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访学见闻录

　　2011年10月17到11月6日，我与西亚非洲研究所陈玉来先生到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进行学术交流。这一访问机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弗林德斯大学交流项目提供的，接待我们的是该校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短暂的二十天里，我在阿德莱德、悉尼市走访了三所大学，与十多位学者见面交流，收获颇多。

一、弗林德斯大学简介

　　弗林德斯大学主校区在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市（Adelaide），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洛夫提山脚下（Mount Lofty Ranges），距市中心约10公里，占地面积180公顷。校园的建筑群掩映在花草树木、湖光山色之间，环境幽雅。

　　弗林德斯大学是澳洲一所年青的大学，1966年建校。校名源于1802年探索南澳海岸的英国航海家Matthew Flinders。该校有四大学院：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Faculty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教育人文与法律学院(Facult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Law)、健康科学学院（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和科学与工程学院(Faculty of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目前全校共有教职工2055名，其中有858名教师，1197名普通职员。2010年全校共有18835名学生，其中澳大利亚本国学生有15295名，留学生有3540名，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图书馆拥有100余万册藏书，由一座中心图书馆和三座分馆（法学图书馆、Sturt图书馆和 Gus Fraenkel医学图书馆）组成。中心图书馆坐落于主校区，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宽敞的阅读和学习场所，学生可以借阅图书、微型胶片、视听资料等馆藏文献，可以免费通过专用终端连接互联网。弗林德斯大学名列全澳大利亚学术水平最高的8所研究型大学，其生物技术、医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

　　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下设弗林德斯商学院、心理系、国际关系分学院、社会与政策系。国际关系分学院下面又设美国教研室、弗林德斯亚洲中心、国际关系教研室、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社会与政策系下设弗林德斯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政治与公共政策教研室、社会工作与社会计划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妇女研究教研室等机构。

　　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外，弗林德斯大学还与我国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南开大学合作培养国际关系硕士、医院管理硕士，与在首都师范大学合作培养教育学硕士。

二、访问与交流

　　10月18日中午到达阿德莱德后，弗林德斯大学把我们安排在市区一家名为Break Fre的公寓式旅馆。旅馆房间备有冰箱、微波炉、电热水壶、灶台及一套炊具，可以做些简单的饭菜。接待方还在学校为我们配备了办公桌。10月19日上午，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院长Phyllis Tharenou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Maclolm Cook教授欢迎我们到弗林德斯大学访问与交流。随后在阿德莱德的两周，我们差不多天天乘公交车到学校，与该院亚洲中心、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与政策系、商学院和国家劳动研究所的学者见面、交谈。

　　弗林德斯大学亚洲中心是一个涉及多个研究领域的机构，研究方向有亚洲的经济、政治、历史和地理。目前主要研究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离澳大利亚较近的国家，对于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国研究较少，对于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则几乎没有人研究。亚洲中心也开展语言教学，主要教授印尼语。亚洲中心有6位学者。该中心早期的学者多为印尼人，开创者也是印尼人，所以印尼研究色彩比较浓厚。Priyambudi Sulistiyanto博士接待了我，他就是印尼人，主要从事亚洲研究，研究重点是印尼和东南亚，比如现代亚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亚洲的民主和人权，亚洲的环境和发展，东南亚的政治发展与变革，印尼与澳大利亚关系等问题。Priyambudi博士认为他今后研究印尼问题需要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影响，因为历史上中国人与印尼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已是印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中国因素在印尼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举足轻重。

　　讲授与研究发展问题是弗林德斯大学的传统。发展研究中心关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及其对已有政策的挑战，他们重点研究的区域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有7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研究发展问题。我拜见的Susanne Schech教授是从文化模式视角研究发展问题的。她向我简要介绍了她的博士论文Culture and Development, 认为许多国家的文化模式决定了其后来的经济发展，特别许多殖民地国家，西方殖民者改变了其原有的文化，即使后来获得独立，仍旧按殖民主义者留下的模式发展经济。不过，她说她的论文中仅有很小部分讨论中国的发展，她对中国了解不多。

　　弗林德斯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历史学教授Carol Fort与我们交流了她的研究课题。Fort教授的研究兴趣是大机构（包括政府）重大政策的发展问题，她目前主要研究澳大利亚水史、战时就业政策史的国际比较。Fort教授是国际水史学会副主席、南澳州历史委员副主席。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澳洲水资源与公共供水系统问题。她介绍说，澳大利亚整体缺水，水资源较多的地区集中在东北部、北部、东南部的沿海地带。南澳州相当缺水，河流很少，每户居民都要自备水罐，收集雨水，以供生活之用。缺水的州希望从其他地区引水，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但水资源充沛的州并不积极，而且强调“州权（state right）”以保持自己的利益，中央政府又缺乏强制力，以致全国水资源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Fort教授羡慕中国中央政府的强大，能够建设巨大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她说如果澳大利亚也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话，全国供水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

　　在社会与政策学院，Jo Baulderstone教授与我谈论了非政府组织问题。她是弗林德斯大学社会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主任，研究重点是政府与社区组织机构的关系。她认为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各有自己的利益，重要的是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政府部门不能代替非政府组织，同样，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不能代替政府部门的工作，但政府部门的作用将越来越受限制，而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则会越来越大。她对中国工会组织颇有兴趣，不过她认为中国工会并不是正直的非政府组织。Geoff Anderson是一位高级讲师，曾在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工作20余年，主要研究政府政策，特别是南澳州的政治与选举问题。Haydon Manning博士是政治与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选举、政党政治、投票和政治行为、环境政治等问题。他早年曾研究过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思想，对中国的民主选举很有兴趣。

　　国际研究系的Michael Sullivan博士是一位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学者，著有《全球化与国际公正》一书。他经常利用弗林德斯大学与南开大学合作办学机会到南开大学讲课，喜欢中国历史。在他的办公室摆了许多中国领导人的图片、徽章等纪念品，挂着不少旧的宣传画。他说常思考中国问题，他带的研究生中有几个是中国学生，其中一个学生正在做“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论文。

　　在弗林德斯大学商学院，我见到了负责国际研究项目的Max Smith博士和Pi-Shen Seet博士。Smith博士研究国际商务谈判、家庭商务管理与发展、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等问题，对中国经济比较关注。他问我中国经济现在怎样，我说“not bad”。他又问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是什么，我说一方面是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上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的产品却被买方压价，利润空间缩小，不盈利甚至亏损。他更关心中国企业向海外转移问题，问我这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我说，据我所知，中国企业向海外转移规模还比较小，更多的沿海企业在向中部、西部转移，所以目前中国企业向海外转移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Seet博士祖籍在中国福建，出生在新加坡，他现在负责弗林德斯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的研究项目“海外华人回国投资创业研究”。

　　弗林德斯大学国家劳动研究所在澳大利亚成立较早，在劳动就业研究领域颇有学术地位。该所目前有4位研究人员，没有教学任务，专职从事学术研究。其中有两位小伙子魏章博士、朱荣博士是中国学者，他们都在国内读完大学后留学澳大利亚，毕业后到弗林德斯大学工作。研究所所长Kostas Mavromaras教授是希腊人，去年到中国杭州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后，对中国经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希望有机会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他们目前所做的研究项目是以通过评价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分析教育对收入分配的贡献。

　　在阿德莱德，我还访问了阿德莱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孔子学院。当我走到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Greg McCarthy教授办公室门口时，贴在门板上的中文字条吸引了我：毛泽东的字体“为人民服务”。McCarthy教授研究公共政策、南澳州银行、南澳州政治经济等问题。阿德莱德大学与我院有学术交流，McCarthy教授在我造访他的下一周将到北京与院外事局商谈学术交流事宜。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关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问我究竟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未来房价走势如何。在他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与澳大利亚经济有某种关联，因为房地产市场繁荣需要更多的钢材，中国有大量的铁矿石从澳大利亚进口，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将减少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孔子学院的Andrew Watson教授是一个中国通，给自己起名为“华安德”，早在1965年就来中国工作，曾在西安的高校教过英语，后在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工作过。1999年后，他任福特基金会住中国的代表。Watson教授长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在扶贫、农村金融发展研究等方面颇有造诣，与我院许多学者是老朋友。我们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说他和朱玲老师是好朋友，令人倍感亲切。Watson教授与我谈的最多的还是中国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关注的是如何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他问我：近期中国媒体大肆报道温州老板欠债逃跑事件会不会影响金融稳定？我说，温州民间金融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至多出现局部地区的金融波动，对全国金融的冲击不会太大。我向Watson教授讲了我们研究室所做了工作后，他觉得某些方面可以与国外学者合作，比如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课题，可以选一些现实性较强的问题合作研究。孔子学院院长高默波教授是位中国学者，出生在江西省的一个山村。高教授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对他的家乡做过深入调查。他关心农民土地所有权，认为土地是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而只有私有化才能让农民保住土地。我和他的观点不大相同，给他讲了近期我们在无锡调查时看到的农民以土地换社会保障的案例，他认为无锡这种作法很有研究价值。

　　访问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周，我们到了悉尼。我走访了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James Reilly博士。Reilly博士20世纪90年代来北京学习中文，后到华北电力大学昌平校区教英语，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一位湖南辣妹子，他说现在自己是多半个中国人了。Reilly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到了悉尼大学任教，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与外国的国际关系。他也是悉尼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该中心是一个虚设机构，成员在学校的各个院系，不过每年学校都给中心经费，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今年10月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曾到该中心讲学。Reilly博士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他得知我所保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后，认为极有学术价值，一定要告诉他那些做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朋友，寻找合作机会。

三、社会见闻

　　（一）环境优美，澳洲人很会享受生活。

　　早已耳闻澳洲沿海美丽的风光，此次一睹阿德莱德、悉尼的芳容，果然觉得名不虚传。阿德莱德是南澳州的首府，人口约100万，这个海滨城市一点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宁静优雅，落落大方。阿德莱德市区很小，半个小时可以从东走到西，也可以从南走到北。随处可见公园绿地，海鸥、鸽子飞来飞去。宽宽的主街道上跑着稀稀拉拉的车流，几乎没有交通堵塞。阿德莱德的海边更是风景宜人，白净的沙滩，蓝蓝的海水，觅食的海鸟，闲坐的老人，你会深深感受到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居民多居住在很近的郊区，一片片住宅区里差不多都是褐瓦红墙的别墅，都有篱笆或栅栏围起来种着花草的小院，如果泡上一杯茶，斜倚在藤椅上看报或读一本喜欢的书，真是神仙般的生活，这让久住拥挤都市的我羡慕不已。别以为这是富豪们的府第，这是普通市民的住所！弗林德斯大学国家劳动研究所的小魏前两年花35万澳元买的一处700平米的房子，就有前后小花园、车库。到了周末，大街人的行人、车流更为稀少，不过你会发现房车多了，拉着小船或游艇的小轿车多了，他们要到海边度假去了。

　　阿德莱德城小，生活非常方便。我们乘出租车从机场到入住的Break Fre旅馆仅用十几分钟。Break Fre旅馆距闹市区的中央市场很近，大概走五六分钟即到。平时大街上的行人不多，进到中央市场及唐人街，才能感受到熙熙攘攘的人流。特别是周六，中央市场更是热闹非凡，人们从郊区赶来购物，提着大包小包的蔬菜、水果、肉类及日用品穿行在大市场里，摩肩接踵。下午1点到3点，是中央市场的购物高潮。因为3点要关门，商家在这最后两小时打折促销，消费者会围着这些摊位抢购实惠的蔬菜、水果。他们买够一周的生活必需品后打道回府。

　　悉尼是则不同于阿德莱德的国际大都市，城区高楼密集，大小街道比较干净，行人众多，来往匆匆。悉尼居民也多住在郊区，特别是景色秀美的悉尼湾沿海，一座座庭院鳞次栉比。我曾坐船绕悉尼湾一周，看到居民区的海滩泊着大大小小的私家游艇、帆船，可以推测驾船出游的人家不少。在著名旅游点Daring Hurb、悉尼歌剧院，大人们在喝着咖啡、品着美食闲聊，小孩们在尽情嬉戏。

　　（二）随处可见中国人。

　　在我造访的阿德莱德、悉尼两市，不经意间就会遇见讲汉语的中国人。阿德莱德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周边自然是中国人聚集区，那里有不少华人餐馆、商店，走进去看到满架子的中国商品，说着国语询问黄皮肤黑眼睛的店员，不禁会有在国内购物的感觉。在阿德莱德的中央市场，有一些华人经营蔬菜、水果的摊位。我第一次到那里一家摊点买水果，摊主老伯是一位操着浓重粤语普通话的澳门人，在找钱时他热情地告诉我澳元硬币的种类。在几家超市，不少收银员是华人。其实并不仅仅是唐人街附近的华人多，在其他繁华的街区走走，经常听见身边擦肩而过的年青人说着熟悉的汉语。路过餐馆、咖啡店门口，常会看见有中国人坐一起聊天，说的当然是母语。

　　在悉尼乘出租车、机场巴士常会遇到华人司机。我们从悉尼机场出来，乘坐机场的shuttle bus去旅馆，那位司机看起来像是华人。我回国时又订了shuttle bus去机场，没想到又遇到了那天的司机。上车前我给他车钱，想把一把零钱花了，可是找了半天还不够，边上的那位司机开口了：“慢慢找，别着急”，口音有点广西腔。到站后，他帮我拿下行礼，笑笑说：“就你一人回国啊？”看来他还记得那天我们三人一行从机场出来坐的是他的车。他告诉我他来澳洲已十多年了。

　　遇到成群的中国人的场合，除唐人街外就是旅游点和大学了。到阿德莱德的中国旅行社不多，而到澳洲的观光客一定会到悉尼著名景点的。在温馨浪温的Daring Hurb，在享誉全环的悉尼歌剧院，在冲浪之湾Bondi Beach，经常看到中国旅游团。在我访问的弗林德斯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悉尼大学，校园里走着三两成群的中国学生。据说悉尼大学共5万学生，其中有5千中国学生。一位华人学者告诉我，他到校上课，竟有时觉得自己是在中国国内上课，因为有太多的中国学生在听课；有时他看到讲台上的老师是西方学者，而教室坐着众多的中国学生，觉得好像是中国大学请来了一位外教。他说，大批中国人来澳洲，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到阿德莱德大学工作时，很少见到中国人。可是现在阿德莱德100万人口中有5万华人。

　　近几年，有不少中国富豪到澳洲买房子，据说许多豪宅都让中国人买去了。特别是在西南沿海的珀斯，由于大批中国人在那里买房子，竟然抬高了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本地不少居民颇有微词。一位在弗林德斯访学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他的房东是一家中国人，夫妻二人原来都是南京某医院的大夫，上世纪80年代移居澳洲，因为无法取得澳洲医生行医资质，妻子到写字楼和医院做清洁工，丈夫到超市整理手推车，他家竟在阿德莱德、悉尼、墨尔本买了三处房产，两处用于出租。

　　（三）人工费用高，个人纳税较多，物价比较便宜。

　　澳大利亚雇工成本不低。一次我们在原是悉尼红灯区的闹市区一家咖啡店小坐，老板是位来自大连的女强人。同行的朋友家在大连，于是开玩笑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给我免单吧。”老板一本正经地说：“不成。我请一个端盘子的一个小时要付30澳元哪。你们到我大连的咖啡店，我一定请客。”一位大学里工作朋友说他申请一个研究项目，想请一个大学生做助手，申请报告里大学生助手报酬是每小时40澳元，这很正常。

　　收入高，纳税也多。据说澳洲高校教师工资报酬在全球也排前几位，仅次于香港的大学。拿了博士学位的人在澳洲大学里做讲师，年薪大约为8万澳元，不过交纳的所得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费用就有2万多。工作几年，升到高级讲师，年薪有十多万元，交纳的税费也增多了。

　　相对于工资收入，我觉得澳洲物价不算高。平时，在阿德莱德中央市场，新鲜的黄瓜1公斤约2澳元，西红柿1公斤约2.4澳元，桔子1公斤不到3澳元。周六，在中央市场收摊前，蔬菜、水果更是便宜，1袋子10个装的大橙子不到3澳元，10公斤土豆不到3澳元。悉尼菜市场的价格与阿德莱德差不多，1颗生菜1澳元，1公斤猕猴桃2.4澳元。超市里的食品也不贵，Coles超市自己品牌的500克切片白面包1澳元，1升装的牛奶不到1.4澳元。从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的方便面，1袋在0.45到0.8澳元之间。乘车稍贵一些，每次3澳元。通讯费用非常便宜，我买了一个手机SIM卡，与国内或国外的手机通话，一次只0.29澳元，不限通话时间，不过有时信号不好。但上网费奇贵，旅馆都不能免费上网，有的旅馆半小时5澳元，有的旅馆1小时12澳元，据说这是因为电信部门垄断造成的。悉尼还有几个最便宜的购物场所—被称为outlets的尾货市场，5澳元1条的裤子，10到20澳元1条裙子，做工很好，便宜得让你大跌眼镜。

作者惠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