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摘要】市场经济首先是货币经济，一国货币存量的大小也就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模。本文因此企图通过估算明代经济中流通钱币的数量来考察其市场规模。有明一代铸钱很少，银矿开采也不发达，主要依赖前代遗存货币和国外的贵金属输入，其经济中究竟有多少货币流通，因为材料无征，一向无法得知。最近有关窖藏铜钱的考古报告日益增多，本文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境内出土中国铜钱的研究来重建1580年以前明代市场中的货币流通规模，并进而与北宋货币存量加以比较，发现万历以前的明代货币经济规模极其有限，大约是北宋盛时的l/5—113。晚明海外输入的白银是明代已有白银存量的4倍，可以说海外白银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即使如此，晚明的货币存量规模也还是要略低于北宋，洪武型经济体制的落后为明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
【关键词】货币存量；白银经济；窖藏钱；洪武型体制
【作者简介】刘光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11．1．72～83
【基金项目】本文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Globa1Prices and Income，1200—1950，Stage 2课题（NSF06/07．HSS01）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白银在16世纪明代市场上异军突起而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经常被视为划时代的发展，是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一环（以下简称为白银进步论）。晚近的明清经济史研究虽然不再奉马克思的过渡理论为圭臬，但也强调明代白银经济的崛起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一环，并以此来彰显明代市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进。【1】遗憾的是，研究者经常假定白银取代铜钱，是货币经济发展之逻辑使然，并没有细心考证明代市场中，究竟有多少货币流通，银进钱退又是在何种财政和商业背景中发生的。笔者以为白银是而且仅是通货的一种，明代白银流通的意义应该回到货币经济的框架中讨论。
市场经济首先是货币经济这一看法，源于德国
历史学派（Getinan Historica1School，亦称制度学派）。全汉升先生最早应用该派学者Hildebrand有关货币（交换媒介）进化的理论对中国货币、物价史作过一番深入系统的整理，他试图以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区分来构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经济的演进途径，并以唐宋变革作为中古自然经济和近世货币经济的分界线。【2】全氏对于货币经济本身变化和周期颇为留意，指出宋明之间价格和货币供应的趋势都有显著的不同。对于明中叶后白银成为主导地位的货币，他更以为这是因为明代铸钱太少，而白银“自国外源源流入，供应激增所至”，但即使如此，“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3】驰对宋明之间白银购买力变化的关注，对我们理解宋明之间货币和市场的关系更有启示性，笔者对本文的最早构思即受全先生白银购买力研究的启发：随着白银成为明代主导地位的货币，其购买力居然是宋代的l倍，这必然意味着明代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四五百年以前的宋代，如此幅度的价格跌落（即所谓银贵物贱），难免为明代市场的扩张带来不便。如是，则明代经济未蒙其利，先受其弊，这为那种视白银经济为划时代发展的观点投下一道阴影。再进一步推论，白银和铜钱皆属金属货币，且前者在南宋时已取得重要地位，如果如白银进步论者所说，白银作为流通媒介优越于铜钱，因而从钱到银的演化是市场交换中一不可避免的进步，为何从钱到银的转折不发生在13世纪而要等到l6世纪？再则，如全先生所言，唐宋变革以后中国从实物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衍生出信用手段，所以宋代的交易媒介本来就包括了铜、铁钱、金银和茶、盐引等信用工具，这样一个复合型的货币体系恰能对应不同性质的交易需要，逻辑上又何须白银之崛起成为单一交易手段而取消这样一个发达货币体系？
白银进步论，是把贵金属货币本身等同于先进，这实际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简单解读。从全汉升先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经济货币化的丰富内涵和不同取径。市场经济首先是货币经济这一看法本是经济学中货币学派的主要理论假设之一，不妨作为本文方法上的前提。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定一国货币存量的大小，也就能体现该国市场经济的规模。本文对明代货币经济的考察，因此以货币存量为中心并将其纳入明代制度和交易需求的背景之中，而首先探求明代经济中结构性的一面（特别是物价、财政和贸易），指出万历朝以前明代在这些领域的不发达及其对货币化的影响，然后再具体考察明代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白银和铜钱存在以资流通，最后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程度作出初步的推测。
二、明代经济各部门货币成分之不显著
1580年以前明代市场的特点是发育迟缓，而且互相分割，不同区域的经济变动没有明显的同步性。白银进步论者惊讶于16世纪、特别是l580年以后明代市场的发展之快，海外白银之大量涌入，于是在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框架下刻意描写晚明经济货币化和财政白银化之划时代意义，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的制度性背景考虑不足，而忽略了一个迟迟登场的快速变革，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前市场经济挫折倒退的救赎。这里不容疏忽的关键性问题是，明代贸易发展的起点，也就是1500年以前的明代市场，在唐宋变革以来的中国社会里究竟是处在何等水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从明代洪武型经济体系谈起，并将其与宋代市场结构相比较，以求得一个清晰的理解。
明代经济格局受朱元璋立国规模的影响至深，1500年以前的明代财政体系亦被称之为洪武型体系，其特色是反市场的劳役和实物交换制度。货币交换虽还存在，但始终备受打压而完全不显著。【4】洪武型经济体系的落后，显著地体现在价格、财政税收和贸易诸方面，而相关的实证研究非常多，甚至指向l6世纪。如果从宋明比较的角度观察，则11世纪到l6世纪这600年间货币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的转换就更为明显。
首先是价格方面。有市场就有价格，而价格的长期变动趋势更是市场经济景气与否的关键指标。明代的低物价早已经为包括全汉升在内的若干学者指出，笔者按照彭信威报告的宋明米价编成指数（参见附录），发现宋代中后期的以白银计算的平均米价是明代平均米价的2—3倍，这和全氏的估算基本一致。具体来讲，从l0世纪中叶北宋建立，米价逐步上涨，而高峰出现在11世纪后半期以后。除去12世纪前半期的高米价是因为战乱所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外，l3世纪南宋时代以白银计算的平均米价大约是北宋初期的3．5倍。不过进入l4世纪后叶，米价就一直跌落，到明代中期（正统、天顺、成化朝l竟然跌落到北宋初期物价水平以下。而万历朝末期的人口肯定已经超过北宋人口的最高峰值（约1亿人），可米价也只是相当于北宋中期的水平。如果以铜钱计算，则宋明物价差距更大：l2世纪后半期宋代米价是近3000文1公石米，是16世纪明代米价的6．5倍。【5】由于铜钱是基层市场的主要交易媒介，我们可以推断，长期的低粮价固然可以反映明代城市化程度有限，而对在这些市场上出卖农产品的农民特别不利。
其次，宋明间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名义工资，也有显著的差距。l0—11世纪江南水利工程非技术劳力（non-skilled labor）的日工资标准大约是150文加上3宋升米，而16世纪江南同样的报酬大约是0．03两白银，也就是20文铜钱上下。【6】明代官僚和士兵的货币工资和宋代比，更是霄壤之别：南宋嘉定时期（1208—1224）温州士兵的月工资都在3000文以上（再加上实物工资白米1．5宋石l，而到16世纪中叶明代在这一地区抗倭的士兵，月银不过6钱（折合铜钱不足200文）。这不仅有价格差距的因素，也反映了宋明财政制度和军事动员的重大差异。明代嘉靖以后军事补给有市场化的趋势，士兵也多领取饷银，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对于明代南北贸易的推动不可忽视。但是除却大运河所直接连接的狭长地区以及赣江和长江下游外，明代长途贩运路线不多。全汉升先生关于明代北边粮食市场波动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和北边粮食需求有关的明代长途贸易的脆弱性，其价格波动与内地、特别是南方市场明显不相关。【7】
第三是贸易方面。明清经济史研究者一般承认，明初经济中罕见市场的成分，而明代长途贸易的兴起更要等到16世纪。就民间基层市场（地方墟市）而言，徽州民间交易在永乐后期到宣德时期倒退回实物交换；直至正统时期由于金花银的推行，白银才开始渐渐取代米、布成为交易媒介。【8】而北方农村地区集市的出现多是在嘉靖时期（1522—15661，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出现更是进入清代以后。【9】明代l500年以前不仅国内贸易低落，海外贸易方面由于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也遭遇了萧条，于是有“明代空窗期（the MingGap）”出现。l958年Hanison首先发明了“明代空窗期”这一概念来描述考古学者在马来亚砂拉越Sarawak River delta发现了丰富的宋代瓷器，但却无明代瓷器；现在学者们倾向于用这一名词来概括中国青花瓷器向东南亚的出口在15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出现空白的现象。【10】Roxanna M．Brown女士的研究，更将中国瓷器出口的严重衰退的发生时间具体指向了l430—1487年间（即明代的宣德、正统、天顺和成化朝），这和前述明代物价跌落最低点是吻合的；这种吻合应该不仅是巧合。
以上综合各家研究，从物价、工资以及贸易角度来观察明代制度之特色，可以发现市场的发展迟缓和通货供应的不足互为制约。明代第一个世纪所严格推行的去货币化政策，使得社会和政府对交易媒介的需求都跌落到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谷，而通货的严重不足也在其市场于1500年重新活跃以后成为一大障碍。经济生活的变动，不管是如明初洪武体制那样去市场化（demonetization）还是如晚明时期的市场化，都会直接影响货币存量的变动。观察明代经济波动和市场景气的一个最好角度，无疑就是其货币存量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