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新的历史起点”

(一)


       毛泽东旗帜网的“新春问候”语重心长。


       它最后引用的毛主席1962年的那个论断,更是“欲觉闻晨钟,发人令深省”。即:“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这是毛主席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个重要论断。


       老革命家李尔重,生前也多次提示这个论断,给我们以鞭策。


      他还曾提醒我们注意毛主席另一个相同的论断,即毛主席1955年10月11日,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所说:


       “在五十年到七十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6页)


       可见,这是毛主席耿耿于怀的严肃思考。


      半个多世纪过去。毛主席离开我们也已35年又半。我们这些过来人,不是见证了许多当时“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事情吗?不是见证了“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与“许多困难”吗?不是见证了“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吗?不是见证了“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吗?而且,我们不是继续在见证着这些吗?


     总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与日月共辉,毛主席的深谋远虑与江河同存,指引我们去回顾和反思,去展望和迎接“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呵。

(二)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在上述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毛主席这样说。


      50
年过去,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社会制度的确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翻天覆地了。这种变化,既是毛主席生前预料到的,又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的吧?


     在上述讲话中,他说过: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我们看到,此后不到3年,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统治就垮台了。但是,继之而来的却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并且发展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及至1985年,“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出“改革与新思维”,似乎又想搞社会民主主义,还向美国乞求其资助市场化改革而不得。结果,到1991年底,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就经他一手“轻易地自取灭亡”了。此所谓“苏联解体”。


     在上文提到的1955年10月11日的讲话中,毛主席在回答“会不会有人翻案”之问时说道:“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同上)


     50
多年后,我们看清楚了,在这里,毛主席既是预料到了,又是没有预料到。


     在毛主席去世后不过几年,那个曾向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永不翻案”的当权者,恰恰就是把农业合作化统统推翻了,并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中说:“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了这种战略变化,于是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一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今晚,我提出美国应该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任、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正是借助于此,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远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中国领导人,稳扎稳打地把毛主席当年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此所谓“中国转型”。


     就这样,世界上原有的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先亡党再亡国,急速地“解体”了;一个则依然在“共产党”领导下,渐进地“转型”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把原有的几十年革命与建设的成果付之东流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屡战不胜、节节败退的美国帝国主义,则不战而胜、卷土重来了。经伟大十月革命后建国的苏联、1949年后新生的中国,曾经屡战屡胜、越战越强,现在却不战而覆亡、不战而臣服了。影响所及,世界大翻案、历史大倒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荡然无存,世界政治地图完全改变了颜色,当今世界成了美国帝国主义“领导”的、由它说了算的资本——帝国主义一统天下。伟大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历史新纪元,似乎画了个句号,以致有美国学者曾经声称“历史的终结”。这种变化,不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可比拟的”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当年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与这种奇灾大祸相比,不是小巫见大巫吗?


     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弥天大谎、旷世笑话,世上有识之士有谁会把它当真?这种“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恩格斯1892年所斥责的“搀了水的社会主义”,是“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体系”、“按国际惯例办事”的中国,与老牌资本帝国主义的区别,无非只是一个“发达”、一个“发展中”,一个“衰落”、一个“新兴”而已。


      去年11月30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的文章就提醒道:“中国还没有意识到世界不再是两大阵营,而是一个阵营。我们都是全球经济的成员,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最大参与国。”“中国需要非常熟悉一个宏观历史学说:地位高则责任重。面积、财富和实力代表责任。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这一学说——这就是它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一个原因。”“美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并根据中国目前的位置给后者指点方向。”(2011年12月2日《环球时报》)


      今年1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更是声称:“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是步入老年的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冲劲十足、勇于创新、只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经向东方转移。”“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够提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使中国面向市场力量开放。”“亚洲人不应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感到欢欣雀跃,因为他们的经济都在同一条世界大船中。他(辜朝明)说:‘如果船的一部分破了一个洞,你也不能独善其身。’”(1月26日《参与消息》)


      真是的,中国领导人,不就在2009年初,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道,向全世界宣告:“中美不仅要同舟共济,还要携手并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行驶的方向是一致的”吗?习近平时访美,奥巴马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耳提面命,要中国遵守规则、承担责任。什么规则?什么责任?似已不言自明。


      就这样,我们看到,美国帝国主义,不仅夺回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丢失的阵地,而且在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遵守规则、承担责任,甚至提供成万亿美元借款的情况下,把它的霸权扩张到了史无前例的范围。它践踏人类社会一切应有的准则,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处陈兵黩武,肆意妄为,竭尽侵略、颠覆、渗透、破坏的能事,搞得整个世界不得一天安宁,使得美国人民遭累,中国人民遭罪,全世界各国人民、尤其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遭殃。这不是每日每时在我们眼前行进和展现的严峻残酷的事实吗?


     凡此种种,不正是毛主席生前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突出的是“十年论战”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预见的、所告诫的、所力防的吗?现在,却统统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无情现实。


     在这里,那个被高调宣扬的“新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起自何时、走向何方、终于何处,不就越加彰明昭著了吗?


(三)


      从上文粗略勾画中,我们也可见如毛主席当年所说:现时代的斗争,“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


      最为突出的就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


      最为明显的就是:“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与一些人讲话时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1页)


      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毛主席诸如此类关于反和平演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论述,是颠扑不破的无产阶级革命真理。


      实践也反复证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十年论战”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有应该纠正的失误,毛主席生前也已着手大力纠正,但其主要方面和本质方面,必将彪炳千秋。


      设想,如果没有这些,今天的中国又将是什么样子?


     1979
年,邓小平决心“跟着美国”谋富强,开始“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以后不过10年,就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给了他狠狠一棒子。


      这个沉重打击,使他些许清醒。这年10月31日,他向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抱怨道:“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之后,11月23日,他与尼雷尔谈话时,更加清醒地表明: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


     “所以,必须坚决地制止动乱。以后遇到动乱时,还要坚决制止,以保持稳定。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


     “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你们也是不听那一套的。过去我们很弱的时候就没有听,在井冈山打旗帜才几千人,一打就是二十二年,最后还是战胜了帝国主义和他们支持的力量,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困难很多,内战刚结束,国内问题成堆,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力量对比起来,中国很弱,特别是装备差得多。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同上第344—345页)


      当年邓小平诸如此类的话说得多好啊!20多年后的今天,它们还如黄钟大吕之音,使人警醒。众所周知,当时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正是本此精神贯彻于行。《中流》《真理的追求》与《当代思潮》等刊物也因运而生,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亲身经历者都知道,在美国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攻击之下,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纷纷剧变和“解体”的情况下,当年这场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有多么艰难,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存和巩固又是多么至关重要。要是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到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还能像今天这样虚有其表吗?美国帝国主义还能像今天这等为所欲为吗?如是,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类社会,不是会有真正的新的历史起点了吗?


      安知,离1989年未过3年,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开始了“春天的故事”。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完全背弃了他们曾经信仰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背弃了他们刚刚宣扬过的革命真理,来了一个更大的转向,来了一个更大的反动。正如一些网友所说,他们甚至连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不能平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不能和谐、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互利共赢”这些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不理,却是全心全意、一往无前地与美国帝国主义者“同舟共济”、“携手并进”,造成了我们今天面对的那种“新的历史起点”。


      此中究竟、此中经验教训,虽已有众多评说,可能还有待继续探寻、有待日后揭秘。但是,有一点看来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何建明与厉华所著《忠诚与背叛》一书中所说(2011年6月重庆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二章为《背叛的代价》。其中说:“在看完第一章(《血染红岩》)后,读者自然会问:除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外,我们的党还有什么责任值得反省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是:出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重庆还未及解放之时,由于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与副书记的背叛,使整个重庆地下党遭受灭顶之灾,使300多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和无辜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这种血的历史,岂容淡化?这种血的教训,安能健忘?


      而今,由于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蜕变,继“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转型”,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就此和平沦落,一个伟大民族重新遭帝国主义受欺辱,走到今天这等“新的历史起点”。与上述灾祸相比,其严重、其可怕,实在是无可估量、难以言表。


      更有甚者,其势头至今似乎依然很是强劲,还将持续下去。


      对此,我们怎能不严肃正视、认真应对?

(201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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