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繁与《中国经济史考证》

加藤繁与《中国经济史考证》

韩昇

摘要：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白鸟库吉的民族史研究以及中田薰、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构成东京学派中国史研究的三大支柱。文章对加藤繁的学术历程及《中国经济史考证》作了全面论述。

关键词：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史学家

加藤繁(1880—1946)是中国几代学者都十分熟悉的名字，他的论文早在20世纪前叶就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性研究，使得中国经济史成为日本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而他的名字也就同这个学科紧紧联系在一起。日本学者关注加藤繁的研究，中国学者也不曾忽视过。1952年，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在日本艰难出版后不久，吴杰就着手进行翻译，中译本分成三卷，分别在1959年、1963年和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祖国宝岛台湾的华世出版社也作了翻印。至于另一部给加藤繁带来莫大荣誉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1944年就组织人员翻译印行中译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在1974年重印，中华书局也在2008年重版。这两部著作是加藤繁四十余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双璧，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必读之作。

一

加藤繁1880年出生于日本松江的武士家庭，父亲内田虎次郎是松江藩属臣三谷权太夫的家宰，虽然秩禄不太高，却属于日本社会中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士族门第，在等级社会里颇感自豪。加藤繁2岁时，出继给松江藩士族加藤文八。其时，明治维新早已成功，武士不但在政治上没落，家庭也陷入经济窘境。加藤繁的生父内田虎次郎只能沽酒谋生，养父加藤文八则充任狱警。所以，士族门第并没有给加藤繁带来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所能给予他的恐怕只是社会优越感和良好的教育。

在日本，旧门第虽然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但是，社会上乃至人们的观念中，依然对旧门怀有某种仰慕。士族出身者自然带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其后来的人生成长或许成为包袱，或许转化为自我的激励。加藤繁显然属于后者。至于教育方面，一是家庭环境的熏陶，如内田家颇有艺术修养，影响了加藤繁终生喜好绘画。二是汉学教育。江户幕府时代，是日本汉学的又一高峰期，特别是该时期的汉学深受清朝“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儒史结合，实学唯重，故世家子皆具汉学修养，引以为荣。子弟自幼即受熏染，加藤繁后来选择研究中国，与此颇有关系。其养父虽然不是个学问家，却从小教他诵读《四书》、《孝经》，打下汉学根基。故加藤繁小时候就对汉学怀抱兴趣，在中学时期，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句读《十八史略》和《史记》。汉学根基是日本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大长处。江户幕府时代以来，日本学者能写流利的汉文、汉诗，亦善书法，其教育与中国颇有相同的一面。近代西学传人之后，汉学不曾废弃，故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汉学亦精。此传统至少延续至20世纪前叶出生的学者身上，我同这批学者广泛接触，也翻译了不少他们的学术论著，让我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西学理论，不如说是汉学根基。以西学规范，做汉学实证，是我对他们的基本认识。此传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为改变，蒙学彻底终结，汉字汉文都是在学校现代语文课程中接触学习的，传统的字义训诂的训练没有了，故此后的学者对于古代汉文的理解，与战前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理解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加藤繁这一代学者，知识体系是在以蒙学为基础的汉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则出自两个看似偶然的原因。

第一，中学时代，加藤繁曾经沉迷于小说和绘画，一时学习成绩急剧退步，受到老师和父亲的斥责，令他重新思考学习志向。此时，他读到了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一文，其中谈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宏远伟大，要做一个真善美的日本人，首先应该深入了解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加藤繁深以为然，遂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方向。

第二，中学毕业后的加藤繁，为求学来到东京。1901年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翌年夏季毕业。秋季考上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从家庭经济情况考虑，加藤繁选择了不通过“高等学校”[2]而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的“选科”，这样可以提前毕业，早日参加工作。当然，加藤繁也为此付出代价，在毕业时未能获得文学士学位。这时的东京大学废除以往的推荐制，学生必须提交论文申请毕业。1902年10月，内田银藏等人成为东大第一批通过论文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这刚好是加藤繁进入东京大学不久后的事情，引起他的高度关注。他阅读了内田氏的论文，这是一篇研究日本古代土地制度史的专论，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时期，他还阅读了若干研究英国经济史的著作，感到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暗下决心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这个决定，使他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结下了40多年的缘分。

1906年3月，加藤繁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于7月顺利毕业。这篇论文，从1911年到1912年在日本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杂志《史学杂志》上连载。显然，他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并引起重视。

毕业后的加藤繁受聘担任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管理科副主任，兼任法政大学预科讲师，讲授汉文学。1907年11月，加藤繁转到，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工作。该会的事务所设置在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即今法学部)内，加藤繁负责调查清朝土地制度、产业和货币等问题。

1915年，台湾旧惯调查会解散，加藤繁迁居和歌山县和歌浦海滨，在这里住了两年，重新研究起中国经济史来。1916年，他完成了《古田制的研究》一书，同年8月由京都法学会出版。这时，他把眼光从田制史转移到财政史，其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期间，加藤繁仔细研读了清代学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撰写了重要论文《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连载于1918年至1919年的《东洋学报》。也就在这个时期，加藤繁意识到要研究财政史，必须详细了解货币史。后来，他回忆这段研究路程时说道：

在此期间，我稍微调查了土地制度，同时也研究汉代财政史。当时我以为经济史难以把握，应先研究财政史。这样可以弄清楚经济史料之所在等问题，心中有数，遂着手进行研究。这时我又意识到研究财政需要详悉货币，而货币之中金银(Ingot)问题却一向模糊不详，有必要先弄清楚，我就这样展开了金银的研究。

在进行此项研究过程中，对于经济史的大部分见解建立起来了，随着知识的不断吸收，以往的方针为之一变，决定先把财政史放一放(当然，财政史很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关注)，大力推进经济史的研究。(《通往经济史研究之路》)

也就是说，加藤繁原来计划以财政史为出发点，现在改变为从金银切人中国经济史研究，暂且将财政史搁置。作出决定后，加藤繁就把全副精力投入这项研究之中。1917年，他受聘担任庆应义塾大学讲师，两年后升任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1918年春季，他开始着手撰写《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以货币机能为中心》，直到1925年才告完成，这部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金银货币研究史上拓荒者的地位，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学术荣誉。这年5月25日，该书通过审查，加藤繁获得了向往已久的文学博士[3]学位。那时候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者甚少，文学博士几乎意味着该领域的学术权威。从这年12月起到翌年4月，这部著作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六种，全文出版。更大的荣誉还等待着他，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巨大的反响，1927年，获得了日本最高学术奖学士院“恩赐赏”。颁奖词是这样评价这部著作的：

本书回应当代学术的要求，以精密彻底的方法，网罗所有的相关文献，细致周到地筛选取舍资料，用学术的方法极其慎重地进行考证推论，大凡与唐宋时代金银相关的史实皆无遗漏地给予准确明晰的论断，作为专项研究，它开拓了前人未曾到达的境界。然而，本论文的学术重要性不限于专项研究，作为比较经济史的研究，它在世界文献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诚然，清代乃至更早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金银货币问题，并进行收集整理。然而，他们所做的属于文物收藏与研究。用近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唐宋金银及其货币功能，奠定该领域的学术规范及研究基础，加藤繁堪称开拓者，功不可没，在当时所能见到的金银货币范围内，他的研究臻于完善，至今仍是研究该问题时的必读之作。由于加藤繁的杰出成就，1925年3月，他接下白鸟库吉的教鞭，登上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讲坛，担任讲师，和藤田丰八两人共同分担东洋史第二讲座。1928年，加藤繁晋升副教授，同时辞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职务。翌年，他负责东京大学东洋史第二讲座。1936年，加藤繁升任教授。1939年，他主持东洋史学科，直到1941年退休。在大学执教期间，他在史学科开设中国经济史、唐宋经济史、中国货币史等课程，在文学科讲授《杜诗》和《诗经》，其论著大部分完成于该时期。

这时期加藤繁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在货币、财政史的基础上，其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经济史领域，写了许多专题研究论文，其代表性论文后来整理收录于《中国经济史考证》，成为加藤繁继《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之后又一部传世名著。

1941年，加藤繁从东京大学退休之后，除了在庆应大学和大东文化学院兼职授课外，基本上潜心于修订旧稿和译注正史食货志，先后出版了《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经济史概说》(弘文堂，1944年)和《旧唐书食货志•旧五代史食货志》(岩波书店，1948年)。

其中，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全面修订已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汇编成书。从加藤繁留下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对旧稿的修订极为投入，删改增补甚多，有些论文经过修订后面目一新，与新作无异。所以，修订旧稿进展缓慢，到1944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日显，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降临东京。这年12月，加藤繁带上最低限度的书籍和卡片疏散到静冈县田方郡下狩野村加殿，继续工作。到1945年2月，完成了论文集上编的修订，开始整理下编。这时，美军的轰炸变得十分频繁，濒临海边的静冈也不安全，7月，加藤繁再度疏散到儿子所在的信州。路途颠沛和气候不适应，给年老体弱的加藤繁致命的打击，他受寒发高烧。这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东京的家已经在美军的轰炸中烧毁，藏书尽炬，故加藤繁只能从信州转回静冈继续工作。这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加上当时食品供应困难，多年营养不良，令他频频发病，感冒引发肾炎、肺炎，几度病危。病榻上的加藤繁感到时日不多，他只要病情稍好，就奋起工作，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修订。但是，他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天不假其年，1946年3月，加藤繁再度高烧，引发心脏麻痹，6日上午，他还用颤抖的手修订文稿，到傍晚就与世长辞了，留下修订一半的论文集下编。

这部论文集的书名，据说源于加藤繁的弟子和田清的一句戏言。加藤繁曾经邀和田清一道参加福田德三主持的正史食货志注释工作。有一天，和田清在加藤繁处见到福田德三所著《经济学考证》，嘲讽道：“福田博士的书名不副实，加藤博士的论文集倒应该称作《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繁听到后拍膝称善，便以此命名自己的论文集。书名定下来后，加藤繁请京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题写书名。

《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的出版，颇为艰难。加藤繁逝世之后，遗稿由和田清负责联系出版。当时日本一片废墟，原来答应出版的富山房无力刊印没有销路的学术著作，和田清便将书稿交给国立书院，由加藤繁的高足青山定雄和中岛敏负责校雠。然而，出版中途，国立书院破产。和田清多方奔走，却四处碰壁。最后只好请九州大学森克己、庆应大学高村象平、京都大学堀江保藏等教授帮忙，向日本政府文部省申请出版资助，总算获准。但是，有了出版资助，依然没有出版社肯出版。就在近乎绝望中，榎一雄教授提议尝试纳入东洋文库论丛出版。和田清旋与东洋文库岩井大慧联系，获得同意，《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终于在1952年和1953年先后出版。《中国经济史考证》下卷修订未完成的部分，主要由中岛敏负责校正修改，青山定雄和榎一雄协助完成。下卷附录的5篇论文，在加藤繁的修订计划中未列，亦由中岛敏编人，并将擾一雄所撰《加藤繁博士小传》附于书后。加藤繁的《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和《中国经济史考证》，是他一生研究的双璧，是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后一部著作几经周折，最终皆花落东洋文库。再过60年，这两部著作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堪称中日学术交流史的一段佳话。而且，这也足以证明加藤繁中国经济史研究不朽的学术价值。

二

《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收录加藤繁58篇论文，上卷21篇，附录《中国古田制研究》1篇；下卷37篇，附录论文5篇，合计收录64篇论文。

这些论文研究的年代，上至周景王，下至清末，基本涵盖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如果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加藤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宋、清四朝，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就财政史而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财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和此前的周代作比较，这种变化就可以看得更明显。西周实行封建制，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层层分封，故从周天子到诸侯王的收入主要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封建制被打破，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之后，国家的公共职能显著扩大，财政收支大大超出帝室财政的范围。因此，以往以王室财政为主的财政体制必然要发生根本性变化。秦祚不长，史料多佚，难以进行实证性研究。汉继秦兴，政治稳定，各种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财政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加藤繁选择汉代财政史为切入点，目的就在于研究统一帝国早期财政制度的形成史。

五胡十六国以来，北方不断的战乱和残酷的民族斗争等因素，导致社会凋敝，国家财政濒于崩溃，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实行国家直接控制生产领域的政策。这些特殊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政策，相当部分被唐朝所继承。随着唐朝长期稳定发展的格局形成，社会生产力日益活跃，同旧的经济制度相矛盾，要求国家改变对经济的静态强制性直接控制。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国有土地制度均田制度的崩溃，和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庄园”大量出现；在手工业领域，则是工匠身份控制的松弛，各种作坊发展起来，大批商品涌人市场，促使原有的城市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村草市镇又推动新城市不断形成。城乡经济活跃，刺激货币发达。唐代中后期，金属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依赖于信用的货币替代凭证，成为纸币的萌芽。到了宋代，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基于信用的凭证式纸币使用的地区和数量不断增多，国家也发行使用，从而确立了其为正式货币的地位。加藤繁紧紧抓住了唐宋间经济与货币的重要变化，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从宋代到清朝，经济的发展在量的方面有很大的增长，几乎达到古代经济体制内的极限。这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东方，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济领域，机器制造业发展，近代银行取代钱庄票号，中国社会在艰难中转型，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加藤繁再一次紧紧扣住时代演变的脉络，深入研究清朝在进入近代转型前夜的经济社会，为研究这一变化做了深厚的学术准备。

显而易见，加藤繁抓住汉、唐、宋、清四个发生根本性的时代，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关键，从统一的集权制王朝建立直至灭亡，亦即从秦汉到清末，两千年经济发展史的总轮廓，以及每一个关乎全局的阶段性转变，被加藤繁挑了出来，作了奠基性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加藤繁非凡的洞察力和学术敏感性。因为有全局性的理解和把握，所以，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看似不显的具体问题，揭示各种细微的变化及其潜藏的意义，使得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本经络。亦即加藤繁的考证不单是为了探明各个具体的事项，更着眼于阐释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演变过程，构成其宏观把握的支撑点，这就超越了以往的孤立的考证。

早在1918年，加藤繁就撰写了《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翌年又发表了《对算赋的小研究》。这是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把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清楚地区分开来，考证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分离以及国家财政制度逐渐建立完善的过程。国家财政从帝室财政完全独立出来，是研究国家财政史的起点，加藤繁开此先河，以后有许多学者跟进，进一步探讨国家财政制度下赋、税、租的起源及其演变，研究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形态，使得朦胧不清的先秦至汉代的经济史日趋明朗，取得长足的进展。

土地制度是加藤繁早期进入经济史领域时最先涉及的问题。在他之前，日本近代法制史研究奠基人中田薰提出，唐代均田制度崩溃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庄园为代表的大土地私有制。此观点影响甚大。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庄园并不始于唐朝。加藤繁对此展开研究，发表了《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1917)、《内庄宅使考》(1920)和《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聚落的发展》(1928)，指出唐代的庄园也称作墅、园、别业等，只是田园的附属物，而且，这些名称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时候，经常用日本史进行参照对比，中田薰就是以日本公田制崩溃后的庄园作为参照物进行研究的。由于日本自奈良时代开始全面移植唐朝制度，故日本古代制度及其演变，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从日本史的角度反观中国，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毕竟两国国情差异甚大，因此，看似相似之处，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日本学者用日本古代史的“豪族”称中国汉唐间的大族，中国历史学界近年来也不加翻译地直接套用“豪族”，造成很大的误解，因为日本学者说的“豪族”既不等于中国传统上使用的“豪强”，也不等于“士族”。日本可以有“豪族共同体”，但是，中国并不存在“豪强共同体”或者“士族共同体”。无条件套用日本概念，徒增混乱。

在这一点上，加藤繁相当清醒，他敏锐地感觉到唐代中后期出现的“庄”，与日本的“庄园”有着质的区别。就承担国家赋税而言，它同一般的田园没有不同。为此，加藤繁进一步深人到庄的内部，考察其管理与生产形态。而且，加藤繁还把视野扩大到宋代，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把所谓的“庄园”还原为大土地私有制，开辟了对此形态下各个阶层、各种生活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二是将它与社会末梢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探讨从里坊制度到自然聚落[4]形成的历史。这就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从里到村的演变，是社会形态变化的标志之一。加藤繁首先将此问题提了出来，并将此演变定在唐宋之间。这才有了后来宫崎市定等学者的后继研究，认为此变化出现于魏晋，从而展开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大讨论。

唐宋时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削弱之后，私有经济呈现活泼发展局面，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不断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加藤繁注意到这些变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进行研究，例如《论唐宋时代的仓库》(1925)、《论唐宋时代的草市》(1926)、《唐宋时代的市》(1933)、《从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兼论清代的会馆》(1935)、《宋代茶专卖与官鬻法》(1940)、《宋代商业习惯的“赊”》(1944)等。加藤繁首先提出唐宋的商人同业相聚，在同一地方开店，形成“行”的组织。当时的商业活动集中在城市内部称作“市”的地方进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城市外部、地方聚落出现了草市。行的组织延续至清朝，出现了同业会馆；而限于特定区域的“市”到宋代被完全打破，城内随处开店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唐代中后期经济上发生的许多变化，要到宋代才发展成熟，把唐和宋联系起来考察，整个变化脉络更加清楚。同时，也就把唐宋社会变革的意义凸现出来。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京学派认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的分期在唐宋之间，加藤繁关于唐宋之间经济层面变化的一系列论文，从制度史的角度力证此说。

加藤繁注意到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衔接，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在某处集中，然后再运往各地销售，这就产生了官营或者私营的仓库。将商品行销各地的客商，从仓库业者处获得商品，再交给开店的坐商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在宋代，这个过程一般采取先赊账进货，一年后再以现金结账的方式。这就刺激了信用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信用凭证，逐渐发展为纸币。《唐宋柜坊考》(1922)、《论交子的起源》(1930)、《官营后的益州交子制度》(1934)等系列论文，就是这一研究的结晶。前面已经介绍过，加藤繁从l918年到1925年间曾经专心致志研究金属货币，取得骄人的成就。故货币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唐宋间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形成过程，是他继金银研究之后着力最多的领域，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以货币为题的论文有22篇，占三分之一强的比重，其中，唐宋货币的论文又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至于另外一半的货币论文，则主要集中于清朝。如前所述，其论文的朝代分布显示出他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变革时代的特殊关注。加藤繁的经济史研究，既重视经济制度的层面，也不曾忽视生产力的考察。他研究的方面甚多，大致可以分为土地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商业贸易、专卖与税收、城市与户口、市场与行会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也非常关注生产技术方面的变化，撰写了《中国的稻作——特别是品种的发展》、《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中国甘蔗和砂糖的起源》、《满洲大豆豆饼生产的由来》等论文。他研究的这些作物品种都推动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加藤繁关注的依然是变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还是技术领域的，都始终如一地展现其研究风格。

三

加藤繁所处的正是近代学科奠基的时代。江户时代受清朝考据学深刻影响的汉学，在明治初年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兰克史学的强烈影响。加藤繁就读的东京大学，就是兰克史学在日本传播的大本营。1904年，继承汉学传统的那珂通世博士辞去东京大学汉学科教授，同年，东京大学进行学科改制，设立哲学、史学和文学三大学科，兰克的再传弟子白鸟库吉继任史学科教授，西方史学理论及其方法成为主流。加藤繁读书期间，正好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他同时接受那珂通世和白鸟库吉的教育，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前所述，加藤繁选择中国经济史作研究，深受内田银藏的影响。其大学期间的史学基本训练，则更多来自那珂通世。大学一二年级，他选修了那珂通世的《中国古代史》、《东洋史杂考》课程，还参加了《元史译文证补》、《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的研讨班(Seminar)。那珂通世的研讨班，让学生逐字逐句解读史料，校勘版本，进行文献订正与批判。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研讨班把传统的训诂学与近代文献学结合起来，训练学生如何辨析史料，掌握考证的方法，对学生以后的学术研究有莫大的帮助。

白鸟库吉擅长古民族史和东西交流史，掌握多种语言，其研究方法基本属于欧洲东方学一路，注重宏观的把握和动态的分析，综合运用语言考古学的知识进行研究。白鸟库吉和加藤繁研究的领域相差甚远，但是，白鸟库吉思考问题的方法给加藤繁颇多启发，他注重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史的源流、善于捕捉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变化，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白鸟库吉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加藤繁受到那珂通世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这同日本长期的汉学传统密切相关。如果把眼光从加藤繁扩大到近代西方学术规范传人日本初期的一二代人身上，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加藤繁个人的学风特点，而是那个时代引领学术潮流的学者的共同风格。

日本近代学术的建立，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源流：一是明治维新以后不断涌人的西方学术规范及其研究方法；二是江户时代以来的学术传统。西学方面论者已多，不再赘述。关于第二点，从日本汉学的整个历史来看，出现了两个高峰时期，前一个出现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全面吸收唐朝文化，各种学问广泛传人日本，写汉文、做汉诗、读汉史，形成第一个汉学高峰。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江户时代，幕府提倡并贯彻儒家伦理道德，其教育以汉学为基础，《论语》和中国史籍成为主要教材；在学术方面，则受到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强烈影响，重视实证，提倡“实学”。代表江户时代史学成就的是历时250年编撰而成的《大日本史》，博采众书，严格辨析。故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本学者，颇具汉学修养，汉文文辞通顺，用典自如，兼善书法，迥异于汉文日语夹杂在一起的文体。此教育传统延续至20世纪前半叶，如加藤繁少时诵读《论语》、《史记》即为一例。故此时代的学者，多以汉学见长。

西方学术大规模传人日本之后，西式学科及其学术规范建立起来，最坚守传统立场的“汉学科”也在西学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弦更张，1904年，东京大学“汉学科”改为哲学、史学和文学科；1907年，京都大学也改设东洋史学科。这两所大学的改制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西式学科设置及其学术规范成为日本学术的主流。

然而，回顾日本20世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不能不说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是理论性的探讨，而是实证性的研究。在中国以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日本和欧洲并称，各具特色。这其中不乏借鉴意义。亦即在西方各种理论涌人的时候，日本的学者并没有都闻风起舞，而是采用西方学术规范，运用其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同时坚持自己所长，作实事求是的考证，这反而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独树一帜。

在经济领域，西方学术流派甚多，众说纷陈，目不暇接。然而，这些理论大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适应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现状而总结出来的，抽掉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条件，随意套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经济史研究，只是哗众取宠，徒具形骸而已。例如，“国家预算”是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下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的方式，也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各个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焦点。因此，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理论。囫囵吞枣，去其魂，取其形，把预算庸俗化为国家收支计划，套用于古代历朝，甚至还有古代制度经济学、上古工业史研究等等，此类做法需要冷静反省。一旦错位的理论光环失落，究竟还剩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倒不如加藤繁老老实实做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研究来得实在。

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加藤繁有自己的见解。他从大局着眼，细部着手，是因为他并不认为经济史是一个经济领域的理论问题。就其性质与方法而言，他认为：

经济史位于经济学和历史的交叉点上，以吾人所见，其性质及研究方法，应该属于历史的一种。因此，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同一般历史研究法并无不同。(《经济史研究法》)

经济史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而历史的主体是人，因此，加藤繁只是把经济史放在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其研究是有必要的前提条件的，亦即不能脱离国民、国家和社会单独进行，特别在政治权力居主导地位的古代，独立的经济史是不能成立的。加藤繁说道：

国家生活中的经济方面的历史就是经济史。历史的本体是国家、国民的历史，故国家史、国民史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历史有多种形态，有家史、村史，或者文化现象史(亦即文学史、美术史)等等。我以为，作为学术研究的历史的本体，应是国民史。经济史也一样，可以有不同形态的归纳，但是，其本体只能是国民经济史。国家是最强有力的经济单位，人的经济活动须在国家组织下方能完全实现，根据此事实，我的上述见解应是妥当的。

从古至今，经济从未单独起作用，它必须和其他文化要素相结合，获得支援和支持才能存立并发展。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史，不能过于强调其历史价值，不能用经济史去统率、制约一般的历史。我们应该以此认识来处理经济史实，才能发现其原来的面貌，成为完全理解整个国民历史的手段。(《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所以，加藤繁并不认为经济史在历史研究中占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只是把经济史作为理解人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手段，他追求的是对历史(包括经济史)作人文的理解和阐释。这是加藤繁经济史研究的归结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加藤繁对于西方理论持批判性吸取的态度，哪怕是来自师门的传授。他对于白鸟库吉服膺的兰克史学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历史研究归根结底要求客观。兰克最积极提倡这一点。他认为，史家的任务首先是阐明一个个事实，排除想象，排除其他的理论学说，排除所有的政治上的主义和宗教上的教义之类的东西，从高处大处理解斗争者的意图。我们大致赞同他的主张。

但是，研究者的智识是有限的，我们虽然想全部吸收今日的历史知识，但决说不上是充分的，我们只是学习到今日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在研究某个事项、某个问题的时候，并不能充分知晓引起此问题的国家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事实，只能有部分的了解。要理解一件事情，必须知道它与总体的关系。因此，需要对总体的理解。为此，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智识，试图掌握对总体的理解，并以此进行特定事项的研究。然而，此总体理解毕竟是一种主观，这是历史研究中掺入主观的一种情况，而此类事经常发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绝对排除主观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予以容许。而且，主观因素因人及其学问深浅、见识高低而异，或接近或远离事实(客观)，我们可以努力做到尽量少掺入主观因素，且令主观因素更确实，更接近于客观事实。亦即不得已容许存在主观因素，但原则上应崇尚客观。说到客观，并不是要排除辅助学科，也要求正确理解国家、社会、民族和文化等。(《经济史研究法》)

由此可知，加藤繁对西方的理论并不盲从，有所取舍。对于兰克的史学方法，他有所批判，但在两个方面他吸收得相当出色，亦即始终从大处着眼，强调对总体的把握；在宏观视野下注重一个个事实的阐明，故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其考证大多遵循实证的方法，把东方史学考证之长，与西方理论相结合，这就是加藤繁学术生命力之所在，直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开拓性的，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领域，如今已蔚然大观。我以为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白鸟库吉的民族史研究，以及中田薰、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构成了东京学派中国史研究的三大支柱，影响至今，薪尽火传。然而，生前无望出版《中国经济史考证》的加藤繁，恐怕无暇存此奢望，他只是曰复一日地在学术深山中摸索着前行：“我如同在黑夜里提着一盏灯笼，刚能照到自己的跟前，就以明亮的心情踏上研究的道路。”

但是，学术界铭记着他。

《中国经济史考证》读书报告

　　蔡鸿生教授曾做过名为”从‘头’学起”的讲座，他以读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书为例，提倡看书先看书名、序言、目录及开头第一句——而我以为蔡先生的深意远不止于此。读了加藤凡博士的著作《中国经济史考证》后，我真切地领悟到：在踏入任何一个学科领域进行研究之时，也应该“从‘头’学起”，即追溯学者们所关怀的问题的源头，追溯学术自身发展的路向；只有找到“源头活水”，才能“活处观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常常只是零散地吸收一些学者们的观点，并满足于此；我们往往忘记了具体的论点是在怎样的逻辑及学术脉络里得来的，而仅以“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等词语把某些逻辑、理论视为不言而喻的信念。

　　以1906年在东京大学撰写毕业论文“中国上古到唐代的土地制度变迁”为起点，加藤凡博士四十多年里一直在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日本他被尊为“研究中国经济史之第一人”，我们心目中许多大师都曾读过他的著作，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使在中国为其冠上这一称号，也不为过。

一

　　加藤凡博士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共有四卷，我手头仅见一、二卷。博士的研究涉及货币、市场、信用制度、人口等方面，其着力最多的是在流通领域。令人惊奇的是，现在学者们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二十时纪初博士就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唐代的庄园、唐宋时代的市、宋代的人口统计等研究深刻而富于洞见。在《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博士提出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两个系统，及至后汉，光武帝推翻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别运筹的制度，帝室财政让位于国家财政。这一研究“不仅与汉代财政制度有关，而且对整个制度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184页）宫崎市定博士的“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林》18卷2、3、4、期，1933年）进一步分析了汉代赋与税的区别，“赋是作为对平民免除兵役的代价而征发的，最初作为田赋，同土地的所有额成比例，以后作为人民再征发的代价而成为人头税；所谓税，它的语义是使人民交纳收获物的某一部分的意思，而成为其中最重要部分的田租的租，本来是供祭祖的收获物，从为了领主的祭祀，人民出劳力来获取供祭祀用的谷物的方式(即助法)，逐渐成为领主的收入的田租”。（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414页）关于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区别宫崎市定与加藤凡一致。西村元佑的《汉代的劝农政策——与财政机构改革的关系》（东洋史研究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68年）一文，论述了劝农政策由中央向地方移管与二元财政机构向郡县制结构的一元化两者相辅并行。山田胜芳的《关于汉代财政制度的一点考察》（《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3期，1972年1月）《论汉代财政制度变革的经济原因》（《集刊东洋学》第31期，1974年）也继承了加藤凡的研究，指出秦汉财政结构从秦的皇帝家产的财政到汉初的二元财政，再到王莽时期一元财政的变迁。

　　在《唐代庄园及其性质由来》中，加藤凡博士批驳了中田薰《日本庄园的系统》（《国家学会杂志》第20卷1期，1906年）的观点。中田认为庄田是”在唐代的均田法逐渐崩溃，随着土地兼并的结果，大地主到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土地制度”，而加藤凡从分析庄、庄田、别庄、庄园等名称入手，指出”唐代的庄田、庄园的名称的确是到了唐代才显著起来，但它的实质在汉代就继续存在。”山根幸夫评价这一论文为”研究庄园的基础文献”（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421页）。其后，博士写了《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把租佃制的变迁与庄园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租佃制度从秦汉时起已经存在，但以后一直到六朝，还没有很大发展，农民的大部分是自耕农，而从后魏行到隋唐的均田法，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维持自耕农的制度，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佃农的增加和自耕农的减少；而到唐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土地的兼并越来越盛行，同时，租佃制度也顿时蔓延到各地。而这种租佃制度的蔓延，是由庄园发展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上的。”（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205页）紧随其后，学者们对唐宋庄园经济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日本的研究有玉井是博的《唐代土地问题管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22年），冈田巧的《唐代庄园制度的发展》（《经济史研究》14期，1935年6月）。1936年8月鞠清远在《食货》第三卷上发表了《杜甫在夔州的襄西与东屯庄》。

　　《中国经济史考证》有关唐末到宋的一系列文章中，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唐宋时代的市》、《关于唐宋的草市》、《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柜坊考》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唐中期以后货币的渗透和商业的发达，它们给地方社会带来的交易结构和流通手段的新发展，以及城市、农村结构的变迁。我认为，加藤凡博士的研究背后是在与欧洲的”经济史分期说”对话的。全汉昇先生在《中古自然经济》中提到德国历史学派权威BrunoHildebrand”以交换为标准作为经济史的分期，主张人类经济的历史分为次第相续的三个阶段：（1）自然经济时代（Naturalwirtschaft，Naturaleconomy）——这是物物相交换的时代。（2）货币经济时代(Geldwirtschaft，Moneyeconomy)——这时金属货币用作交换媒介。（3）信用经济时代(kreditwirtschaft，Crediteconomy)——这时最后以统一物或等价物清算，而先由信用进行货物的交换。”（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研究所出版，中华民国六十五年三月出版，第2页）其实，博士的书中暗含着这种分期的观点，在此书中交易手段始终作为首先被考察的对象；而社会的变化都是以交换手段变化为前提来展开研究的。在关于”市”的论述中，博士指出：”市这个用语，有时指商店林立的一定区域而言，有时指买者卖者定时集合并进行买卖的那种场所而言。前者是商业区域，后者相当于欧洲的market，markt，marche等……从秦汉以至唐代，一般所谓市，就是前者。”(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278页)坊市制的逐渐破坏与定期市的日益繁盛相伴而行，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面貌都已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尽管他没有像后来的学者skinner那样提出”市集体系说”，但谁能说后来许多史学家关于唐宋时代社会变迁的研究不是受其启发呢？提出问题的人往往是比进一步的研究者更让人尊敬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博士关于唐宋草市的评论”唐宋时代，所谓村墟乡落之间，在墟市、市集等名称下，举行定期市，在地方住民的生产品和都市的商品之间发生交换作用，应该认为这种稍稍繁盛的定期市是在草市、镇市举行的。”(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335页)可见，虽然他考虑的主要是流通领域的变化，但是关注到当中国传统社会的交换关系突破了人为地域界限和严格的王朝管制后会依据怎样的方式运行，人与人之间结成怎样的关系，而社会的改变在经济领域又会产生怎样的投影等问题。在加藤凡博士的开拓性的研究之后，同时代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颇多阐释。陶希圣先生于1936年8月在《食货》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唐代管理市的法令》，同年六月鞠清远先生在《食货》杂志第3期发表了《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而曾我部静雄的《唐代的柜坊》（《文化》第10期，1943年12月），《唐宋时代的草市》（《社会经济史学》第24期，1936年1月），佐藤武敏的《唐宋行会的新资料》（《中国史研究》第2期，1963年）等研究更可以视为对加藤博士研究的补充与完善。

　　我们不应忽略的是论文集中的这两篇不长的论文——《唐代不动产的”质”》与《柜坊考》。在前者，博士指出：”直到清中叶为止的质典不动产的收赎权永远存在的习惯在唐代已经存在，在唐代初年的均田制度下，不动产的质典是允许的，所以准许的理由，就是因为收赎机会永久存在的缘故。”(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234页)在《柜坊考》中他提出”柜坊也许就是银行的开端”。(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412页)这些论述都涉及我们今天极为关注的产权、信用等问题。因此，虽然文章篇幅极短，但都可看成别开生面、独具慧眼的杰作。

　　整个《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是以讨论宋代的问题为主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关于宋代货币的讨论。在有关交子的论文中博士不仅考证了交子的起源，并通过对益州和陕西交子的考证指出，它们”都是根据财政上的看法使用，不是由于民间经济的需要。”(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53页)并在《南宋初期的见钱关子、交子、会子》一文中分析道：见钱关子、交子、会子之所以被相提并论主要”因为在财政上利用见钱关子和交子、会子类似”，”但从他们的性质来说，见钱关子究竟是期票，交子、关子是纸币。”(加藤凡：《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87页)虽然，博士在讨论中有经济史分期的关怀，但我认为他在考证交换手段变革的问题时，所持的信念的是：货币在什么原则下进行流通比货币流通本身更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是，纸币的使用代表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期货的出现更是信用经济的特有现象。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是社会机体的发展过程，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次第相序，但至少后来者会对原有的经济体系起分化、瓦解作用。然而，加藤凡博士展示给我们的是交子、会子等货币，甚至见钱关子这样的信用工具是怎样强化与润滑着一个传统社会的财政运作。

二

　　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必然会有其学术关怀与理论架构，这部名为”中国经济史考证”的书也不例外。实际上，博士是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寓于考证之中的。这是一种沟通历史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鸿沟的高明的写作方式。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像陈寅恪、蒙文通这样的学者就是在提倡以”同情”为出发点，通过”上下左右”读书之法去认识古人、考证古事。这种”同情”取向的考据学恐怕是治史最高妙的境界，可惜，由于对学术大道的长久背离，今天人们已将其渐渐遗忘，并常常以不以为然的眼光视之。

　　正因为加藤凡博士是去”理解”历史，而非技术性的考证，所以他可以跨越文字障碍与文化隔膜，自信地认为“如果真正进入学问深处，外国人与本国人没有两样。”

　　最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莫过于博士研究的问题所具有的开创性与生命力了。这些研究之所以能历久而弥新，首先，在于它们都是在学术的脉络里提出来的；其次，博士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上的。通读本书，我们看不到大的理论建构，甚至很少看到他使用现代人的术语。他运用了大量让我们感到亲切的原始材料解释当时的社会，让我们明白当时的人面对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也明白他所关怀的是什么。

　　在加藤凡博士生活着的二十世纪前中期，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那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影响到现在的整个研究。在二十世纪初，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建立以后的几十年里，最引起学者关注的应该算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最为久远。学者们构建了许多大的理论框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及用抽取的、支离的史料解释历史的泥潭。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还应提到1932年11月，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它虽然冠以”近代”之名，实际内容包括古代，自第五卷起改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这个集刊背后曾活跃着一个不小的学术群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学者，如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吴晗、张荫麟、夏鼐等都曾加入。1934年，梁方仲先生在该刊上发表了《一条鞭法》，1935年又发表了《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该刊创刊之时，正值故宫清朝大内档案发现，《集刊》还出版了关于大内档案的专号。

　　此外，陶希圣主办的《食货》半月刊在此时有很大的影响。这本刊物是以”社会是专攻刊物”自许的，其文章内容广泛，涉及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社会经济形态、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市场、货币……各个方面。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其影响；陶希圣自己也以唯物辩证法相标榜。

　　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重点。中大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关于经济史的专著，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冀朝鼎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该书通过大量水利史料的分析，概括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基础。，这一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研究经济史的重要阵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全汉昇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时期他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史，他的《中古自然经济》迄今仍是进一步考察我国中古时期与近古时期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基础。他的《唐宋帝国与运河》打开了了解整个近代以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窗口。我们在看他的著作时会感受到全汉昇先生的许多研究是建立在加藤凡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1944年，傅衣凌先生利用他于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发现的契约文书写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注意社区研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的新思路。

可见，此时的中国经济史坛是非常生气勃勃的，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加藤凡先生的研究仍比这些大师们的研究先行一步。今天当我们回顾上个世纪初学术的辉煌，以确定自身理解历史的眼光“从‘头’学起”的时候，从加藤凡先生的书读起，真是再切合不过了。

《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5期

豆瓣2010-12-28

来自: aaaati(让参差百态成为幸福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