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内涵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在这个理论提出之前，指导中国外交的理论是基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力量的划分理论，即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资本主义力量、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理论反映了当时两极格局下的国际政治分野。但到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诸多新情况的出现，用这种理论便难以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

　　首先，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原子弹、氢弹爆炸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交恶之后，中国调整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在国际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赢得了国际信任，于1971年10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讲坛上得到了充分表达，令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刮目相看。其次，资本主义阵营结构失衡。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美国在国际战略态势上由攻势转入守势。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经济一体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各方面加强合作。日本成长为经济巨人，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影响。美国不得不开始调整其欧洲政策和亚洲政策，有必要加紧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最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苏联经过一系列的国内国际政策调整，终于在70年代取得了苏美竞争中暂时的主动地位，但却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军备竞赛的拖累之中。而经过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出去。进入70年代，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和苏联侵捷事件的发生，强烈显示了东欧各国的不满和挑战。

　　此外，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政治独立，自70年代起，反帝反殖斗争逐渐由政治方面转向经济方面，相继开展了争取石油定价权和维护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这表明，发展权益问题正在取代政治独立问题，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要求。于是，以中国为旗帜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20世纪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特别是在中苏交恶之后，中苏边境的陈兵百万已成为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正在逐步采取实际步骤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成为中国外交可以借用的力量。这种国际政治分野，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国际战略理论来解释。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有其客观基础和现实需要。实际上，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又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完善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于1974年2月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显示出毛泽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力图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争取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不懈努力。作为分析由美苏两极格局向新的世界格局发展演变中的国际战略理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但是为中国外交顺利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铺平了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指导中国外交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改变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结论；二是改变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这些重大变化，来自于辩证地扬弃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已有38年了。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由少数大国主宰世界各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映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弱国、穷国及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作为反映这一历史趋势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展示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所揭示的时代规律和时代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2年02月2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