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解密：周恩来文革中期谈党内路线斗争
前 言
今天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14周年纪念日，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都发自内心永远地怀念他，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想到周总理的对手之一基辛格去年到重庆听红歌，历史毕竟是动了。我们缅怀周总理的治绩和历史地位，学习周总理的坚强党性和深刻历史观。在我们心目中，主席里可以称之“伟大”，只有毛泽东。总理里可以称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有周恩来。
中外对周恩来的评价资料、汗牛充栋，这里不再作更多补充和评议。只想强调一点，如同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一样，建国后十七年的毛周，已无法再被任何别有用心者拆开。中国崛起，实际上在1972年由毛周带起。该年2月28日公布的《上海公报》行文巧妙，构思精心，周恩来和基辛格独辟蹊径，找到了促进中美联手防止苏联霸权主义的办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文革发动伊始，虽然由中央文革强势主导，但由于他（她）们对内政、经济、外交的相对经验欠缺，毛主席仍让周总理扮演极其重要角色。只是在文革路线走向、方针及口号制定上，周就难以著刀。在辅佐毛主席因应革命运动衍生的动荡，乃至局部危机事态，周总理不时担当润滑剂、甚至灭火器的能量，例如处理英国代办处被烧事件。协助毛主席带领国家屡过惊涛骇浪，成绩斐然，周恩来在党和国家已留下典范，是中国近代史及中共的宝贵资产之一。
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仍然有巨大现实意义。如今，像周恩来这样期许自己两袖清风，要求亲属与平民无异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少，垂涎先富、极富生活的官员却越来越多，台上者并未切割下台者贪腐印记，导致那1%权贵、富豪和利益集团们极大地挥洒舞台及平台更华丽合法。一时掌控权利的人，何时也会拾起自己消逝已久的经世济民之心，不是眼泪，不是作秀，真正像周恩来那样去改善社会诸多不公正正义之处？真正像周总理一样，对平民百姓时诚心倾听，对财团巨商则应警戒以对。周恩来其操守，应变能力无惧质疑。做人做到周总理那样，很不容易哟。当然，人无完人，周恩来在这篇讲话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对贺龙的评价。但周总理有承担责任的勇气，见之于他在贺龙平反后的言与行。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周恩来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他。
对比周恩来的清廉，反腐在民众眼中看成不够给力，乃这些年在决策摇摆时错过若干极有利时机和机遇。人民尤其无法忍受官员与富商过于亲密的政商关系。官方“中金公司”是央企，“发展研究中心”是领导智囊，它们和佐利克、索罗斯这些富豪代表人物过从甚密，民众疑虑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被挥霍掉，当然有道理。看国外，英国前国防大臣因其密友和军火商纠葛不清而引咎下台，至于意大利民众踢掉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不是怒他性派对、性嗜好，而是老贝的治国路线有问题。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中国还有那么多民众认可王立军的打黑业绩，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其心或可责，其罪未必成。官方也说王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请假”不开会。人民更在乎官员的惠民实事，不完全在意个人品行出身背景。美国总统是半个黑人，冰岛总统是女同性恋者，苏格兰保守党魁不仅是女同性恋者，还是职业拳手，英国首相出身贵族公校。一句话，天底下统一的社会规范并不是太多。
经过30多年变迁，中国政治在意识形态、党章教义与治理现实之间出现了鸿沟，甚至危机。工农大众对改革的期待，已逐渐消失殆尽，他们发现党和国家和路线突然之间成为民生好坏的决定因素。自由派制造恐慌，说中国经济硬着陆就有大麻烦，改革是良方，不搞就攸关执政合法性，死路一条，听来莫测高深。众多省市“领导拼经济，亲属做生意”，形成对比是村镇居民抗拆迁，复退军人求福利。再形象地比喻一下，一个人外表固然重要，但生命更甚之。有的人为整形而丢命，很二。人体内部出毛病的部分，绝对远多于“外形欠佳”。“救丑不救命”，这样说不仅适用于医学，也适用于党的路线。体制内外那些“改革”呼吁，说的是大家都知道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之事，反衬出挂“南巡”之羊头，卖“胡赵”之狗肉的模糊遮掩，活生生就是国王没有穿衣的翻版。
庙堂某些人沉迷于过去九年GDP亮眼，如今当“跛鸭”心慌意乱，与人民常识脱节久矣，求助于世界银行只是一个表征。因此，某些人虽点出经济停滞，但是归咎于没有政改，某种程度是挑小放大，且南辕北辙。庙堂点石成金，亲朋纷成巨富。对比周总理严于律己及亲属，有些党员就是不汗颜？！
针对某些人热捧“笨蛋，问题在经济”这并不尽然属实的话，须回之以“笨蛋，问题在路线”。执政党的修辞学，有时确实需要重整。希望周恩来的讲话提供给大家许多省思。
周恩来同志辅助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2012年将迎来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民族行进风雨，仍屹立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多灾多难，仍存在振兴希望。“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当年，毛泽东同志以及无人能及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指出中共党内有资产阶级，有走资派。他的许多预言，在他逝世36年后仍被验证是正确的，是贴切历史脉动的。新年伊始，神州大地各种思潮的碰撞，各种事件的发生，说到底，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延续，丝毫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回顾1971年5月1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总理百忙之中亲自出席，向中央、各省市、各部门负责人讲述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很亲切，感到总理还在我们身边，他的光辉形象跟随日月，行走致远。今天，将这篇关于路线斗争讲话公布于众，更有启发性，更有现实意义，就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诞辰日最好的纪念物吧！
周恩来讲话内容
讲几句党的路线斗争。上次没有详细讲。五十年纪念文章不好写、写成党史太长，现在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在起草。毛主席说：路线问题“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党是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才形成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才形成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江山确实来之不易。年老的剩不多了，不要忘记过去。特别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北伐胜利以后，是两次右倾、三次“左”倾。从第一次大革命讲起，我们党是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以后诞生的，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中生长的。这时，中国已经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名义上是孙中山领导，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国际派人来了，鲍罗廷执笔，我们党参加了，我也参加。是按我们党思想写的。但是党还年轻幼稚，没有成熟到能胜任领导革命到胜利。虽然国际有指示，那是人家的经验，但自己没有经验。虽然已经形成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是没有被党所公认。陈独秀当时最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左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说起来好笑，北伐战争他就反对，实际上北伐战争起来以后，从广州打到武汉，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当时起主要作用的是叶挺那个团。共产党员很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向无敌。可是陈独秀却不承认党能领导土地革命，认为最多只能搞减租减息，武装斗争他也反对。陈独秀对创党是有功的，但是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还不如，十九世纪普列汉诺夫还是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俄国的，他的有些著作现在还要读。陈独秀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共产党宣言》等几本书不是他翻译的。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就不行了，离开党就搞托派。“八七”会议也有缺点，本来应该找他，但是没有找他。他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不去，只有联系。一九二八年春在莫斯科开“六大”，请他也不去，以后变成了托、陈取消派，由极右变成了极“左”，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功了，等资本主义发展了，再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他不赞成搞农村武装斗争，反对搞农村根据地，这个思想现在还有。不要看托洛茨基死了好久，但是在亚非拉和工业发展的国家，也还有极“左”思潮。例如亚非拉不搞民族民主革命，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反美怎么搞社会主义，等于帮助美帝。“八七”会议毛主席参加了，但不是毛主席主持，是瞿秋白主持的，毛主席代表正确路线，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和武汉独立团上井冈山。在这以前，有“八一”起义，毛主席说：“八一”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所以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节。“八一”起义参加的共产党员特别多，方向是对的，但是路线、政策有错误，一是以城市为中心，不在江西农村打游击，要打广州，打汕头；二是依赖外援，不是自力更生，就地搞武装斗争，而是依靠外援。当时共产国际也有指示，当然主要还是算我们自己的账。那时苏联也的确派了船来，送了五百万美元，几千条枪。但是国民党派了中山舰监视，根本无法联系。中山舰还派了部队登陆，只有一个排警戒，一冲就乱了。我本来要到前线去的，因为要等张太雷同志，等外国船，没有去，好处是三河坝留了二十五师两个团，师长周士第胆小，朱老总带了第二军一个营在那里，他是旧军队过来的，能打烂仗。他拍了胸部说：“跟我走”，不然，还没有人带。陈毅同志还是团党代表。所以朱德同志还是有一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中南海贴了很多大字报，说他不是红司令，是黑司令。毛主席看了很生气，说这些年轻人不懂事。尽管他反对过毛主席，但以后还是跟了。张国焘搞分裂，他也反对。井冈山会师应当写，选朱德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应当选的。古巴代办到井冈山，没有看到介绍朱德和八一起义剩下的部队，提了意见，他说：不管他反对过毛主席，但是写上去更能显示毛主席的伟大，更能显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毛主席看了，认为他比我们有些同志更有见解，不要以为卡斯特罗修了，就没有好人了，古巴出了卡斯特罗，还是有很多同志要革命的。
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还有方志敏同志在那里，今天黄知真同志在座，黄道同志（注：黄知真的父亲）当时就参加了。他是不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黄知真同志答：他不是）？在座的王首道同志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还有韦拔群同志，他在广西搞了红七军，闽西有邓子恢、张鼎承同志，邓子恢以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打开闽西局面也是有功的。鄂豫皖是郑位三，湘鄂西，真正的洪湖的头头不是贺龙，而是段德昌，武汉空军傅传作同志可以作证。“七·二O”事件我到武汉，找到他才弄清楚。段德昌同志后来肃反时被贺龙杀掉了，现在平反了。湘西是贺龙去搞的，他原来在那里当过土匪。但是基础好的是洪湖。“洪湖水，浪打浪”，这个剧本否定了，但是今天洪湖的人民还想念当时的红军，想念段德昌，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有广东、广西，广东是海陆丰，本来也好，但是有些盲目，产生了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不依靠群众，只靠几根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枪杆子是对的，但是不靠群众，抓枪杆子也不行。那时有几个口号：一是杀杀杀，二是烧烧烧。烧房子群众也不赞成，杀人太多造成恐怖，地主也是劳动力嘛，有的地方群众没有发动，也烧房子，杀地主，出个布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可是人没有。盲动主义时间不长，主要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处分了一批中央同志。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都要给处分，连毛主席也处分了，传到井冈山就说党籍都开除了，不是党员，不能当政委，当不了毛委员，就当师长，开除党籍是记错了的，但的确给了警告处分。“八一”起义失败要给处分，连井冈山也要给处分。当时还有个理论，就是“不断革命”。广州暴动就提出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成立苏维埃决议上就有这个话。中国民主革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要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当时不理解，把托派的思想接受过来了，城市白色恐怖很厉害，大批党员被杀，也有退党的，带头退党的是施存统，有的跑到第三党去了，分化了，坚持的坚持，牺牲的牺牲，叛变的叛变。盲动主义行不通，站住了的就是接受了毛主席思想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时间结合最好的是毛主席，是井冈山。但是其他地方，只要埋头苦干，积蓄力量，也有成绩，那时各个根据地之间也没有联系。
盲动主义也有现实主义，即所谓格瓦拉思想，格瓦拉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左派，读了几年马列的书，同卡斯特罗一起，但是同卡斯特罗不一致，不赞成卡斯特罗同苏修妥协，走的那么远，又不愿分裂，于是跑到玻利维亚去单干。他是盲动主义，拼命主义。他的理论叫做“游击中心主义”。这是我们翻译的。按原文直译是“游击焦子”，就是放大镜在太阳下聚的，那个焦点，意思是点起一把火可以烧起来。他把“星火燎原”的意思给完全歪曲了。放一把火也要有草，才能烧起来嘛！格瓦拉临死前的日记，卡斯特罗还写序言，讲得最清楚，完全脱离群众，他从古巴，从阿根廷搞了几百人转到玻利维亚，身在小山，到处碰壁，被反动的军队围攻，甚至因为害怕群众报告（群众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把群众扣起来作俘虏，脱离了群众到了极点，他是阿根廷人在古巴打游击，遇到一个机会搞成了，就迷信那一套，古巴也是有个群众英雄的，同时当时美帝也缺乏警惕，所以有时客观条件成熟了，主观上也有偶然性第一次搞成了，第二次不一定搞成。格瓦拉思想在亚非拉还相当时髦，我过去不清楚，有一次同智利的代表谈话，他说他儿子房里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一张是格瓦拉。他们惊奇，格瓦拉怎么有毛泽东同志一样的威望，后来一打听，农村也有这种情况。很多地方，美国情报局就利用格瓦拉的名义。比如锡兰就是这样，最近朝鲜驻锡兰大使馆被撵走也有这个原因。古巴在锡兰没有大使馆，是驻印度大使兼的，古巴大使馆就把关系转给朝鲜大使馆，朝鲜大使馆不了解情况，同他们来往。锡兰群众也不满现状，但是这不是班达拉奈克夫人一个人负责的，主要是以前右派政府搞的，班夫人还有点民族主义，是中间偏左。因为他们打着偏“左”的旗号，参加的人不少，有上万人，杀几个就上山。据说现在已搞下来了不少，还有少数在山上。朝鲜大使馆不懂，接上了关系。印度的马宗达（（注：印共（马列）领导人））也有这个危险，尽管他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也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就是在锡兰来说，还是要搞民主革命，不能超阶段。这种情况，在亚非拉还可能出现，一是有托派思想存在，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日本也有格瓦拉思想、托派思想，美国也有，有些地方极“左”思潮的头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六大”的决议，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纠正了盲动主义，这是对的。缺点是没有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没有分清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未作足够的估计，甚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也不争取，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表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是毛主席思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肥补瘦。当时“左”倾盲动主义，在湖北、江西都有影响。
如果说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极“左”思潮，那么立三路线就是一九三O年红军取得胜利产生的极“左”思潮。立三路线不是外国来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国产，托派是外国来的。盲动主义也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立三路线是土货，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抗战期间这样提，建立根据地，推向全国胜利还有可能，可是当时没有这个可能。立三硬要江西红军打下九江，截断长江，会师武汉。正好碰到一个机会，打长沙打下了，立三就发了疯，下令二方面军，鄂豫皖红军打下宜昌、沙市，截断长江上游，会师武汉。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争取一省首先胜利，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就是世界革命总爆发。”立三路线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但是损失很大。第二次打长沙就没有打下，当时共产国际倒是不同意这样做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积蓄力量，还是比较对的。李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同共产国际算账，”“武汉打下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来了，共产国际也得听我的。”真是狂妄得很。可是后来又变得很软弱了，纠正了立三路线，是他到莫斯科学习，斯大林审干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了。“七大”之后，看到我们选他当中央委员，又把他放出。他的老婆是苏联人，可能给了他任务回来的。苏修二十大的时候，我们同赫鲁晓夫讲过，斯大林找过一些中国人做情报，当时还不承认，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应该把这些情况说说，告诉我们党，他就不肯。文化大革命中，立三自杀了，可能有鬼。我们曾劝他同他老婆离婚，他总是不愿意。瞿秋白被捕后，写过《多余的话》，像李秀成的供词一样，戚本禹写过一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就是证明李秀成是叛徒。不能因人废言，这篇文章还是对的。瞿秋白的这篇东西，一九六三年找到文本，北京解放后，因为同刘少奇无关，所以彭真没有隐藏，很容易找到了，现在还在档案馆。开始有怀疑，以后证明是他写的。登在香港报上。鲁迅很谨慎，纪念瞿秋白出了一本《海口述林》，只搞了他的翻译文，没有用他自己的著作。
共产国际纠正立三路线派人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定要由共产国际派王明，博古是共产国际信任的人，硬要把他选进来。我也有责任，当时我也是中央常委，总书记是向忠发，这个人实在不行，向忠发当上总书记是在莫斯科开“六大”的时候，两个大知识分子吵架，一个是瞿秋白，代表“左”的，一个是张国焘，代表右的，张国焘怎么代表右的？“八一”起义时，他反对起义，周士第这个师有一个团没有赶到，他就不赞成起义，现在查明，他在一九二五年在武汉被捕，就供出一些人。他说要等到张发奎到了才起义，张发奎怎么能起义呢？他是汪精卫的人。蔡廷锴参加了起义，他那个师是归叶挺指挥的，当时叶挺有两个师，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是我们党领导的，蔡廷锴走到杭州就往东跑了，也是不能跟我们走的。那时我们同张国焘说张发奎是不能靠的，吵了一架，还是决定起义。“六大”的时候，算了这笔账，两个人对吵，你说我是盲动主义，我说你是机会主义，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就说：“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吵架，我就派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话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主要是党的领导，要人民解放军，那时没有人民解放军，但是要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武装斗争中经过考验嘛！当时没有思想，布哈林也是不同意发展游击队的，他说过：“游击队多了会把农民最好的老母鸡吃掉。”他就是自己不动手，三队思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所以最后选了向忠发，当时我们没有顶住，“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还“左”，他批立三路线只批右，说他是形“左”实右。其实立三就极“左”的了，王明路线比他还“左”。延安整风时，看他写的《为布尓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清楚了。还是提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一到江西就要打开局面，要打赣州没有打下，四中全会我参加了，后来因为顾顺章投敌叛变，上海保不住，我们统统不能出去，离开了。当时还消灭了一些人，主要是为了保存秘密党。现在看来，单纯依靠特种部队杀几个叛徒也不行，当然对危害很大的叛徒杀几个是必要的，以后上海党组织受到破坏也是这个原因。这个经验还没有很好总结。抗战期间，白区采取单线联系，就保存了一些党员，审干时审查了一些假党员，包括廿年代上海周扬他们的假党员在内。下面这是有好的同志，有的同志没有接上关系，比如江青同志从北方到上海，没有接上关系，就是群众隐藏起来的。
四中全会是一月开的，到了九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之后，应当号召抗日，但是不以抗日为主，还是提“保卫苏联”，真是离题万里。在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同苏联打仗的时候，还可以这样说。“九一八”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不提抗日，还要提“武装保卫苏联”。后来临时中央撤到江西，请了一个外国人李德来了，就更“左”，打仗是更打更拼。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粉碎碎了一、二、三、四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没有打破。王明路线时间最长，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整整四年。我有责任。当然他们得到了国际支持，但主要还是检查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认识、能有毛主席所说的不怕老婆离婚，他们也不会那样顺利，当然也可能把你开除中央，但是多有几个坚持正确路线。结果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说长征是伟大的诗篇，二万五千里走了一年，其实长征是被迫的，能在江西站住何必长征，而且开始也没有打算到陕北，是中间才转到陕北的。在长征途中又遇到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四方面军的同志是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但是张国焘搞分裂。会合时他问一方面军有多少人，我老老实实地说只有二万多人，他惊奇得很，那时他有八万多人，看不起我们，首先就闹，我们让他，我的总政治委员让给他做。他要改编，我斗争，他反对北上，北上本来可以不过草地，打下松潘比较容易过，可是张国焘硬要过草地，走岷山川西。就是岷江水坝，都江堰那个岷江。草地是少数民族，同群众的关系不容易搞好，二是胡宗南在松潘，到草地分开了，我们北上张国焘又想截断我们。这件事叶剑英同志立了一功。他当时在张国焘那里当参谋长，看见电报，就在一大堆电报中，把这份电报抽出来揣在口袋里，立即跑来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下决心。当时拉出来的只有八千人，以后二、四方面军（注：此段不清）……
可是张国焘要到新疆去，同苏联取得联系，在那边称霸。在河西走廊损失很惨，只剩下李先念的一部分几百人了。一、二、四方军会师的时候只有二万五千人。抗战开始报了四万五千人，实际只有二万五千人。而所以能保有这个力量，主要是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左”倾路线，那时还没有同张国焘会合，红军还有四万人。蒋介石在贵阳，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接受了毛主席意见，所以选他代理了博古的工作。从军事路线纠正后，实际上也纠正了政治路线。中间虽然有张国焘，最后还是北上了。张国焘以后跑到西安，投降胡宗南，他怕胡宗南，还是投降胡宗南，只带了一个警卫员，胡宗南将他送到武汉，他要警卫员将枪交给胡宗南的副官，警卫员不干，跑到八路军办事处，连警卫员也没有带走。证明一个人只要离开党，离开群众，离开毛主席，就必然失败。
第三次“左”倾路线失败最惨，我要负责。虽然那时主观上革命，但是路线错了，造成损失。我是主观上也没认识嘛，所以说错误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陈独秀的家长制，瞿秋白的处罚主义，王明的惩办主义，只有毛主席的指导，经过延安整风，才将这风扭转过来。
抗战起来了，又出现了路线问题，是独立自主，依靠自己，争取蒋介石抗日，还是依靠蒋介石。我们提“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是有条件的，就是抗战到底，主要还是独立自主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依赖蒋介石，还不是同蒋介石一样，越打约少，开始就有争论，但是毛主席起决定作用，毛主席一说话就解决了。一九三七年太原失守后，王明回来了，说他带来了国际路线，其实根本没有讨论过，康生同志证明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详细同斯大林谈。他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带来了。一九三八年下八年，王明路线影响长江流域数省，武装斗争没有很好发动，华北彭德怀、山东郭洪涛、新四军项英，都受到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是对的，他带部队过江，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虽然他反对过毛主席，游击战争这是一功。饶濑石不是好人，皖南事变几乎要投降，开始逃跑了，以后回来，要叶挺去谈判。叶挺说：“去谈可以，但是去了就回不来了”。结果叶挺被捕，直到是政协的时候才放出来。叶挺这个同志虽然脱离党一次，但也不完全是他的错误，广州暴动要他做红军总司令，事先又告诉他，要他当总司令，又不信任他，结果一气跑到国际去告状、国际不理他，不同他谈，又一气跑到法国，同第三党发生了关系。长江流域，皖南的新四军，是王明断送的，华北也受他的影响。
南昌起义我要负责，上海起义我也有责任，虽然主要是罗亦农负责，但我是指挥。上海起义了，夺取了武装，但是受了骗，上了当。国民党开始是刘峙，以后调走了，调来了一个叫周凤歧的，是后来被蒋介石在台湾杀掉的那个陈仪手下。还有一个姓习的，说是要谈判与工人纠察队合作的问题，一边谈，一边把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了，当时领导人都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只有十几条枪了，要反击，也没有力量了。“四一二”事变受到惨重损失，教训很沉痛。如果把工人纠察队拉到农村去就好了。当然，工人到农村也有困难，但你留在城市里还不是缴了枪。南昌起义，上海起义，两次王明路线，错误很多，从江西起，毛主席总是教育我，挽救我。革命快五十年了，我不是一九二一年入党，是一九二二年入党的。我入党介绍人现在都还在，一个叫张审府，后来叛变了，一个叫刘清扬，这个也叛变了，还登了报。陈伯达这个人，对自己的历史紧张得很，他跟我说，曾在天津被捕，到北京保释就医，说过多少次了。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何必紧张？以后他同别人说：“周某人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个坏人。”其实，介绍人是好人也管不了你，我从来就承认他们是介绍人的，他们两个也承认。尽管革命快五十年了，犯了错误，是严重的教训。王明路线纠正以后，整风是受益最大的。如果说古田会议是建军建党的关键，那么整风就是更大的胜利。
参考资料：周恩来讲话的时空背景（摘自《周恩来年谱》）
1971年1月，得悉在内蒙古插队的侄女周秉建参军后，即委托工作人员了解此事，并与邓颖超商量将周秉建送回内蒙古牧区，说：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不许变动。华北会议期间，又向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询问有关情况，告已将周秉建退回原地。
2月18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阅后批：“第（四）条提的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2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以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联系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作了长篇发言，提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过程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在周恩来引导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他政治局成员也作了检讨。会上海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批示的补充通知稿，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2月23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过程，并告：黄永胜等都作出了检讨，正在写书面检查。
2月26日，阅批北京外国语学院清查“五一六”情况报告，在“少数坏头头还交代了几起妄图谋害总理的阴谋”处加注：“这不过是谈谈而已，并未实行，不要作为重点去追查。”
2月28日，就中央军委办事组二十六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检讨报告致信黄永胜，提出：“如果军委办事组这个报告，不提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事情的发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这报告上单独写几句，也对主席的几次提示和批评，难以交代，时间也耽搁了。报告上还应写几句，在军委办事组开会后，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在继续进行批陈整风，情况如何，也应写上。”同日，黄永胜按周恩来信中要求，补充了有关内容。三月一日，毛泽东对该报告阅批：“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3月2日，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在谈到一九六七年火烧英代办处一事时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在谈到两国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时，指出：障碍主要是英国在台湾仍没有领事馆，以及英在联合国关于恢复我合法席位问题上“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为什么英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一定要跟美国一致？结果法国走在前面了。又说：过去，我提出过在香港设官方代表问题，英方没有答复；而现在英却坚持在我台湾省有一官方机构，这是矛盾的。
接见日本藤山爱一郎及所率访华团。在谈到“左、中、右”问题时说：哪个党都有“左、中、右”。总有进步的、落后的、介乎中间的思想和派别，这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此外，还有一个变化问题。今天是左派，明天思想落后了，变成了右派；原来是右的，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也可能变成左的。所以，人的思想也是要转化的，这并不奇怪。
3月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越问题及国内有关省、市、自治区工作情况。会议商定，在周恩来出访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分别由姚文元、李先念、吴法宪主持，需面商的要事向康生报告，重大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当夜，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商定的意见，毛批示：同意。
3月2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李德生、纪登奎起草的在北京军区直属单位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稿。会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告：李、纪二人的意见“是对的，符合主席历来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教导”，并可避免“造成层层点名的不良影响”。
3月23日，收到毛泽东批来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书面检讨。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回报毛泽东后，毛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出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重写检讨。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3月29日，致信毛泽东，告知准备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并说，现吴法宪、叶群也在重写他们的检讨。又告：我们外出两天，拟仍按上次外出规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负责，政府事务由李先念负责，军委工作由刘贤权、阎仲川商办。当晚，前往北戴河。
4月1日，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北戴河之行情况。
4月3日，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会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五日发出。
4月5日，就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文章事批示：主题就照毛主席常说的写，即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代表这条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路线的，全世界革命党和革命人民都已公认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为之奋斗五十年而始终如一的革命路线。”
4月7日晚，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和援外工作会议代表，就对外政策等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时，指出：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始。我今天请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但胆子大，不是搞极左。关于对外宣布问题，强调：要具体对象具体研究，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有的放矢。讲话还以严于责己的精神介绍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指出，党的历史应当经常讲。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二人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成员。
4月10日、11日，同巴基斯坦总统派遣来华的巴外事秘书苏尔坦举行会谈。十一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东、西巴基斯坦分裂后巴国内的政局，以及十日与外交部党组成员研究的意见。
4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二人重写的检讨批转给周恩来，告：“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次日及十四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按毛泽东批示意见，商定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具体安排和会议文件，主要有：印发黄永胜等五人检讨及毛泽东有关批示；在参加会议人员中增加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等；印发陈伯达罪行材料及各地有关批陈文章。
4月14日，接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话，对他们表示欢迎。最后，周恩来请美国客人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4月15日，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回顾了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针对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主动承担了自己督促、帮助不够的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指出：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4月21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二十四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
4月26日，对外交部、卫生部关于廖承志修养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廖回家休养，并嘱告廖：“回家后务须按医生嘱咐定期检查”；“我的心脏不好，就是靠节制饮食，减少压力，活到今天。望承志同志早复健康，还可参加一部分学习和工作”。
5月1日晚，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烟火晚会，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引见病后初愈的陈毅。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
5月2日，出席四月二十九日在京病逝的李四光追悼会。当得知有关部门没有为李准备悼词后，严厉批评了有关负责人，并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当天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代作悼词。
5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陈锡联、毛远新、潘复生谈黑龙江问题。会上，批评潘在黑龙江的错误做法，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群众能服吗？九日，再与政治局有关人员约谈黑龙江问题，要潘作深刻检讨，以取得大家谅解。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