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史与环境史研究随想——序王星光《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
王星光教授寄来了即将出版的《农史环境史论文集》书稿，希望我写几句话。书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视角和论述都颇具特色，读之令人欣喜。它涉及广泛的方面，包括我知之最甚少的领域，这既使我学到了新知识，又使我感到全面评介该书稿的困难。因此，我在这里仅从农史学科发展的角度，谈些印象和感想。
我国近代意义的农史研究，萌发于十九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形成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它的全方位的发展，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这一时期，工作重点由农业历史文献和资料的整理逐步转到史的研究，由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逐步扩展到农业经济史、农业社会史、农业文化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环境史、农业灾害史、地区农业史、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以及农业起源和原始农业等诸多领域。研究领域的拓宽，同时也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过程，与此紧密相联系的是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这过程中，一批新人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农史界的台柱，王星光教授就是他们中成绩卓著的皎皎者。在广泛吸纳和融汇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基础上创新，是王星光书稿研究方法的重要特色，考古发现与文献和民族志等材料的相互印证，农业史研究与环境史研究的相互结合，尤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时期农史学科发展的见证，也为农史学科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农业史就其性质而言是农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农史研究需要多种学科知识和多种来源资料的支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星光曾师从考古学家荆三林研习生产工具史、科学技术史，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硕士学位。之后，又师从历史学家李民研习中国古代史，获得博士学位。这种经历，使王星光得以文理兼修，掌握多种学科知识，既有古文献的功底，又熟悉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资料，从而在研究中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尤其是后一点，即考古的学养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优于前代学者，在同时代的中青年农史学者中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知道，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历史文献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材料。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文革和改革开放以后，考古学获得长足的发展，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不断刷新农业史的记录，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缺。陈文华先生率先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号，创办《农业考古》杂志，不但开创了考古学的新领域，而且为有关农业史的考古学、民族学资料与研究成果的交流和汇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1985年陈文华应邀为郑州大学研究生开设农业考古课时，王星光就是当年最早跟随陈文华研习这一课程的研究生。从这时起，王星光一直关注和钟情于农业考古，他的书稿中就有专文系统论述了农业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而对农业考古成果和资料的充分掌握和熟练运用，构成了他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的农业和文明是王星光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由于文献记载的稀缺，不能不更多地依靠考古资料的支撑，王星光则充分发挥他这方面的优势，在研究中大量引证考古资料，同时又利用他较好的文献功底和较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合理地诠释考古资料，予以恰当的运用，从而使他的研究显得厚实和精当。这也不限于史前和文明早期，在些时段延伸至整个古代的论题，如古代农业上风能的利用，古代的中耕技术等，作者也广泛利用了农业考古的成果和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发明，使论述更加细密，源流更加清晰。对民族志的材料，作者也是关注的，这在书稿中也有反映，如在关于耦耕的研究中把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资料结合起来，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见解。等等。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雄厚的资料基础。我国农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旗帜下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农业遗产”理解为农史研究的资料。农史界的前辈学者长期从事农书和农业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农业遗产不限于传统文献，历史遗留的、或考古发现的农业文物和农业遗存也属于农业遗产。从农业遗产载体的形式看，如果说传统文献和考古文物属于固态遗产，那么民族志材料则属于活态遗产。活态遗产除了民族志材料外，还有民谚、民俗和当代人从历史上传承不下来的经验和创造等。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史界的前辈万国鼎、王毓瑚、石声汉等就注意到文献以外的考古文物、农谚、农民的经验和创造，以及在兄弟民族中保留的“活化石”，但限于人力和条件，当时工作的重点只能放在文献的整理。较大规模和较为全面的对考古文物和其他“活”遗产的发掘利用，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总结新时期新经验的基础上，农史界前辈学者吕平提出与“农业考古学”相对应的“农业考现学”的概念。所谓“考现”，就是考察保留在近现代社会中的种种传统的延续、传统的变异、传统的残片，作为研究农业历史的资料和借鉴，这些就是“活”的农业遗产。新世纪伊始，联合国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这里所说的“农业遗产”是在现实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的，也属于“活”遗产的范畴。该项目的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保护利用“活”的农业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推力。文献、文物、固态、活态的遗产不是相互孤立的，可以结合起来，互补互证。因为历史的发展本质上是连续的，世间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文献、文物、固态、活态遗产的利用，不但是研究资料的开拓，而且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前人和近人提倡的“两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等等，实质上也就是文献、文物、固态、活态“遗产”（或资料）的互补和互证。这种方法不但适用于农史研究，而且对历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就农史学科而言，对农业遗产的研究和利用，无论文献、文物，固态、活态，都不应偏废；就不同的研究课题和不同的研究者来说，则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侧重。[1]
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的现代环境史，传入中国后在学界形成持续的热潮，这是对农史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的一件事。环境史以现代生态理念为指导，把自然和社会视作互动的整体予以研究，给历史研究，也给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理念和新视野。自然环境作为能动的要素从不同的层面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活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衣食住行为基本内容的生计方式首先打上环境的烙印，生计方式是在环境的直接影响和制约下，在人们对环境的应对过程中形成的。这是自然环境参与人类历史的第一层面，最基础的层面。它应该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环境史需要首先着力研究和展示的内容。生计方式不等同于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无疑是它最重要的内容，农业史可以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最基本的要件。由于农业与环境密不可分，农业史与环境史的关系密切，所以环境史的勃兴引起农史学者的普遍关注，运用环境史的理念和视野重新审视农业史，尤其是总结农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总结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教训，成为摆在农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农史界，王星光是最早把农业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相结合，并从农史研究拓展到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之一。王星光把他书稿的文章划分为“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两部分，实际上这两部分的文章并非泾渭分明，而往往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例如“农业史”中的《洪水传说与大禹治水略论》，用环境考古的新成果对关于洪水和鲧禹治水的古史传说作出有力的印证和合理的诠释，其内容既属农业史的农田水利，亦属环境史的灾害治理。《<吕氏春秋>与农业灾害探析》也可以划入灾害史的范畴。而“环境史研究”中的不少文章最后仍落脚于农业史相关问题的解决。在环境史与农业史的结合方面，王星光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广泛吸纳和融汇多学科研究成果，对起讫于距今8500～3000年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它大致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王朝的时代相对应）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作全景式的“复原”，并在这基础上对该地区农业起源和早期农业发展进一步作出深入研究。他大概是农史界第一个认真地、系统地做这一工作的人。“农史研究”部分中的《太行山地区与粟作农业的起源》、《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作物与农耕文明》，“环境史研究”部分中的《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夏小正〉与夏代生态环境研究》、《商代的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气候变化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稻作农业》均可归入这一研究系列。这些研究富有创意，解决了某些孤立进行农史研究难以清楚说明的问题。例如，北粟南稻是人们的思维定势，黄河中下游虽然很早就发现过稻作的遗存，但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甚至怀疑其可靠性，后来类似的出土多了，就产生了如何解释的问题。王星光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变化论证该地区早期稻作遗存的合理性，并进一步阐释了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存在及其根据，这是前人没有系统做过的有意义的工作。又如《夏小正》，农史界前辈学者夏纬瑛认为它的经文反映了淮海地区的物候，可能形成于商代或商周之际。[2]王星光则利用环境考古的新成果与《夏小正》经文相互印证，令人信服地论证它反映了河洛地区的物候，属于夏代的历法，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这既是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的范例，也是农业史与环境史结合的范例。而这一研究又成为他对夏代生态环境变迁系统研究的重要基石。他的研究实践证明了农业史与环境史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农史研究的水平，可以开拓农史研究的新天地，并使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上面我只从两个侧面从农史学科发展的角度谈了一些印象和感想，当然远远不能涵盖书稿内容的全部，更不能涵盖作者研究内容的全部。事实上，王星光虽然注意环境史与农业史的结合，但他对环境史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与农业史直接有关的题目；他虽然以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为重点，但他的研究内容并不局限于这两个领域。王星光知识面较宽，工作勤奋，肯动脑子，注意跟踪学界研究的新动态，他的研究题目不少具有开创性或前沿性，是别人没有研究过或没有系统研究过的。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诸如对中国古代的花卉饮食、生物质能源的类型和利用、农业中的风能利用、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海溢灾害、《吕氏春秋》所载的气候异常和农业灾害、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以及刘淳《农病》探析等，都是前人没有涉足或较少涉足的有益的探索。即使是前人已经有所研究的问题，他也能另辟蹊径，翻出新意。例如，他从生态环境入手研究古代水井，分析南北各地水井的起源、形制和功能的差别，亦能发前人所未发。这反映了作者勤于耕耘和勤于思考所形成的学术上的敏锐，这种敏锐是学者的可贵的品质。另外，作者作为河南籍并长期在河南工作和生活的学者，关注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关心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变迁，关心河南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在本书稿中也有反映。
王星光教授正当年富力强，我为他已经取得的成绩高兴，并期待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为农史研究、环境史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2011年4月20日于京南枫叶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