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黄宣民先生

　　黄宣民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我跟随黄先生十五年，许多往事至今印象深刻。我时常翻看家里那些保存已久的照片，上面有黄先生，有我，还有其他先生，无限的追忆与怀念总是油然而生。

　　一转眼二十六年过去了，但我第一次和黄先生见面的情形还是那么清晰。那是1985年春天的一个工作日，我按事先的约定来到黄先生的办公室，先生早已端坐在那里，边看书边等候我的到来。初次印象中的黄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我说明准备报考黄先生的硕士生之后，先生表示热情欢迎并询问了我大学时所学的专业及兴趣所在。他一面告诉我要看哪些参考书，一面提到他的同事正在北师大给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讲中国思想史的课，建议我去旁听，并手书一张便条，写上了那位老师步近智先生的名字，以便我去联系。就这样，初次拜见黄先生以及短短的面谈，给我确立了很大的信心，也为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思想史专业学习的第一道门。

　　考上黄先生的研究生后，先生让我们抓紧时间打牢专业基础，例如他要求我们在三年时间里一定要通读侯外庐等编撰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并做好读书笔记，他说如果不抓紧这段时间通读这部巨著的话，日后恐怕很难再专门花时间来读它了。在三年的学习生涯中，有两年时间，除了寒暑假外，我们每隔两周去位于海淀区皂君庙的黄先生家上一次专业课。每次上课，我们先分别汇报各自的读书心得，接着黄先生就我们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黄先生讲课滔滔不绝，融会贯通，循循善诱，每每忘记时间，直到天黑。时常还有几位文学系的同学也来旁听，大家集体讨论，思路大为拓宽。就这样，我们在黄先生的引导下，一天天积累起了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学识。

　　在读期间，黄先生带着我和张文修两个学生进行了一次周游列省的学术考察，游历了江西南昌、上饶，福建福州、厦门、漳州，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等地，访问了当时的上饶师专、鹅湖书院、厦门大学、福州师大、河南省社科院、西北大学等。先后参加了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朱子学会议、西北大学第一位文科博士的公开答辩会等。一路上，我们吃住都和黄先生在一起，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和记忆。

　　1988、1989年的冬春时节，黄先生大病了一场。初愈调养中的黄先生却还要一次次地批改我们的毕业论文，为了保证我们按时答辩，他一点都不拖延时间，辛劳程度可想而知。而且，当我还在为是继续读博还是另谋去处而踌躇和奔波时，黄先生已在为我毕业后留所工作的事情费神操心。能够留所从事专业研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良机和人生的新起点，尽管在当时，我还不太能体会到其中包含着黄先生对我的期待。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由“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侯外庐先生创建，在学界有很好的声誉。在我读研期间，继《中国思想通史》之后，《宋明理学史》的出版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作为侯外庐先生晚年助手的黄先生，送给我一套《宋明理学史》（下卷），并在扉页上手书“启发同志惠存 作者赠 一九八八年四月于北京”。此前，在侯先生过生日的时候，黄先生带着我前往侯先生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处为老人家祝寿，并请人照了一张三人合影。这一套书、一张合影，已成为承载着无限追思和怀念的珍贵财富，至今保存在我手边。

　　黄先生临退休之前，作为《中国哲学》的主编，曾组织了一次与岳麓书院合作出版《中国哲学》的编委会审稿定稿会议，在建国门外日坛路六号历史研究所会议室进行。我作为编辑之一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思想史界的前辈何兆武、李学勤、张义德、陈金生、陈谷嘉、杨天石、楼宇烈等先生在座，还有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的卢钟锋、唐宇元、姜广辉几位先生以及张广保和我，岳麓书院的朱汉民、岳麓书社的编辑周斌也在座。黄先生主持会议，《中国哲学》编委们共聚一堂，讨论发稿、定稿事宜，各抒己见，学术气息浓厚，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学术刊物的凝聚力和学界同仁彼此交流的重要性。

　　学术与生活，是师生交往中聊不完的话题，黄先生在这两方面对我都尤为关心。无论是参加先生主持的课题，还是我自己后来做研究，我总是得到先生的支持、鼓励和鞭策。1995年前后，我对先秦儒学的一些研究，就是按照黄先生的指引逐步深入的。先生在他身体状况略好的时候，曾亲自把我的手写稿录入他的电脑，之后打印出来保存。经先生改过的这些稿子先后发表了不少，他很是高兴。后来几年，先生即使是因病住院，当我去看望他并介绍我对礼学思想研究的心得时，先生的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似乎这足以使他暂时忘记病痛。

　　黄先生对我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他不仅时常关心和问候我父亲的身体状况，还希望帮我找到一位贤内助。后来，我和妻子的姻缘得到了黄先生的肯定和赞许。那些年，我去看黄先生，有时就在黄先生家吃饭。黄先生和他的老伴谭师母都是江西人，对辣椒情有独钟，常在自家阳台种上几盆朝天椒，摘下来自泡辣椒，我因此也喜欢上了辣椒。先生还经常从家中送我走到26路公交车大柳树站，为的是一路再多聊几句，每次都是等我上了车，看着车开动后，他才转身回家。每当这个时候，我心中总是涌起一股热流：黄先生呀，您为我做了很多，而我能为您做的太少了，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2001年初，黄先生因病再度住进医院，我也常去看望，祈望先生能尽快恢复。但不久黄先生因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学术上的引路导师，生活上的关爱长者。但先生的音容笑貌，留在了那些照片上，也留在了我们心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2月06日第2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