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蒙元史研究综述

　　2010年蒙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学术著作20余部，研究论文400余篇。现就笔者目力所及，对本年度蒙元史研究状况择要分类简述如下。

一、学术会议

　　2010年是蒙元史学界学术活动较为频繁的一年，召开相关学术会议共七次。7月20至21日，在河北省张北县召开了“元中都与元后期政治文化”研讨会；7月21日至24日，中国元史研究会、锡林郭勒盟行署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联合举办了“元代漠南城市与经济社会”学术研讨会；8月21日至22日，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举办了“东亚多元文化时代的法律与社会——《至正条格》与蒙元法律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10月9日到1l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和江苏省昆山市政府主办了“玉山雅集·2010-顾阿瑛诞辰7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元代历史文化论坛”；l0月24至25日，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杭州市历史学会和浙江省富阳市政府联合举办了“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国际学术研讨会；1l月11日至l3日，中国元史研究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市政协在杭州召开“世界的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论坛”；l2月18日，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忽必烈及其十三世纪的世界”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二、专著

　　本年度出版学术专著多部。陈高华《元朝史事新证》（兰州大学出版社）汇集了作者近几年的元史研究新作。高荣盛《元史浅识》（凤凰出版社）精选了著者30年来的元史研究成果。沈卫荣《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收录了作者多篇关于元代西藏历史的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大都》和《元上都》是元代都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陈高华、史卫民《元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以上两部著作合并，并加入了元大都的饮食生活和元中都设置等内容。王培华《元代北方的灾荒与救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考察了元代北方地区水、旱、寒、雹、蝗等灾害现象的分布特点及官府对灾害的救助措施。刘永海《元代道教史籍研究》（人民出版社）探讨了元代道教史籍的产生背景、编纂、刊刻、损毁、传播诸问题，揭示了元代道教史籍中所蕴含的三教圆融思想。陈谷嘉《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认为元代理学的发展历史是经学和儒家伦理道德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历史。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包括25件世俗文书和4件佛教文书在内的51件回鹘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文献进行了考察。相关学术专著还有党宝海《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斡《元代民族经济史》（民族出版社）、彭少辉《元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朱耀廷《蒙元帝国》（人民出版社）、张广保《尹志平学案》（齐鲁书社）、赵卫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齐鲁书社）、罗鹭《虞集年谱》（凤凰出版社）、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巴蜀书社）、王锟《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理学》（上海三联书店）、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出土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公元13—14世纪）》（法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籍整理方面有《欧阳玄全集》（汤锐编校，四川大学出版社）、《杨维桢诗集》（邹志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楚石北游诗》（吴定中、鲍翔麟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郑元禧集》（徐永明校点，浙江大学出版社）、《赵孟频文集》（任道斌辑校，上海书画出版社）、《松雪斋集》（黄天美点校，西泠印社）、《至元嘉禾志》（嘉庆地方志办公室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至正昆山志》（陈其弟点校《昆山宋元三志》，广陵书社）、《蜕庵集》（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金陵全书》甲编录有《至正金陵志》（南京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继续出版《元人别集丛刊》l4种：《李俊民集、杨奂集、杨弘道集》（魏崇武、花兴、褚玉晶、胡鑫标点）、《许衡集》（毛瑞方、谢辉、周少川标点）、《袁桷集》（李军、施贤明、张欣标点）、《马祖常集》（王媛标点）、《郑元{；占集、马玉麟集》（邓瑞全、童晓峰标点）、《吴莱集》（张文澍标点）、《贡氏三家集：贡奎集、贡师泰集、贡性之集》（邱居里、赵文友标点）、《傅若金集》（史杰鹏、赵或标点）、《贝琼集》（李鸣标点）。

　　艺术史方面的专著有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罗卫《元代至正年铸币》（文物出版社）、朱裕平《元代青花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年度出版论文集多种。《元史论丛》第十二辑为元上都研究专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论丛12》）；《元史论丛》第十三辑为元大都研究专号（天津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论丛13》；《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22》）；《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民族出版社，以下简称《方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4》）是纪念蒙元史学家亦邻真专号；《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发行。

三、政治史、法律史、军事史

　　政治史

　　党宝海以石刻史料为主体，辅以现存蒙元时代的纸质文书残件，分内容严格对应、内容互补和带有蒙古语提要三类，考察了蒙汉双语公文（《蒙元时代蒙汉双语公文初探》，《集刊4》）。李大龙认为元朝四等人制的划分既有维护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史学集刊》第2期）。陈高华《灾害与政治：元朝应灾议（谏）政初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6期）探讨了元代应灾议（谏）政的两种形式：百官集议与官员上书，指出天人感应的传统政治理论在应灾议（谏）政时占主导地位，而应灾议（谏）政效果有限。刘晓《元昭文馆大学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考察了元代昭文馆大学士的发展沿革及其结衔、品级、俸禄等问题。葛仁考《元代太史院考述》（《论丛13》）探讨了太史院的设置、官署、任职官员及职能。武香兰探讨了元代太医院使的群体构成、数量、地位，以及医学教师选拔医生、修建三皇庙、充任“法医”、监督考核医人、管理医学学田等职能（《元代太医院使群体特点研究》，《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第2期；《元代医学教师职能特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吴志坚考察了以有司为中心的乡试过程（《元代的乡试——以有司为中心》，《集刊22》）。刘迎胜指出太庙祭祀由至元元年的太庙七室到至元三年改为八室的变动，反映了忽必烈对汉文化中长幼有序观念的接受（《从七室之祀到八室之祀——忽必烈朝太庙祭祀中的蒙汉因素》，《论丛l2》）。薛磊讨论了元代三皇祭祀制度、三皇庙的建设及三皇祭祀的礼仪之争（《元代三皇祭祀考述》，《论丛l3》）。

　　李治安考察了元代陕西、四川行省的沿革变迁，机构与官吏任用，行省同行枢密院、宣慰司、行台（廉访司）的关系，以及行政、司法、财政、军事、水利、站赤等诸多问题（《元代陕西行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元代四川行省沿革》，《历史教学》第4期；《元代四川行省初探》，《论丛l3》）。他还梳理了巩昌汪总帅府辖区变迁与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此消彼长的关系（《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南开学报》第2期）。党宝海认为《元史》中记载的“阿失答不速皇城”很可能就在察罕脑儿附近，而鹰房（昔宝赤）万户、昔宝赤八刺哈孙总管府、云需总管府的设置均与元朝皇室的鹰猎活动密切相关（《察罕脑儿行宫与蒙古皇室的鹰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方铁探讨了元代的土官制度（《论元朝的土官制度》，《方集》）。尹航认为本钦可以兼任乌思藏宣慰使，但乌思藏宣慰使不等同本钦（《乌思藏本钦制度述略》，《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周芳考察了元代云南九王世次和任职时间（《元代云南宗王考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

　　陈得芝利用1990年蒙古和日本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资料，探讨了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和葬地，并追溯成吉思汗先世在鄂嫩河流域的活动和势力逐步兴盛的过程及相关的地名方位（《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刘晓从武仁授受的大背景入手重新审视了南坡之变，考察了政变后泰定帝弥合统治集团分裂的举措及皇帝怯薛的情况（《“南坡之变”刍议》，《论丛l2》）。王劲松分析了元顺帝时期伯颜和脱脱任相诏敕附带赦免问题，讨论了顺帝初年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谈元朝与右相有关的两次诏敕》，《论丛13》。段雪玉以《庐江郡何氏家记》所载何真家族事迹为线索，探讨了元末何真势力因控制东莞、惠州地区盐场而崛起的过程，认为就广东而言，宋元时期乡豪势力是盐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豪、盐官与地方政治——（庐江郡何氏家记）所见元末明初的广东社会》，《盐业史研究》第4期）。沈乾芳探讨了至顺年间禄余、撒加伯反元斗争的过程及原因（《论禄余、撒加伯领导的反元斗争》，《曲靖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法律史

　　胡兴东探讨了元朝判例的创制程序以及司法对不同创制程序所带来问题的协调作用（《元朝判例法创制程序问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l期）。李珏《元代收继婚制度评述》（《广东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3期）讨论元代收继婚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础。刘义青《元代法律与资源的保护利用》（《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考察了元代法律层面的资源保护利用。胡选成探讨了元初对官吏赃罪的禁治措施及成效（《元代前期对官吏犯赃的禁治》，《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军事史

　　李治安指出，元代蒙古军都元帅府系沿用金总兵官旧称，蒙古军都万户府是基于十进位编组的蒙元新制，两者在嬗变过程中经常混用；所谓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和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是同一蒙古军都万户府在不同时段的称呼，“四川”、“陕西”只是表示其治所先蜀后陕的迁徙变更；西部四行省蒙古军探马赤军诸军团之间的奥鲁老营、前线征行和二次签发征调等复杂联系是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统帅同一化的基本背景（《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第1期）。石坚军近年来致力于蒙古“斡腹”战略的研究，以之为视角探讨了蒙金关河争夺战、三峰山之役、灭金战略、灭宋战略以及蒙藏关系、蒙古与大理的关系（《1227—1231年蒙金关河争夺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l期；《蒙金三峰山之役新探》，《兰州学刊》第10期；《蒙军假道灭金战略新考》，《历史教学》第l6期；《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新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蒙古前四汗时期蒙藏关系新探》，《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王玉朋考察了元灭南宋后筹措西南军粮的四种措施（《元朝西南军粮的筹措》，《贵州文史丛刊》第3期）。展龙探讨了元末士大夫所组织“义兵”的特点、目的以及历史作用（《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

四、社会经济史

　　经济史

　　顾寅森认为元代北方民户或纳地税、或纳丁税，并考订了丁税税额（《元代北方税粮制度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苏力根据《稼亭集》的记载探讨了元至正五年大都的灾荒，分析了元廷救荒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稼亭集）所见元至正五年大都灾荒事》，《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申友良、肖月娥分析了元文宗时期的“三农”问题更为突出和恶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元文宗时期的“三农”问题研究》，《青海民族研究》第l期）。郭军探讨了元代河西地区屯田和畜牧业的特点（《元代河西地区屯牧述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第21期）。王建革指出宋元时期国家负责一般干河的疏淤，豪强围垦的兴起使官方开始对基层水利界限进行控制，而治水官员多利用各种措施以增加圩内团结力，以完成共同修圩之事务（《10—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和治水体制》，《南开学报》第4期）。潘清考察了元政府疏导吴淞江、整治圩田、疏浚江南运河、建设海塘等治理措施（《元代太湖流域水利治理述论》，《中国农史》第4期）。谢浞探讨了元代太湖以东地域开发与政区沿革的关系（《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地域开发与政区沿革》，《史林》第5期）。郭锐考察了元代的养蜂业（《元代养蜂业初探》，《农业考古》第l期）。

　　杨印民（《元代官府祗应酒品的生产与管理——兼与（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一文商榷》，《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通过重新解读黑水城出土的（编号为F9：Wl05）汉文文书，指出该文书实指甘州路驿站酿酒供应使臣使用，并分析了元代站赤祗应酒品的质量标准。他还讨论了元代大都、上都酒的生产和消费（《滦河美酒斗十千——元上都的宫廷宴饮与街市酒业》，《论丛12》；《元大都的糟房和酒肆》，《论丛13》）。相关文章还有田卫疆《元代畏兀儿地区的葡萄酒酿制及向元大都供应葡萄酒相关史实考辨》（《论丛13》），陈伟明、汤苑芳《从元诗看元代的酒文化》（《农业考古》第1期）。手工业方面还有，吴伟等考察了元代冶金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技术与社会视野中的元代冶金技术发展》，《西夏研究》第2期）。

　　吴海涛探讨了元代淮河流域的商贸往来（《简述宋元时期淮河流域商贸的变化》，《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武小平考察了太仓在元代海运史上的独特地位（《江苏太仓与元代海运》，《江苏商论》第5期）。周爱萍探讨了元代纸币的防伪措施及其成效（《元代纸币的防伪》，《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杨惠玲、尚明瑞考察了元代藏区的货币流通（《论宋元时期藏区的通行货币》，《西藏研究》第4期）。鲍新山探讨了元代杭州旅游业的发展（《试论元代杭州的旅游业》，《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3期）。

　　默书民考察了蒙元政治中心由和林转至上都、大都导致驿站交通路线的变动（《政治中心的地理变迁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以元代为中心的讨论》，《论丛13》）。他对元代站道的研究修正了前人在站道具体走向上的一些差误，探讨了各站道在整个站道网络中的地位（《元代河南行省的站道研究》，《历史地理》第24辑；《元代两都之间及以北地区的站道研究》，《论丛12》；《辽阳行省的站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元代湖广行省的站道研究》，《集刊22》）。苗冬考察了元代政治中心之间使臣的往来（《元代两都之间的使臣往来》，《论丛l2》）。

　　韩光辉、刘旭、刘业成考察了元代警巡院城市、录事司城市等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建制，指出元代形成了以大都为首位，上都、杭州等为次首位城市的全国性完善的古代城市体系，同时在各省区、各路、府形成了区域性城市体系（《中国元代不同等级规模的建制城市研究》，《地理学报》第l2期）。韩光辉、林玉军《10至14世纪中期京兆府域城市行政管理研究》指出元代京兆府城市行政管理继承了金代的录事司制度，并明确了其“掌城中户民之事”的职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王岗《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对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以后政治地位的提升、文化影响的扩大等问题提出己见。陈高华《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考察了大都城的平面结构以及宫殿建筑，指出大都宫殿的建筑式样是以汉族传统为主，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特点（《论丛13》）。高壤探讨了元大内宫殿的布局和建筑特点（《元大内宫殿考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增刊）。王晓欣指出齐化门及其关厢是京城接纳漕运物资最主要的门户和经贸要地，也是京城防守上的缺陷（《元代史料中的大都齐化门及相关问题刍议》，《论丛13》）。吴文涛分析了大都城南花卉业的发展历程和花卉文化兴起的社会背景（《元代大都城南花卉文化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孙冬虎从林木的种植、皇家苑囿内动植物的保护、禁猎区的设置等方面探讨了元代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论元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刘晓考察了杨赟与蔚州采木提举司对大都建设的作用（《蔚州采木提举司与元大都建设》，《中国史研究》第3期）。丛海平分析了上都在军粮运输和供给中的作用（《元初期北方战争中上都的军需供给探析》，《论丛12》）。

　　社会史

　　蔡美彪探讨了“罟罟冠”的特征和“罟罟”一词的来源，指出“罟罟冠”是汉人对蒙古妇女所戴雉尾冠的戏称（《罟罟冠一解》，《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董晓荣探讨了敦煌壁画中所绘蒙古族供养人所着半臂的形制，考察了元代蒙古族中最为流行的直领齐腰汉式半臂、高丽式半臂和交领右衽袍长过膝的蒙古式半臂的特点（《敦煌壁画中蒙古族供养人半臂研究》，《敦煌研究》第3期；《元代蒙古族所着半臂形制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谢静则以敦煌壁画中蒙古族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元代汉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敦煌石窟中蒙古族服饰研究之二——蒙元时期汉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敦煌研究》第5期）。徐文静考察了元代墓室壁画中蒙古族人物服饰在冠帽、袍服、靴子等方面受中原汉地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变化（《元代墓室壁画人物服饰形制探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第l期）。

　　陈高华探讨了元代女性教育、诗词书画、舞台表演艺术、游戏等方面的文化生活，考察了元代女性的交游和迁徙，认为元代绝大多数女性交游范围仅限于亲戚和邻里，其迁徙通常或因战争，或因灾荒，或随父、子行动（《元代女性的文化生活》，《方集》；《元代女性的交游与迁徙》，《浙江学刊》第1期）。谭晓玲探讨了元代战乱中的妇女被掠现象，分析了抗暴身死女子的情操以及幸存者的归宿（《君王无道妾当灾——元代被掠妇女现象初探》，《论丛13》）。

　　周鑫以江西抚州地区的儒士为对象，依据儒士的政治身份分类，勾画了他们在王朝鼎革巨变时的行为模式，并指出影响儒士行为模式的政治理念除忠君和夷夏之辩外，还有隐逸思想和“行道”思想（《世变与人生：宋末元初南方儒士出处之检讨》，《论丛13》）。史伟考察了元初江南游谒的社会背景、地域和对象、干谒条件及其方式（《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江西社会科学》第9期）。何雪芹探讨了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齐鲁学刊》第5期）。杨亮考察了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以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的生活方式为中心》，《船山学刊》第1期）。谷春侠从玉山雅集的动机、顾瑛的诗学思想及与杨维桢的交游诸方面探讨了雅集与铁崖派的关系（《论玉山雅集与铁崖派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刘成群探讨了理学家在徽州地区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中的作用，指出他们推动朱子家礼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和制度保障（《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学术界》第8期）。刘迎胜以王仲德家族为中心，分析了与蒙元上层联系较少的中下层文人的生活和心态（《王仲德家族与元末江南古玩收藏》，《集刊22》）。

　　张帆《元朝皇帝的“本命日”——兼论中国古代“本命日”禁忌的源流》从元世祖时期的乙亥13官员休假入手，梳理了本命日禁忌的源流，认为盛行于宋代的本命El禁忌习俗在元代汉族民众中已经渐趋衰微，在蒙古贵族之中却更加盛行，反映了文化传播中接受方的选择性接受现象（《论丛1277）。陈广恩探讨了“泛滥赏赐”的社会危害、政府补救措施及其社会根源（《“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陈波从海运船户负担加重、内部巨大分化状况及其贩盐行劫、作风彪悍的群体特质等方面考察了元末海寇的生成（《海运船户与元末海寇的生成》，《史林》第2期）。

五、文化史

　　陈得芝指出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了不少变化，而元代汉人、南人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对蒙古文化也多有吸收，并考察了畏3CJl．,字蒙古文和蒙古、色目人学习汉语汉文等问题（《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和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元代多元文化社会的言语文字二题》，《方集》）。

　　宗教

　　杨讷考察了王重阳和他的弟子创教，直至丘处机去世，首尾六十余年间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早期全真教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徐菲指出《辉州重修玉虚观碑》中所称玉虚观教派当属全真教，该碑的立碑时间当为后至元元年（《关于（辉州重修玉虚观碑）的两则考释》，《世界宗教研究》第6期）。大道教是盛行于金元两代的一支新道教。刘晓研究了北京地区的三通碑文，认为大道教的掌教“黎真人”印证了大道教的两大支派——真大道（天宝宫系）与正一大道（玉虚观系）在有元一代一直都存在（《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吴小红考察了包括玄教在内的龙虎山正一道士在元代两都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活动及其对龙虎山和元代道教的影响（《元代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活动及其影响》，《论丛1277）。赵建勇以《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碑阴题名为中心，探讨了元代大道教在关中的传播（《元代大道教在关中的传播》，《中国道教》第6期）。相关文章还有马晓林《元代两都的太一广福万寿宫与灵应万寿宫——太一教与刘秉忠祭遁》（《论丛1277）。

　　释教总统所是元代佛教的重要管理机构之一。赖天兵利用藏经刊经题记、译经题记和飞来峰造像题记等资料，考察了设置于江淮（江浙）的释教总统所的沿革、职官和政治作用（《关于元代设于江淮／江浙的释教都总统所》，《世界宗教研究》第l期）。周清澍考察了元代云南佛教及其对民族交流的影响（《元代云南的佛教和民族交流》，《方集》）。云门宗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刘晓指出入元以后，武仁时代大圣安寺主持云山慧从被仁宗受命领云门宗事，与当时的临济宗、曹洞宗呈三足鼎立之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元末（《金元北方云门宗初探——以大圣安寺为中心》，《历史研究》第6期）。任宜敏考订了临济宗松源系在元代的法脉传承（《元、明临济宗松源系法脉传承考》，《浙江学刊》第2期）。李舜臣、欧阳江琳依据《元诗选》指出江苏、浙江两省是元代诗僧聚集的中心，而临济宗的祖先、松源、之善、居简四大世系是他们主要的归属（《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武汉大学学报》第5期）。韦德强《论元代诗僧的世俗化》（《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第1期）考察了元代诗僧世俗化的表现。吴鉴《清净寺记》是研究元代伊斯兰教的重要资料，杨晓春探讨了《清净寺记》的传世文本及其刻石与载入泉州方志的情况，并分析了碑文所见吴鉴对伊斯兰教认识的来源问题（《元代吴鉴（清净寺记）相关问题的讨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理学

　　刘成群指出元初陈栎等西南理学家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元中后期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其目的是用陆氏的发明本心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学术探索》第3期）。吴立群认为吴澄一方面以继承道统明确了元代儒者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以内圣外王规定了儒者的利益意识，为元代儒者重新树立了真儒这一价值目标，并分析了吴澄以太极为核心的理气论（《元代儒者价值观念中的“我”与“为我”——吴澄真儒观探析》，《南华大学学报》第2期；《试论元代理学中的“太极”之究竟义——吴澄理气论探析》，《周易研究》第l期）。

　　史学与科技

　　王颞对元《大一统志》的修纂人员进行了考索（《虞赵居监——元（大一统志）修纂人员探索》，《方集》）。时培磊考察了元代实录纂修中的审查与进呈、未登帝位者纂修实录和《后妃功臣列传》单独成书诸问题（《元代实录纂修问题考辨》，《文献》第3期）。彭少辉指出元代官修《大元本草》确有此事，并分析了朱思本“思构为图以正”的地图绘制思想，对雷电的科学认识，对星命术的揭露和批判及科学的疾病观（《元代官修（大元本草）确有其事》，《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期；《朱思本科技思想初探》，《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

　　艺术

　　刘中玉《刘因画学思想发微》（《论丛13》）从刘因对士人习艺态度及其思想渊源入手，指出他提倡致力于艺的目的是用学以济世的理念来更迁士人风气。元代后藏地区以萨迦寺和夏鲁寺为核心区域出现了一个制作坛城（曼陀罗）的高潮，张亚莎《元朝后藏地区坛城壁画考述》（《西藏大学学报》第2期）探讨了两寺壁画的形成时期和过程。黎国韬《十六天魔舞源流考》（《西藏研究》第2期）认为此舞源于藏传密教的的金刚舞，由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创编，初期原在河西流传，元末进入宫廷，在汉地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改编，逐步减少了宗教因素。

六、民族与中外关系史

　　张佳佳利用道光《巨野县志》所存的三篇景教家族墓志探讨了按檀不花家族的世系、景教信仰、汉化问题以及岳出谋与伏羲庙诸问题（《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历史研究》第5期）。谢咏梅考察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木华黎、带孙、阿剌罕、奥鲁赤家族的世系（《札刺亦儿部若干家族世系》，《论丛13》）。张岱玉对弘吉剌部首领的事迹作了考索（《元代漠南弘吉剌部首领事迹考论之二》，《论丛l2》）。他还指出忙哥台为忽必烈庶出之女，其爵号应为鄄国公主（《元朝公主忙哥台世系、爵号考》，《集刊22》）。陈广恩探讨了唐兀高氏家族（《元代的高氏家族考略》，《集刊22》）。

　　元丽关系是今年研究的重点。乌云高娃探讨了元上都与元丽关系，高丽请婚以及忽必烈的态度、元丽通婚情况以及对高丽政治的影响（《元上都与元丽关系——以高丽元宗、忠烈王在上都奏事为例》，《论丛l2》；《元朝公主与高丽王室的政治联姻》，《论丛13》）。舒健分析了入居大都高丽人的类型及其对元丽关系的影响（《入居元大都的高丽人》，《论丛13》）。崔鲜香考察了元丽关系发展中高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高丽女性在高丽与蒙元关系中的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l期）。于磊考察了洪氏与高丽王室对抗的缘起以及祖孙三代与高丽王室对抗的过程（《辽阳洪氏家族与高丽王室关系述论——以蒙丽关系史为视角》，《论丛13》）。周霞分析了元代山东半岛在元丽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元朝时期的山东半岛在与高丽海上商贸交往中的重要作用》，《鲁东大学学报》第5期）。相关文章还有张建松《元明两代中国域外遗民比较——以朝鲜为中心》（《南阳理工学院学报》第1期）、《“天朝”与“朝天”——高丽奉事金、元用语略考》（《集刊22》）。

七、人物研究

　　孟繁清、杨淑红指出颜氏以医术起家，其子颜伯祥在至元前期长期任上都留守（《元上都留守颜伯祥及其家人史事考》、《论丛12》）。他们还考述了太子侍臣出身的汉臣张九思（《元大都名臣张九思史事考述》，《论丛l3》）。王颈《金元之际“英上人”考索》（《论丛13》）和王树林《金末诗僧性英考论》（《南通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诗僧性英。陈广恩、高兰芳《蒲寿宬交游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以《心泉学诗稿》为主要依据，指出蒲寿宬的主要交游对象是泉州及周边地区的持操守节之士。蔡春娟探讨了王恽青年时代的问学与交游（《王恽在卫州的问学与交游》，《论丛l3》）。温海清指出王恽中统初年初入中省，先是辟为中书掌记，次年二年春辟中书详定官（《王恽中统初年的身份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相关研究还有段海蓉对迺贤的研究（《元末江南士人在大都的活动——以遁贤为例》，《论丛13》）。  

八、文献研究

　　《元典章》和《元史》依然是今年研究的热点。陈高华、张帆、刘晓对《（元典章·户部·钞法）》作了校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张帆以《元典章》新集《朝纲·不许隔越中书省奏启》条探讨了元朝中后期的御前奏闻决策机制，并纠正了《新元史》等书的相关谬误（《（元典章·新集）的一条文书看元朝中后期的御前奏闻决策机制——兼析（新元史）等书的相关谬误》，《方集》）。他还将《元史·选举志·铨法》与《元典章》相关公文比勘，纠正了《元史》中的一些错谬（《（元史·选举志·铨法）校读记——与<元典章>相关公文的比勘》，《集刊4》）。陈得芝《（元史·太祖本纪）（部分）订补》、《（元史·李孟传）订补》（《集刊22》）对相关内容作了订补。《元史》无《部族志》，之后史家对部族搜罗往往不全。周良霄据《辽史部族表》，列出当时活动在北方的205个部族，并逐一进行了考证（《元史北方部族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赵一兵《（元史·世祖本纪）“汪惟正人觐”条辩证》（《论丛12》）指出入觐者实为汪良臣。杨印民纠正了《元史·刑法三》“食货”条的一条错误（《（元史·刑法三）标点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第2期）。

　　《至正条格》和《经世大典》受到重视。陈广恩通过考察《至正条格》第33、34卷“狱官”条格的内容，指出元朝重视死刑审判、刑罚总体较轻、司法中存在明显的蒙古因素和民族歧视现象，人道主义精神多有体现，刑狱审判过程中相关机构职责不明，司法腐败非常严重（《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至正条格）“狱官”条格初探》，《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第3期）。宿晓娟指出了校注本存在的一些疏失（《（至正条格）（校注本）补正十六则》，《集刊22》）。魏训田分析了已经散佚的《经世大典》的体例特点和史料来源（《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之体例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第9期；《元代政书（经世大典）的史料来源》，《史学史研究》第1期）。  

　　周良霄细致考证了金和南宋史籍中有关蒙古的史料（《金和南宋初有关蒙古史料之考证》，《方集》）。仝建平《（翰墨全书）三题》纠正了《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作者刘应李其人和该书卷次及其著录的错谬之处（《沧桑》第4期）。夏令伟对《金元词·王恽词》的校勘成果作了校补（《（金元词·王恽词）校补》，《衡水学院学报》第5期）。温海清指出《紫山大全集》所收《平阳府临汾县新廨记》当为王恽作品（《胡祗适（紫山大全集）误收王恽文考辨》，《文献》第3期）。李言对《全宋诗》误收元代王圭的23首诗歌进行了考辨《（全宋诗）中误收元代王圭诗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4期）。李润民、牛贵琥《（全元文）补遗三篇》利用碑刻资料增补了三篇元文（《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第2期）。潘容生对《全元文》“讹文失校”、“漶文失补”、“录文失全”、“异本失附”及其他缺失进行了补正（《（全元文）诸失补罅》，《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1期）。查洪德对四库辑本《牧庵集》的漏收误收现象进行了考辨（《四库辑本姚燧（牧庵集）漏收误收考》，《晋阳学刊》第4期）。李军详细梳理了吴澄文集自元至清的刊刻流传线索（《吴澄文集版本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叶玉琼利用兰溪县志和宗谱辑出吴师道佚诗文五篇（《吴师道佚诗文补辑五篇》，《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李超辑录了国内所藏《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辛集》中的考官批语（《元代科考文献考官批语辑录及其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朱端强《元人别集新见云南史料举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依据元人文集中的资料对元代云南历史作了考证。谷春侠分析了《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的版本特点（《（草堂雅集）的版本系统及其成因》，《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玉山名胜集）的版本特点及成因》，《宜宾学院学报》第8期）。尚衍斌探讨了《饮膳正要》的内容特点和史料价值（《（饮膳正要）的特点及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第l期）。郑岩探讨了《饮膳正要》中的腽肭脐、毕澄茄、柰、林檎等名物（《忽思慧（饮膳正要）几种稀见名物考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l期）。

　　蔡美彪对现存西安市长安县博物馆的《长安竹林寺碑》作了译释（《长安竹林寺碑译释》，《方集》）。赵一兵对元代巩昌汪寿昌的神道碑作了笺证（《（大元故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汪公神道碑）笺证》，《集刊12》）。孟繁清《内丘扁鹊庙的元代碑刻》（《方集》）考订了现存于河北内丘县神头村扁鹊庙的元碑。钟焓《从“海内汗”到转轮王——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的元朝皇帝称衔考释》（《民族研究》第6期）考察了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一个回鹘文有关皇帝的称衔用语tala yning arkl诤q叫an qan在当时的含义及其产生流行的背景。宫海峰对脱脱禾孙的蒙古语拟音和《元朝秘史》中“动词+兀鲁阿惕／兀鲁额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脱脱禾孙”语音考》，《论丛12》；《（元朝秘史）中的“兀鲁阿惕／兀鲁额惕”及其相关问题》，《集刊22》。

　　黑水城文献研究依然受到关注。照那斯图利用黑水城出土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探讨了“不兰奚”的蒙古文形式——buralqi，考察了按答奚的蒙古文形式及意义（《关于“不兰奚”的蒙古文对应形式buralqi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朱建路考察了英藏黑水城出土《元大德十一年至至大四年黑水城屯戍支用官粮册》和《元至正十九年亦集乃路广积仓具申季报粮斛并放支军人季粮事呈文》，指出元代亦集乃路的粮食来源除甘州、宁夏府路外，河东宣慰司也是其来源地之一（《英藏黑水城所出两件粮食相关文书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l期）。陈玮探讨了黑水城文书中所见穆斯林人名，亦集乃路穆斯林的职业构成、婚姻和丧葬、清真寺、语言和文字，从而勾勒出元代亦集乃路的穆斯林社会（《元代亦集乃路伊斯兰社会探析——以黑城出土文书、文物为中心》，《西域研究》第1期）。兰天祥探讨了黑水城出土的8件柬帖文书（《黑城出土柬帖文书刍议》，《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杜立晖分析了《黑城出土文书》中编号为F1l6：W434的文书（《黑水城F1l6：W434元末签补站户文书试释》，《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许生根探讨了英藏黑水城出土的编号为0R8212／1106的元代汉文不知名脉法残片（《英藏黑水城出土医方初探》，《西夏研究》第2期）。王盼通过研究《麦足朵立只答站户案文卷》和编号为F1l6：W98的文书，考察了元代亦集乃路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由黑水城文书看亦集乃路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西夏研究》第2期）。相关成果还有李艳、谢继忠《从黑城文书看元代亦集乃路的水利管理和纠纷》（《边疆经济与文化》第l期），杜立晖《俄藏黑水城肃州路官员名录文书考释》、朱建路《黑城出土文书看元代亦集乃路河渠司》（以上见《西夏学》第五辑），许伟伟《黑城所出收付契文书Yl：W201考释》、侯爱梅《（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张重艳《也火汝足立嵬地土案文卷初探》、邱志诚《两件新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书残片考释》（以上均见《西夏学》第六辑）等。

九、文物考古

　　温玉成、李晓敏认为泉州清源山的老子造像是至元二十一年以后的若干年内由蒲寿宬兄弟出资建造的（《泉州老子像是元代的杰作》，《中原文物》第5期）。方洁考察了l955年青海格尔木农场发现的一批纸币（《由格尔木出土的纸币看元代钞法》，《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黄清华、黄薇探讨了英国前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铭文青花云龙纹瓶上的铭文（《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考》，《文物》第4期）。张秀荣梳理了元大都出土的八思巴字文物（《对元大都出土八思巴字文物的思考》，《论丛13》）。后晓荣考察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用印（《元末农民起义军用印概述》，《论丛13》）。考古发掘简报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文物》第9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郎茂山路元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第4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江西高安市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发掘简报》（《考古》第8期）。相关文章还有《银川发现延事占二年盐税银牌》（《中国钱币》第2期）、吴佩英《元至正四年曹州水患救灾用铜权》（《收藏》第2期）等。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61）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