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品流通的发展和会馆、公所、行帮的兴起（二）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一节（二）

四 商人会馆的兴起

　　据现有资料，最初的会馆，是供赴京会试的士子驻足用的，又称试馆。见于记载最早的是“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漠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1】其后，各大城市的外籍人士纷纷建立会馆，为同乡聚会或来城者驻足场所，故有“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之说【2】。商人会馆是其中的一种。

　　商人会馆，或谓也是明代兴于北京。谁所见资料，有的只记商川巳神、修庙、办义家等，还不能确定已有会馆。有的确是商人出资建会馆，但仍系试馆性质。【3】惟浙江商人之勤县会馆有“创自前明”、山西商人之临汾会馆有“创于有明”，又临汾东馆有立馆“自前明始”等碑刻资料。【4】总之，明代北京已有商人会馆，但为数不多。苏州是清代最大商业城市，会馆林立。其中有岭南、三山二馆建于明代，记载较实。“岭南会馆之建，始于有明万历年间”；清雍正元年（1723）扩建，助金者“或仕或商”，而列名中捐款最多的四户均为商号。“三山会馆建自前明万历年间”；道光十年（1830）重修，助金人列官员五名，又列洋帮、干果帮、青果帮、丝帮、花帮、紫竹帮商人百余人。【5】苏州无试馆，这二馆大约自始即商人会馆。

　　商人会馆虽然明代已有，它的大量出现还在清代。从现有资料看，大约以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为盛，道光以后在上海、佛山尚有发展，但也已让位于公所了。现将北京、苏州、上海、佛山四地商人会馆的创建情况列如表4—4。其中北京、苏州的商人会馆有三、四十处，而记有创建时间者不多，上海、佛山亦不完全，故仅示概略而已。

　　会馆原是同乡会性质的组织，地方畛域和乡土观念浓厚。商人会馆也多是以省、府、州县命名。但是，也有一些是以行业命名的，如北京的太乙祠银号会馆、当业会馆、药行会馆、文昌会馆（书业）等；上海的商船会馆、丝业会馆、沪北钱业会馆、木商会馆等。惟苏州没有完全以行业命名的会馆，不知何故。这种命名的区别，下面再谈。

表4-4 商人会馆创建时期

　　资料来源:　　
　　
　　1、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1980年版

　　2、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3、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

　　4、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佛山《金鱼塘陈氏族谱》碑文类。

　　商人会馆的职能，首先也是“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至少在倡办时都是这样说的。其次是祀神，年有定例，是商人会馆中的大事。“盖夫会馆之设，所以答神麻，睦乡谊也”。再则是“义举”，如设义家、助丧、助药等。因而又可概括为“进神麻，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6】

　　然而，商人的目的是做生意赚钱，设立会馆的实际目的，也离不开这个。下面就是一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吴冈钱江会馆碑记》：“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无一区托足，则其群涣美。”【7】

　　这就是说，会馆是为了商人通行情、计盈亏、评价格、讲求商术、避免同业涣散而设的，因而也是同业竞争的产物。在会馆的职能中也确有为经商服务的一面。会馆一般都可供行商住宿，不少还设有储货仓库，有的在会馆内设交易市场。又如上海的商船会馆，在牛庄等口岸设立机构，成为海运联络站。

　　清代商人会馆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它们与牙行的斗争。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北京创建的仙城会馆，其创建缘由即是：

　　“始里（广州）之辐辏京师者，则有若挟锦綺者、纨纻者，绢谷哆啰纻葛者，莫不曰：吾侨乃寄动息于牙行，今安得萃处如姑苏也？既而裹珠贝者，玻璃翡翠珊瑚诸珍错者，莫不曰：吾侪久寄动息子牙行，今安得萃处如湘潭也？既而辇药之若桂若椒者，果核之若槟若荔者，香之若沈若速若檀若美人选若鹧鸪斑者，莫不曰：吾侪终寄动急于牙行，今究安得萃处如吴城也？凡十数年，是图会馆也。”【8】

　　引文中所说的3类18种商品，即所谓广货（包括广州进口洋货）。如本节第一目所说，当时广货是经海路运上海、苏州，或经桂江、湘江集中湘潭，再分销各地，北上京师。苏州、湘潭的牙行主要是垄断当地土产。粤商自有“萃处”之所；而到京师，还得投牙，“寄动息于牙行”，因有建会馆之议。另外，还有靛行会馆、河东会馆、颜料行会馆三则记载：

　　“念我（靛）行坊铺，从无取牙用之说，……自乾隆庚戌，有外牙索诈滋扰，诬控成讼之由。是以我行公议：派人充当靛行经纪四名，凡有自置自用之靛，每车仅取银数钱，聊充输纳国课应卯，敬口口口需。后至嘉庆庚申，渐积千有余金”。至嘉庆十五年（1810），“公议：不若将余项置买会馆”，即新建之靛行会馆。

　　“河东会馆，为（山西河东）在京贸易请君所建。”乾隆十三年（1778）“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卒赖三圣之灵，其人自来恳请定为章程，永归平允。行中同人欣喜过望之无已也，愿出囊金，重新神宇。”

　　“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搬运来京，报司上税，始行出卖，其由来固匪朝夕也。无何，有网利傅天德者，既不开行，又不评价，不知执何年月日之帖，平空索取牙用”。乾隆十八年（1753），“幸蒙都宪大人……牌批云……毋得建例需索……”【9】

　　这里北京的靛行是商人自派经纪，抵制牙行，以牙税结余建立会馆。河东烟商是以会馆力量与牙行周旋，本获胜利，于是捐款酬神。桐油行是借官府之力，禁牙行勒索，立碑为记，碑文未提会馆，但碑是在颜料行会馆中。

　　清代商业资本发展，不断与牙行制度斗争，是一个进步，故评述。上述四则，均出北京。但我们知道，苏州、松江等地类此事件，尤其是商人疏通官府立碑禁索之事，史料屡见，上海商船也曾自设经纪，抵制牙行。只是这些记载中未提会馆的活动而已。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商人会馆的性质。乍看来，清代商人会馆的兴起，似是模仿试馆而来，与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论述行会中所考察的宋代的团行、明代的铺行并无继承关系。因为团行、铺行是严格按行业组成的，会馆则以地域、乡土为第一要义。然而，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工商行业形成行业组织，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宋以前，城市商业主要是当地的店铺，以零售为主，自以按行业组织为便。加以官府按行业或按商品课税、和买、派差，以至令摊贩也要按业编行。那时的贩运商人，属外来客商，贩货来某地须投当地的行评价，不俗自行发卖，当然也不参加编行。明代贩运贸易发展，大商帮兴起，它们已不尽是客商，而常挚眷寓居，“如我们提过，有的地方“十九皆徽商占籍”。尤其是入清以来，贩运贸易大盛，他们多在所到城市设立庄号，批零兼营，帮内帮外，竞争日烈，有建立组织的必要，这种组织就是会馆。

　　在清代，原来的行、铺行等组织仍然存在。他们要交通官府，直付需索，抵制牙用，镇压工人，排解纠纷。即在碑刻史料中，象禁当官、禁私派、禁增工价、禁齐行叫歇等事，几乎各行业都有。不过这种行业活动，多是一些大户联名，不必有常设机构，原不必有固定会所。上引“念我行坊铺”一例，是铺行因反牙斗争需要，建立了会馆，这类事在嘉庆以前尚不多；以后则多是建立公所，不称会馆。故明清以来，称会馆者终究以贩运商帮为主。

　　贩运商出门在外，有严重的地域、乡土观念，乃意中事。从古代的洛阳商人、齐鲁商人、巴蜀商人，到明代兴起的徽州商人、山陕商人、洞庭商人，都是这样。到清代，贩运贸易发展，商帮也愈分愈细，因而会馆的命名，省之不足，继以州县，甚至一县旅京的商人，如山西襄陵，来自汾河以东和汾河以西者，也要分立二馆。

　　地域、乡土纽带，自是封建性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与工商业的行业性相矛盾的。一个地方的某一行业，常为某籍商人独占，在贩运外地货的商业中，尤其是这样。商人会馆中，有一馆包括同籍各业者，如前述苏州的三山会馆包括干果、青果、丝、花等六帮；但这只是一种情况。不少虽是以地区命名的，实际也是行业。如上述之仙城会馆为广货商所建，河东会馆为烟商所建。余如北京的郭县会馆建自药商，盂县会馆专属氆氇商，苏州的汀州会馆建自纸商，全晋会馆实属钱商，上海的漳泉会馆乃二府船商。当然，它们只是某一籍的该业商人，还不是真正的全行业组织。但以行业命名的会馆也不一定是全行业的。如北京的太乙词银号会馆实际限于绍兴帮，而最大的山西帮钱业并不参与；上海的商船会馆实际限于本帮沙船，而福建帮、浙江帮并不参与。这种情况，即在近代，也常不免。

　　因此，不能把会馆的地域性和行业性对立起来。商人会馆既是商人组织，就总有其行业性。同时，还应看到其演变迹象，试举三例。

　　山西平遥商人自明代即“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康熙初重修仙翁庙，乾隆初建戏台“献戏设供”，嘉庆中兼把火神庙，一连串都可谓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他们早就在庙旁组织平遥会馆，只是“馆之始建，上莫之考”；而上述乾隆间桐油行指控牙行勒索，立碑永禁，碑即立在会馆。其后还谋吞并火神庙为会馆财产，未成。这一连串又是行业的经济活动了。由于他们主要经营颜料、桐油，这个会馆，至晚在嘉庆时，就改名颜料行会馆，成为行业性组织了。【10】

　　苏州的武林杭线会馆，是乾隆初年所建，包括线业、绸业、箱业，“创始之初，规模宏大”，有集益堂，两厢有楼，“以联桑样聚会之所”，是个地域性的会馆。道光间，“绸箔两业，亦分立在外”，大约是独立成馆，这个会馆就变成武林人专业性的杭线会馆了。【11】

　　还有苏州的钱江会馆，有如下记载：

　　“吾杭饶蚕绩之利，……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同为绣市。国家百货初通，吾乡人之业于吴问者，愿受一座，迄无宁宁。或地僻左而艰子往来；或室救隘而局于栖止。假馆它族，百年于兹。乾隆二十三年，始创积金之议。以货之轻重，定输资之多寡。月计岁会，不十年而盈巨万，费有措矣。同关东北桃花坞，京兆宋氏之旧庐在焉。凡为榕者计一百三十有奇，……以白金七千二百两易之，……榜曰钱江会馆。……而告乡人之至者，得以捆载而来，俄赁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畏燥湿。自今以始，母以为唐肆，殉情而馆私人；毋以为过所，畏执而称史客。”【12】

　　碑文表明，杭州绸缎商至少于清初才通贸易时就在苏州开店了。但一百年来都是“假馆它族”，即与杭州的或浙江的其他商人的会馆在一起，没有绸缎商自己的“宁字”。乾隆二十三年（1758）开始集资，到三十七年（1772）买了130多间房，成立钱江会馆，虽仍以地区命名，实际是绸缎专业会馆了。会馆免费供行商寄居，并设有防盗、防潮的仓库。但要声明，和唐代以来的颁店不同，不准接待私人过客；这就是说，它是严格的本行同业的组织。

　　商人会馆与过去团行、铺行更重要的区别，恐怕还不在于它的地域、乡土性，而在于它完全摆脱了官府的羁绊，成为纯粹的商人自己的组织。商人创建会馆时，必然找一些本籍的名宦和乡绅作发起人，也多有当权官吏捐资，但在史料中，未见有须经官府批准之说，这一点大约是沾了试馆和同乡会馆的光。商人会馆的活动，如前所列，包括把神在内，可以说都是为了商人自己的利益。可能由于资料不全，尚未见会馆承担官府科索的记载；上引靛行是因自派经纪而要代缴牙税，且自称“聊充输纳国课应卯”，有特例之意。史料中亦未见官僚把持商人会馆之例，相反，原来的试馆“主权落于商人之手”的事，倒是有之。【13】这是因为，试馆常因“人才消歇，曹署乏人”而陷于困境，商人会馆则因抽厘（成员按营业额抽约1%的款）而经费充裕，有持无恐。

　　从这方面说，清代的商人会馆，较之过去的团行、行铺，是一个进步，也更具有行会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