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发展的复杂形势——《中国家庭史》第一卷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

　　公元2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种种矛盾全面爆发，阉竖乱政、外戚专权、胡狄侵扰和声势浩大的黄巾战争，通过内部腐蚀、骚乱和外部冲击，最终摧毁了东汉王朝。从此，中国家庭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并且非常独特的演变阶段，即魏晋南北朝时期。

　　就其主线而言，魏晋南北朝家庭的历史发展，也许仍可认为是遵循着战国秦汉以来的一贯路向。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民族关系、政治形势、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家庭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特殊的历史现象，其形态与结构、内部和外部的亲属（宗亲）关系、伦理观念和生活状态等等，都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历史特点。

第一节　家庭发展的复杂形势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家庭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显著历史特征，是社会动荡、战乱频仍。随着东汉王朝的土崩瓦解，各地军阀、豪强力量经过数十年的血腥厮杀，逐渐结成了曹魏、孙吴、蜀汉三大政治集团，三国鼎立、互相攻掠。最终，曹魏及由司马氏集团篡政继立的西晋，凭借其经济与军事实力，在公元263年西灭蜀汉之后，复于公元280年东吞孙吴，重新实现了统一。然而，两晋统一是十分短暂的，经济恢复、天下晏然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自两汉以来不断积攒下来的众多深层社会矛盾，并未因表面的政治统一而迅速消弭，通过玩弄政治权术、欺人孤儿寡妇和残酷杀戮政敌而建立的司马氏政权，根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来得及实现社会秩序的全面重构，就因皇族内部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八王之乱”骤然分崩离析，天下重新陷入大乱。中原地区的政治动荡，给边境少数民族以可乘之机，公元316年，随着少数民族的大举内侵，又发生了“永嘉之乱”，西晋王朝因而倾覆。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为混乱的政治分裂与战争动荡时期，北方处于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如走马灯一般，在中原大地上建立政权，纷争逐鹿、杀伐不已。直至北魏时期，北方才出现一段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但随着“六镇之乱”的爆发和北魏的覆亡，那里又先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在南方，“永嘉之乱”后南逃的世家大族拥立司马氏建立了东晋。至公元420年，刘裕颠覆东晋建立了刘宋。是后，宋、齐、梁、陈迭相更代。虽然这一时期南方社会局势比北方相对安定，但是，以正统自居的南朝并无力收复中土、混一中国，只能维持偏安江左的残局，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灭陈，南北分裂的局面才终告结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400年，是政局动荡、社会扰攘、战乱频仍的400年。在此400年中，可以说每个王朝都是国祚不永，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的政治理想，始终是无法成为现实的梦幻泡影。相反，历次大规模的战乱兵燹，继以饥荒疾疫，都造成无数黎民百姓颠沛流离、转死沟壑。翻开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到处可见良田废为蒿莱、城郭荡为废墟、人相啖食、白骨蔽野、千里不见炊烟之类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例如东汉末年丧乱，北方“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1]至于西晋末年的情形，则如《晋书》卷109《慕容鱿载记》所云：“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同书卷62《刘琨传》亦载琨上表称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即使生于土族衣冠之家也是命如悬丝，不免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因此，对于芸芸众生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的时代，家庭生活充满了忧患、痛苦与哀伤。

　　在战乱频仍的岁月，人口大量流徙和死亡，导致残破家庭大量增加。虽然我们无法从统计学上加以具体说明，但是史书记载给我们的印象是，即使在上流社会的士族阶层中，因父母子女死于兵荒马乱和极度贫困而导致幼年失怙、老迈无依者，因逃难失散、遭受掳掠或被隔绝在敌国而夫妻离散、不知存亡者，也是为数众多。普通百姓家庭因战乱而支离破碎者更是比比皆是、难以计数。史称：“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沉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子，十室而九。”[2]当时残破家庭经济上的窘迫和情感上的哀戚，是生活于和平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迫于生计和情感的需要，一些破碎家庭往往重新组建：幼失怙恃者，或依养于外家，或寄食于叔伯、兄嫂；孤寡老人往往由宗亲子侄养老送终，否则晚景极其凄凉，甚至死后不能入土为安。凡此种种，导致此一时期的家庭类型、结构和生活情态的多样化，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化。由于社会动荡和经济贫困，家庭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明显下降，婚嫁丧葬的吉凶之礼更难齐备，成为当时士人经常讨论的重要话题。

　　规模浩大的民族大迁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迁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时代的又一显著历史特征。其中既包括草原游牧民族像潮水般涌人中原，也包括前所未有的中原汉族人口大南迁。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都对这一时期的家庭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东汉后期开始，由于气候渐趋寒冷，那些“逐水草而牧畜”的草原民族，经济生活日益窘迫，被迫逐渐朝东南方向移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社会的动荡和残破，给游牧民族造成了天赐良机，使之得以乘机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成为当地政治上的统治者。游牧民族的大量内迁，不仅改变了中原地区的种族构成，也大大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面貌，当地的家庭历史面貌包括家庭形态、亲属结构、家庭观念（特别是婚姻观念）以及家庭的经济生产和生活状态，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十六国北朝时期，大多数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以后，出于对汉族文化的仰慕和政治需要，多推行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政策，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的家庭模式和伦理观念，最终与汉族渐趋融合同化。但是，惯于以部族为单位骑射畜猎的牧民，并不能立即割断其游牧文化的脐带，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他们原有的某些传统，对汉族家庭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肾f六国N：tl：朝时期，中原社会胡风盛行，即使从家庭层面来说，也是胡汉观念和习俗彼此糅杂，既不同于魏晋，又有别于塞北，与同时代的江左相比也是此泾彼渭。直至唐代，我们仍可看到游牧文化对北方家庭的熏染和影响。

　　在东汉末年和“永嘉之乱”期间，中原士庶为逃避战争而大量南迁，不仅增加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力量，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人口，也促进了汉族社会组织方式和文化观念向广大南方地区传播，包括家族、家庭组织和礼法制度、伦理观念的传播。当时，人们往往由士族领袖和地方豪帅带领，举家合族南下避难。例如“永嘉之乱”时，山东士族徐邈“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3]；范阳“旧姓…‘（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后来亦迁往京口[4]。毫无疑问，这种以士族为领导，以宗亲组织和家族、家庭为单位的人口南迁，不可避免地将中原社会的家庭文化传统移植到南方地区，并对南方土著社会的家庭产生影响。不过，由于这种迁徙是在特殊危急的情形下进行的，到达南方之后又面临着与故土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与生态环境），南迁的汉族家庭，必定由于现实的生活需要，在许多方面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调整和改变，有些传统被强化了，另一些传统的影响和作用有所减弱。这些因素，造成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家庭，与此前时代和北方地区相比，也呈现出某些特异之处。

　　由于前所未有的民族迁徙运动，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社会，都是众多民族文化互相错杂，家庭面貌呈现出异常复杂和色彩斑斓的局面。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政治分裂和文化隔离，南北家庭在不同的区域自然与社会条件下分途发展，呈现出相当明显的差异，既表现在家庭的规模和结构方面，也表现亲属关系、婚育习俗、伦理观念和口常生活等其他方面，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常对南北家庭的情况进行比较，南北士族在不同场合中常常彼此攻讦、耻笑，往往透露出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等级（阶级）分层复杂，士庶良贱地位悬隔，从另一方面给当时家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社会身份、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以下三大等级[5]，不同等级阶层又可分为多个类群，家庭面貌各不相同。

　　（1）贵族阶层：包括皇室和门阀士族。贵族阶层既垄断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权力，又享有广占土地、免除赋役、复客荫户等种种特权，这些特权有不少是世袭的。贵族阶层多有世传家学，重名教家规；在婚姻关系上，非常讲究门第、仕宦和地望，这是他们自我标榜的文化资本。如果从家庭史的立场来观察贵族阶层，我们可以发现：士族是以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相结合、政治地位与经济特权相结合的特殊家族集团，其规模往往相当庞大，“累世同居”的情况较为多见。除了少数居于核心地位的家庭亲属外，士族集团还包括许多宗亲族党，领隶众多门生故吏、妓妾歌僮、部曲家兵、佃农奴婢和庇荫户，组织结构和内部关系都相当复杂，实际上包括了许多不同等级身份的家庭。

　　（2）良民阶层：包括具有自由身份的寒门庶族地主、编户农民和自由个体小手工业者如金户、银户、盐户、滂民等。虽然从经济地位上说，寒门庶族地主属于剥削阶级，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均远不及于门阀士族，通常只能担任下品浊官即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掾属、佐吏，也不能像后者那样享受免除赋役、荫占民户之类的经济特权，礼法家规和文化教养都远不及士族。虽然他们力图攀附高门，但常常遭到拒斥和排抑。不过，由于经济地位较高，有的富裕地主虽是寒门庶族，家庭规模也比较大，抑或“累世同居”，只是总体来说远不及于贵族地主。至于编户农民和自由小手工业者，则属于自食其力的平民百姓，家庭结构与规模与前后时代相比应无太大差别。

　　（3）贱民阶层：是指那些不具有或者不完全具有自由身份的民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贱民阶层构成复杂，名目繁多，难以清理罗列，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有佃客、部曲、奴客、厮养、奴婢、军户、吏家、百工户、杂户、牧户等等。其中前五者大体隶属于私家特别是贵族，后几种则隶属于官府，受国家控制；此外还有僧祗户、佛图户，是隶属于寺院地主的贱民。由于不具备自由身份，除了极少数特例之外，贱民阶层难以像普通平民那样自由地建立家庭和享受家庭生活，不仅不得与良民通婚，而且对自己的婚姻也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其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都要受到主人的严格控制。

　　如上种种复杂的情况，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类型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家庭生活情态和面貌也因之显示出其他时代所难以比拟的复杂性，而社会等级壁垒森严、门第观念强烈则是这一时代家庭（首先表现在婚姻方面）的基本特征。文献告诉我们的，大多是士族阶层，或者符合士族家庭伦理标准的孝义、节烈人物的家庭情况，实际上并不能代表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这给我们观察这个时代的家庭带来了很大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减弱和战乱频繁，门阀土族和豪族、酋帅势力明显膨胀，地方宗族组织对家庭的控制明显加强，这使得个体家庭被迫同时也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附于家族和宗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个体家庭的独立性质较之两汉时代均明显减弱。这一时期，家庭的规模似乎有所扩大，累世同居的家庭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比前代有所增加，同时“家”与“户”的关系变得复杂和模糊，“千丁共籍”、“百室合户”的情况时见记载，“家”与“户”的同一性远不似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那样明显。这些都可视为当时个体家庭独立性减弱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不同思想文化彼此激荡的时代，儒家、佛教和道教观念的彼此扦格和互相吸收，对当时的家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东汉王朝的覆亡，原有的社会文化秩序也全面解构，儒家礼教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受到了严重怀疑，这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家庭观念、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成员的行为。魏晋名士对名教的批判和他们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正反映了这一事实。

　　恰在这一时期，宣扬因果报应，并提供追求来世、离尘脱苦法门的外来佛教和在本土成长起来的，主张通过各种修炼方法实现身体健康乃至长生不老、肉体成仙的道教，对于长期生活在乱世刀俎之间和不断受到饥饿、疾病困扰的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不仅士人阶层趋之若鹜，企冀从中寻找到精神的归宿，许多普通百姓也翕然风从，幻想由此解脱贫困和疾苦。佛教和道教因而迅速传播，对家庭的伦理观念和家庭的实际生活，都造成了极大冲击。

　　按理来说，由于儒家名教对社会、家庭和个人思想禁锢的瓦解，在当时的人们婚姻与男女交往等方面应享有较大自由。的确，在家庭问题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曾一度出现过男女“任情而动”、“率性而为”的自由风气。然而，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我们又看到了一种与此明显相悖的情况：关于孝义节烈的故事、关于礼法家规议论，充斥于这个时期的史传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势衰颓，皇权减弱，门阀士族力量更加膨胀，家族门第观念亦因而强化，家族力量对个人的禁锢非但没有减弱，似乎还有所增强。而高门望族的地位得以确立并维持不坠，并不仅仅是凭借其特殊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亦由于其严谨的礼法家风和世代传承的家学传统。因此，在当时社会，至少在士族阶层的家庭和家族之中，儒家伦理和礼教的束缚力量并未严重削弱，在有些方面反而有所增强。

　　自东汉以降，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门第观念因而产生，世家大族得以兴起；及魏晋以后，虽然社会正经历着千载未有的大变局，通经致仕逐渐成为历史的旧迹，但门第传统、家族理想、风仪礼法与经史家学却被顽强地坚守下来，并且得到了强化，成为世族高门夸矜于世的文化资本。与此同时，当国家权力支持的正统官学式微之时，世族高门的私人家学却异常兴盛，很多家族都有专精而世传的家学；在许多高门望族之中，博通经史、熟谙礼制，或者长于文章、诗赋和书法的硕儒专才，代代相继，累世不竭。由于家学的兴盛，传统学术得以继承，通过家族而传载，而许多新的学术成就亦从私学家门中涌现。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礼学特别发达，这正与当时门阀世族重视礼法家规的家庭生活实际相呼应。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困扰的时代，对于家庭的历史发展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注释：

[1]《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篇》。

[2]《晋书》卷lll《慕容儁载记》。

[3]《晋书》卷91《儒林传》。

[4]《晋书》卷62《祖逖传》。

[5]这一划分，大体上遵从朱大渭等人所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8年版，第22—38页论述。