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政改”必是死路一条——简评《炎黄春秋》新年献词
《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发表了该刊编辑部的“新年献词”，题目是：《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以下简称“献词”），文字不多，1600多字，可谓言简意赅。“献词”的核心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西方的民主宪政。
为了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所谓“政治体制改革”，“ 献词”借用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改革要搞“顶层设计”这个口号，并把总设计师1992年1月在“南方谈话”中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作为“顶层设计”的旗帜打出来，借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献词”对这三句话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为政治改革应该借鉴的经验进行了解读。
关于“允许看”。“献词”说：“允许看，是对怀疑或反对者的宽容。”并借用邓小平的话说：“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献词说：“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这里，“献词”把邓小平的“允许看”，解读为是对反对者的“宽容”，并且是“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但历史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允许看”是假的，“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也是假的。3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以高层的名义作决定，发指示，有计划、有目的地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哪有什么“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
关于“大胆试”。“献词”说，这“是对改革者的鼓励。”这话不假，岂止是“鼓励”，简直是号令。是号令“改革者”们“大胆”地向经济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进军！
关于“不争论”。“献词”引总设计师的话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献词”说：“不争论”是为了“避开‘姓社姓资’的责难。”这就等于说，“不争论”是怕遭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而“干不成”。“不争论”就是不允许人们去问“姓社姓资”，也不允许人们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进行批评和反对，即所谓“责难”。对此，“献词”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阻力很大，它引邓小平的话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等等。这说明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很不得人心和党心。因此，所谓“不争论”，其实就是堵住人民的嘴巴，捆住人民的手脚，压制反对意见，甚至不惜动用罢官和专政的手段，强迫推行。总设计师的南巡谈话不是说过“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吗？这才是“不争论”的真面目。
“献词”说总设计师的“三句话一出，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三五年间，局面一新。”这话也不假，但对其内涵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列宁说过：“别相信空话”。又说：“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所谓“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其实就是压制了人民群众和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部分人。这样做对谁有利？所谓“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其实就是支持和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做对谁有利？所谓“局面一新”，其实就是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这样做又对谁有利？明摆着的事实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不利；对复辟资本主义有利，对坚持社会主义不利。
1992年总设计师的南巡谈话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用南巡谈话对照今天中国的现状，会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在总设计师南巡谈话这个“顶层设计”的号召和推动下，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局面迅速形成，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由国家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这个严重后果，就是“献词”中所说的“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就是所谓政治改革应该借鉴的所谓“经验”！
“献词”在宣扬了一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之后，就回到它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它说：“经济体制改革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献词”摆出下面这样几条根据和理由：
一是针对所谓“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官强民弱”的“利害格局”，突破个人或部门利益的重重“阻力”，可利用邓小平那三句话来“稳住大局”，来寻找“局部突破”，来“碎步前进”。如果有谁能在“局部突破”中获得“成功”，就让他“担负重任”，给予他“奖励”。需要指出的是，“献词”避开阶级问题而提出的所谓“官强民弱”的这个“民”的含义，并非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应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民”；所谓“中国社会基本格局”与“利害格局”，也不是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格局”，其所指不过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内部不同派别和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权利之争是“格局”罢了。
二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可“顺势而为地将‘不争论’改为‘可讨论’。”让改革者“获得舆论的支持”和主导权，造成政治改革在“阻力最小、动力最强的地方突破”的舆论环境，并说，“这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的精髓。”这个“可讨论”，值得分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提出的“可讨论”，是这些“西化派”的改革精英们用来争夺发言权和舆论主导权、为其推行西方的民主宪政服务的，而这种“可讨论”的权力他们是绝不会恩赐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
三是，提出“实现民主宪政依然任重道远。”因此，“献词”呼吁，在中共十八大“交接之际”，不要“为维稳而维稳”，不要把维稳当成“顶层设计”，不要“停滞倒退”。“献词”希望高层的老班子在“离任之年”，“推出一个促进民主宪政的顶层设计”，为“心怀改革理想的”新班子“提供一个机会”，这样，就是“善始善终，继往开来”了。为了增强说服力，该文还要老班子以18世纪的奥地利女王泰蕾西亚“在王室领地上取消农奴制”和俄国贵族在“自己的庄园里尝试废除农奴制”的做法为榜样，不能“在封建贵族面前自惭形秽”。最后献词以急不可待的迫切心情，用“翘首期盼”一语煞尾。
以上就是这篇带有导向性的“献词”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这一期的《炎黄春秋》为了突出这个“顶层设计”和“政治改革的路径”主题，围绕“献词”同时刊发了多篇文章，其中尤以《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一文配合得最密切，把他们主张的民主宪政鼓吹得更具体、更直白。“综述”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 “要把党的领导分解一下，一个一个地来往前突破、渐进式地一步步往前推进”；要给高层一个“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要建立一个所谓“超越型政府推动顶层设计”。对于“改革路线图”，“综述”提出：“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要用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来促使“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 “宪政改革道路”的开启。“综述”还提出：“要坚持普世价值”，要让“普世价值深入人心”，“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等等。
在“献词”和“综述”两文中这些先生们竭力兜售并作为政治改革目标的这个民主宪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民主宪政，也称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立宪主义、立宪政体或民主政治。民主宪政作为资产阶级的重要理论体系，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架构的根本原则。这就是说，在西方的辞典里，民主宪政，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宪政，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就会有不同性质的民主和不同性质的宪政。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宪政是建立在维护少数有产者阶级利益之上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宪政是建立在维护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炎黄春秋》的文章所泛泛列举和推崇的民主和宪政，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宪政，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宪政。
毛泽东同志当年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实行“民主宪政”的欺骗宣传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我们“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关于西方的宪政民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针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有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几百年来，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以来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和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宪政前提的宪法，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最集中地表现和维护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列宁指出：“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列宁全集》第15卷，第309页)社会主义的宪法是记载“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全世界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的宪法。(《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9页) 1954年，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制订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在这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75年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2004年又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炎黄春秋》的那些先生们所大肆宣扬的分权制衡、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公民社会、宪政体制、政党政治、普世价值等等，都是与我国的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相违背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我国全盘搬用已被美国“华尔街占领者”所唾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宪政，就是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专政，使我国完全倒退到以半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为特色的吃人的社会。
《炎黄春秋》如此卖力地鼓吹西方的民主宪政并不是第一次，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宣扬西方这个民主宪政，让人听得耳朵都生了茧子。
人们还记得，5年前的2月，也即十七大召开前，炎黄春秋所推出的谢韬的反动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公开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旗帜，猖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叫嚣要中国走西方民主宪政道路。谢韬提出要把“党内三权分立”，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提出要“在一些地区试点”，提出从执政党领导体制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两步走的战略”，最终实现“宪政道路”等。与“献词”和“综述”对照一下，它们是何等地相似乃尔！再对照一下2006年3月“改革精英”们召开的“西山会议”所提出的口号，以及2010年刘晓波等人所炮制的《0八宪章》，可以说，都是一脉相承、一路货色！
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炎黄春秋》对所谓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推崇，提出的所谓“顶层设计”和“政治改革路径”，就是在制造这样的反革命舆论。
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在号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这些反革命阶级的舆论存在呢？其实，《共产党宣言》早就给出了科学的答案：“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而统治阶级的改变必然导致统治思想的改变。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和规律。
毛泽东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92—93页）可见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对于一个政党和政权来说，是多么重要啊！这些年，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些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敌对势力是怎样利用舆论工具制造一个又一个“丧邦”言论的。前一个时期，他们把进攻的重点放在私有化上，当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改变了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上层建筑。他们要更加彻底地改变我国宪法第一条庄严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和政治制度。《炎黄春秋》大力推介的“顶层设计”和“政治改革路径”，就是这样的目的。
报刊等新闻媒体，向来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都争夺的阵地。在这个领域“谁胜谁负”的斗争也异常的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战线出现一个说法，即“媒体是社会公器论”，主张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社会监测”。还说，“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职能，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对它的侵蚀”。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舶来品，来源于西方民主宪政体制下的传播学。媒体是“社会公器”，为“社会公众效力”这些口号，如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一样，听起来似乎很是公正，很超脱，似乎可以不偏不倚，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比谁都更靠近和代表“利益集团”，只不过这个“利益集团”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炎黄春秋》那些鼓吹民主宪政的先生们哪个不是为资产阶级这个“利益集团”服务的？！
有人也许会问，中国有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宪政的可能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果我国不回到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性质的改变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在总设计师南巡讲话的推动之下，伴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逐步占居主体地位，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或曰改变早就“渐进式”地大力推行了，允许共产党员当资本家，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制订《物权法》，保护资本家财产；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排除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文化商品化、新闻出版市场化，等等这些改革，都是在向西方政治制度靠拢。我国的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尽管如此，《炎黄春秋》的先生们还不以为足，要求进一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达到他们“全盘西化”的罪恶目的。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苏联和东欧亡党亡国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当年戈尔巴乔夫这个无耻的叛徒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搬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引入多党制，通过所谓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从根本上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动摇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最终导致党被解散、国家分裂、红旗落地。还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多米诺骨牌般地相继倒台。这些惨烈的场面和教训，至今还历历在目。
目前的中国的确是多病缠身了，并且病得不轻。中国需要救治，但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最近，某公还在鹦鹉学舌般地骗人，叫喊什么“不改革开放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苏东的教训和中国的现实告诉中国人民，与某公的说法恰恰相反，如果中国继续在西化的道路上“改革开放”下去，那才真正是“死路一条”！
（2012年2月20日）
（责任编辑：长缨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