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纪要
2011年5月7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代史所、当代中国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行政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华书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中信银行总行等单位的学者46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是三校一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合办的“中国经济史沙龙”系列活动之一。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兰兮研究员在开幕词中感谢与会专家的光临，并说明此次会议的缘起。国内引进麦迪逊有关中国历史上的GDP研究成果以来，带动国内学者研究热潮，已发表成果涉及宋代、明代、清代GDP，还有不少以GDP或经济总量为目标的研究项目在进行中。可以说经济史领域，GDP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回顾中国经济史中的GDP研究，一方面先行者通过开创性工作做出成绩，积累了经验；一方面也发现在史料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存在问题，需要及时加以纠正。另外学界对于GDP方法能否用于经济史研究，以及如何运用GDP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至今有歧议。故本所认为继2008年清华大学主办有关历史上GDP研究的经济史沙龙之后，有必要再次研讨GDP研究问题。本次会议发言专家都是用计量方法或统计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行家里手，希望通过交流探讨，总结以往运用计量或统计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经验，深化对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的认识，改进研究方法，推进研究深入发展。
在一天的会议中，发言专家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研究状况和对GDP研究的思考。吴承明先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介绍了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丹尼森（E.D.Denisin）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分析方法”。吴先生指出，制度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们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而且不可计量。不能纳入丹尼森模型。在新古典的市场均衡理论中，把制度看成是已定的、不变的存在，像地理环境、自然环境那样，排除在模型之外。这在静态或短时间分析中是可以的，而在历史研究、哪怕是当代史的研究中，都不行。“全要素”分析必须在丹尼森的模型之外另立制度等专项。吴先生认为可以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总体论史学方法。全要素分析就是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这种结构关系有因果关系、双向关系、辩证关系，错综复杂。研究它们要用逻辑思维，用归纳法、推理法，分析、综合，又都要有史料证实。逻辑分析能全面观察，分析层次，揭露实质。其实，那种计量模型并不是研究历史的好方认，它将复杂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函数关系，己属失真，又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所以，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于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
史志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介绍了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布项目“19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总量估值”。此项研究不以现有的清前期经济数据为满足，而以“重建历史数据”为目标，对2 000多种地方志一一过筛，然后将“竭泽而渔”所得数据仔细考核，在此基础上以收入法估算国民经济总量。史志宏表示他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国民经济总量”概念。而陈争平（清华大学历史系）认为GDP是衡量历史上经济发展总量指标最好的一种，便于横向纵向比较。他引用吴承明先生的教导，主张计量虽然只是一种方法，但如果有条件仍应做计量，相比之下传统的举例法易被史料误导。较古代而言，近代数据较多且严中平、吴承明、巫宝三等大师已经进行很好的开创性工作，但现在看来巫著、严著等仍有不少问题。陈争平教授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拿出更新更好的数据，他呼吁建立近代经济数据“两库一丛书”，分别为原始数据资料库、修正数据资料库和在修正数据基础上的研究丛书。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回忆巫宝三先生多次谈到引进外国计量方法要检验其科学性之后才能运用，她和王哲在此次会议宣读的论文就是检验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简称PPP）在中国经济史中运用的可能性，他们利用南开指数和自己收集编制的城市批发物价指数来建立关系模型，验证和探讨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认为该理论在研究中国长时段历史中具有不确定性与极大风险，进而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要在下功夫搞清楚微观的层面基础上再考察其宏观的发展趋势，而不应该本末倒置地先用某种理论模型推算宏观的结论再去做微观的解释。刘逖（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的书面发言《中国历史上的GDP估算中跨国换算方法初探》分析了历史上的GDP换算为当代可进行国际比较的数据的几种换算方法之利弊，认为在进行跨时期跨国比较时，当期购买力平价法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刘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介绍了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近代GDP的成果和体会，认为用计量方法估算出来近代中国的GDP应该接受以下几项批评，第一，理论函数的前提假设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是否贴近；第二，理论函数的因果关系设置是否合理；第三，数量模型效果是否显著；第四，外推数据是否依据与残差有关的变量做了必要的修正；第五是否从其他角度对外推数据做了验证。他认为如果估算数据经得起这几项批评，应该说其质量是远高于按没有准确依据的百分比推出的数据的。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认为，GDP概念即使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它经过几代经济学家锤炼而成，作为对人类生活水平的度量指标，目前来说还是最完美的。他介绍了与博士后合作导师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共同进行的明代和宋代GDP估算课题。在估算中，数据尽量采用宋明史专家可信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手工业数据最丰富，农业数据较差，服务业数据极少，这方面采用了国外学者通行的以城市化比例推算服务业数量的方法。颜色（北极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强调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史数据和计量研究成果的重视，希望中国学者能尽快建立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社会共享的历史数据资源库。彭凯翔（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从数据选取和数学方法运用等角度，从价格的横向平均、纵向平均、季节波动，市价／所得价格和影子价格四个方面指出历史GDP估算在计价时可能发生的误差。刘光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曾从事宋代GDP的估算，但他认为“何炳棣问题”即何氏通过严密考证，确认历史数据基本缺乏统计学意义的论断，是任何中国历史GDP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他认为帕金斯的研究对中国人口和经济增长提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但远远谈不上重构长期历史数据。相反，李伯重选择对华－娄地区的GDP研究，涉及区域小，资料多，假设的范围小，反而令人信服，这是GDP研究可行的发展方向。倪玉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提出GDP估算的三个原则：重视原始资料收集和整理、注意估值的合理性、注意历史感，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却仍有研究者重犯错误。关永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指出，经济调查资料是近代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宝库，但由于资料本身的错误，或因研究者对资料的特色注意不够，误引和错误解读并非个案，他逐一解析了海关关册、南开指数、北京政府农商部调查、农情报告、卜凯中国农村调查、农研会系统农村调查、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等等一系列重要调查报告的特色和问题。
专家发言后，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认为中国现在仍在向统一市场的历史过程中，这造成两个问题，第一度量衡不统一，第二数字不透明。农村长期存在亩制混乱和农村两本帐，所以计算亩产量等要考虑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赵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认为唯GDP的倾向已经在现实领域造成严重后果，在历史研究领域，她怀疑GDP是否适合用于描述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前近代中国经济，期望中国学者创造一种适应中国实际的数字体系。龙登高（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强调制度变迁如明代自由契约雇佣劳动的发展，家务劳动市场化，都会造成GDP增长。土地、住房，在中国传统上一直是市场化、资本化的，也是GDP的大项。历史上的土地交易不论备案与否，是否已经纳入统计？这些问题在长时段研究中应受到高度重视。刘光临用计量方法证实朱元璋实物财政立国体制下，由于市场机场被破坏，不但地主、商人遭受打击，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远不如南宋或元代。他的观点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而管汉晖建立由宋代到清代中央财政长期数据序列以说明各朝代经济结构的想法，引起与会历史学者的质疑。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介绍了他收集地方志中丝织业数据的情况，认为丝织业的兴衰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提出分省估算丝织业产量的上下限。他并指出万历以后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已经很小，地方上有大量收入未计入财政。而清代对田赋收数考核非常严，地方官员常将部分商税挪到田赋中，这种情况在清代田赋总量中可能占到10%－20%。史志宏指出《明会典》显示的制度规定和财政实际运行是不一样的，另外明代后期开海以后大量的白银进来，对中国GDP来说一定要计算却难以计算。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也指出，明代的劳役制度使大量的人力物资开支不反映在财政中，如成祖修建北京城和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大事。他认为历史学者更重视历史数据的来源而非数据推算的过程。如明代计量史学常引《计赃时估》，当作洪武时期的官定物价表；常引洪武二十六年数字为基数。实际上，前者形成的年代为100年以后的弘治年间，且为计赃用官方标准，与物价基本无关。后者出于《诸司职掌》，万历《明会典》硬性规定为洪武二十六年，实际不能作为基数。故而GDP或计量史学的关键在于历史学家“重建数据”的工作。魏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表示现实GDP的建立也远非准确，实际上相当长时间中国GDP的服务业数据就是基于其他数据外推。不管是用经济总量或GDP，其实都是一个可比度，就是为了比较。如何获得统一口径的、具有可比性的数据，如何获得高质量的数据？现实经济和经济史研究者面对的挑战本质上是一样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学者既有老一辈学者，也有中年学者，更有70后的青年才俊；既有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又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还有历史学经济学双重背景的学者；既有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近代经济史、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还有从事现实经济、外国经济史的学者。不同学术经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的讨论使得本次会议的讨论富于启发性，观点立场的差异和碰撞相信将会促进中国历史上GDP的研究。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100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