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品流通的发展和会馆、公所、行帮的兴起(二)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一节(二)

  

四 商人会馆的兴起

  据现有资料,最初的会馆,是供赴京会试的士子驻足用的,又称试馆。见于记载最早的是“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漠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1】其后,各大城市的外籍人士纷纷建立会馆,为同乡聚会或来城者驻足场所,故有“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之说【2】。商人会馆是其中的一种。

  商人会馆,或谓也是明代兴于北京。谁所见资料,有的只记商川巳神、修庙、办义家等,还不能确定已有会馆。有的确是商人出资建会馆,但仍系试馆性质。【3】惟浙江商人之勤县会馆有“创自前明”、山西商人之临汾会馆有“创于有明”,又临汾东馆有立馆“自前明始”等碑刻资料。【4】总之,明代北京已有商人会馆,但为数不多。苏州是清代最大商业城市,会馆林立。其中有岭南、三山二馆建于明代,记载较实。“岭南会馆之建,始于有明万历年间”;清雍正元年(1723)扩建,助金者“或仕或商”,而列名中捐款最多的四户均为商号。“三山会馆建自前明万历年间”;道光十年(1830)重修,助金人列官员五名,又列洋帮、干果帮、青果帮、丝帮、花帮、紫竹帮商人百余人。【5】苏州无试馆,这二馆大约自始即商人会馆。

  商人会馆虽然明代已有,它的大量出现还在清代。从现有资料看,大约以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为盛,道光以后在上海、佛山尚有发展,但也已让位于公所了。现将北京、苏州、上海、佛山四地商人会馆的创建情况列如表4—4。其中北京、苏州的商人会馆有三、四十处,而记有创建时间者不多,上海、佛山亦不完全,故仅示概略而已。

  会馆原是同乡会性质的组织,地方畛域和乡土观念浓厚。商人会馆也多是以省、府、州县命名。但是,也有一些是以行业命名的,如北京的太乙祠银号会馆、当业会馆、药行会馆、文昌会馆(书业)等;上海的商船会馆、丝业会馆、沪北钱业会馆、木商会馆等。惟苏州没有完全以行业命名的会馆,不知何故。这种命名的区别,下面再谈。

表4-4 商人会馆创建时期

  北京1 苏州2 上海3 佛山4
有创建时间记载的会馆数明代

康熙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18 

3

4

3

3

4

 

 

1

28 

2

8

 

8

2

 

3

5

15 

 

1

 

3

1

}10

16 

 

 

1

3

 

}12

  资料来源:  
  
  1、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1980年版

  2、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3、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

  4、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佛山《金鱼塘陈氏族谱》碑文类。

  商人会馆的职能,首先也是“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至少在倡办时都是这样说的。其次是祀神,年有定例,是商人会馆中的大事。“盖夫会馆之设,所以答神麻,睦乡谊也”。再则是“义举”,如设义家、助丧、助药等。因而又可概括为“进神麻,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6】

  然而,商人的目的是做生意赚钱,设立会馆的实际目的,也离不开这个。下面就是一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吴冈钱江会馆碑记》:“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无一区托足,则其群涣美。”【7】

  这就是说,会馆是为了商人通行情、计盈亏、评价格、讲求商术、避免同业涣散而设的,因而也是同业竞争的产物。在会馆的职能中也确有为经商服务的一面。会馆一般都可供行商住宿,不少还设有储货仓库,有的在会馆内设交易市场。又如上海的商船会馆,在牛庄等口岸设立机构,成为海运联络站。

  清代商人会馆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它们与牙行的斗争。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北京创建的仙城会馆,其创建缘由即是:

  “始里(广州)之辐辏京师者,则有若挟锦綺者、纨纻者,绢谷哆啰纻葛者,莫不曰:吾侨乃寄动息于牙行,今安得萃处如姑苏也?既而裹珠贝者,玻璃翡翠珊瑚诸珍错者,莫不曰:吾侪久寄动息子牙行,今安得萃处如湘潭也?既而辇药之若桂若椒者,果核之若槟若荔者,香之若沈若速若檀若美人选若鹧鸪斑者,莫不曰:吾侪终寄动急于牙行,今究安得萃处如吴城也?凡十数年,是图会馆也。”【8】

  引文中所说的3类18种商品,即所谓广货(包括广州进口洋货)。如本节第一目所说,当时广货是经海路运上海、苏州,或经桂江、湘江集中湘潭,再分销各地,北上京师。苏州、湘潭的牙行主要是垄断当地土产。粤商自有“萃处”之所;而到京师,还得投牙,“寄动息于牙行”,因有建会馆之议。另外,还有靛行会馆、河东会馆、颜料行会馆三则记载:

  “念我(靛)行坊铺,从无取牙用之说,……自乾隆庚戌,有外牙索诈滋扰,诬控成讼之由。是以我行公议:派人充当靛行经纪四名,凡有自置自用之靛,每车仅取银数钱,聊充输纳国课应卯,敬口口口需。后至嘉庆庚申,渐积千有余金”。至嘉庆十五年(1810),“公议:不若将余项置买会馆”,即新建之靛行会馆。

  “河东会馆,为(山西河东)在京贸易请君所建。”乾隆十三年(1778)“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卒赖三圣之灵,其人自来恳请定为章程,永归平允。行中同人欣喜过望之无已也,愿出囊金,重新神宇。”

  “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搬运来京,报司上税,始行出卖,其由来固匪朝夕也。无何,有网利傅天德者,既不开行,又不评价,不知执何年月日之帖,平空索取牙用”。乾隆十八年(1753),“幸蒙都宪大人……牌批云……毋得建例需索……”【9】

  这里北京的靛行是商人自派经纪,抵制牙行,以牙税结余建立会馆。河东烟商是以会馆力量与牙行周旋,本获胜利,于是捐款酬神。桐油行是借官府之力,禁牙行勒索,立碑为记,碑文未提会馆,但碑是在颜料行会馆中。

  清代商业资本发展,不断与牙行制度斗争,是一个进步,故评述。上述四则,均出北京。但我们知道,苏州、松江等地类此事件,尤其是商人疏通官府立碑禁索之事,史料屡见,上海商船也曾自设经纪,抵制牙行。只是这些记载中未提会馆的活动而已。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商人会馆的性质。乍看来,清代商人会馆的兴起,似是模仿试馆而来,与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论述行会中所考察的宋代的团行、明代的铺行并无继承关系。因为团行、铺行是严格按行业组成的,会馆则以地域、乡土为第一要义。然而,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工商行业形成行业组织,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宋以前,城市商业主要是当地的店铺,以零售为主,自以按行业组织为便。加以官府按行业或按商品课税、和买、派差,以至令摊贩也要按业编行。那时的贩运商人,属外来客商,贩货来某地须投当地的行评价,不俗自行发卖,当然也不参加编行。明代贩运贸易发展,大商帮兴起,它们已不尽是客商,而常挚眷寓居,“如我们提过,有的地方“十九皆徽商占籍”。尤其是入清以来,贩运贸易大盛,他们多在所到城市设立庄号,批零兼营,帮内帮外,竞争日烈,有建立组织的必要,这种组织就是会馆。

  在清代,原来的行、铺行等组织仍然存在。他们要交通官府,直付需索,抵制牙用,镇压工人,排解纠纷。即在碑刻史料中,象禁当官、禁私派、禁增工价、禁齐行叫歇等事,几乎各行业都有。不过这种行业活动,多是一些大户联名,不必有常设机构,原不必有固定会所。上引“念我行坊铺”一例,是铺行因反牙斗争需要,建立了会馆,这类事在嘉庆以前尚不多;以后则多是建立公所,不称会馆。故明清以来,称会馆者终究以贩运商帮为主。

  贩运商出门在外,有严重的地域、乡土观念,乃意中事。从古代的洛阳商人、齐鲁商人、巴蜀商人,到明代兴起的徽州商人、山陕商人、洞庭商人,都是这样。到清代,贩运贸易发展,商帮也愈分愈细,因而会馆的命名,省之不足,继以州县,甚至一县旅京的商人,如山西襄陵,来自汾河以东和汾河以西者,也要分立二馆。

  地域、乡土纽带,自是封建性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与工商业的行业性相矛盾的。一个地方的某一行业,常为某籍商人独占,在贩运外地货的商业中,尤其是这样。商人会馆中,有一馆包括同籍各业者,如前述苏州的三山会馆包括干果、青果、丝、花等六帮;但这只是一种情况。不少虽是以地区命名的,实际也是行业。如上述之仙城会馆为广货商所建,河东会馆为烟商所建。余如北京的郭县会馆建自药商,盂县会馆专属氆氇商,苏州的汀州会馆建自纸商,全晋会馆实属钱商,上海的漳泉会馆乃二府船商。当然,它们只是某一籍的该业商人,还不是真正的全行业组织。但以行业命名的会馆也不一定是全行业的。如北京的太乙词银号会馆实际限于绍兴帮,而最大的山西帮钱业并不参与;上海的商船会馆实际限于本帮沙船,而福建帮、浙江帮并不参与。这种情况,即在近代,也常不免。

  因此,不能把会馆的地域性和行业性对立起来。商人会馆既是商人组织,就总有其行业性。同时,还应看到其演变迹象,试举三例。

  山西平遥商人自明代即“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康熙初重修仙翁庙,乾隆初建戏台“献戏设供”,嘉庆中兼把火神庙,一连串都可谓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他们早就在庙旁组织平遥会馆,只是“馆之始建,上莫之考”;而上述乾隆间桐油行指控牙行勒索,立碑永禁,碑即立在会馆。其后还谋吞并火神庙为会馆财产,未成。这一连串又是行业的经济活动了。由于他们主要经营颜料、桐油,这个会馆,至晚在嘉庆时,就改名颜料行会馆,成为行业性组织了。【10】

  苏州的武林杭线会馆,是乾隆初年所建,包括线业、绸业、箱业,“创始之初,规模宏大”,有集益堂,两厢有楼,“以联桑样聚会之所”,是个地域性的会馆。道光间,“绸箔两业,亦分立在外”,大约是独立成馆,这个会馆就变成武林人专业性的杭线会馆了。【11】

  还有苏州的钱江会馆,有如下记载:

  “吾杭饶蚕绩之利,……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同为绣市。国家百货初通,吾乡人之业于吴问者,愿受一座,迄无宁宁。或地僻左而艰子往来;或室救隘而局于栖止。假馆它族,百年于兹。乾隆二十三年,始创积金之议。以货之轻重,定输资之多寡。月计岁会,不十年而盈巨万,费有措矣。同关东北桃花坞,京兆宋氏之旧庐在焉。凡为榕者计一百三十有奇,……以白金七千二百两易之,……榜曰钱江会馆。……而告乡人之至者,得以捆载而来,俄赁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畏燥湿。自今以始,母以为唐肆,殉情而馆私人;毋以为过所,畏执而称史客。”【12】

  碑文表明,杭州绸缎商至少于清初才通贸易时就在苏州开店了。但一百年来都是“假馆它族”,即与杭州的或浙江的其他商人的会馆在一起,没有绸缎商自己的“宁字”。乾隆二十三年(1758)开始集资,到三十七年(1772)买了130多间房,成立钱江会馆,虽仍以地区命名,实际是绸缎专业会馆了。会馆免费供行商寄居,并设有防盗、防潮的仓库。但要声明,和唐代以来的颁店不同,不准接待私人过客;这就是说,它是严格的本行同业的组织。

  商人会馆与过去团行、铺行更重要的区别,恐怕还不在于它的地域、乡土性,而在于它完全摆脱了官府的羁绊,成为纯粹的商人自己的组织。商人创建会馆时,必然找一些本籍的名宦和乡绅作发起人,也多有当权官吏捐资,但在史料中,未见有须经官府批准之说,这一点大约是沾了试馆和同乡会馆的光。商人会馆的活动,如前所列,包括把神在内,可以说都是为了商人自己的利益。可能由于资料不全,尚未见会馆承担官府科索的记载;上引靛行是因自派经纪而要代缴牙税,且自称“聊充输纳国课应卯”,有特例之意。史料中亦未见官僚把持商人会馆之例,相反,原来的试馆“主权落于商人之手”的事,倒是有之。【13】这是因为,试馆常因“人才消歇,曹署乏人”而陷于困境,商人会馆则因抽厘(成员按营业额抽约1%的款)而经费充裕,有持无恐。

  从这方面说,清代的商人会馆,较之过去的团行、行铺,是一个进步,也更具有行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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