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松棉布加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五节

第五节 苏松棉布加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纺织业是较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之一。十七世纪，英国的呢绒织造业中就逐渐出现包买商；十八世纪后期，日本的棉纫织业中也有包买商向农民放机收布。我国自明后期起，棉布即取代麻、丝成为人民最重要的衣被材料。清代，棉纺织已是产值最大的手工业，棉布具有仅次于粮食的广大国内市场。并出口国外。但是，直到机器纺织兴起前，我国的棉纺织业还基本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象包买商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到二十位纷才正式出现的。在清朝前中期，据我们考察，只是在棉布的加工处思中，即在染色和瑞光中，有染坊、瑞坊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出现。这种加工，是在棉布进入流通领域以后，在商人手中完成的，因而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未改变棉纺织业本身的农民家庭生产的性质。

　　棉纺织是关系国民经济极重要的手工业，耕织结合或“男耕女织”又是我国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棉纺织业中有无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对于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本节虽是讨论棉布加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我们仍以一定篇幅来考察棉纺织业本身，试图探索一下它没有脱离农民家庭生产的原因。棉布的流通在本章第一节中已作介绍，这里的考察就限于生产方面。

一 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

　　我国的丝、麻、毛纺织均历史悠久，棉纺织则产生较晚。南宋，棉花由中亚移植陕西和由海道移植闽、广，在这些地方并未形成纺织中心。出土文物也仅见南宋的棉毯。【1】元代元贞（1295—1297）中，黄道婆自海南岛国到江苏松江的乌泥径，将在兄弟民族中学来的棉纺技术传授于人，汉族的棉纺织业才发展起来。【2】而在王桢的《农书》（卷二一）中还说：“蛮夷不蚕，采木棉为絮”，纺棉织布只是“兼蛮夷之利”以助农桑。

　　棉纺织有轧花、纺纱、织布三个主要过程。纺和织大体是利用了麻纺和丝织的技术成果，轧花即除去棉子，则是棉纺织独有的。

　　在黄道婆以前，松江“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棉）子，……厥功甚艰”【3】，别的地方或用“赶饼杖样”即辗轴，“赶出子粒”【4】，也很吃力。黄道婆“做造捍弹纺织之具”，“教当地轧弹纺织”【5】。其捍轧之具，大约就是十数年后工棚农书》（卷二一）中所说的搅车了。这种搅车是单架，高仅1.5尺，上下装两个木滚轴，相对转，将棉子挤出。要用两人各摇一轴，另一人喂棉，效率很低，但已“比用辗轴功利数倍”了。

　　明代搅车仍如元式，但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图已是一人操作了。清代，改称轧车，用三脚架，高3尺，有径3寸和1石寸滚轴一对，水平装置；大轴木制，用手摇，外旋；小轴铁制，用脚踏转，内旋。利用两轴摩擦力、转速和旋向不同，将棉与子分开，子落于内，棉出于外。这种轧车效率颇高，一个人坐着操作，“日可轧百十斤，得净花三之一”。其太仓式轧车尤出名，“一人当四人”。【6】但是，这种轧车应用并不普遍。上述都是棉纺中心的松江、上海的记载。据前引《太仓州志》说：“他处用辗轴或搅车”，即仍是元明旧法。一般棉农种十几亩棉田，显然不会花钱去置备“日可轧百十斤”的工具。太仓州是棉产区，其棉打包南运浙江，故轧车测乾隆时格华作《木棉谱》说：“往见一说云……太仓式（轧车）两人可当六人，不知何似”。这位从六世祖就在上海经营棉布的专家，还未见过太仓式哩！

　　纺的过程包括弹棉、搓条、纺纱、成红等工序。用弹弓将棉弹松，用竹管卷上花衣，纺时抽去竹管即成棉条。成红是将纺成的纱绕在缕架上，以备浆经或做绞。这些工序所用工具都很简单。而关键部分是用纺车将棉条纺成纱。纺车的革新，是由手摇改为脚踏，这就可解放右手，加多锭数。我国在麻纺时代，纺车制造已有较高成就。王板《农书》（卷二二）中有脚踏5锭麻纺车，又有人畜力传动的32锭大纺车（农家集体使用）和水力传动的大纺车，这可代表宋代的技术水平。但是，这些较复杂的设备对于棉纺并不适用。麻是韧皮纤维，拉力强，所谓纺，主要是加抢，使成“妒”。麻的费工部分不在纺，而在纺以前的“绩”或“缉”，全靠双手。棉可以“免绩缉之工”（《农书》），但棉的纤维短，拉力小，纺的过程，不仅是加捻，更重要的是牵伸（后来棉纺机也叫牵伸机）。当时的木棉，即后来所谓土棉，其纤维又比今用棉短而硬，自然捻度少，纺起来并不容易。从这些情况看，初行棉纺，只能用于摇单锭小纺车，即近代我们在农村所常见的纺车。

　　据说，海南岛黎族所用的竹轮纺车直径为30—40厘米，有一种大轮的也只61厘米。【7】黄道婆从海南岛引进的当就是这种小纺车。王板也说：“木棉纺车，其制比麻芒车颇小”。但是，他所附的图，却是一个颇大的（和图中纺工人身比较）脚踏三锭纺车，纺锭在轮上，同他所绘的麻纺车一样。看来，他是把麻纺车的图误入棉纺了。200年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所附的图，仍是单锭手摇纺车，纺锭在轮下，左高右低，与我们在近代所见者略同。他说“凡纺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纺于锭上。捷则不坚”。因右手摇车，故左手握三管，仍是纺于一锭，不是三锭，这样虽捷，已是不坚了。

　　多锭纺车必须改为脚踏，这是清中期才有【8】。乾隆《上海县志》（卷一）说：“他邑止用两指拈一纱，名手车[手摇]，吾邑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载《上海掌故丛书》）：“纺纱他处皆有，然以巨轮手运，只出一纱。足出三纱，惟吾乡倡有之”。“吾乡”也是上海。换言之，三锭脚踏车只上海有，别处都是单锭手摇车。顶多是“闻道吴淞别生巧，运轮却引三纱”，【9】听说过而已，邻近吴淞的常熟，也是个棉纺区。道光间，郑光祖“前至上海，泊舟闸上，见有纺车并驾三锭，……觅一车以回[常熟]多年人莫能用”【10】。

　　在上海，也只有部分人家用三锭脚车。因为用这种车劳动量大，须年青力壮者，“老幼多用手车，少壮多用脚车”。【11】事实上，农家大都是老幼纺纱，壮劳力织布。所谓“女子七八岁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12】，乃至“生女五六岁即教以纺棉花，十岁学织布”，若用劳动力去纺纱，就没有去织布了。家庭手工业的劳动力结构，阻碍着三锭踏车的推广。【13】

　　当然，在纺车制造工艺上，是有进步的。苏松地区，朱泾的尤家锭子、吕巷车，尤其是金泽的“金泽锭子谢家车”，制造精巧，远近争购。据光绪《青浦县志》记载，谢家业纺车已有百年。其车“轮着于柄，以绳竹为之，旁夹两板以受柄，底横三楹以为鼻，鼻有钩以着锭子，左偏而昂，右平而狭。持其柄摇，则轮旋而自缠焉。【14】”又道光《金泽小志》(卷一)记谢家车，“车以竹为轮，夹两柱，中枢底横三木，偏左而昂其首,以着锭子，轮旋纱而成焉。到处同式，而金泽为工。”从柄的装置和“持其柄摇”来看，这是手摇车，非脚车，因而也只能是单锭。“底横三木”是指形的底盘，左高右低合锭子左下斜，与《天工开物》图式相同。所以，清代最有名的谢家车，也是“到处同式”的单锭手摇车，谢家经营纺车历史甚久，而到清末，还是一个父子相传、不收艺徒的家庭作坊，年产仅数十台。

　　总之，在清代，除上海部分人家处，我国的手纺工具还都是沿用元、明结构的单锭手摇纺车，仅木锭改为铁锭。其后，据1934年成书的《青浦县志》（卷二）记载，三锭脚车也是“唯盛行于东乡一带”。解放后，上海《江南土布业史》的编写组同志，在上海和苏、浙几县调查从事过手纺的老人，他们的父祖辈都是用单锭手摇车。至于三锭脚车，或根本不知，或只听说而未用过。

　　织的过程包括浆、牵经、穿综、穿筘、摇纱、织布等工序。前几个工序都是为织布作准备，主要是处理经线，与前节所述丝织业略同，工具亦相仿。不过，丝织的经线是纺成双工经，棉织要用面糊浸浆，有一定技巧。其中有刷线一种，是浸浆后用竹帚刷干，紧密光匀，较费工力。但就整个准备过程来说，要比丝织简单些。当时手纺都是粗纱，织布所用经线宽幅亦不过800－1，200根，而丝织都在5，000根以上，以至17，000根。这在牵经、穿综、穿筘上节省不少功夫，也不象丝织那样需专业技工。上机后的织造，也比丝织容易。

　　织的主要工具织机，在我国历史悠久的丝绸织造中，原已发展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织机的制造原理和工艺术，用于织棉布的投梭机，绰绰有余，不过，这种投梭织布机历明、清并无改革。到二十世纪初，才有手拉机、铁轮机引进。

　　在棉布的织造工艺上，则不断的有进步。入清以后，因北方织布推广，苏松产区，除小布外，稀布日益盛行，并向宽幅发展，织造精密，有细如绸者。但标布也多品种化，可适用不同用途，故不仅销北方，也销广东、南洋。清代染色布盛行，织坯亦后适用染坊需要。同进，在纹络、花样上发展，有斜文、三梭、线绫等强造法。嘉庆时有人咏道：“明日卖布，紫花蒲汇，飞花泖湾，乌泥象眼，龙华药班，九寸兼丝，七宝金山”【15】。紫花布、飞花布（丁娘子布）、兼丝布（以丝作经）都是名品；药班布明代即有，象眼布则清代创造，盛行一时，花样日繁，到光绪初，“称七十二种”【16】。另外，在华北、鄂中、四川各织中心，也出现一些较著名的大布（标布、稀布均有），如河北的正定布，河南的徒布（正阳布），四川的江津布等。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棉纺织的劳动生产率。先看纺纱。据当时一些记载：“棉纺为纱，纺车所架只一锭，抽绪只一条，每人日可五六两”。又“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阿[弹棉]日一筐，小姑[纺纱]日五两”【17】。这都是指单锭手摇车，大约每个工作日（10－12小时）纺纱五两，可视为常例。也有纺得多的，“优于纺纱者，日可得八两”，还有个张老太太“每日纺涨十二两”，但那是作特例看。【18】至于三锭脚车，劳动生产率约比单锭手车高一倍：“有纺车并架三锭，抽绪者，……每人日可十两余”。又“用脚车纺线两条，一日可纺线一斤几两”，【19】按工作日计算也约10两，可见锭多速度减，效率并不能比例增加。

　　再说织布。史料记载，多是“率日成一匹”“率日成一端”“人日可成布一端”“旬日可得布一匹”。所以平均一个工作日出布一端”，“旬日可行布十匹，【20】”所以平均一个工作日出布一匹，可视为常例。当然，“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甚有一日两端，通宵不寐者”；【21】这当视为特例。

　　现在我们把纺纱和织布效率合起来看，这就发生一个布的规格问题，布幅面有宽狭，但多在0.90－1.15尺之间，一匹的长度则相差较大，自16尺以至32尺；而上引织布史料，都未讲多长。我们权将短布（多小布）和特长的布（多细薄布）除外，以一般稀布和标布而论，大体是每匹长2丈左右。日成一匹是完全可能的。为与纺纱效率相比，更重要的是布的重量。因为纱是按重量计算的，我们知道一匹布的重量，就知道它要用多少纱。可惜的是，史料中绝少这方面的记载；惟孙琳的《纺织图说》称：“浆纱之布，……每匹长丈四尺，重一斤一二两不等”，即17－18两。按近代上海的标准王布，宽1.2尺，每匹长20尺，重一斤四两。即20两，与《纺织图说》相差不大。这就是说，织一匹布要用18-20两纱。【22】纺纱效率是一日五两，因此为供应一个工作日织布，需要3.6到4个工作日来纺纱。

　　有个材料说：“匹妇晨起经理吉贝之事，由花而，由而纱，由纱而始为布，中间拣料弹轧以至纺织，每匹二丈，七日而始得告成焉”【23】。这是说，一个成年劳动力从事由弹棉到成布的全部过程，共需7个工作日。其分配大体是：纺纱4日，织1日，另2日是弹花、浆纱、接头等准备工作（一般是接头于旧机头，不再穿综、穿筘，否则2日是完不成的）。另有一材料说：“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24】这是两个成年劳动加上三个老幼劳动力,也是从棉到布，日出一匹，由于有了协作，效率增加，所需总工作日由7个减到5个。还有材料提到3日完成者，那大约是家庭劳动力更多的人家”。

　　但是，无论是一人工作七日或五人工作一日，其中织布都只花一个工作日，大量劳动是花在纺纱上了。当时投梭织布机的效率并不算高，按劳动生产率计（即每人每日产量），大约不足后来的拉机的一半，只有我国近代纱厂所用动力布机的十六分之一。问题是，纺纱的效率低了，单锭手摇车，按劳动生产率计，只有我国近代纱厂所用英式纺纱八十分之一。纺赶不上织，以至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25】之叹。这种生产力结构上的矛盾产生系列后果。这种情况，使改进织机没有必要（本来投梭机改为拉梭机技术上是比较容易的）。这种情况，应当促使纺纱工具革新，但未能实现。前面我们提到，我国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妨碍着三锭脚踏纺车的推广。反过来，也可以说，纺纱工具的落后起着巩固耕织结合的作用。因为，象我们的第三章第一节讲农业和区田法进所说那样，单靠投入更多的劳动来增加单位产量，实际上产未提高劳动生产率。三锭纺车可以使出纱率增加一倍，而所投入的劳动恐怕增加还不止一倍。这个问题，下面再为详谈。

二 棉纺织业的生产方式和纺与织分离问题

　　本章第一节中提到，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大允有近一半的农户从事织布，即不下六、七千万个生产单位。其在很大部分是农户自纺、自织、自用，这是可以想见的。所谓“惟纺织木棉，以自衣被”；“农家资织布御寒”；“纺织虽勤，仅足备衣履所需”【26】。这种生产，是农家副业生产，属于自然经营范畴，那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还曾提到，当时所产布匹中，大约在一半是农家自用布，另一半或稍多一点，即约3亿匹则是商品布。就是说，六、七千万家织布户中，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商品布了，他们是怎样生产的呢？虽然我们没有确切资料，但可设想，商品布中绝大部分仍是农家用有余的部分，在地方小市场上出售给不织布的农户，即使有商人零星收购，也还不改变他们的生产上农家副业的性质。例如河北肃宁县，是北方最早出现的一个棉布产区，明末产量即达松江布的十分之一，而到清中叶，也还只是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肃宁布几同松之中品，然究不足为广饶也”；“粟布果蔬裁赡编户之需而已。”【27】就全国来看，这种情况应当是大量的、普遍的。有的地方虽然“耕之织志获不逮于织”，但种粮果腹为首要之事，所以仍是“耕以足食，织以致余”，【28】不能把织布作为主业。

　　在一些商品布集中产区，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河北省的乐亭、滦州和南宫、元氏一带，山东的历城、齐东一带，河南省的孟县和正阳一带，湖北省的汉阳府、德安府，四川省的新津等地，情况就可能有所不同了。但是，我们仅知这些地方的棉布已有较大市场，远销关东、西北、京师或华南，而织布户的具体生产状况，尚少资料，历而还不能作出论断。目前，只能就商品布的最大集中产区，即苏松地区，作一些考察。

　　这个地区织的布，当然也供家庭自用，但总的说，是以织商品布为主。所上海《江南土布史》编写组的同志调查，上海三林塘、龙华、七宝、梅陇等地，原来差不多每家有织机一至三架，纺车人手一具，一般人家年织140－180匹，人手多的年织180－200匹，其他地方，即使强衾不那么普遍，但织布之家，有架机，每年织布季节大体自阴历十月到次年清明，有180天左右，一般至少要成布100匹左右。而一个五口之家，一年自用不过10余匹。他们织布是为市场而生产的，这是很显然的。

　　从商品价值说，纺织的经济效果自然要大于农田。如说“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贫民业在纺织者，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无虞”。这样，就会有些人家专纺织为生，上海甚至“游手之徒，有资妇女养生者”。【29】苏松地区，原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是赋税最重的地区，田亩有限，不足以供民食和征课，这也是该地区纺织业特别发达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农家纺织业由副业变为主业，那是很自然的。我们还不能估计以纺织为主业的农户占多大比重，下面一些记载可能有夸大处，但可见概略：太仓“向来多种木棉，纺织为业；小民终岁勤动，生计全赖于棉”；嘉定“以棉布为务。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来资食用”；平湖“比户勤纺织，……挟纩赖此，湖口亦赖此”；苏南“各属沙地，只宜种植木棉，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松江“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纺织）”。【30】

　　以商品生产为主和由农家副业变成主业，是纺织业生关系变化的重要条件。但单此还是不够的。象纺织这种加工过程比较复杂的手工业，它生产关系的变化总是从一些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开始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分工，它一方面“把产品制成真正消费品的各个操作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另一方面，使它们“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交换农产品”【31】。在纺织业中，其中最重要的又是纺和织的分离。欧洲毛纺织业和日本棉纺织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都是发生在纺与织分离，商人掌握了纱，从放纱收布开始的。我国丝织业的发展也是这样。缫丝和丝织的分离比较早，有了丝和丝织品平行的市场，也就有了独立的机户，成为“专门的工业部门，”并且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农产品，而这最后一点，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解体，是非常重要的。但丝织业在国民经济在的比重并不大，若是棉纺织业象丝织业那样，作用就不相同了。

　　这种社会分工，又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的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32】。以缫丝和丝织的分离而论，固然有封建政府片收丝课和设置官织局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丝织技术原已据有世界先进水平，明清两代虽然在织机上没有多少改进，但织造工艺大大提高，加以杂交蚕丝、二蚕丝、柞蚕丝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已不仅是“量的扩大”了，丝织业达到高度分工，如上节所说，摇经、捶丝、接头、结综等工种也都专业化，这决不是偶然的。只是缫丝技术没有什么改进，还没有从农家植桑养蚕中分离出来，直到近代丝厂建立，它才专业化，农民也改卖丝为卖茧了。

　　在棉纺织业中，如前所说，搅车的改进最大，轧花业也是最早独立出来的一个行业。明末太仓州的记载说，“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市男子陈轧花生业”。【33】到清代，也已雇工弹花的。如广东“罗维万受雇在苏国成铺内弹棉花”；四川犍为县“刘宗文开棉花店生理，短雇何熊生在铺弹棉花”，锦州义州“高义雇姜起禄弹花。”【34】不过,这种雇工都是很短的季节性劳动，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最重要的分工，即纺和织的分高，情况如何呢？的确，史料中我们已看到一些单从事纺纱、卖纱的记载，并可追溯到明初。

　　明，顾彧竹枝词：“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35】

　　明中叶，松江金山卫：“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36】

　　明中叶松江华亭：“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37】

　　明后期，嘉善：“穷民无本，不能成本，日卖纱数两以给食。故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38】

　　嘉庆十年，嘉定水灾，“赈钱每户得钱数百文，买棉纺纱，以纱易钱，一钱可得钱半之用。”【39】

　　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除一姑两孩四人食用外，尚能积蓄以还清所负之债”；“王母日夜兼工，故能[日]得五十文,常人每日不过纱六七两而已。”⑩

　　乾隆，上海：“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40】
　
　　道光，巨野：“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41】

　　道光，恩施：“张城皆善纺绩，且竞以会黹为能事，惟不善织，村市皆有机坊，布皆机匠织之。”【42】

　　这种单事纺纱的事例还是不少的。但略加分析便可看出，它们不处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分无本，或寡妇、里媪没有家庭劳动力，就只能纺纱。织布需要一定的设备和周转资金，而纱则“数两”“斤许”即可出卖，以救眉急。象嘉定一例以赈钱纺纱，第一例因官催租只好卖纱，也属此类。这是主要的。另一种情况是妇女“不善织”，因而把纱拿到“机坊”去织布，这仅见于湖北恩施。织布需一定技巧，但是可以学会的。如第二例，金山妇原善治麻，织布比不上邻府松江，故卖纱，这是明中叶事；到清代恐怕也已织布娴熟了。

　　这就可以看出，单从事纺纱，只是因为无力成布，并不是因为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效益，如果是那样，一定会推广开来，这些单事纺纱户，虽也可以维持生活，以至积蓄还债，但那是“夜以继日”，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一般农户不能这样，因此，直到近代纱厂兴起以前，总的说纺和织还是密切结合着，也没有与布平行的棉纱市场，这里，唯有上海一例是值得注意的，褚华《木棉谱》说：

　　“棉纱成紝，……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木经团。”

　　看样子这是指刷好的经线，已有一个小小的木经团专业了。不过，这恐怕也是由于上海是棉纺中心，贫女、里媪也多，故有此业，还不能和丝织业中的专业摇经户相比，后亦未见发展。

　　我们以为纺和织所以基本上没有分离，根本的原因在于纺的技术落后，农家单事纺纱收不到专业分工的效益。现在就进一步考察一下，纺和织的收益究竟如何。可惜这方面很少文献，我们仅见三例。

　　乾隆，孟县：“棉花货用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及机户成布货市，除花线价外，每匹获利不足百文，且一日这内尚不能成此一布。”【43】

　　道光，大荔：“贫家妇女贷棉二斤，纺之可得线三十两，织这可成布三丈余。以所居之布易棉四斤，除还所贷之二斤外，是赢棉二斤矣。”【44】

　　康熙，青浦：“乡俗棉三斤织布一匹。议富户令出棉，计四斤棉，在到为布，一斤供织工。……布成售之，……以三之一偿富户布本，而以其赢之二偿官逋。”【45】

　　这是一、二两例是记河南、陕西事，不甚理想，但其从棉到布的全部收益都是100%，故可比。每例孟县是布产区，每匹230文，属标布，有代表性。这里也是要三个多工作日纺纱(“二个昼夜瘃”)以供布，与苏松情况相同。从该例可以看出，三个多工作日纺纱的收益合原杨成本(100文)的30-40%；而织布(一般是一个多工作日)的收益合纱的成本(130-140文)的71-77%。每一工作日，纺纱只得10文，而织布可得100文，相差太悬殊了。

　　第三个青浦的例子，我们可设每斤棉花的价格为P，那么，按该例所说，一匹布的售坐应为12P【46】，三斤棉织一匹布，总收益率为300%，这是因为康熙时松江棉与布差价很大。【47】该例之表示，由棉到布的劳动报酬(或家庭劳动力所需食用)亦为P。这种劳动，如前所述，总是约四分之三用于纺纱，四分之一用于织布(按劳动时间计)。所以总收益率愈大，纺纱与织布之间的悬殊也就愈大。总之，农家纺织的利益主要来自织布，单事纺纱，顶多只能补偿工食，因而也只能利用老弱劳动力，附庸于织布。

　　现在我们再考一下织布中的雇工问题。清代史料中，我们已看到有雇工织由的记载。彭泽益同志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11-412页)里，曾据清代刑部抄档，列有八则雇工织布的实例。不过，例中都说是雇某某一人，还有一例是“机匠黄姓扛布机一张到李建家织布”，大约这种机匠都是手艺人的性质。惟有一例是“李荣芝有半匹布的钱拿以陆国锡机房里，雇他们织了半匹布”。“机房”当不只一人，但也是手艺人性质，接受来料加工。前引的恩施的“机坊”大约也是这样。又材料所示，雇工织布的以奉天为多；东北产棉，民不善织，乃有专业机匠。东北雇工，“织”0.2-0.3两，即一匹布合10斤棉，此例合12斤棉。了半匹布，讲明手工钱六百文”，“织布一匹应给工价市钱九百文”，“每匹工价市钱一千五百文”(乾、嘉时事)，这工钱是很高的。我们前引河南例，“每匹获利不足百文”(乾隆时事)；前引嘉定例，也是“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光绪县志)。若雇工织布，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即使在东北，一般还是买上海运去的布。总之，雇工织布，终属少量，并且是雇手艺人加工自用的性质，不是雇工从事商品生产，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