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制茶、制烟、酿酒、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二节

      

第二节 制茶、制烟、酿酒、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农产品加工是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一个最广泛的领域。无论是粮食的著、磨,经济作物中的轧棉、榨油、制茶、制烟、制糖,以及除如酯酒、制醋、酱园等,都有商人资本插手其间。在这些产品已经商品化,而其加工业还没有独立成为重要产业部门的时候,商人支配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商人支配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又是不同概念。从我们下面的探讨中可以看出。在清代前中期,这些行业中真正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还不多见。那民加工业还是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或者还牢固地束缚于农民家庭副业,自然难于产生资本主义;那些生产分散、产品主要供应地方小市场的,一般也很少资本主义萌芽。反之,有些加工品产量虽不很大,而适于长途运销,以至有出口贸易的,资本主义萌芽往往比较明显。

  在本节中,我们主要论述制茶和制烟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对酿酒和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探讨。制糖的情况有些不同,我们放在下节中专作论述。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也类似农产品加工,我们把它放在本章第七节。

一、制茶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是世界饮茶最早的国家。到清代,饮茶已成为人民的普遍习俗。在城市和南方,饮茶之风尤盛。清代前中期,茶的栽培已遍及秦岭、淮水以南各省,而以安徽、福建、浙江、湖南、云南、四川等省为主。鸦片战争前,我国茶的年产量,按毛茶计,已达250万担以上【1】。

  茶是适于远销的大宗商品。封建王朝历来视为利源。中唐以来,实行茶榷,元代并设官局。明代废局,行官茶、贡茶、茶引(商茶)之法。清承明制,顺治初,在陕西、甘肃设茶马市,招商运茶,每担纳50斤为官茶,余作商本。其他各省,则发引给商人到产区运茶,行销于指定地区,按引纳课。有的地方,并征贡茶二私自贩运者,茶园主将茶卖与无引客商者,皆论罪;并禁海运,不准私与外国人买卖。这对于茶叶产销的发展,自然是个障碍。不过,实际执行上并不是那么严格。西北的茶马互市,乾隆时已渐废弃,所存官茶,陆续变卖。有些产区,如福建、广东、广西,原无茶引,未定官课;云南亦只征税银。江南各省,有些县亦不设引,由茶户纳课,就地发售。发引之地,亦有无商承领,形同虚设者。引商领购后,散商仍可在茶市收购。到嘉庆时,各地茶引共计不过20—30万石,仅及产量十之一、二。官府的统制,实际上已不起多大作用。

  茶的市场遍及全国。安徽六安一带的茶,主要销华北及华中,“上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商人〕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2】。其中不少是徽商经营。【3】福建的武夷山区,“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潼〕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4】这是供菜马市的贸易。其后,武夷茶“水浮陆转,鬻之四方”,主要有南北两路,南路“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5】;北路由间商经海船运天津【6】。云南的普洱茶,年产百余万斤,“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7】,主要销西北及西南边区,并人贡京师。四川亦产砖茶,分销内地、边地、土司三路,销边地者又有南路、西路、邛州三路。【8】

  康熙初,我国茶叶开始出口欧洲,以至茶成为英国人的必需品。嘉庆时,清廷禁茶出海南运,安徽、福建等地的茶集中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的茶市,由此沿信江而西,转人赣江,再南下大庙岭,用人力担过梅岭关,再由南雄沿北江到广州,经十三行商人出口。长途转运,商人仍有利润。乾隆中期,云南、四川的砖茶即经古北口、归化城行销蒙古、新疆,其后,并出口俄国。鸦片战争前,每年经广用出口的茶叶约35万关石,陆路出口俄国约10万普特,云南边境等地出口2万余担,共折合毛茶60万担【9】,成为我国第一位出口商品。

  茶市场的扩大和徽商、西商、闽商、粤商等大商帮之参加贸易有关,也必然促使商人资本控制茶的生产。

  我国植茶的主要是山区和半山区的个体农民,只有少部分是地主或寺院的茶园。这些农民,多是租种山地,无其他出路,又多属贫困之户,所谓“民椎赖茶以生”(安徽六安)【10】,“产茶之家,半属穷民”(湖南安化)【11】,“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云南普洱府)【12】。他们也就很容易受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控制和剥削。

  商人控制小生产者的方式主要是预买制,即春节前后放款给茶农,清明后前往收茶。惟当时茶叶交易多有牙行把持,茶商勾结牙行垄断茶市。如安徽六安茶,茶商“每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牙侩负诸贾子母,每刻削茶户以偿之”【13】。即茶商于前一年将荣本交牙行预买,牙行将利息负担转嫁给茶农。又福建武夷山区,茶商“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牙)行东,恣所为不问!”【14】,是种种盘剥之事,皆任牙行去做。以至“山中僧道,陇〔垄〕断居奇,习为驱侩面目”【15】。在云南普洱府,“商贩先价后茶”,也是预买方式。雍正七年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为由,将茶商悉行驱逐,在思茅设立官办总茶店,令条户将茶运到总茶店出卖,也就是官府垄断,“私相买卖者罪之”【16】。这种办法,扰民更甚,也是行不通的。不久,又恢复了商人预买的办法。后来有人说,“夷民恃此御饥寒,贾客谁教半干没;冬前给本春收茶,利重速多同攘夺。”【17】“半干没”“同攘夺”几个字,反映出小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支配权的丧失,处于受商人资本控制、剥削的地位。不过,这里的商人资本,还只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控制产品,它没有控制生产资料,并没有把小生产者变成它事实上的工资劳动者,因而还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头春采茶必须在谷雨前几天内集中将嫩叶摘完,又要避开阴雨,故需大量人手,过期叶老即属二春,价值减低。茶的加工,出茶种类不同,一般包括干燥、揉卷、烘焙、拣选、包装等工序。干燥用锅加热,手炒;亦有用晒垫铺晒者。揉卷是用手揉软,搓擦成卷;或用板压、脚踩。往往要再炒、再揉。焙茶用焙笼或火炕。这都需要人手和一定技术。茶在运输、存储中最忌潮湿,故多在产地焙干,并减轻重量(三四斤叶制于毛茶一斤),以利运输。所谓“山中焙就来市中,人肩泱汗牛蹄蹶”【18】。拣选则多在城镇茶栈,需工最多。出口茶须再精制。川、滇的茶则是压制成团饼。采茶和揉卷、拣选等用工最多,大都是青年妇女。

  在茶是农民租小片山地种植的情况下,茶的加工也在家庭完成,所谓“一灯儿女共团圆,炒青已到更阑后”(黄宗羲诗)。直到清代前期,大约主要还是这样。不过,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以及大商人资本投入茶业,茶山日辟,产量日增,采摘需大量人力,加工也多集中生产,雇工就成为必要了。

  关于制茶业雇工的情况,同治以后,史料甚多。大都是茶号、茶庄雇工拣制,或租栈,或设厂。由于雇用女工,遍及多省,曾引起清廷干预。【19】在通商口岸,亦于同治初即有雇工数百人的精制出口茶的工厂,并有外国资本开设的砖茶厂。但是,在道光以前的史料中,却甚少记载。下面仅列福建武夷山一带的若干记述,从中可看出梗概。

  (福建建湘)“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春二月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柏市集饭店渡口有敕击肩摩之势,而米价亦昂。”【20】

  (江西南丰)“邑非沃土,民自耕种外,惟向闽山米茶……”【21】

  这是说春茶摘采时,武夷山一带要突然增加数十万人(这当然是夸大了),多来自江西,来此采茶。这些人自然是临时雇工,但是由茶户雇用还是由商人雇用,则未详。采茶和焙茶是连续进行的,这么多的采茶工,恐怕有一部分已是制茶工了。

  (福建崇安)雍正间,“崇土产苦茶、若纸、若笋,商旅携资至者岁数十万,而民仍贫,盖三者工力皆召募异地之人。追至转售,而所得之值随手散给,赢余者无几矣。甚者揭商旅之资以供工费,又减其值之二三,不惟无余,且通累焉,不如力田之为愈也。”“郡……惟茶、惟纸,商旅辐较而来,或百或千,佣民络绎而至,力藉他众,利尽工资未庶,岂能求富。”【22】

  嘉庆间,“土产茶最多,鸟梅姜黄竹纸次之。客商携资至者,络绎不绝,而民不加富,盖工作列肆,皆他方人,崇所得者,地骨租而已。”【23】

  (武夷山区)道光间,“其余有茶焙处,半归憎道,半归民俗,货利所在,奸宄之媒……”【24】

  (欧宁)道光间“茶厂多在山僻,且系客氓,……又碧竖(《闽小记》:延邵呼制茶人为碧竖)率无籍游民,年丰谷贱,茶熟采多,被自分雇各厂。”“彼厂户种茶下土,既出山租,又费资本,一旦勒令废弃,谁能甘心。操之太空,恐致激变。但当持之以渐,如古限田之法,严立禁条,责成山地主除已开成茶山者,姑听其采摘。此外不许增垦尺寸。有将山地赁与客户开茶〔山〕者,山主与厂户一体治罪。……”【25】

  “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禁,常数万人。自导逆窜扰,金陵道梗,商贾不行,佣工失业。”【26】

  以上所引史料,从第一条雍正间崇安的记载看,种茶的多为本地小生产者,采茶、制茶临时雇用外地人,卖茶收入支付工费还有困难,“不惟无余,且通累焉”。从第二条嘉庆间的记载看,则已有外地人来租山种茶,可能类似建阳情况,本地人只收“地骨租”而一早。第三条道光间记载,泛指武夷山区,所说焙茶处,当指制茶作妨,但无雇工材料(看来应有雇工),除半为寺院所设外,“半归民销”,亦未悉是否商人经营,不过是有“货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条蒋翻禁开茶山议》的记载,所说是嘉庆归新发展的瓯宁(今建瓯)茶区,这里建有茶厂。我们在第三章第社节讲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时已讨论过这个记载,知道它们是武夷茶大量出口英国后,商人所设的植茶场,同时也做茶叶加工。据该文称,欧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者亦数十人”,当然包括植茶、采茶的工人。不过这里所说的“碧竖”,则是制茶工人了,他们都是“无籍游民”,“分雇各厂”的。这些制茶工人,实际多是江西来的。民国间有个记载说,武夷的岩茶厂系茶庄在山间所设,除有三、五名长工外,都是春间从江西招雇短工,并说这是“数百年来传统之观念”,因“崇安本地人认为:惟有江西佬是武夷山开山种茶之始祖,惟有江西佬才是岩茶产造的大好老”【27】。

  最后一条史料,是说太平天国战争中,这里商贾不行,茶业佣工都失业了。

  从这些记载看,我们可以说,嘉庆以后,在福建武夷山的某些茶产区,确已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并不是说,其他产茶区就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尤其象云南的普洱茶,产量较大,加工也较繁。不过,既然我们还没找到直接证明材料,最好是不去论断。

二、制烟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烟的种植扩展颇快,吸烟亦渐普遍。王士帧说:“今世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28】。这种发展,又主要是在乾嘉之际。嘉庆间包世臣说:“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挪海模,男女大小,莫不吃烟”【29】。这时候,烟的运销日盛,并形成几个颇大的集散市场。

  湖南“烟叶于各处多种,产攸县及平江者佳,市人多于衡郡制卖,故名衡烟”【30】。“衡州之烟,其行最远”【31】,这是乾嘉时记载。衡烟多由西商经营,“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贷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夕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四方求烟草者,得真衡产一戴,而办种烟草者相望。近五六十载,福建所产盛行,衡烟益细,凡堂号皆失业,先去无一存者”【32】。这是同治十一年(1872)的志书所记,上推五、六十年,正是嘉庆年间。

  陕西汉中府也是个重要产烟区。其烟经汉水运湖北。嘉庆时记载,“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三四。城固  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大商贾一年之计,夏丝秋烟。……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清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千万金。……又紫阳务滋烟苗,较汉中尤精,尤易售。”【33】

  山东兖州府,顺治初开始种烟,到雍正间已“遍地栽蔫〔烟〕”,其烟运销北京,“每岁京客来贩收买者不绝”【34】。嘉庆以后,烟市集中到集宁。包世臣说:济宁“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济宁在运河北岸,清代已是商旅重镇,烟的分级、过秤、、打包、装船,需大量人工,“四千余名”【35】,或许夸张。不过,包世臣说这些工人,“好勇斗狠,每为守土者之累。西客利债滚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他们能排斥山西商人的竞争,形成济宁商帮,亦见其资本势力之大。

  此外,福建漳泉、广东恩平、浙江嘉兴,明末即是烟的市场。嘉庆以后,四川、甘肃也都成为重要烟产区。兰州的水烟运销尤广,“盖今日吃水烟者遍天下”【36】。

  清代前期烟的种植,除了少量商人、地主经营外,主要都是小生产者。也象其他农作物一样,商人通过预买、借贷,对小生产者加以控制。如在湖南湘潭,“土人种蔫豫给值山主,谓之佃山,客商贩买豫给值种蔫之户,谓之定山,秋后成捆发行。”【37】当时的烟,是采摘后,由种烟户晒干,叠成把或折,由商人收购。商人也要加以检选、分级、捆扎发行。这又称生烟,消费者揉碎,用烟袋锅点火吸食。而所谓数烟,则须经过加工,是将烟切成细丝,并加入香料、油剂等,以增加芬芳润泽之味。这大都是由烟商雇工用刨子切制,后即形成创烟丝业。加工中,除去筋和杂质,体积压缩,而价值倍增,故行销最远者,正是这种加工的烟丝。烟丝制造,明末已有。“崇祯之季,……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38】但是到了清代,才有了发展。

  据后来一个调查说,杭州的烟丝系选甩肖山、新昌、陕县等处所产烟叶,上等者搀入绍兴所产兰花子,或用檀香末,有的加人南”雄产的烟筋,以增加强烈之味。是有一定的配方技术。其制法,据说“大概起于清初”,所产有陈奇、元白奇、贡奇等名目。“陈奇原陈四丰烟店所出,嗣后风行江浙,各家争相仿制,今则易名为呈奇。”【39】这材料虽较晚,但我们知道,嘉道时,杭州烟丝即已是“五杭”之一(余为杭扇、杭线、杭粉、杭剪)。“烟店推达昌为首,余则陈四海、迎丰……”【40】上述陈四丰可能就是二家演化而来。

  商人制烟,必有雇工。但是,它们雇工的情况,却少记载。又如湖南烟,“祁(阳)、邵(阳)、茶〔陵〕、攸(县)所产(烟叶),皆售于衡郡,制为京包、广包,盟之各省,俱称衡烟”。【41】前述衡阳的山西陕西大烟商九堂十三号,大约就是制烟者。它们的雇工情况,也无记载。又当时最出名的福建烟丝和兰州水烟丝,都是行销全国,它们的生产关系如何,也找不到材料。这就使我们对制烟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发生很大困难。

  有雇工的记载,我们仅见三例:

  (广西)乾隆间,“种烟之家,收成窜于商贾)刨切发卖。大市烟铺三、二十间,中小市亦十余间,五、六间。大铺用工人三、二十,中铺小铺亦不减十余或七、八。”【42】

  〔江西瑞金县〕康熙间,“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至城郭乡村开挫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皆自闽粤来。”【43】

  乾隆至道光,“瑞近于漳,土性所宣,不甚相远。又制熟烟,必得茶油为用。瑞故产油之地,故漳泉之人,糜至研集,开设烟厂。……聚千百姓烟之人”【44】。

  (江西玉山县)嘉庆道光间,“闽人多商,没人多贾,抚、建之来玉者,亦多厕身商与贾间,以起兵家。……夫淡芭旅之名著于永丰,其制之精巧,则色香臭味莫与玉比。日佣数千人以治其事,而声驰大江南北,骡马络绎不绝,从古货殖之利,孰富于此。”【45】

  上述第一例广西大小市的烟铺,看来可能是以零售为主,其雇工规模也不大。雇工之中,既包括售货的店员,自然也包括切烟丝的工人,甚至店员也切烟丝。他们都是由商业资本雇用,商店主注重经营,恐怕多是不参加生产劳动。那些雇工二、三十人的大铺,可以肯定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了。

  第二例江西瑞金,自康熙中叶以后,种烟有很大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修县志,尚无多大反映,仅在《物产》中列有“土烟”名目。但自此之后,发展极快。到康熙后期,已是“通邑之田,既去其半不树谷”【46】。乾隆间更是“烟叶销售既广,种者日益多,春时平畴广亩,弥望皆烟矣”【47】。烟叶既多,又富有制烟原料茶油,所以福建商人纷纷来此开设烟厂,从事铁烟。谢重拔所记,“挫烟厂不下数百处”,“岁增数万挫烟冗食之人”,数字不免夸大,但为数颇多是可以推断的。虽然不能每厂都有五、六十人,但有些厂是五、六十人,也是可以推断的。这些雇工当然不都是从事挫烟,还应包括从事收购原料、捆扎、发运等项业务。漳泉商人可能是一些烟草贩运商人,他们每年来此组织生产,其生产具有季节性。这类大厂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应当没有疑义。

  瑞金挫烟手工业的发展,持续时间颇长。据云,因种烟、挫烟发展,影响民食,曾一度引起官府干涉。康熙“壬午癸未(1702、1703)间,太守谢公特立厉禁,各乡村无有犯者,既而谢公卒,禁遂弛”。至乾隆,烟草“种者日益多,……又聚千百挫烟之人,以耗谷食,则谷价日涌,为害滋甚”【48】,地方官犹以为优。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终究有利于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事实会教育封建官吏。到道光初年,农民仍大量种烟,漳泉商人仍来此开厂,“集千百挫烟之人”,地方官的论调却不同了,说:农民“卖烟得钱,即可易米,而挫烟之人,即生财之众,非游手冗食者也。地方繁富,则商贾群集,又何忧其坐耗易尽之谷乎”【49】。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康乾时地方官的观点。

  第三例江西玉山,来此经商的,有福建、安徽等外省商人,也有抚州、建昌等本省商人。他们的经营是,“盐之外,竹茹尤盛”【50】,但却以制烟为最得“货殖之利”。制烟雇工甚多,有“日佣数千人”之说。数字虽可能夸大,如果存在瑞金那样的经营方式,也应当有资本主义萌芽。

  此外,乾隆时,湖南益阳县已有制烟工人的行帮组织,祖吕祖庙,订有烟匠条规,烟匠有议定的日工资,“不准私做赶工”。“不准跳帮别家”。长沙也有烟店条规,规定烟匠制烟“不得草率,尤不得任意挑选(烟叶),只图自己工资,不顾店东资本。”【51】其中是否有广西那样的大店,就不得而知了。

三、酿酒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

  酿酒是历史最久、产品也极普遍的一种手工业。自汉代以来,垄断于官府,代有禁榷。宋法独严,犯私曲多者罪至弃市。但明代即弛其禁,到清代已都是民间沽卖,而所谓私酒者,主要是指逃税。

  清前中期,酒已是“糟坊酿于市,士庶酿于家”【52】,乃至有“家家皆有酿具”【53】、“比户能烧”【54】的这类夸张的说法。其中,许多人家酿酒,确实是为了自用。但多半是绪绅士宦之家,所谓“非富民不能家造”【55】。最多的还是商品酒,“十室之聚,必有糟房,三家之村,亦有酒肆”【56】,卖酒已成为遍布城乡的一大商业,“荒郊野巷,莫非酒店”【57】。酿酒虽比较简单,但作为商品发卖,亦须有一定设备。所以有人说“开烧锅者,非大有资本不能具”,“非本多者不能成坊”【58】,“造酒之家类皆富民,而非贫民之生业”【59】。在明代,我们曾经看到过造酒起家的事例。如:

  “吴小洲者,吾郡洞庭山人,久住南京,开槽房,有一、二万金之产。”【60】

  “京市都城,旧日如……双塔寺赵家董酒,……皆著一时,起家巨万。”【61】

  但是,直到清中叶,在酿酒业中,我们还没有找到多少证明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资料。即关于造酒雇工,亦甚少记载。乾隆初,有“查镇江糟户工役不下万余人”;【62】之说,而雇佣情况,未见说明。这是什么原因呢?大约可以从生产和流通两方面来探讨。

  我国的酒,基本上都是粮食酒,南方多用糯米,北方主要用高粱,也有用包谷的。酒曲则用小麦或大麦。因此,凡有粮食的地方,都能酿酒。这就和西欧主要是用葡萄为原料的酿酒不同,不需要专门有葡萄园种植葡萄,也没有集中的产区。开烧锅者,多农村地主富户;所需粮石,出自本家收获,不尽向集市采买”【63】。并且粮食含酒的生产过程比较简单,随时可开烧停烧,以适应农时,故用工不多。酒的好坏,决定于技艺,而不决定于投资和踉。在西方工场手工业时期,酿酒业是一个大行业,在我国,则多是分散的小生产。有人说:“造酒则事习而工省,无论资本多寡,皆可随分收息”【64】。名酒多是小生产。如北京的柳泉居,自酿自酪,以其井水甜冽,驰名数百年。其匾额为明代严嵩所书,今犹存。【65】在酒销售集中的城镇,也大都如此。乾隆间,江苏无锡、金区二县城镇,有酒坊183户,均“自造酿酒,零星沽卖”,就是酒曲,“悉系自踩自用”,而“非开厢大踩,囤积兴贩”。【66】

  流通方面的原因,恐怕更为重要。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需要大市场。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是它产生的前提。日本也是用粮食酿酒,据估计,明治维新时酒类产值超过棉丝等纺织品,成为米以外的第一位商品【67】,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以前早就有了制酒的工场手工业。我国的酒,则一直甚少远销。这固然是它生产分散的结果,也和封建王朝的政策有关。雍乾之世,酒禁之议屡起,主要是怕消耗粮食,引起社会不安定,一般准自酿自用,但禁贩运。因而造酒者是“藉名本家自用,零星酿造”【68】,而“豪富之家,高墙深院,查拿之所不至,”也就“益获渔利”【69】。造酒用的曲倒是可以长途贩运的,如河南产二麦曲,“凡直隶、山、陕等省所用酒曲,类皆取资于豫”;江苏的曲也是“各省皆取资焉”【70】;而福建的红曲,“贩运各省,直达京都”【71】。因而禁止踩曲也是禁止贩运。“民间自造(曲)酿酒,零星沾卖,并非开厢大踩,囤积兴贩者,本例所不禁”,“多踩曲块,囤积兴贩、消耗米石者,自应照例究办”【72】。尽管如此,“好民因之借词广踩,甚至贩运出境”【73】的,自所难免。大约运曲容易,而酒的装载较难。又我国酒品类繁多,各地喜好不同,可能也有关系。故酒的长途贩运,竞是少见。河南盛产酒曲之地,农家“用以造酒,资其利以济日用之需,而大开烧锅兴贩射利者甚少”【74】。南京是消费人口集中之地,“城乡各槽房普收二麦,陆续吊酒,驴驼肩挑,每日进城以千百计”【75】,也还是就地销售。海路和长江贸易,均未见酒。酒尽管是一个大商业,但它是地方小市场为主。那种驴驼肩挑的买卖,以及零沽酒店,看来是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的。

  有些有较大市场的名酒,则可能不同。四川沪州大曲酒,据传是退职武官舒某,于顺治十四年(1657)创始于沪州南城营沟头水性较佳之地。他开办“舒聚源”作坊,建有酒窖四个。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建酒窖四个,所产之酒已驰誉川境。乾隆间诗人张问陶夜宿沪州,即有“衔杯却爱沪州好”的诗句。到光绪初,作坊转让与温某,改名“温永盛”,已有酒窖十四个,年产酒十吨,并运销省外。据称,当地酒作坊直到民国年间,“一般都是历史相沿,雇用零工”,每坊只雇有技术的长工一名掌作,俗称“瓦片”。因为制造曲酒分封窖与出窖两个阶段,封窖发酵一般需一个月左右。作坊封窖即遣散工人,出窖蒸酒时始雇零工。【76】舒姓作坊,业主很可能不参加劳动生产,特别是到乾隆间,酒窖增到八个,产酒已运销川境,如经年连续生产,利润主要来自生产环节,尽管雇工不多,又系多属零工,也应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按照这种情况,下述资料,也值得注多。

  (直隶)缸坊一座中,少者数缸多者至三五十缸每日尽烧自一二缸至五六缸不等,需七八日转轮一次,而缸口又有大小,每日每缸所烧粮石自六斗至一石二斗不等”【77】。

  (北方五省)“烧酒之坊,本大者分锅叠烧,每岁耗谷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百石”【78】。

  (山东腾县)“酿户大者池数十,小者三、四,池日一酿酿,费粟一石二斗。”【79】

  这些记载中,有些槽坊规模颇大。有的有酿酒缸三、五十口,有的有酿酒池数十个。有的每年耗费粮仅二、三千石。尽管一年之中,不是常年开工【80】,它们总是要雇工劣产的。虽然雇工的具体情况不详,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四、榨油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

  榨油业也是个古老行业,明代已用胡萨、黄豆、菜子、荣子等榨食用油。用乌拍子、桐子、棉子、蓖麻子等跨灯油、车油。除北方麻油用磨外,大都是用榨法。麻、菜子须先用平底锅炒热,上碾碾碎,过筛取细,人釜蒸熟,装入大包,然后入榨。其中炒、包均有一定技术。炒时,“火候交伤;减丧油质\包时伟岸疾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诀由于此”【81】。榨是用无纵纹的许木(樟木、檀木、杞木)中间挖空,置油包其中,用大木糙接续撞入木楔子,将油榨出。油榨连同石碾、牛、蒸灶,设备需一定资金。榨时须三人作业,均壮劳力,并须轮班休息。生产除油外,并得油饼,均可行销。这种行业,从生产上看,是比较容易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来的。事实上,在明代后期,也已有一定的迹象。

  (江苏吴县)“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油坊榨菜石油”。【82】

  〔浙江桐乡乌青镇〕“里中有中人之家,贷钱开油饼坊,其雇工人与市上一人剧饮而醉相殴,雇工人推其人堕水死,主不知也。事闻于官,官不洁责下手之人,主人费六、七十金,半偿死者之家,半赂衙门人,事竟得寝。”【83】

  (浙江崇德县石门镇)“镇油坊可二十家。种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杆。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己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无赖,或故党钳而匿名逃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铁而赢。……千百为群,虽坊主人亦畏之。”【84】

  这里第一例,只说“多开油坊”,当然不知其性质。第二例,只说雇工榨油,不知雇工多少。这是万历年间记事,明代雇工人的主仆身分在万历间正在发生变化,是否能算作资本主义关系,亦难断定。不过,这个中人之家,借钱开油饼坊,看来已不是或不仅是地主了。

  第三例则比较清楚。虽没有讲油坊主是什么人,但每家雇工有数十人,按日计工资。他们大都是外地游民,是没有什么土地、宗法束缚的“赤身无赖”,并且“坊主人亦畏之”,应当不会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了。看来,石门镇可能是当时浙江的一个榨油业中心,这里的20来家油坊,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

  到清代前期,油料作物尤其是大豆发展很快,明末引进的花生亦渐推广,康熙间,花生即“俗以压油,其利甚溥”【85】。同时,城镇人口增加,饼肥的利用渐广,油和饼的贸易也扩大了。江苏海州“商贩贸易以青口镇为最大,……青口行铺又以油坊为最大”。清廷于乾隆五年(1740)虽禁豆油、豆饼出海,但后来实际未行通。嘉庆间有人说:“油与豆饼皆奉禁出口之货,然从未见其陆运赴淮,则其由海运来往不问可知”【86】。这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但是,在清代前中期的文献中,却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象明代石门镇油坊的那类记载,也反而见不到了。我们仅从后人的调查材料中,看到江苏兴化县的源顺油坊,系开设于道光初年,雇工50人,年产油2,340石,饼15.6万斤。【87】这是什么缘故呢?

  当然,文献记载的缺乏,并不能证明这时期榨油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消失。不过,有些问题还可作探讨。榨油是农产品加工的手工业,油料作物的生产比较分散,这种加工也就不适于过分集中。前述明代石门镇是个榨油中心,有个万历时该地的记载说:“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88】。运豆当然不如运油,原料要从湖北、湖南运到浙江,运费当然可观。清人的记载中却说,“油坊油榨,多在村落”【89】。包世臣说江苏海州的情况是,“盖产货者农,而运卖者商”【90】。这说明,大约在清中叶,油坊已益伸向油料作物产地和油饼销地农村,由“农”——主要是地主或富农来经营了。清代的地主经济,已进一步向地主经商和放高利贷发展。农村地主开设油坊,自属意中事。清代的油榨,如乾隆修《授时通考》所绘图式。打木楔已用脚踏代替手撞,榨的体制也比明代轻巧。这也可能有利于在农村开设油坊。乾隆间,若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分散过程。据称。“江苏省碾响缺额银,出自碾米之户完解。因土俗交易,民间皆置本著自做,碾户消乏,并无顶补之人”,清廷只得“以乾隆十一年为始,概予豁兔。”【91】当然,油坊还不会象著坊、磨坊那样普遍。不过,油还是有一些集中产区的。到清后期,我们在东北和浙江又看到一些较大油坊的记载,已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场手工业了。

【注释】

【1】此为外销气国内消费数合计。外销见后。国内消费,过去中外人士估计平均每人每年0.75厂至1斤以上,多属侗高。今按每人0。5斤计算。

【2】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引乾隆吴志。

【3】傅衣凌同志以为陌商起源于宋代茶商,徽州为茶产区。

【4】衷辟:《茶市杂咏》,引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304页。

【5】嘉庆《崇安县志》抄本卷一、卷二。

【6】直隶总督刘于义奏闽船到律折,《文献丛编》第十八辑。

【7】檀萃:《镇海虞衡志》卷十一,引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305页。

【8】《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志五。

【9】土制干茶为毛茶,出口茶均经再制,损耗约10%。

【10】乾隆《六安直隶州志》卷三十三。

【11】《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附属一,引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1962年版第482页。

【12】倪蜕:《云南事略》,载王滋:《云南备征志》卷十七。

【13】光绪《霍山县志》卷二,引乾隆吴志。

【14】衷斡:《茶市杂咏》,见前。

【15】蒋蘅:《武夷偶述》,载《云寥山人文钞》卷四.

【16】倪蜕:《云南事略》,见前。

【17】许廷勋:《杏茶吟》,载光绪《普洱府志》卷四十八。

【18】许廷勋:《普茶吟》,见前。

【19】“有人奏:各省茶庄,多招妇女入厂拣茶,案情百出,……著(湖广、闽浙、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总督或巡抚)严饬所属,于各茶厂认真清查弹压”。清《光绪实录》卷二五七,光绪十四年七月甲寅。

【20】陈盛韶:《问俗录》卷一建阳县。

【21】鲁琪光:《南丰风俗物产志》,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22】雍正《崇安县志》卷一。

【23】嘉庆《崇安县志》钞本卷一。

【24】蒋蘅:《武夷偶述》,见前。

【25】蒋蘅:《禁开茶山议八载《云廖山人文钞》卷二。

【26】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记咸丰三年事。

【27】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34年版第13、41页。

【28】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三。

【29】《安吴四种》卷二十六,详议州防利弊八条议。

【30】黄本骥:《湖南方物志》卷三,记嘉庆事。

【31】嘉庆《巴陵县志》卷十四,记乾隆时陈玉垣所述。

【32】同治《衡阳县志》卷十。

【33】岳震川:《府志食货论》,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3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充州府,物产考。

【35】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闸河日记,道光九年。

【36】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八。

【37】嘉庆《湘潭县志》卷二十九。

【38】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六。

【39】《杭垣之重要手工业》,载《中外经济周刊》第217期,1927年6月。

【40】范祖述:《杭俗遗风》,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41】乾隆《清泉县志》卷六。

【42】《吴英拦舆献策案》,载《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

【43】谢重拔:《禁烟议》,乾隆《瑞金县志》卷七上.

【44】乾隆《瑞金县志》卷二,道光《瑞金县志》卷二.

【45】道光《玉山县志》卷十一,该志修于道光二年(1822)

【46】谢重拔:《禁烟议》,见前。

【47】乾隆《瑞金县志》卷二。

【48】乾隆《瑞金县志》卷七上,卷二。

【49】道光《瑞金县志》卷二。

【50】道光《玉山县志》卷十一。

【5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62年版第1卷第182、189、190、191页。

【52】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

【53】卢坤:《秦疆治略》。

【54】方苞:《请定经制札子》载《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55】方苞:《请定经制札子》载《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56】孔广珪:《上邑侯彭少韩书》,载道光《滕县志》卷十二。

【57】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卷二。

【58】方苞:《请定经制札子》、《请禁烧酒事宜札于》载《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

【59】孙嘉淦:《请开禁疏》,载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七,经政十四。

【60】沈瓒:《近事丛残》。

【6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顺天府部杂录。

【62】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九,乾隆三年五月辛巳。

【63】乾隆十六年方观承疏,光绪《畿辅通志》卷一百七缓政十四。

【64】陈兆仑:《上鄂相国论酒禁书》,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

【65】絮青:《记柳泉居》,载《人民日报》1980年2月14日。

【66】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32页。

【67】米的贸易量174—232万日元,酒类产值186万日元,棉丝等全部织物172万日元,马山口和雄:《明治前期经济分析》日文1956年版第41页。

【68】乾隆十六年方观承疏,见前。

【69】孙嘉涂:《请开禁疏》,见前。

【70】尹会一人禁止踩曲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

【71】陈盛韶;《间俗录》卷二,古田县。

【72】江苏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32页。

【73】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三,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戌。

【74】尹会一:《禁止踩曲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一。

【75】包世臣:《为秦易堂侍读条画白门荒政》《安邑四种》卷二十六。

【76】屈重容等:《解放前沪州大曲概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1964年7月。

【77】乾隆十六年方现承疏,见前。

【78】方苞;《请定经制札于》,见前。

【79】道光《滕县志》卷十二。

【80】乾隆十六年方观承疏:“暑月易于作酸,寒天又,不能发变,又每当青黄不接之时,粮价既昂,烧缸减利,往往自行停止。大率一岁中,二三八九十月蒸烧为多。

【81】宋应星:《无工开物》卷中,膏液。

【82】崇祯《吴县志》卷一。

【83】李乐;《见闻杂记》,载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二。李明万历时人,隆庆进土。

【84】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明万历十七年撰,载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

【85】康熙《漳州府志》卷二十七。

【86】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青口议,作于嘉庆二十年。

【87】江苏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编工务,1913年5月调查。

【88】道光《石门县志》卷二十四,补遗上,引万历靳志《丛谈》。

【89】徐缙、杨廷撰;《崇川飓闻录》卷十一。

【90】包世臣:《青口议》《安吴四种》眷二十七。

【9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七,户部,杂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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