉的经世出世论：学渊与间——兼论一种思想史的线索》（《明清论丛》第10辑）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赵贞吉经历、交往、著作与思想，对其出世、经世思想进行了辨析。朱昌荣《晚明理学界“由王返朱”趋势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指出东林学者、黄道周与刘宗周在会合朱、陆的形式下共同推动了晚明理学界“由王返朱”的发展趋势。王美凤《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冯从吾彻底清算佛学思想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第5期）指出《明太祖实录》有选择性地塑造了朱元璋的形象，反映了实录作者依据自身所处政治环境，并遵照实录传主的性格特点和基本经历来撰写的特征。谢贵安《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朝历代实录对建文帝之态度经历了从掩盖到频繁载录以及请求为之平反的变化。吴德义《试论建文史学》（《西北师大学报》第2期）对建文史学进行了定义。钱茂伟《（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学术研究》第5期）讨论了明实录资料来源的前后变化，翰林官在纂修中扮演的角色。
汪维真、牛建强《明代孔颜曾孟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明清论丛》第10辑）指出阙里庙学在管理方式、办学取向以及岁贡、科举、考选等环节与地方儒学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是一个特殊群体，仍可享受政策上的优惠。吴宣德、王红春《明代进士及第时三代存殁状况初探》（《明清论丛》第10辑）指出进士之家的构成形态还应考虑女性问题。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第1期）讨论了明代历朝乡试额数的变化及总数。汪维真《明代云南乡试合分及其解额变动研究》（《明史研究》第11辑）指出明朝为加强边疆开发，大力推动云贵设学、选贡、开科政策，解额不断增加。王日根《明清科举的正途与异途——关于福建、江西、安徽族谱资料的分析》（《安徽史学》第2期）通过对族谱的分析，指出正途出身与异途出身往往相互支撑，共同为家族作出贡献。牛建强《明人王祖嫡行实考述》考察了军户家庭出身的王祖嫡，在明中期以来文风昌盛的背景下，走上科举之途的历史。张明富《论明代宗学的教育教学制度》（《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讨论了明代宗学的发展。张森《明清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经费探究》（《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论述了明清顺天贡院修建及经费。刘晓东《明代的“私塾”与“塾师”》（《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指出明代私塾非常发达，塾师也大规模成长，导致“供大于求”。刘晓东《晚明塾师的“觅馆”与“聘期”——兼及塾师生活模式及其职业精神的演变》（《求是学刊》第1期）认为塾师未能形成一种职业的群体性的内在聚合。
夏维中、杨新华、丁修真《试论明初南京大报恩寺修建的几个问题》（《明清论丛》第10辑）指出天禧寺的历史源头是六朝长干寺，在洪武年间成为南京三大刹。永乐年间朱棣为赋予自身帝位合法性，改修并改名大报恩寺。赵克生《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指出在明代新宗法形态下，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之改易取决于社会现实和礼仪精神的双重限制。曹刚华《明代佛教方志的刊刻与流传》（《故宫学刊》第5辑）考查了明代佛教方志的刊刻途径、流传方式及清人评价较低的原因。张传勇《明清陕西城隍考——堡寨与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1卷）指出陕西城堡皆建有城隍庙。王健《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会首、衙役是信仰活动的组织与参与者，女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杨帆《明清宁夏平原水利兴修与水神信仰初探》（《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明清宁夏平原的水利工程与水神庙宇数量大为增加。刘兵《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聊城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明清两朝运河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人格神信仰为主的明清水神信仰文化。高志超《试析明与后金统治层对喇嘛在双方斗争中作用的认识》（《东北史地》第6期）认为明朝与后金对喇嘛在辽东政局中作用的认识有所不同，这反映了明清两代民族政策和边疆局势的不同。
赵克生《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家礼“下渗”民间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社会礼仪化过程。卿朝晖《（五岳游草）明刻本的形式》（《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通过比对苏州图书馆藏《五岳游草》残本与清代冯娃重刊本的不同，揭示王士性原稿的模样。[日]大木康《明末“画本”的兴盛与市场》（《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末“画本”的兴盛与新涌现的一批低层次读者有关。
五、中外关系
万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第2期）指出明太祖外交观念建立在国家观，而非天下观上，这在于明朝统治者的认识中，天下国家已经重新定位：从一元天下到多元国家，从天下主到大国之君。从传统帝国天下观到国家观，观念重构的过程标志了传统帝国逐步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趋向。万明《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洪武朝形成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明朝摒弃了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万明《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郑和出使海外，为宫廷取宝是下西洋主要目的，内官监的采办职能由此凸显。郑和守备南京，内官监的营建职能凸显，形成了由近侍主管到职掌营造的转变，乃至后来内府工部的定位。下西洋导致了内官监疏离内廷中枢，成为其内官第一署地位丧失的关节点。
赵现海《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古代文明》第1期）指出明朝代元后，中国与高丽之关系从元丽以政治联姻为纽带转变为以“华夷秩序”为纽带。伍跃《外交的理念与外交的现实——以朱元璋对“不征国”朝鲜的政策为中心》（《明史研究》第11辑）指出朱元璋本人和负责邦交的明朝礼部从来没有向对方使者宣布过自己的“不征国政策”，也始终没有放弃过用武力向对方施加压力。李花子《高丽末朝鲜初对公险镇的历史记忆》（《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指出朝鲜依托高丽长城以北的公险镇，与明朝争夺图们江以南女真管辖权，公险镇的历史记忆逐渐模糊的过程，为朝鲜编造外交措辞提供了方便。刁书仁《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之关系》（《史学集刊》第1期）认为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交往和朝鲜的主动接纳，反映出朝鲜竭力同明朝争夺对女真的管辖权。刁书仁《正统年间建州左卫西迁考实——兼论东亚地区女真与明朝、李世朝鲜之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考察了女真、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刘喜涛、赵轶峰《史料比勘中的“两个”万历皇帝》（《求索》第10期）指出明人史料与朝鲜史料中万历皇帝的不同形象源自不同的价值立场。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南开学报》第2期）认为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杨雨蕾《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浙江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在明清朝鲜文人笔下，江南区域范围带有朝鲜本土景象的关照。
陈小法《洪武七年的日本入明僧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笫10期）指出洪武七年入明僧目的主要可分为朝贡贸易、参禅学法、游方巡礼、献物报恩以及政治避难等。陈小法《日本人明僧携回的中国物品——以策彦周良为例》（《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策彦周良携回的作品中鲜见禅林墨迹，这显示了此时的中国禅林在日本的影响已是今非昔比。郑洁西《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学术研究》第5期）指出明朝派遣间谍，搜集日本情报，谋求战略上的主动权。这些情报关乎战局的进退和战争的胜负，对这场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晓东《南明士人“日本乞师”叙事中的“倭寇”记忆》（《历史研究》第5期》）讨论了南明士人在“乞事日本”之事上，对“倭寇”选择了集体性失忆。陈文源、李宁艳《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暨南学报》第1期）指出嘉靖六年，明朝迫使莫登庸前来归顺，并授予莫登庸“都统使”官衔，使安南在理论上成为明朝辖理的特区。李华川《“西人掠食小儿”传说在中国的起源及流播》（《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传说最早由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华贩卖儿童的行为所引发，明中后期及清前期已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该传说还与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及修炼方术有关。董少新《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考》（《复旦学报》第1期）考察了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募葡兵抗清及请永历入教之事。夏伯嘉《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复旦学报》第5期）论述了耶稣会文献的种类、特征与现有的分布情况。孙景尧、龙超云《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关系蠡测——以安龙碑为中心》（《学术月刊》第9期）指出安龙拉丁文碑记具有将中国变成“皈依天主的东方罗马帝国”之意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