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的殖民医学史研究

　　在欧洲向海外殖民的过程中，疾病始终与殖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欧洲扩张造成了地方性疾病向世界范围的蔓延，加速了流行病的传播；另一方面，疾病影响了欧洲的殖民进度，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殖民统治。疾病与殖民的纠缠推动了殖民医学的诞生和发展。18世纪，出于殖民需求，殖民者有针对性地大力推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在殖民地进行医学实践，是为殖民医学的肇始。进入19世纪之后，殖民主义扩张的动机和手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医学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原来很多让人不寒而栗的霍乱、疟疾、黄热等疾病开始为人所认知，并得到了控制和预防，殖民医学体系也渐趋完善。

　　狭义地讲，殖民医学也称为帝国医学，是西方医学在特殊时期的变种，指代发生在任何殖民地的任何医学实践，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殖民者克服他们在殖民地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其中，对某些具体疾病的防治是殖民医学的重中之重。因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多处于热带地区，与热带病的防控相关的热带医学成为19世纪以来殖民医学的核心内容。这种狭义的殖民医学主要强调医学实践得以发生的殖民地背景，但这种界定显然是出于字面上的理解，殖民医学所囊括的内容远远大于这个范畴，应该说，在殖民地背景下，与医学实践有关的各种机制、权力、社会阶层等都可以归属其中。英国著名殖民医学史学者大卫·阿诺德认为，在思考殖民医学时应该将医学实践在殖民地的开展看作医学从外部影响殖民地的过程，殖民医学没有、也没必要有一个固定的定义，这一概念应当不时地根据形势的发展与新问题的出现加以重新研究。

　　正因为殖民医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所以殖民医学史没有固定的研究范式，不同时期的学界，研究侧重也有所不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殖民地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多见诸殖民地官员和行医者的记载之中，这些记载主要停留在对殖民地背景下的疾病和医学的描述上。20世纪70年代，医疗社会史在欧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科，很多区域社会史学者开始关注殖民背景下的医学史研究。他们基于大量的有关殖民地的科学文档，从微观的区域研究视角分析殖民主义对疾病传播模式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与殖民医学有关的论著大量涌现，但它们大多研究欧洲在殖民地的医学经历，在研究出发点上多是将西方医学视为帝国殖民的工具，奎宁等药物连同坚船利炮一道被并入殖民扩张的手段。这一时期，受米歇尔·福柯等人的影响，殖民医学史研究也逐渐出现了“文化转向”或“语言转向”。20世纪90年代时，不少殖民医学史研究者借鉴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路，把殖民史与疾病和医学融入到社会差异的研究中去，从殖民地的卫生教育、收容所和病理学等侧面入手，分析了殖民医学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自我认知所产生的形塑作用，修正了我们对殖民主义与医疗社会史的理解。20世纪、21世纪之交，一大批对殖民医学史抱有兴趣的新生代学者涌现出来，他们研究科学话语、殖民现代性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殖民地背景里西方医学的本质，隐约带有“后殖民”的特色。但是，他们以现代医学作为国家“现代性”的衡量尺度之一，过于注重对民族国家医疗体系的研究，分析框架受到国家界限的束缚。澳大利亚医学史专家沃维克·安德森对此批评道：“我们似乎成功地建造了一个没有言明的民族主义医学史家的学科领地，我们更倾向于追问西方医学在某个特定的殖民场所或后殖民场所里的特性，而非探究西方医学的殖民性。我们仍然在书写小作品。”

　　从传统的医疗社会史到自成一体的殖民医学史，再到后殖民医学史这一发展脉络，充分体现了殖民医学史在方法上的演进和研究领域上的日渐拓展。在研究时段上，新近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越了狭隘的殖民时期而向前向后延展，厘清了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在研究视野上，全球史的勃兴给殖民医学史带来很大冲击。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开始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单线传播论，更加关注此前处于边缘地位的殖民地，重视殖民地背景下，乃至全球背景下不同医学文化之间的双向甚至多向交流。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殖民医学史或后殖民医学史展示了世界卫生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揭示了人类社会用以理解身体并治愈病体的各种实践活动，折射出诸多医学传统在殖民环境中与西方医学的遭遇。

•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光明日报》（2012年02月23日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