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观——武力追忆

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史观——武力追忆

  我向吴承明先生当面请教始于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此后与吴老的交往就多了,向吴老请教的问题多不胜数,这里仅谈几点印象最深的。

  任何政策都应在特定的历史中看。关于如何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界对新中国历史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亲历者吴老曾在中央财经委工作,他对此有三点令人印象颇深的看法。一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怎样才能突破“贫困陷阱”,即通过高积累来填补“资金缺口”。二是当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很多,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有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的政府。所以中国选择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之手来提高积累,并在低消费水平上保障均等消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至于走过头了,那当然不行,因为过犹不及。三是什么体制、什么政策都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去看,没有适合一切时代、所有发展水平和无条件的绝对好、绝对坏。而这一点正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许多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讲经济”。关于新中国农民负担过重,是经济学界经常批评的问题。吴老一方面承认农民负担很重,但是他同时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几乎所有的国家农民负担都很重,即使是那些可以通过对外战争来掠夺财富的国家,例如当年的日本、德国以及英国。因为工业化不仅使工业利润远高于农业,从而从农业和农村吸走剩余利润,而且会刺激统治阶级的消费,加大对农民的榨取。只是来自农业的积累,在中国完全是通过政府转移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通过地租和商业资本来进行的。另外,其用途也不一样,中国完全用于工业化和国家资本积累,而资本主义国家则部分用于私人资本积累,部分被地主、资本家消费了。

  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不能被跨越。吴老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和市场。他的这一转向更多地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即与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有关。吴老曾经多次对我讲,看来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是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跨越的,它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吴老还指出,不能低估中国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水平,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在明清时期不断加强,其中就有市场经济的支撑和需要。从明清时期看,市场交易已经深入到产权处置的深度。这种土地资源的配置高度市场化,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之一。因此,仅仅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古代文明为什么会如此灿烂,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何以长久不衰,甚至越来越强化。

  “通”和“变”:治学的方法和眼界。吴老所强调的“通”,就经济史专业本身来说,包括三个意思:一是通古今之变,二是通中外之别,三是通名实之异。吴老认为,现在强调专业、深入是对的,除去浮躁之风自不必说,就目前真正愿意做学问的人来说,要求“专”已经不成问题了,并且有越做越细的趋势,这就更需要强调大视野和博学。

  吴老强调的“变”,是指万物都是在变的,时空在变,事物本身也在变。除了要有动的眼光和思维外,不能静止地看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和把握“变”的本质、形态、条件以及变与不变的关系。研究历史尤其如此。

  吴老强调,“更注意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研究历史现象,而主要不是依靠归纳法,应该学会运用最新最好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我的特点大概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先是学习历史学,然后又转到学习经济学,又在实际经济部门工作过,最后转到搞经济史,因此比较注意理论和方法,注意将文献与实际经验和感受相结合。”他又说,“搞历史研究的,一定至少要有一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做基础,才好深入。例如研究经济史的,最好懂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仅仅靠历史学的方法,靠史料的积累和考据往往事倍功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2011年12月20日08: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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