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
18—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约相当于清代的康熙中后期到光绪中后期，虽然只有短短两百年，然而却跨越了从传统帝制时代发展的鼎盛期到衰落敝败、进入另一个新时期的巨大变化。促使这种变化的，首先当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侵有密切关系，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种固有矛盾的长期沉淀、积重难返，亦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与政治变化相比，经济上的变动有时可能相对迟缓一些，不过它与政治、与社会各种因素是互为影响、纠合不可分割的。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人口的主体，农业则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在18世纪的经济繁荣时期，中国农业曾达到历史的高峰，所以，当中国民众期盼近代化之时，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如何使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并由此带动各个部门的近代化。当然，由于这个问题牵涉面实在太大，更多的是属于政治家或经济学界讨论的课题，而且即使从史学的角度，也足以写一部厚厚的书。因此，本文只能就某些方面有选择的试作探讨。
一、18、19世纪的农业生产
由于学术界长期无统一定论，所以在切人正题以前，必须就某些基本数据提出我们的看法。首先是人口和农业人口。全国人口数，根据文献记载和有关估测，18世纪初大概在1亿多至1．2亿左右，18世纪20年代是1．2亿—1．4亿，以后增长速度加快，到60年代初增至2亿以上，80年代后期到3亿，19世纪初进入4亿大关，以后盈缩不一，直至19世纪末仍徘徊在3亿多至4亿多之间。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0％上下，大致18世纪初高于90％，19世纪中后期接近或低于90％。
确定耕地面积也是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学者们认为见于官书的各种耕地数都基于征田数，加上折亩、隐漏等因素，与实际 耕地数差着相当距离。为此，某些学者曾努力试图推算出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田亩数。史志宏在《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一书中，确认康熙末、雍正初，即18世纪20年代，全国耕地数是9亿余市亩，到鸦片战争前夕，即19世纪中，增至11．5亿市亩。这个数字若按现在的田亩数前推，可能仍稍显保守，不过在没有其他合适数字替代前，采用它还是比较合适的。
清代在18—19世纪之交，农业生产比起以前各朝来，是有相当进展的，其具体表现为：
（一）耕地面积的扩大
一般认为18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明万历盛期大体相当，耕地数则稍有超过。如果我们把这期间的耕地指数定为100，那么到19世纪中已增加到120以上。若我们把雍正《清会典》所载18世纪20年代各省区耕地指数定为100，拿它与嘉庆《清会典》载录的19世纪初耕地数相比较，其指数依次为：吉林14923，新疆11141，黑龙江816，奉天367，四川217，贵州190，云南129，安徽121，山西112，广西110，河南109，福建109，甘肃109，湖北109，直隶106，江苏104，湖南101，浙江101，广东101，陕西100．1，山东99，江西97。增长最快的是东北关外、新疆和西南地区，大都在边疆或靠近边疆。另外像山西、直隶的耕地增加，与口外热河、察哈尔。归化城等地的开垦有关，福建则与台湾的垦辟有关。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奠定，边疆政治局面的稳定和大批农民越长城出关、走西口，下云贵，渡海到台湾，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上述数字亦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二）水利建设投入增加
当时人程含章说：“生民之本计在农，农夫之大命在水。”又说：“农田之于水利犹鱼也，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不可须臾分离也。”[1]这与现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意思是一样的。清代的水利建设最值得称道的，当推康熙时对苏、皖、豫地区黄淮运河的浚治，以及康熙、乾隆时疏浚直隶永定河和乾隆时大修浙江海塘。搞这些工程，不只限于保证农田水利，而是关系着一方百姓能否摆脱河海决溢的灾难，对于稳定社会、安心农业生产都是头等大事。至于直接行施于农田的沟渠塘堰等水利建设，各级政府和地方绅民们也给予很大的关心。美国学者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l984）一书中，曾对我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作了统计，其中18—19世纪的工程数如下：
从帕氏的全部统计中，18世纪的工程项目只次于16世纪（明中期）的工074项，而高出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实际上，帕氏的统计是不完全的，像西北地区只统计了陕西省，缺略了甘肃。甘肃宁夏府自清初历康、雍，在重修唐渠、汉渠的基础上，又新修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大小灌渠，全部渠长2229里（另大支渠1221．7里），溉田l6万余亩[2]。另如雍正、乾隆初，为配合军民屯垦，曾在嘉峪以东的肃、凉、甘三府州大兴水利，共开渠400余里，灌田156000余亩，规模最大的柳林湖屯薑，大小总渠支渠数十道，引柳林湖水，垦熟屯地12万余亩[3]，都是很突出的事例。即使在陕西，统计也不完整，乾隆时，巡抚毕沅根据西安等府各属40余州县呈报，共完成大小农田水利工程1171项，灌田64万余亩[4]，仅此一例，就比帕氏所说的78项多出很多倍。
在此，还要特别提出的是17世纪中后期，中国曾经历了明清之际长期战乱的影响，很多水利设施都因缺少维修荒废破坏了。它们大多在清代得到重修和扩修，前述唐渠和汉渠就是如此。同治《攸县志》卷九记载该县12项陂塘工程，明确得知建于明代的是5项。它们都在清代得到重修增修，有的还多次加以改建。又比如广东省，明代共兴建较大水利工程302宗，清代165宗，清低于明，但清代对有明的不少工程加以重修改修。著名的四川都江堰工程，在明清之际也遭到重大的破坏，康熙后不断重修扩修，乾隆时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因新建扩建灌渠而得到浇灌的田地达30余万亩，至嘉庆、道光时，即进人19世纪前中期，整个灌区溉田面积已接近300万亩，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5]。假若我们把这些重修扩修的水利项目都计算在内，18世纪的农田水利工程量，肯定要超过16肚纪。
18世纪农田水利工程的几个最重要特点是：
1．北方诸省因开凿水井，使水浇地面积大增 北方的气象特征是雨量少又季节集中，许多河流平时水量稀少，不适合于开渠引水，这样只好凿井利用地层水。乾隆时，直隶仅保定、正定两府开挖的水井就超过4万口[6]。陕西在乾隆十三年（1748）前已有新旧水井67500余眼[7]。其他像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井灌也很发达。山西因“民稠地狭，为生艰难”， “井利甲于诸省”[8]，康熙时，晋东南一带的开井数目已“多于豫秦”等省。河南省的河内县（今沁阳县）， “并渠依井者为水田，水田十之三”[9]。道光二十七年（1847）许州大旱，知州汪根敬一次“劝民开井三万余”[10]。据有人统计，乾隆时北方五省已有大小灌井六七十万眼，每井低洼地溉田10多亩，高亢地溉田6—7亩，统合估计，可溉田600万—700万亩[11]。
2．南方的圩田、垸田和堤围有显著的发展 圩田是一种围水为田、同时又有一套良好灌溉系统的旱涝保收田。圩田的发展始于唐，盛于宋，到了清代，除地域上更多地由江浙转向皖北巢湖沿岸和偏西的江西鄱阳湖区，还在修复旧圩的基础上，不断将小圩连成大圩，以致有的州县竟至出现“殆无无圩之田”的境地[12]。
垸田与圩田一样，属于围江围湖的产物，把治水与垦殖土地结合在一起，集中于湖北、湖南两省。垸田在明代已相当普遍，清代乾隆以后进入极盛期。截止18世纪中为止，湖南湘阴县共有官民堤垸130多处，建于明代4处，建于清康熙年间12处，雍正年间3处，另110多处均修于乾隆前期。有的学者就17世紀末到18世纪之间两湖15个州县的堤垸作了统计，总数已达召398处。在这2398处中，少数始建于明，多数是在清代完成的[13]。
堤围亦称基围，也是筑堤防水以作耕垦的一种形式，开始多散布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上，涉及东西北三江沿岸的10多个县份，以后又扩及韩江流域下游的潮阳、澄海等县和西边雷州半岛以西的廉江、钦江下游沿区。及至19世纪末叶，堤围最发达的三水、南海、顺德等县，共有大小堤围102处，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上述圩田、垸田和堤围区，都土肥水沃，构成清代重要的高产农业区，出现于16世纪中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在18世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两湖、江西、安徽以及四川，是清代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其中就得力于圩田和垸田。
3．山区和边疆水利事业突飞猛进 这与清代农民不断向山区、边疆移垦的浪潮大体吻合一致的。山区水利因受条件限制，多以中小型为主，大者灌田数百顷，小的不过几十亩、百余亩，但都比较实用，通常是把开渠和修陂、筑堰、挖塘配套在一起，清代南方山区的很多梯田，都是利用这种设施溉田的。边疆地区的水利建设中，最出名的当推新疆伊犁引水屯田，再如云南多次重修扩修滇池水系工程，也收到相当的效果。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载全岛各坡圳244处，除荷兰占领时期2处，郑氏统治时期14处，其余均修于清代，中间明确纪录修于18世纪的40处。
（三）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土地利用率
这更多的是指传统农业区，因为平原区的土地多已垦辟，不大可能通过扩大耕地来增加产量，只好用内部挖潜得以实现。这在南方主要表现为在有条件的地方广泛种植双季稻或稻麦、稻杂、棉麦、棉杂的一年两熟制，在闽广、四川、浙南等少数地方，还有三熟稻或麦稻稻，麦稻杂、麦杂等一年三熟的田地。根据资料，种植双季稻最普遍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约占全部耕地的60％；其次是江西、福建，占30％—40％，再下就是浙江、广西等省。小麦大规模地在长江流域推广，也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康熙时“种麦甚鲜”的两湖地区[14]，至雍正末，各府州县几乎都有其踪迹了，普及面较广的湖北省，有的府县高达70％—80％；最低也有40％。湖南不及湖北，在11个府州中，也有4个府州达到50％[15]。实行稻麦连作是18世纪以来南方稻作区最常见的耕作形式，不过也有很多地方因不适合种麦，或嫌其产量偏低而实行稻与杂粮连作，或稻与其他作物连作的。
两年三熟多推行于黄河流域各省区，像山东、河南、直隶，以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一般是一季粮，隔年再回种一季冬作物。也有少数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
据有关专家计算，推行双季稻和稻麦、稻杂二熟，可使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倍，实施两年三熟则提高30％—50％。18—19世纪间，南方稻作区有将近一半耕地推行双季稻和稻麦、稻杂两熟，北方的二年三熟的田土约占全部耕地的二至三成，这样等于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多出了3亿—4亿亩土地[16]。
（四）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引种
自明代中后期起，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展开，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也先后传人中国。由于玉米具有“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不须厚粪”，“收成至盛”的优点[17]；番薯也是因易种、产量高，不畏风雨虫害、耐旱而受到人们的青睐。18世纪后，随着人口急速增长，传统农业区多已垦殖，人们不断移居山区海岛，玉米、番薯亦因适宜种植，大量得到推广，同时也使原来不适合农耕的山地、沙地等低劣地得到利用。以玉米为例，明代至清初，种植初仅限于少数几十个点，到乾隆、道光间，也就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全国已有441个府州县厅记载种有玉米。这是我们查阅了近3000种资料后得出的，虽然仍有遗漏，不过基本情况已反映出来了。在这些新发展的地区，进展最大的是四川省，有68个府州厅，陕西40个府州厅，还有湖南30个、江西26个、湖北25个，都不算少。在这些省份中，如陕西的陕南，湖南的湘西、湖北的鄂西，都是静地流民迁居的山区，此外像皖南、浙南、赣南等山地，玉米的推广也很迅速。
有的学者估算，清代北方有玉米参加轮作复种的耕地，比不种玉米的耕地，可增产32．75％；南方可增产28．33％；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番薯的比不种番薯，北方可增产50％，南方增产86．33％[18]。对于上述推算的增产百分比是高是低，人们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大家无法否定，即推广植玉米、番薯对提高粮食产量是有作用的。又据资料：20世纪30年代初，玉米产量是158万—176万石之间，番薯316万石左右，照此推估，19世纪初中期，玉米年产约在60万—80万石，番薯150万—200万石之间。
（五）扩大经济作物种植
这在清代十分突出。以棉花为例，清代的植棉地域和面积都大大超过明代，其主要产棉区，江苏有松江、太仓、通州、海门等府州厅和浙江的余姚等地。乾隆四十年（1775），两江总督高晋在向皇帝报告时，就提到松、太、通、海地区，“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19]。若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松江府册载额田40489顷、太仓州39627顷，通州52401顷、海门厅5228顷，合共137745顷，十分之七八，就等于96422—110196顷。余姚“沿海百四十里皆植木棉”，“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20]。北方诸省以鲁、豫、冀种植最广。有的学者按史籍所载，对山东省植棉州县作出统计，明嘉靖、万历时（16世纪中后期）有40余个，约占全省104个州县的40％，到了清代，增至90余个，占总数的87％，而且还出现了“种花地多，种谷地少”，或种花之地“过于种麦豆”的州县[21]。又据有的学者调查，在冀、鲁、豫329个县级单位（包括散州，直隶宣化、承德二府和口北三厅除外）的地方志中，注明种植棉花的有243个，占总数的73．86％[22]。史籍中的某些具体描述，亦可加深我们对华北种棉业的印象，直隶乾隆初，“保定以南，从前凡有好地者皆种麦，今则种棉花”[23]；又如“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24]；河南则有“中州沃野，半植木棉”的说法[25]。另如湖北、陕西、湖南、安徽、广西、奉天等省份，棉田的发展也很显著。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l985）中估计，18、19世纪全国的棉田面积已接近5％，约5000万亩。应该说，这个估测并不算高。
种桑为养蚕。清代桑田除原有的江浙太湖平原区外，广东珠江三角洲成为新的桑丝区，有的学者根据1894年统计，推算1840年前后蚕户160万户，桑田240万亩[26]。还有像制糖的甘蔗，以及烟草，茶等，都有新的发展。大致在18、19世纪间，有蔗田150万亩左右，烟田数百万亩，茶山521万亩[27]，几项相加为六千几百万亩，如果再加上养鱼、种藕、种菱芡以及蒲草、芦苇的河湖塘荡水面，植木、种竹、种桐的丘陵山地，以及其他轻济作物用地，可达7000万—8000多万亩。有的学者认为18—19世纪间经济作物占地约占全部耕地的10％左右，若是，那么应在9000万亩到1亿多亩之间。因为轮作复种制的普遍推行，同一块土地，往往既种粮食，又种棉、豆、花生、菜子等作物，这对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十分有利的。
清代经济作物的种植，到了19世纪中期后，扩展更加迅速，达到1.5亿亩以上。清代经济作物，在种植面积上，已超出明代一倍以上。
那么在18—19世纪之交，我国的农业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呢?从产量来看，粮食仍是最主要的。当时，除苏南和杭嘉湖地区的传统高产区外，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省的不少地区，都出现了亩产稻谷4—5石、5—6石，乃至7、8、9、10石的田地，其中湖南的洞庭湖区和四川都江堰灌区的稻作总体产量，已超过了传统的太湖沿岸区。总计在南方稻作区，平均亩产达到343．57市斤／市亩。北方旱作区的亩产虽比不上南方，但已有相当多的土地亩产在1石以上，少数也有达2石和2石多的，平均产量114．3市斤／市亩。在1150百万市亩甲，南方诸省624百万市亩，占54％，北方526百万市亩，占46％，南方总产粮214386百万市斤，北方60123百万市斤，统共274509百万市斤。1840年前后，全国人口41888万人，每人平均粮食652．88市斤[28]。
经济作物的产量，据匡算，在1840年前后，全国棉花总产800万关担，按海关担等于120．96市斤计算，合共96768万市斤，桑蚕茧96万关担，11612万市斤，茶521万亩，亩产50斤计，合26050万市斤[29]。剩下的像烟草、甘蔗、油料作物的大豆、花生等，因资料零散，笔者尚难作出总的估计。
清代的农业生产，在19世纪后半叶，因为战争破坏和生产条件恶化（生态条件变劣，水土流失加剧、灾害增多、生产成本投入减少），在不少地方，单产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严重的竟降至原产量的五至六成[30]。不过，此时因关外东地区和口外蒙古等地放丈开荒，耕地面积增加，而人口却相对处于停滞徘徊，甚至还有下降，从而避免了人均口粮的大滑坡。与粮食产量下滑的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却在增加，比如茶叶，若1840年前夕产量的指数是100，1894年便是180；桑蚕茧则高达250，其他如棉花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造成这种背况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开放口岸后，对外出口增加所致。比起以前，农民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了。
二、自耕农、佃农和农业雇工
在农民队伍中，由于掌握生产资料的程度不同，有自耕农、佃农和农业雇工之分。他们虽同称农民，但实际内涵是有差别的。
（一）自耕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既然地主所有制占有主导的位置，那么在阶级构成中，地主和佃农亦应是主要的，从而常常有意无意地貶低或缩小自耕农的作用，对其人数的估计，也倾向于偏小。其实，我国的地主所有制经济，和西欧领主制下的封建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土地可以买卖，中央国家因需要仰赖自耕农的赋税支持和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役、兵员等人力供应，都促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耕农采取保护政策。自耕农的广泛存在和自耕农经济富有活力，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下一大特点。
至于自耕农在农民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亦不相同。以清代而言，顺康之际，由于受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影响，一批贵族、官僚地主遭到打击，原有的土地关系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从而使地权分配发生变化，土地分散，出现了一批新的自耕农。对于这一问题，李文治教授曾作过很好的研究。他说：“总之，明清时代自耕农的消长趋势是，明代前期，自耕农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中叶以后，不少地区地权趋向集中，很多地区地主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清代前期，农民所有制有所发展，所占比重超过明代，并且有些地区自耕农占据了统治地位。”[31]这是李先生对比时代、同时又根据清大量史实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清代自耕农数量的盈缩规律，亦与时代大体相同。康熙四十三年（1704）初，皇帝玄烨在与大学士等官员的一次谈话中，就说到当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32]。估计到雍正、乾隆之际，在有的地方土地集中的趋势已相当严重。有称“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33]。清初的湖南省，曾是自耕农占有相当优势的省份，乾隆时亦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34]。
有两则经常被人引用的资料，因为是量化说明，所以能给我们比较明确的概念。
一是直隶获鹿县编审册。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被统计的1700户中，有地主13户，占0．76％；无地户378户，占22．24％；占地10亩以下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627户，占36．88％；占地10亩以上至90亩的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682户，占40．12％。到了乾隆元年（1736），统共1746户，其中地主28户，占1.6％；无地户494户，占28．3％；占地10亩以下户616户，占35．28％； 占地10亩以上至100亩户608户， 占34．82％。将其两相对照，地主和无地户增加了，占地10亩以下户变化不大，可占地10亩以上的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则由40．12％降至34．82％，下降了5．3个百分点[35]。
另一是安徽休宁县三都十二图的编审册资料，取自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一书，见下表：
作者根据徽州地区的具体情况，把占地25亩以上者算成地主，我们则把占地不足1亩者归在无地和基本无地户，1—10亩为下等农户，介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之间，10—25亩则属自耕农和富裕自耕农，这样在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里，虽然时间很短，但仍可看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人数下降、无地和基本无地户人数增加的趋势。
在土地趋向集中的浪潮中，四川省延续的时间较晚．这是因为清初的四川经历了巨大的破坏，当很多省份社会秩序已走向稳定时，四川还有很多荒田有待招垦，并在招垦中出现了许多自耕农，形成了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四川农村基本阶级结构，一直到乾隆中后期不少地区还保持了这样的势头，有的可能延伸至更晚。
因为可列举的资料很多，而篇幅又不允许我们更多罗列，只能点到为止。从上面谈到的事例看，尽管各地地权集中程度有高有低，自耕农减少的数量有多有少，但比起先前来，总的呈减少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后在同治、光绪初，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以及捻军和回民起义后的山东、河南、陕两和山西等地的某些州县，地权又一度有所分散，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有所增长[36]。
就地区来看，一般地说，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大于南方，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陕西关中地区。有的学者通过对清康熙年间起直到民国时止的一批地籍档册的分析，发现在关中，虽然二三百年间土地分配状况常因时因地而有各异，但不能改变地权分散这一明显特征。“这些地方的农村主要由自耕农构成，地主与租佃关系均很少”[37]。在直隶，我们通过前引获鹿县的资料看到，至乾隆初，自耕农比例仍接近或超过50％（这里包括占34．82人口的占地10—100亩的自耕农，及占人口数35．28％占地10亩以下农民中的一部分自耕农数，另一部分因自种地太少，可能属于自耕农兼佃农，或雇农兼自耕农）。比较起来，土地集中程摩较高的山东省，可能存在30％—40％人数的自耕农，在胶东地区，这个比例也许还要更大些。有的学者提出，“大江以北黄河流域多自耕农，而且基本上是自耕农”[38]。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自耕农在总体上应占整个农村人口的50％以上。
南方地区租佃制发达，自耕农人数的比例低于北方。有的地方还出现“贫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39]；或仅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富民“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力，而安然食租衣税”[40]的严重状况。不过这不等于没有自耕农生存发展的空间了。苏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全国土地高度集中之区，顾炎武曾以“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41]的话，来形容明末苏南一带地权之集中。明清改朝换代之际，此地虽有震荡，但比起北方的河南、山东等经过农民军扫荡的地区，要差得多了，旧有的阶级结构无根本变动。照理，顾炎武的话仍应基本适用，可据近人章有义教授对苏州府长洲县三册鱼鳞簿的考察，发现即连“其利倍于常田”的苏州湖田区，“不足20亩的小土地所有者仍然占有土地的30％以上”。他还说：“由康熙初年（5—15年）至1949年，二百七八十年间，地主（包括富农）同富农占地的比率几乎稳定在65；35。看来，人们设想的地主所有制支配下地权不断集中的必然性，在这里没有得到证实。”[42]当然，章教授说的只是一个点，但选择地区却很有典型性。就是在苏南，也存在着占相当比例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
在自耕农中，由于占有土地多少的不同，有富裕自耕农（富农、中等自耕农（中农）和下等自耕农《贫农》之分，还有自已有少量土地、同时又租种部分土地介乎自耕农和佃农之间的半自耕。就人数而言，一般说来，前者的比例较少，后者可能占有多数。
（二）佃农
佃农系指自己没有土地，向地主租田耕种并缴地租的那部分农民。在北方，佃户承租土地，多“与业主分收籽粒”，以分租制为主。在分租制条件下，由于产量多，地主分得也多，所以佃户的勤惰和对土地尽心与否，都要受到地主的监督。甚至连种子、牛具等，也常由地主供给。在南方的不少地方，定额租制得到较大的发展。定额租一般都租额固定，有的铁板租，不管年成歉熟都一样缴租，地主关心的只是每年的租粮，至于其他就不管了，佃户在生产乃至人身上的自由度，就相对宽松多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永佃制，以及在租佃关系中的田皮、田骨等名目，于是，有的佃农事实上成为二地主，也有少数演变成佃富农。佃农有了比较独立的经济活动场地。
比起自耕农来，佃农的生产、生活条件当然要差一些，因为他们起码要把将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生产物（少数也有折成银子的）缴给地主，但这也是就一般情况说的。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也是高下不等的，对于多数贫苦自耕农，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着艰辛。同样，佃农的队伍也很复杂，在南方某些地区，由于独立的佃农经济的发展，有的具有永佃权的佃农或佃富农等，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不一定就次于自耕农。在八旗旗地庄园或曲阜孔府田庄中，我们还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有的人对于八旗庄园主或孔府，身份是佃农，必须按时规定纳银当差，可同时又是个拥有百亩、几百亩土地的地主，有佃户供其剥削，这样的人，如其说他是佃农，不如说是地主。其次是对国家的负担。按照清朝定例，田赋出自有田业主，即地主和自耕农，佃农不在其内。在摊丁人地以前，多数地区的丁银按本摊派，佃农亦不能幸免。摊丁入地后，丁银匀进田地并收，佃农原则上摆脱了正赋的骚扰，而不少自耕农的负担却增加了。当然与地租相比，国家的赋税要低于地租，可也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赋差繁苛的年代，不少业主因为不堪重负，不得不将田地投献地主绅缙门下，自己甘居佃户。这在明代相当普遍，清代虽较少见，但并未绝迹，比如甘肃省，直到乾隆初年，仍有不少农户因“畏惧差徭，必藉绅衿出名，报垦承种，自居佃户”的[43]。
至于佃农的人数，一般与自耕农成反比，自耕农比例上升，意味着佃农人数的减少，反之亦然。
（三）农业雇工
我国的农业雇佣工人，很早就出现了，但从没有像清代这样人数众多，而且在人身地位等方面具有某种新的变化。有的学者根据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58000多件档案的统计，涉及农业雇工命案的档案就有6100余件，约占总数的10．52％，其地域遍及内地所有的18个省区，以及盛京、吉林等地，中间超过700件的有山西、四川、直隶，超过300件是广东、江苏、湖北、福建、陕西，数量最少的甘肃省也有92件[44]。又据另一位学者统计，在总共6100件有关农业雇工的命案中，发生于乾隆元年（1736）至十年的45件，十一年至二十年643件，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235件，三十一年至四十年1855件，四十一年至五十年1055件，五十一年至六十年1267件[45]，据参加档案收集整理者告知，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数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原档散失太多。如此看来，雇工的数量也是呈上升势头的。
为什么清代农业雇工队伍较前任何时期都庞大、而且发展势头也在增长?这除了乾隆以后土地兼并更趋严重外，亦与人口大量增加，出现人浮于地的情况有很大关系。正如有人所说：“天地生财只有此数，生齿日繁”，“渐多游手”[46]。朱泽云在《养民》一文中也说：“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这十之六的闲民中，有“无田之闲民，有无业之闲民，有有田而无田、有有业而无业之闲民。”[47]“闲民”们为了糊口养生，有的流人城市，也有的跑到山区边疆等人口较稀、有闲荒可垦的地区开荒、打工，其中有不少人成为农业雇工。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在以力谋生的农业、手工业队伍中，竟有一半是为人佣作者[48]。按照当时劳动力的配置结构，农业雇工肯定要超过从事其他的雇佣者。
人口增加，一方面造成社会上“浮口”的增加，但同时也促使人们想办法在同一块土地、或单位时间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在南方平原区，一个有耕地10—20亩、北方有土地20—30亩的5 口或8 口之家，真正称得上能干农活的整劳动力也就是2—3人。农业具有季节性强、劳动密集的特点，在繁忙时节，只靠家庭2—3人，要搞精耕细作，或加上其他多种经营，是很难完成的，于是临时性的短工（日工）或季节工便成为必需的了。早在明代起，陕西关中一带就有雇佣麦客收麦的传统，每当“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49]。类似关中这样的情况，在南方很多地方也都不同程摩地存在。至于论年或半年计的长工，更多地出现于少数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之家，总人数亦少于短期工。
国家政策上的改变，对于促进雇工的发展也起着有利的作用。首先是在法律地位上，雇工、特别是短工，与雇主一般都是“同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在身份是属于同等，即“凡人”。“凡人”是相对“雇工人”而言的。“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虽高于奴仆，但与雇主（家长）间存在主仆名分，仍不平等。在“乾隆刑科题本”中看到的有关雇主和雇工发生命案档案，政府对雇工绝大多数是以“凡人”论处的。雇主和雇工间平等关系的出现，拓展了短工市场的范围，使得一些自耕农或佃农，也可利用劳作的间隙，临时“待雇求食”，劳动者的队伍扩大了。其次，政府实行“摊丁人地”的赋税改革和取消人丁编审后，对农民流动的控制大大放松了，许多在本乡本土无法获得生计的贫苦农民，亦可通过外出选择更多的机会，求雇的地域大大地开阔了。大批身份平等、求雇自由的农业雇工的出现，在农业生产关系中无疑是增加了新的因素，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无疑是有益处的。
农业雇工，从原则上说应指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或没有其他生产资料，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那些人。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特别是临时短工队伍中，有不少贫苦自耕农和佃农参与其间，类似半自耕半雇工和半佃农半雇工的情况。说到农业雇工的人数，这比佃农和自耕农更难匡估，如果排除临时参与雇佣的目耕农和佃农，比较单纯的农业雇工，大概超不过全部农业人口四10％。
在清代农业人口中，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少数佃仆和农奴，因不是主流，故略而勿述。
三、发展和制约并存
清代农业，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最大的成就是在人口成倍增加的条件下，由于粮食总产提高，不但保证了全国黎民百姓基本不致挨饿，而且还能在有限耕地里，不断增加经济作物面积，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增强了农民的生存能力，这是18—19世纪中国农业所创造的重大成绩。
我们可以联系明代的情况来看，按据匡估，明万历间人口数是1．2亿—1．5亿，耕地7亿市亩（7．6亿明亩），人均耕地4.7—5．8亩。用将近5—6亩地养活一个人，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只要没有大的变故，那是不困难的。清康雍之际，耕地9．02亿市亩，人口1．5亿左右，人均耕地6亩，总体农业条件稍超过于明代，有人鼓吹的“康乾盛世”，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在这以后，情况就日趋严峻，主要矛盾是人口增加速度超过耕地面积的增长。到1840年前后，人口达到41888万人，较康雍间增长了将近1．9倍，可耕地只增加12．75％，计11．5亿市亩，人均耕地2．75亩，较前减少3．25亩。这意味着要使农民的经济收入总体上不致下降，必须通过更多的办法来加以保证，前面我们提到的扩大耕地，重视水利兴修，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土地利用率，广泛引种高产作物以及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多种经营，都是为此所作的努力，而农民队伍内部某种带有结构性的变化，则有利于适应这种变革。但由此而来，农民的劳动投入也相应增加了，其主要表现为农业以外的相关作业投入的加大。
很多史料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河南孟县，乾隆时已是“地窄人稠，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故“通邑男妇”于种地外，“惟纺织营生糊口”[50]。湖北天门县， “无论山农、泽农，家必兼织”，“农隙即率妇子昼夜勤纺织”，而且随着人户滋繁，“在昔机杼不过十室而三，今（乾隆时）则十室而九矣”[51]；直隶南宫县，乾嘉以后，亦是“妇人皆务绩纺”，即“男子无事亦佐之”[52]。处于丘陵山区的江西宁都、石城、瑞金等州县，嘉道之际，“计口授田不及二亩”，农民为了“上纳粮赋，下以仰事俯育”，满足“衣服、饮食、医药、婚嫁、丧葬之费”，必须于种粮外，“以其余力种植烟、芋、茶、桐，妇女绩苧为布以佐之”[53]。经济发达的沿太湖平原区和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民，更是农、副、渔等兼而容之，并与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
关于上述情况，有的学者称之为“过密化”或“过密型变化”，就是说农民收入的增加，是以加大单位劳动时间为代价的，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造成边际报酬的递减。并且说，这种仅敷糊口水平的小农生产，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即无法实现“近代化”。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见解，有其合理的内容，因为18、19世纪间，中国农业确实存在着“过密化”的情况，前面的例子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能绝对化。因为衡量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而应与生产结构、制度变化和人的需求满足这样一些指标，综合进行考察，即既包含了生产力的进步，也看到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与流通、分配紧连在一起。照此看来，清代农业，至少在18世纪是有进步、有发展的。
其次，要看到不同地区不同的特点。中国地方那么大，各地的农业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笼统的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全部，就不一定合适。就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有的学者认为是过密型增长，可也有学者通过明清水稻生产的考察，得出了另外的结论，他说：“我们认为，明清水稻亩产量确实在不断提高，直至清代中叶方达到其传统农业时代（1950年以前）的顶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提高并不伴随有水稻亩均劳动投入的明显增加”。按照后一种说法，“过密化”就难以成立[54]。另如珠江三角洲，这在18、19世纪之交也是个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的地区，有的学者从对那里沙田经营的考察发现，在“18世纪以后，该地区沙田的经营，表现出一种相当粗放的形式，却为整个珠江三角洲迅速的农业商品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供应。这一情况是在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投入相对较少、单位面积产量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发生的”[55]。这个例证表明，在这里，边际报酬递减的理论并不合适。
过密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人口膨胀对农业造成的压力。其实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那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事，主要发生在传统农业区。那里的一些农民为寻求土地，不断向边疆、山区、海岛以及海外流迁，可有趣的是人口最密集的沿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农民们不但很少外迁，而且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和城镇的兴起，还有不少外地人口流向此地，使该地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人们总体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这说明不能过分夸大人口压力对中国发展所起的阻滞作用。
我们认为，18、19世纪之际的中国农业生产是有进步的，在农民队伍中所出现的某些变化是值得重视的，当然也有困难、有压力，存在着“过密化”的情况。总体来看，是发展和制约并存，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打乱了这一进程，中国也有着向近代化迈进的因素和机会。
注释：
[1]程含章：《岭南集》卷六，《兴水利二十六陂记序》，《新开恒丰陂记》。
[2]乾隆《宁夏府志》卷二。按：文中有田地以分计，每分合50亩。
[3]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附载》。
[4]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471页。
[5]参见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333—334页。
[6]乾隆《正定府志》卷四，《清高宗实录》卷二一一，页七。
[7]陈弘谋：《培远堂文集》卷二九，《再申浚井泉檄》。
[8]王心敬：《丰川续集》卷一八，《答高安朱公》。
[9]道光《河内县志》卷一二。
[10]参见吴芳《清代北方井灌的发展及其作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11]陈树平：《明清时期的井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2]光绪《南昌县志》卷五。
[13] 《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190—191页。
[14]孙廷铨：《孙文定公奏疏》卷八，《请开曲麦疏》。
[15]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52—54页。
[16]闵宗殿：《清代的人口问题及其农业对策》， 《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
[17]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一。
[18]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185—187页。
[19] 《清经世文编》卷三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20]光绪《余姚县志》卷六，戴廷珠；《敕修海侯庙记》。
[2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2]史建云：《清代华北平原农村棉纺织业商品生产》，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23]黄可润：《畿辅闻见录》。
[24]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
[25] 《荒政丛书》卷五，《救荒图说》。
[26]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2页。
[27]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10—212页。
[28]拙作《清代粮食生产的发展》。
[29]上述数字分别釆自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80页，《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52页；《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12页。
[30]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963页
[31]《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81页。
[32]《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页四。
[33]《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31页。
[34]《清经世文编》卷三九，杨锡绂：《陈明朱贵之由疏》。
[35]根据《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79页所列表格计算所得。
[36]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801—820页。
[37]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80页。
[38]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363页。
[39]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四，《君赓颺家传》。
[40]《清经世文编》卷三○，盛枫：《江北均丁说》。
[41]《日知录集释》卷一○，《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42]《康熙初年江苏长洲三册鱼鳞簿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43]《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五，页一九。
[44]吴量愷：《清代经济史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265—266页。
[45]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65页。
[46]嘉庆《临安府志》卷一九，陈为詝：《应诏陈事务疏》。
[47]《清经世文编》卷二八，《闲民》。
[48]《清经世文编》卷二九，《巴陵志田赋论》。
[49]乾隆《宝鸡县志》卷一二。
[50]乾隆《盂县志》卷四上。
[51]乾隆《天门县志》卷六。
[52]道光《南宫县志》卷六。
[53]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一。
[54]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5]刘志伟、陈春声：《应重视传统农业发展的社会空间》，《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原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